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房鑫亮

初识苏渊雷先生，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那天，华东师范大学（下称华东师大）文史楼底层的一间大教室里，坐满了前来聆听学术报告的莘莘学子。酒后满面红光的先生操着一口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滔滔不绝地纵论传统文化，文学、史学、哲学、艺术，话题不断变换，令听者的思维也随之不断跳跃。当他吟唱刘禹锡《再游玄都观》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时，双目微合，似乎神游物外。后来我才知道，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所经历的坎坷与刘禹锡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抵来说，他青年时期主要从事革命活动，并为此入狱7年，此后则努力于学术探索。由于他有杰出贡献，曾膺选为中国孔子基金会理事、唐代文学会理事、中国韵文学会顾问、中华诗词学会顾问、上海市楹联学会会长、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上海市佛教协会副会长等职，并获得国务院颁发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荣誉称号。

一、生于忧患，献身革命

1922年秋，他考入设在温州的浙江省立第十师范学校。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酷好新文艺，与后来成为烈士的同学蔡雄及朱维之、金贯真等先后组织“宏文社”“血波社”等团体，因文会友，研讨新旧文学。晚岁忆及当年，仍对蔡雄的见解赞赏不已：“尝与我论诗，谓谢朓‘朔风吹飞雨，萧条江上来’二句，壮则壮矣，终不若陶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之为一片神行，不费气力……尝谓西汉古朴，难得其神；齐梁绮靡，不足取法；唯魏晋间文，情词并茂，斯为上乘。谈言微中，亦艺苑之珠林也。”稍后，整理国故之说浸盛，他自以为学殖肤浅，无立身之本，转而钻研古籍，遂读《史记》《汉书》《昭明文选》及诸子，在感悟祖国博大精深的文化的同时，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时的他意气飞扬，立志探寻义理，综合众说，成一家之言。

1924年，孙中山北上，倡议召开国民会议，他开始关心国事，投身社会运动。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震惊之余，他“稍稍明了国势国情，社会主义思潮渐入脑际”。同年，担任温州学生联合会主席，阅读了《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ABC》《新青年》等书刊，并结合现实，发表《十月革命放歌》长诗。次年4月加入共青团。夏间，代表浙江出席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八届学代会”，参加了张太雷主持的党团活动。回温州后，撰写《粤游新记》，宣传广东的革命新气象，并赴瑞安、平阳、乐清各县宣传革命。当年秋，转为中共党员，任中共温州独立支部宣传委员。稍后，与蔡雄合编《一年来温州学生运动的回顾与展望》。

1927年“四·一二”政变发生后的第三天，根据北伐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密令，他被捕入狱，次月被押送杭州陆军监狱。先后经“清党委员会”“特种刑事法庭”审讯，被判刑19年。据黄仁柯《陆军监狱》一书记载，当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杨虎等人曾要求将陆军监狱中关押的中共要犯全部押解上海军法审判，但被主政浙江的周凤岐所拒绝，因为他不愿让别人插手浙江的事情。如果这些犯人当时被移送上海，很可能会被杀害。

他入狱后，虽然知道自己案情严重，但毫不畏惧，将生死置之度外，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曾写下“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而奋斗是它的手段。牺牲是不可避免的，可惜我这略有组织和宣传才能的青年过早地离开人世”的遗言。由于监狱的生活极其严酷，一些难友不堪折磨，不幸去世。为了争取获得放风等基本权利，他与难友们几次绝食，一起坚持斗争，坚贞不屈。他还积极投入到狱中党组织倡导的读书运动中去。狱中禁绝书报，他们就买通看守，高价购买。在狱中数年，他与薛暮桥、骆耕漠、徐雪寒等人秘密研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经济学大纲》《帝国主义论》等马列著作；并阅读了《物种起源》《比较宪法》《欧洲政府》《社会学导论》《世界革命史》《古代社会》等大量历史、哲学、自然科学及佛经书籍；还自修英语，阅读了《罪与罚》《屠场》《马丁·伊登》等原著，并翻译英美诗歌数十首。这些，为后来从事学术研究厚植根基。因此，他自称毕业于“陆军监狱大学”。

苏渊雷 被捕入狱第一天，写给战友的信，1927年5月3日

1933年，他在旅杭温州同乡会会长、太湖水利局局长林同庄保释下出狱，但与党失去了联系，随即赴上海任世界书局编辑。不久，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徐雪寒、石西民等先后出狱到沪，他参加了薛暮桥、骆耕漠等领导的中共外围组织的活动，后来又与钱俊瑞、徐雪寒等创办新知书店。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投身于救亡活动。南京沦陷前，他在危城中接办沈钧儒任社长的《抗敌周报》，出至最后一期才撤离。1938年武汉撤退前夕，他适任军医署长胡兰生的机要秘书，曾说服胡氏拨出大批医疗器材和药物，交给第十八集团军驻武汉办事处，用于建立八路军医院。1939年撤至重庆后，先后任职于中国地政研究所及中央政治学校、国立体专、立信会计等校。因在所授哲学课上介绍马克思主义，与学校当局不合，不久即辞职。随后创办钵水斋书肆，与流寓巴蜀的马一浮、柳诒徵、马衡、顾颉刚、尹石公、孙伏园等学界人士时相过从，经常出入书肆的还有章士钊、张宗祥、沈尹默、钱穆、傅斯年、沈钧儒、黄炎培、冯玉祥、张一麐、杨家骆、李约瑟、高罗佩等中外名流。抗战胜利后，他担任中国红十字会秘书兼第一处处长、中华工商专科学校教授兼总务长等职，曾极力反对并阻止了派红十字会救护队赴内战前线为国民党军队服务。

1949年上海解放，在随军来沪的徐雪寒、骆耕漠介绍下，他担任了上海市军管会高等教育处兼文管会秘书，负责两机构的筹备工作；不久又参与筹建上海市佛教协会，并被推为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百废待举，柳诒徵、尹石公等耆宿一时未得妥善安置，出于故人情谊和对人才的爱惜，他为这些友人做了适当安排，使之免于衣食之忧，笔者曾数次亲闻柳氏后人对此感激不已。不料，因事先未做汇报，他被主事者指为“干涉行政事务”，遂拂袖而去。稍后，任华东财委会计划部专员等职。1954年，转入教育界，调任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兼民盟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副主任。

苏渊雷 草书 《依绿园三绝句》横幅

二、直面人生，有容乃大

1957年，针对高校中存在的问题，他几乎同时在《文汇报》《解放日报》上发表两篇文章，提出“专家教育与通才教育”“关心时事与自觉学习”“教学大纲与课堂争鸣”“团结老辈与培养新生”，以及知识分子如何进行自觉改造、如何正确贯彻“双百方针”等问题。1958年，在反右补课中，他被错划为右派。据他说，当时学校领导曾专门召集右派训话，现场气氛极为压抑紧张，轮到他表态时，却公然回答：“想不通！”该领导不禁大怒，下令不准离开，等想通再走，为此而被留置多时。不过，他最终仍未低头。后来他被发配黑龙江，虽然不能说全是激怒领导的原因，但显然与此不无关系。在东北长期艰难困苦的岁月里，他乐观自信，教书育人的同时，潜心学问，撰写了大量论著。1962年，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关怀下，他才被摘掉右派帽子，原因据云是总理和邓颖超十分清楚他在抗战中为党所做的工作。他对周总理的感情也很深，当总理去世噩耗传来，几乎无日不饮的他整整戒酒一星期，以示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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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长期遭受冤屈，但在长达十几年的接触中，却几乎没有听到过他的抱怨，即使对曾经伤害过自己的人也没有什么怨言。偶尔讲起那些不堪回首的日子，虽然不免会提及当时的众生相，但语气平和，更多的是讲怎样受旧友照拂、结交新友之事。比如，在打成右派之前，石西民等友人已经有所暗示，并要他尽量看得开。数十年后，他仍对这些朋友心怀感激。又如在东北期间曾被下放黑龙江五常县农村，他保持了乐观心态，经常与当地人一炕喝酒聊天。“十年浩劫”中，他备受磨难，1971年被迫退休返籍。回乡后，在坚持学术研究之余，他与故乡父老情深意笃，经常为他们写字作画，还指导当地的渔民画家。直到1979年初，才沉冤得雪，回华东师大历史系复职。返沪后，一度蜗居师大一村的筒子楼，当曾经伤害过他的教师闻讯登门道歉时，师母想到数十年的艰辛，不免难以释怀，但他却说：“那时他们还年轻。”有些曾在各种运动中风云一时的人物“文革”结束后处境艰难，他在开会时遇见，却不以为意，照常喝酒聊天，并为其学生介绍工作。每每忆及这些，不由想起他的自挽联“有容斯大，无欲乃刚”。

苏先生平易近人，从不以居高临下的口气说话。因此，青年教师都愿意到他家里坐坐，而听他讲学林掌故更是极大的享受。凡他接谈过的人，都会感到其春风化雨的温煦和包容四海的胸襟。记得初入师门面聆教诲时，在先生的盛名之下，不免紧张。可他却总是招呼：“来来，喝酒，喝酒。”有时惹得师母嗔怪：“你怎么老是叫学生喝酒？”于是，起初的局促也就消失了。我早就听说先生好酒，每日必饮，尤其是写字作画时必须先喝酒，而且喜欢有人陪饮，微醺之后才入佳境。后来知道，这些传闻不虚。记得有一次在郑州，他为求书者写字，身边没有酒友，于是我不得已临时充当陪客。因性不善饮，其实只是稍微沾一下，徒具其形而已。他则一边不时啜酒，一边当场作诗写字，一幅幅作品一挥而就。我最后一次看到他喝酒是在他去世前几个月。那天是中秋节，他从医院回家，打开一瓶五粮液，尝了一下说：“是真的。”还要我也喝一点。不过，可以看出，他显然已经没有昔日陶醉的神情了。我不由想起，有一次闲聊之时，他曾说过“哪天不能喝酒就不行了”，不料一言成谶。

作为著名书法家，经常会有人包括陌生人慕名求索书画，他一般都会尽量满足，从不在意对方身份，或是否旧识。有一次，他要我寄一幅字给一位在新疆工作的华东师大毕业生，而这位学生与他并未见过一面，只是仰慕先生，才来函请求墨宝。又有一次，他要我把一幅字送历史系一位教师，由其转交一位患癌症的外地中学教师。更有一次，一位中学生集邮，向“苏爷爷”索要亲笔书写的实寄封。天真的孩子哪里会知道先生的繁忙。在寄信时，我忍不住附了封短信，告诉他苏爷爷很忙，请他以后没有事情不要再打扰。不过，先生又是性情中人，有时对个别汲汲索取者也会感到厌烦。曾有人数次带不相识者登门索序索字，使他不胜其扰。这时他虽不至于逐客，但往往会闭目养神，如老僧入定。

苏先生自小养成了同情弱者的悲天悯人的性格，慷慨好客，喜纾人难。约1984年的某一天，在华东师大校门前的大草坪旁遇到一位外地来沪的老者，向我打听：“苏渊雷先生在什么单位？”在带他去先生寓所时，老先生说，新中国成立前在战乱中曾与苏先生偶遇，得毛毯相赠，已经几十年没有见面了，这次因事过沪，听说他在华东师大任教，才匆匆寻来。这样的事情其实并不鲜见。抗战期间在重庆，他虽然只能借钵水斋书肆勉强谋生，但当心理学家高觉敷等从广西避难来蜀，仍受到热情接待，暂寓书肆。由于主人好客，钵水斋始终高朋满座。直到晚年，他的家中也还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又如，1991年我国遭遇特大水灾，他委托《文汇报》读者服务社举办“苏氏三代书画义卖展”，所得巨款全部捐献灾区。即使在患病住院、饱受病魔折磨的最后时光里，当他听闻病友遇到困难，辄深表同情，并不时接济，被称为“佛光普照”。

三、探究学术，精义纷披

苏先生挚爱祖国文化，终身致力于抉发和弘扬传统文化精微、吸取外来文化精华的学术研究工作。他好学敏思，博闻强记，文史哲兼通。为学喜作宏观研究，连类并举，探赜索隐。文章出自胸臆，毫无矫饰。他虽谙熟儒家经典和诸子，但从不以引经据典为旨归，治学特别注重“会通”，不做一往偏执之论。自古以来，学林多重考据和义理而轻辞章，但他却能平等对待，认为三者各有长短：考据家虽注重证据，但往往舍今求古，征集多而发挥少，以工具之学为学问的极致；义理家则舍人事而言性天，束书不观，游谈无根；辞章之学虽历来备受垢议，非学问的终极目标，但自有其价值，如果言而无文，则行之不远。因此，将考据和义理置于较高地位而轻视辞章之学的看法是片面的。

他著述丰硕，撰有《天人四论》《中华民族文化论纲》《宋平子评传》《玄奘新传》《读史举要》等著作30多种，论文百余篇，以下择要略作介绍。

他第一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是撰于狱中的《易学会通》。该书“初步运用历史辩证观点，沟通老庄、黑格尔和达尔文学说”，对《周易》做出新诠释，后来还被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列为参引书目。

20世纪30年代初，他曾撰长文《文化综合论》，纵论中国文化建设及其相关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机会刊布。直到几年后《文化建设》月刊发起关于“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征文活动，这篇旧作才得以发表。针对当时治旧学者动辄讥弹治新文艺者为肤浅，而后者则反讥前者为陈腐的情况，他主张批判地综合中外文化，以建设民族新文化，并强调在综合之前，应当先尽量对国学和西学做合理批判，目的是为我所用，是扬弃而不是抛弃。他指出，文化具有“三性”，即继承性、吸收性和创造性，从“怎样继承传统文化”“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怎样创造民族新文化”等三个方面做了深入阐述，既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反对关门主义，提出了“文化综合论”的主张。这些观点，一生未变。

在正确对待传统文化方面，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如何评价儒家。“十年浩劫”中，儒家学说遭到曲解和无理批判，他对此极为不满，指出必须正本清源，将孔子与后世儒家及儒家末流区别开来。他认为，儒家学说历久不衰是有合理性的。晚周百家争鸣，老、孔、墨为显学，老子主张无名无为，不利于干涉；墨家重兼爱尚贤，不便于专制；孔子则逊言慎行，切问近思，致力于民生日用，修己治人，严等差、重秩序，向百姓讲服从，向君主讲仁政，以宗法为维系社会的手段，有利于封建君主专制的巩固。

儒学还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秦汉以降，我国社会在不断变化之中，而孔学也与之相应蜕变。从西汉董仲舒倡议独尊儒术起，到六朝战乱频仍，民族播迁，儒学和诸子之学无法满足时代要求，清谈玄学也无发展前途，佛教遂乘虚而入，成为人心解放的触媒，这是中国第一次接触外来思想的时期。到了隋唐，则由吸收而进于融化。宋明两代是新儒家在与佛老互相影响、斗争过程中，改变孔学面貌，发挥自己思想的“理学”时代，结果是儒、佛、道三教合流。程朱一派对孔学思想虽然有所提高和深入，但其末流却阳儒阴法，遂招致“理学杀人”的讥评。

他指出，综观我国学术发展的史迹，足知学术必须切于人事，理想不离现实，才能生存、传播。然而学术经世，必须以经国利民为旨，虽不废功利，但更要匡君宥民、扶危济难，与法家之急功近名，以首级论赏，以酷刑树威，万夫柔而一夫刚不同。但是，两千年来，儒家的君权思想被片面利用，甚至被推向极端，而其精华——大同思想和仁爱精神却从未发扬光大，阳尊阴抑孔学的结果，使世人养成笃旧服从的奴性，此实为后学末流之罪，而非孔子本意。

他十分鄙视菲薄民族文化者，对这些人，无论名家还是新进，均不齿为伍。他曾说起，在一次会议期间，有一位以排击孔子著称的名学者向他求书，结果却得到了寓意讽刺的字幅。晚年，他还对一度弥漫学术界的蔑视传统文化的现象进行过批评。

他的另一著作《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论述了佛教尤其是禅宗对我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他指出，佛教自两汉传入，至魏晋以后，对人民的精神以及学术思想的演变，无论在积极或消极方面，都产生过深远而巨大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禅宗。禅宗虽创于中唐而盛行于晚唐、五代，是中国佛教六大宗派中晚出的一支，但其学术思想更多地综合以前的佛学，宋明以来，流布最为深广，几乎独霸天下。禅宗畅行，始于道信、弘忍所创的“东山法门”。五祖弘忍门下神秀、慧能又立“北渐”“南顿”二宗，北宗禅法特点为“拂尘看净，方便通经”的“渐修”，深受当时朝野重视，神秀曾被武则天封为帝师。安史之乱后，寺院经济和佛教文献迭经战争破坏，偏重“义学”的北方佛教失去了物质凭借和活动余地，随唐朝的衰落而式微。南方禅者多出山区素族，不立文字，宣传“即心是佛”“心静成佛”，主张“顿悟”“自力”和简易修持得法，对劳苦大众和中下层文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深入到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他对禅宗的特点做了简单的归纳。禅宗的传统是不说法、不著书，只觅取可传衣钵之人，所谓“各述己意，以凭传付”。他们从现实生活和思想本身出发，揭示矛盾，凭觉性的智慧冲破一切障碍，直接领会人生与宇宙诸法实相，摆脱文字的桎梏，受用解脱的喜悦。他们尤喜在象征、暗示、启发的形式下，接引学人，表达体验的境地。禅宗的“烧木佛”“这里有祖师么，唤来与我洗脚”等呵佛骂祖、打破偶像、粉碎权威的革命精神，影响了宋明理学以至清末民初的各种学派，开辟了前所未有的精神境界。程颐说：“尧舜事业，如一点浮云过太虚。”朱熹说：“典礼犹云常事，尧舜揖让，汤武征诛，只如家常茶饭。”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王阳明说：“反心不安，虽言出孔子，未敢以为是。”李贽说“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等等，都表明了思想解放的悟境。

禅者质朴，不尚博雅多闻、辞章可观，而代之以语录，其语言文字活泼清新，内容丰富多彩，《五灯会元》为代表作。禅宗语录的思想和文字之美，较之孔子《论语》和柏拉图《对话集》毫不逊色。禅风还给文坛注入新气息。历代禅师多与文士往还密切，在扩大和提高古典诗歌的题材、境界以及句法、格调方面，都显出新的精神面貌，使诗歌创作在玄言、山水、田园之外，又推出“理趣”的新境界。

他认为，禅宗摆脱外来传承的桎梏和烦琐“义学”的束缚，独立自主，打倒权威，反求诸己，顺乎自然，它的生活方式和革新精神，形成了中国佛教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主流，这归功于慧能把它从高远引向平实，但后人却又把它从平实引向了深秘，逐渐合于玄学，趋于道学化。

苏先生以史学名家，论著丰硕，精义纷披，兹仅以《读史举要》为例。这部书是他被错划为右派期间发愤撰成，五经修订后出版的。他特别强调了学习历史的重要性：“不读史无以见中国历史传统的悠久，不读史无以见中国文化遗产的丰富，不读史无以见先民斗争史迹的光荣，不读史无以见中外文化交流影响的远大。”他对史料学、中国史学史、诸子学等领域中很多重要问题做了较深入的探讨，如怎样鉴别、运用史料，《春秋》及三传问题，司马迁与班固之比较，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的成就及异同，等等，提出了不少精当之论。此书深入浅出，既可作为治史的入门读物，亦有裨于专门工作者，故颇受欢迎，不久即售罄再版。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历来备受重视。他较全面地论述了史料的类别、来源，阐述了分析鉴别和运用的方法。史料包括文字、实物、口传等多种形式，按其来源与性质，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即出自亲见亲闻或转述他人的记载。按作者的态度，又有藻饰和记实之别：如唐代李商隐、温庭筠等人接近牛党，被山东世族诬为“轻薄无行”；宋邵伯温因不满新法，托名苏洵作《辨奸论》丑诋王安石。以上所载，均不可信。此外，正史和野乘虽然史料价值悬殊，但各有价值，不可偏废，某些史实因正史避讳而被篡改，野史反而可见真相。由于史料存在真伪问题，故鉴别就显得尤为重要。鉴别的方法有旁证、本证、反证等，从事、物、理三方面辨别真伪。如古本《竹书纪年》载“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与人们习闻的《孟子》《史记》记载相异，但因其成书早，故虽与正史不同，却可反证真实性。不过，“鉴别史料，固然是治史的第一步功夫，更重要的还在怎样正确运用一定史料，得出科学的结论”，这样，才能避免流于烦琐考据。

苏渊雷 迎客松画轴

研究《春秋》三传，他用的是溯源法，即先援引历代学者的重要评论，再继以己说。如胡安国认为：“《左传》传事见本末，《公羊》《谷梁》词辨而义精。”欲明史事，当阅左氏；欲玩词义，则习《公》《谷》。朱熹则说：“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公、谷考事甚疏，然义理却精。”据此，《左传》重史实，《公》《谷》重微言大义。他指出，三传读法有主次之分，治《春秋》宜取三传合刻本，“经传对照，详略互见，排比参阅”才能收深入研究之效。

苏渊雷 草书 《钵水斋近句》诗稿

司马迁和班固发凡起例，分别开创纪传体通史和断代史，对后世的影响巨大。有关二人的比较研究，历代不乏其人。但论《史记》与《汉书》之优劣，多集中于文字繁简、通史断代及正统史观等方面，或扬马（司马迁）抑班（班固），或扬班抑马，聚讼不已。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过去之中国史学界》中说：“《史记》以社会全体为史的中枢，故不失为国民的历史；《汉书》以下，则以帝室为史的中枢，自是而史乃变为帝王家谱矣。”这一观点，几为史学界普遍接受。而先生却别调独弹，对班固创断代体裁给予充分肯定，认为《汉书》以下各史成帝王家谱“并不关乎断代，恰恰相反，断代倒是他的创造性发展的具体表现”，便于从每个王朝的兴废更替中探索出可作劝诫的经验教训。此外，《汉书》长于典制，辨章学术源流，疏通经济发展过程，予后代史家以极大的启示。班固的缺点，在于站在封建正统立场，为刘氏政权做“润色鸿业”的功夫，缺乏批判精神，停留于整理史事，无意于抑扬，这与他是奉诏而作、多所顾忌有关。司马迁则不同，他不是为著史而著史，而是着意“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史记·太史公自序》），所以富于批判性，敢于排击统治者，谴责现实。这是二人的根本不同，由此造成了对社会发展的认识、衡量事物的标准、写作方法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上述观点，跳出了前人窠臼，且论古人而为古人设身处地，立论深刻而不失公允。

我国史学源远流长，杰出史学家代有人出，但能够从理论上进行总结者，却以刘知几、郑樵、章学诚为独出辈流。他就此三人“对于中国文史学的理论体系，连类并举，辨其异同”，得出不少精当结论。他指出，刘知几偏重“史法”，即重点在编纂学；郑樵重“史识”，即强调“义例”；章学诚则重“史意”，着重于历史的整体观和发展观。刘氏《史通》全面总结唐以前史学，对历代史学流派溯其起源，疏其得失，将各种史书体裁总括为“六家二体”，认为六家中《尚书》记言而不著岁序，《春秋》记事而不详颠末，《国语》别国而不归典式，《史记》代远而不立限断，都不免缺陷；唯《左传》经年纬月，叙时事而铨次分明，《汉书》则举一朝而起讫完具，故只有这两种断代的编年、纪传体才能“自尔迄今，无改斯道”。这些观点今天虽已成为常识，但在一千多年前能有此概括，实在是史学史上破天荒之举。他还对刘氏的贡献做了如下概括：指出撰修史书必须一家独断；主张秉笔直书，反对曲学阿世；疑古惑经，坚持历史进化论等。

郑樵与刘知几不同，主张通史，抨击班固以下断代之弊，“语语皆中窍要”。郑氏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史贵会通，其次是条贯学术、发明义例；再次是将图谱、金石等入史，扩大了史学研究范围，其学术特点是“以实践为功夫，以博学为根本，以会通为极致”。他特别欣赏郑樵生当科举坏乱、学术空疏之风浸盛之际，能够苦心孤诣，以五十年之功成百科全书式巨著《通志》，“沟通文史，要删学术，总结中世纪学术思想”，认为起到了上承司马迁的通史家风，中继王充、刘知几的批判传统，下开朱熹、王应麟等人尊疑学风的作用。

章学诚是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生当乾嘉之世，一时学者均致力于考据，而他以浙东学派自居，独汲汲于史学，汉宋并辟。章氏认为，考古家舍今求古，征实太多，发挥太少；义理家舍人事言性天，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二者都脱离实际。章氏提出“六经皆史”的著名命题，认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报孙渊如书》，《章氏遗书》卷九《文史通义外篇》三）因此，古无经史之分，“六艺皆古史之遗”，即经书不过是当时的典章政教，切合于人伦日用，因而“史学所以经世”。先生指出，章氏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环境、历史条件下，都是迥出时人的。历史、政治、哲学三者结合，这是浙东学派的精髓，章学诚的思想实质正是这样”。他还进一步总结了刘、郑、章的共同点：挽救时弊，发奋著书，饶有严肃的学人气象；会通文史，创明类例，提高了学术专著的水平；尊疑解蔽，实事求是，发扬唯物主义传统。同时，又指出三人的不足：刘氏因过分相信《左传》而丑诋《公》《穀》，有失公允；郑氏因不喜断代而排击班固，未免不分优劣；章氏则在批评戴震、袁枚等人时不能平心静气。但这些不过是贤者之弊，不能掩映他们超越前人的创造性发挥之功力。

苏先生认为，学术研究要有感而发，不能赶时髦、逐潮流。只要能够发人所未发，那么揭示的问题或解决的悬疑无论大小都是有意义的。现在，重视学术研究的原创性，重视扎实的史料工作，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但是，毋庸讳言，不以事实决事实，而欲以后世理论决事实，强辩躁进的现象远未绝迹。或许，这也是纪念苏渊雷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