王 芳，孙世文，张 慧，徐鑫芬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浙江杭州 310006

随着我国三胎政策的实施及对优生优育的重视，人们对孕期保健知识的需求较前提升。孕妇学校是针对孕妇、产妇及家属普及孕期知识，帮助孕妇及产妇安全渡过妊娠、分娩和产褥期而开办的孕期健康教育基地[1]。系统高效的孕妇学校教育在提高孕妇孕产期保健知识水平、缓解分娩过程中的焦虑和紧张情绪、降低剖宫产率、提高母乳喂养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2-3]。但目前全国孕妇学校的开展良莠不齐，针对孕妇学校建设的基本要求、管理模式、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等方面缺乏明确的标准[4]。本研究旨在了解全国孕妇学校的开展现状及教育成效的影响因素，为加强孕妇学校规范化管理，更好的满足孕妇、产妇及家属的教育需求，促进围产期健康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基于地理位置和医疗机构数量的差异，2019年8月至9月按照全国7个行政区域(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西南、西北)，共抽取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各类医院参与调查。纳入标准：已开设孕妇学校；有独立产科科室；具备分娩单元或分娩条件。排除标准：孕妇学校管理者无法获取孕妇学校相关管理数据者；调查表未完整填写。

1.2 研究工具

本研究使用自行设计的孕妇学校开展现状调查表进行调查。该调查表在查阅相关文献的基础上，由多名专家共同讨论编制。调查表由三部分内容、共22个条目构成，主要为医院一般资料，包括医院所属区域、级别、性质、是否爱婴医院等；孕妇学校开展现状，包括孕妇学校开设年限、固定授课场地、管理科室、专职工作人员、师资构成、课程内容设置、授课方式等；孕妇学校教育成效，包括课后知识知晓率(孕妇学校管理者根据孕妇学校后台管理数据，计算得出课后知识知晓率后如实填写)。

1.3 资料收集方法

调查表为电子版，采用网络形式填写。调查前，由研究者先对各省发放负责人进行调查表填写与回收注意事项、质量检查等相关培训，经过培训的各省发放负责人再进行调查表的发放与收集，对填写过程中相关问题进行解答和指导。各孕妇学校管理者根据其孕妇学校管理情况及数据如实填写调查表。最后再由研究者对回收的调查表进行审核。本研究共发放电子调查表534份，其中4家医院无孕妇学校，7家医院2018年无分娩病例，11份调查表条目填写不全予以剔除，回收有效调查表512份，有效回收率95.88%。

1.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23.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采用频数、百分比描述，计量资料采用均数±标准差描述。采用x2检验、Mann-Whitney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孕妇学校教育成效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医院基本情况

本次共调査全国512所医院，区域分布分别为东北50所(9.8%)，华北46所(9.0%)，华东194所(37.9%)，华中49所(9.6%)，华南106所(20.7%)，西南44所(8.6%)，西北23所(4.5%)。孕妇学校所属医院级别：一级医院9所(1.8%)，二级医院216所(42.2%)，三级医院287所(56.1%)。医院性质：专科医院200所(39.1%)，综合医院312所(60.9%)；494所(96.5%)公立医院，18所(3.5%)民营医院；482所(94.1%)爱婴医院，30所(5.9%)还在爱婴医院创建过程中。

2.2 孕妇学校开展现状

512所医院孕妇学校开设年限为0.3～43.0年，平均(11.45±7.60)年。其中，481所(93.9%)有固定授课场地，370所(72.3%)有归属管理科室，324所(63.3%)有专职工作人员。512所孕妇学校师资共7 303人，其中高级职称2 823人(38.7%)、中级职称3 127人(42.8%)、初级职称1 353人(18.5%)；348所(68.0%)医院会定期进行师资专项培训。孕妇学校课程设置情况见表1。

表1 孕妇学校课程设置情况(n=512)

2.3 孕妇学校课后知晓率单因素分析

本调查中512所孕妇学校2018年共开设课程：76 058次，共服务孕妇、产妇及其家属1 613 633人。孕妇学校的课后知识知晓率为3%～100%。根据等级医院评审中对母乳喂养知识知晓率的规定，本研究以课后知识知晓率<80%为未达标组，≥80%为达标组，其中未达标组为137所，达标组为375所。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单因素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单因素分析(n=512)

表2(续)

2.4 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分析

以单因素分析中有统计学意义的影响因素为自变量，以课后知识知晓率为因变量(知识知晓率<80%为0，知识知晓率≥80%为1)，用Logistic回归分析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孕妇学校开设年限以原始值输入，对其他自变量进行赋值，具体包括管理科室：无=0，有=1；专职工作人员：无=0，有=1；高级职称师资：无=0，有=1；产后康复：无=0，有=1；孕期运动：无=0，有=1；其他授课内容：无=0，有=1；实操演练：无=0，有=1；精品课程：无=0，有=1；视频授课：无=0，有=1；参观授课：无=0，有=1。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孕妇学校开设年限、实操演练为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的影响因素，见表3。

表3 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Logistic回归分析(n=512)

3 讨论

3.1 孕妇学校开展现状分析

孕妇学校通过有组织、有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在加强孕妇自我监护和产前筛查、减少产科并发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3]。本研究结果显示，512家医院开设孕妇学校年限为0.3～43.0年，平均(11.45±7.60)年，93.9%(481/512)的医院孕妇学校有固定授课场地，相比曹奕等[5]研究中48.3%的孕妇学校有固定授课场地有改善。27.7%(142/512)的孕妇学校处于无明确归属管理科室状态，36.7%(188/512)的孕妇学校无专职工作人员。孕妇学校师资职称主要以中、高级为主，分别为42.8%、38.7%，与董斯佳等[6]的研究结果相似。本研究中孕妇学校课程内容以促进自然分娩、母乳喂养、孕产期保健、新生儿护理、产后康复、孕期运动等为主，与当代孕产期知识需求契合[3,7]。孕妇学校授课方式多样，以大班教学和实操演练为主，同时涵盖精品课、视频、自媒体等。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孕妇、产妇的学习习惯发生了变化，约88.7%孕妇、产妇会利用网络获取孕产期保健知识[8]。孕妇学校传统的现场授课方式已经不能更好的满足孕妇、产妇围生期保健服务需求，基于互联网的教学模式更利于对孕妇及产妇实施多途径、分阶段、有针对性的产前健康教育[9-10]。但本研究中孕妇学校授课模式仍以大班教学及实操演练等现场授课方式为主，建议今后积极开展基于互联网的多元化授课模式。

3.2 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影响因素

本研究中全国512所医院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为3%～100%，低于广州、天津市等孕妇学校课后知识知晓率[3,11]。进一步分析孕妇学校课后知晓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孕妇学校开设年限是课后知识知晓率的独立影响因素，原因可能为：创建年份较早的孕妇学校拥有较为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管理制度及更有经验的师资等，有助于提升授课质量及教育成效。本研究结果表明授课方式中实操演练是提升课后知识知晓率的保护因素，与既往研究结果一致[12-13]。实操演练授课为孕妇互动参与式教育模式，可充分地调动孕妇、产妇学习的积极性及主观能动性，从而促进孕妇、产妇对母乳喂养、新生儿护理、产后康复等技能的掌握。

3.3 孕妇学校未来发展设想

孕妇学校在我国各大医院中已普遍开展，但是各地区及各医院孕妇学校发展水平良莠不齐，在孕妇学校管理、师资配备、课程内容、授课方式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导致不同医院孕妇学校教育成效有显著差距。为促进我国孕妇学校更加规范化、高效化地发展和运行，首先，应完善孕妇学校自身组织管理，明确孕妇学校归属管理科室，设置专职工作人员，保证孕妇学校的规范化管理。其次，合理设置师资结构，重点吸引高级职称师资，同时也积极纳入恰当比例的中级职称师资，不同级别师资各自发挥其优势所在。最后，应基于孕妇、产妇需求和学习兴趣设置授课内容，积极发展多元化授课模式以促进孕妇、产妇对孕妇学校课程参与度及满意度的提升，改善孕妇学校教育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