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岳恒

一、唐代的书法教育模式

（一）唐太宗慕书背景下的皇室、官学书法教育

自唐太宗登基后，因皇帝雅好书法，初唐书事兴盛，各项有关书法方面的工作陆续开展，书法教育是推进书法发展必不可少的一环。唐代的书法教育始自弘文馆与崇文馆。武德四年（621）三月，弘文馆成立，唐太宗接手弘文馆后，弘文馆内的士人成了兼具政治性、文艺性的团体。其中，虞世南、欧阳询、褚亮、褚遂良、冯承素等书法家位列其中，这些书家反映出唐太宗对书法的重视。一方面，对这些士人的任用出于政治方面的需求；另一方面，书法家能成为宿值的弘文馆学士，则是太宗慕书的需要。在此之后，唐代皇帝多有在身边设立侍书的习惯，如唐玄宗以张怀瓘、张怀瓌为翰林院、集贤院侍书，柳公权则“历穆、敬、文三朝，侍书中禁”[1]，等。唐初还设立了专为东宫太子服务的崇文馆，崇文馆内设侍书二人，专门教授书法，最早的崇文馆侍书便有陆柬之。在内殿中，崇文馆学士担任皇室子弟的老师，面对的学生是“皇缌麻以上亲”[2]和“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亲”[3]。陆柬之等人在崇文馆中的书法教学，成了唐代皇室书法教育的开端。

唐太宗对书法的推崇不仅限于皇室内部的学习，在官学中，书法学科的开办也备受重视。书法作为官学教育最早可以追溯到商代，发展至唐代，官学书法教育体系已经形成，教学模式已基本完备。贞观元年（627）弘文馆面向京师五品以上官员子嗣（14—19岁）招收爱好书法者24人，由虞世南、欧阳询任教。此后，弘文馆每年招生限额30人，成为唐代第一所官办书法学校。弘文馆书生代表了唐代书法教育的最高水准。他们的出身背景优越，依托于弘文馆师资和丰富的藏书，受到充分的重视。弘文馆书法教育也因此成为唐代官学书法教育的核心。

此外，唐朝国子监中也开办了书法教育机构。国子监下属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共六学[4]，其中书学专门招收书法学子。相比于弘文馆，国子监书学的招生标准相对宽泛，为“八品以下子孙及庶人通其学者”[5]，年龄为14—19岁青少年。课程设置上，唐代学馆倡导艺文兼备。根据《新唐书》记载，国子监书学的课程内容为：“学书，日纸一幅，间习时务策，读《国语》《说文》《字林》《三苍》《尔雅》。凡书学，《石经三体》限三岁，《说文》二岁，《字林》一岁。”[6]在唐代历史中，国子监书学几经废除，最初的招收人数也仅为30人，后甚至一度减少到20人，因此收效相对不大，但书学能位列六学，也足以体现官府对书法的重视。国子监六学与弘文馆、崇文馆并称“六学二馆”，共同构成了唐初书法教育机构。由此可见，在初唐时，以“学馆”教育为模式的官学书法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二）唐代的私学、寺院书法教育

唐代私学书法教育包括家学、私塾、寺院教育和私人书法讲学。家族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种重要存在形式，家学和家风是构成家族文化的核心要素。[7]历来的书法传承中，家学传承占据着主要地位，唐代的书法教育也主要依赖于家学教育。唐代书法的家学传承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类为父子传授，唐代诸如此类的传承不胜枚举，例如欧阳询与其子欧阳通的家学传授，对比两人的传世经典《九成宫碑》和《道因法师碑》，可以看出欧阳通的书风深受其父的影响，父子在家学教育中完成了笔法的传授；另一类为亲友教授学业，比较著名的有虞世南与陆柬之舅甥之间的书法教学。亲友教授学业的模式接近父子传承，在家族中，如果出现了书法方面的优秀人才，优秀人才便担当起了家族书法教学的使命。在书法家学传承中，书法风貌得以传递，书风得以延续。从这一点看，唐代家学书法教育对当时“尚法”观念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唐代的私塾包括家塾和族塾，二者都由聘任的书法教师传授书法。在唐代，私塾书法教育十分普及。据《唐摭言》记载：“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以至书《千字文》授于聋俗，以换斗筲之资。”[8]通过这则材料，我们可以看出私塾教学成为一些民间书家的收入来源，材料中还提供了以《千字文》作为私塾教材的范例。此外，唐代私人的书法讲学也颇为盛行，著名的有颜真卿与怀素的洛阳会晤。在《释怀素与颜真卿论草书》中，就提到了两人谈论张旭书法，颜真卿为张旭弟子，怀素为再传弟子，两人互相交流书学观念，颜真卿以前辈之资对怀素进行书法经验的分享，此次会面也被视作怀素晚年书法风貌变革的转折点。

宋大川在《唐代教育体制研究》中说道：“唐代佛寺的儒学教育是唐代私学教育体制的特殊表现形式。”[9]唐代僧院写经书法蔚为壮观，僧院中的高僧往往具备较高的儒学和书法修养，唐代寺院书法教育也成为了私学书法教育的重要表现形式。这一点，在下文日本留学僧赴唐学书中主要谈及。

二、遣唐使和日本书法教育模式的推行

书法教育发展到唐代，已经形成了自皇室书法教育、官方书法教育到包括家学、私塾、寺院、私人讲学等私学书法教育的完整书法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唐代书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成为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代之一，“唐人无不能书者”[10]即是对此时代的最佳褒奖。在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唐代开放、包容的气度也对当时其他国家的书法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同时期的日本、新罗对唐朝文化推崇备至，并通过各种方式学习唐代文化，汉字和书法成为学习的重点之一。在书法于日本、新罗火热的背景下，书法教育模式亦被学习引入，书法教育开始推行。

（一）遣唐使对唐朝书法的接受

公元631年，犬上御田锹出使长安：“贞观五年。遣使献方物，太宗矜其道远，敕所司无令岁贡”。[11]此拉开了日本遣唐使出使唐朝的序幕。在此后长达260多年里，遣唐使多次来唐进行文化交流，成为日本学习唐朝文化的主要窗口，与此同时被引入的，还有唐代的书法。遣唐使的一项重要任务，便是送留学生和学问僧前来学习，这些人中，不乏慕书而来者，他们可以在唐代官学中参观学习，也可以在唐都游学，拜访名家、游历僧院。国子监作为域外教育的门户，负责接纳这些远道而来的学习者。知名慕书者的代表有橘逸势、空海、最澄等人，在唐朝开放宽松的环境下，他们在唐代接受书法教育，最终书艺大进，成为具有唐风传承的书法家，并在其回国后，成为日本当地的书法楷模。

此外，遣唐慕书者还将大量书法作品运往日本。作品或为帝王赏赐，或为私下募集。最澄在《法门道具等目录》中记载了其在当时带回日本的法书作品，包括《赵模千字文》（唐拓本）、《大唐圣教序》（唐拓本）、《真草千字文》（唐拓本）、《天台圣教序》（唐拓本）、《王羲之十八帖》（唐拓本）、《欧阳询书法》（唐拓二枚）、《禇遂良集一枚》（唐拓本）、《王献之书法》（唐拓一枚）、《天元神武皇帝书法》（唐拓本）、《安西内书碑》（唐拓本）等。[12]遣唐使的出现还带动了唐朝与日本的民间交往，例如民间商贸和私人往来。上文中提到，最澄一次带回日本的法书作品便十分可观，那么，多次的遣唐活动和私人商贸往来所带去日本的书法资料，可以说是蔚为壮观了。官方交流的作品为内府所保管，民间商贸和私人往来的书法资料则流入日本民间，让日本的私学也可以一观唐书风采。

在遣唐使带动下的日本与唐朝书法交流活动中，日本借由唐朝书法教育完成了师资的培养，通过文献的交流完成了学书范本的传递，在往复的交流中又学习到了唐代书法教学的组织方式。在此基础上，日本书法教育体系的形成条件基本完备。

天皇二十三年（615） 圣德太子 楷书《法华义疏》 宫内厅藏

日本奈良时代圣武天皇 楷书《贤愚因缘经》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大化改新”与日本皇室、官学书法教育

公元645年，日本进行大化改新，次年，孝德天皇颁布《改新之诏》，日本效仿唐代建立起封建政权。在全法唐代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制度也以唐代为蓝本进行仿照，日本的皇室与官方书法教育，也以此为开端。日本皇室学书风气还要追溯得更早一些。公元615年，圣德太子作《法华义疏》，被认为是现存最早的日本皇室书法作品，此时的书风还为六朝风貌，风格贴近六朝写经。由此可见在当时，中国的学书范本已开始流入日本，但此时的皇室书法教育还并未兴起。大约于公元5世纪，中国的儒学传入日本[13]，汉学家来到日本后，在宫廷中出现了“学问所”[14]形式的教学场所，但当时的记载十分模糊，至于汉学家是否善书，学问所中是否有专门学书官员，尚不可考。圣德太子在其摄政期间，大兴文化事业，派遣遣隋使至中国进行交流，并对儒学、佛学文化大量吸收，他的学书目的应该是在这个过程中得以实现的。有关日本皇室书法设置书吏的相关记载，是在大化改新之后。奈良时期，官方相继颁布了《大宝律令》《养老律令》，目前《大宝律令》原文已佚，《养老律令》是在《大宝律令》的基础上加以完善的，至今还保留了一些条目，此时方可见到日本宫廷对书吏的任用。

在日本的宫廷中，虽一直未出现类似唐代弘文馆、崇文馆的皇室书法教育机构，但却存在着书吏被普遍任用的情况，官方又有书博士的存在，况且当时的佛教也主要为贵族服务，日本的佛教寺院书法兴盛程度不亚于唐朝，皇室们想要学习书法自然是不难。相比于大化改新之前，奈良时期的学书条件要完备得多，因此日本虽一直未形成宫廷书法教育的模式，但是日本皇室的学书道路并未被阻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养老律令》为元正天皇时所颁布，而下一任——圣武天皇与光明皇后便以书法名世。一直到平安时期，日本皇室中名家辈出，其中就有“三笔”之一的嵯峨天皇。平安时期之后，遣唐使不复往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本皇室再也没有出现富有影响力的书家，唐朝对日本皇室书法教育的影响不言而喻。

弘仁二十四年（823）嵯峨天皇 行书 《光定戒牒》 延历寺藏

在官方教育上，由于日本在大化改新之后才从奴隶社会走向封建社会，因此日本的教育制度起步较晚。大化二年（646）《改新之诏》颁布后，留学中国多年的高向玄理、僧旻担任国博士的职位。天智十年（671），日本创办贵族学校，日本的教育制度也随之起步。到了奈良时期，公元701年，《大宝律令》颁布，其中专门列述了学令，国家律令中首次纳入了教育制度。学令里，日本仿照唐朝国子监的体制，在京都设立大学寮，地方则设立国学。奈良时期大学寮里的书学与唐朝国子监书学对比情况如下表1所示。

由表1可见，奈良时期大学寮的书学基本仿照唐朝国子监教学模式。在生源上，二者的入学年龄都为青少年，大学寮入学对官吏要求更加严苛，不允许庶民入学；教材上，奈良时期书学教材的记载不详，但大学寮经学教材与国子监经学教材基本吻合，都为“大经”“中经”“小经”三类，书学教材类推也应大致相当。况且学习书法最重要的是言传手授，我们能看到大学寮书学中有“凡书学生，以写书”[16]的要求，此时的日本书风全面师法唐代，因之教师所教授内容应与国子监书学相仿；最后，两书学在课程、学制、考核方式的对比中也基本一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本的官方书法教育就是以唐朝官方书法教育为基础开展起来的。

（三）留学僧与日本寺院书法教育

公元5世纪，佛教传入日本。进入到奈良时代后，遣唐使来往密切，唐朝佛教典籍通过留学僧交流、私人往来、商贸交易等方式源源不断地流入日本，日本的寺院也出现了仿唐制式。大化改新之后，国分寺的建造标志着日本寺院开始归于国家的统治，佛教更加兴盛起来。在此背景下，佛教写经书法在日本书法中开始占据主流，上至天皇，下至民间，保留下来的书法作品多以写经为主。奈良时期的写经书法兴盛，甚至出现了“书尚巧秀，与唐国异”[17]的自觉意识。在当时的寺院中，就已经出现了面向寺内的书法教育，寺院书法教育由习书高僧授业，教授书仪，但此时的寺院主要还是为贵族服务，寺院里习书者还多是由写经转向慕书，写手兼具寺院丰富的书法资源和清幽的环境才于书法上取得建树。一直到平安时代，寺院的私学书法教育才兴旺发达起来。王桂在《日本教育史》中提到“平安时代……最著名的僧侣教育家有最澄和尚和空海和尚”[18]，日本寺院书法教育的兴盛，还要从赴唐的留学僧谈起。

表1 唐朝国子监与奈良时期大学寮书学对比一览表

承上文所述，伴随着遣唐使来唐学习，一些留学僧也进入到唐朝学习。到了平安时期，进入盛唐学习的留学僧人数更甚，著名的便有最澄和空海。二人在来唐之前，在日本便已有书名，此次来唐的目的是学习宗教和书法。同行来唐的还有橘逸势，嵯峨天皇、空海和橘逸势后被奉为日本“三笔”，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的遣唐行动对日本书法产生的重要影响。最澄与空海二人赴唐游学时，唐朝寺院除开办寺内书法教育外，还出现了招收俗家子弟的学堂。学堂教师由佛门长老担任，教授内容有儒经、史籍、书仪规范[19]，学成者，可以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有感于这种形式，在最澄和空海归国后，也开始着手创办寺院教育。据《山家学生式》记载，最澄于比睿山设道场，用来教授学问僧。空海创办了综艺种智院，院内招收的学生有三类：“欲学习内经论者……宜不分贵贱传授之；想学习外典的道人……宜适当地传授之；有志于青衿、黄口的文书者……宜不分贫富……诲人不倦。”[20]由此可见，空海的教育理念已受到唐朝影响，教学模式开始面向社会。其中“不分贫富”就包含了俗人、庶人，综艺种智院因此有了民间私学的功能。教授内容上，《综艺种智院式》提到“九流·六艺为济代的舟梁”[21]，六艺中包括书道，因此书法教育也是综艺种智院的一个方面。空海亲身办学，传授书法，虽在平安时期，由于佛教的贵族属性，庶人教育并未盛行，但其后镰仓、室町时代，这种教育模式爆发出了强大的生机，综艺种智院也成为平安时期日本私学书法教育的一大例证。

三、统一新罗和高丽初期书法教育

（一）统一新罗时期的书法教育

朝鲜半岛比日本更早与中国进行文化交流，在隋代之前还充当着中日交流的媒介，但相较于书法在日本的蓬勃发展，古朝鲜的书法发展略显逊色。公元1世纪，朝鲜地区开启了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并行的时代，到公元668年，新罗在唐朝的帮助下，先后灭亡了百济和高句丽，开启了统一新罗时代。在此背景下，新罗也同日本一样，掀起了浓厚的慕唐学风。“贞观十四年夏五月，王遣子弟于唐，请入国学。”[22]此举揭开了新罗留唐学习的序幕。在新罗留唐学习的人员中，除了学生外，还包括王子和宿卫，派遣人员数量也十分庞大。新罗留唐生可以在唐朝国子监之中学习，亦可以游学于长安。除了官方交往外，新罗与唐接壤，民间交流也繁多，很快，唐代的繁荣文化被新罗人所学习，书法艺术也随之传入新罗地区，一方面是书法范本的流传，另一方面是书法家的培养。

我们可以从新罗时期的书法作品中看到浓厚的唐书风气，但书法这门学科似乎并没有引起新罗统治者的足够重视。首先，重要的留唐书法家崔致远在其归国后并未受到仕途上的优待，其末年的仕途甚至可以用黯淡来形容。如果说对一个书法家的忽视有其特殊原因的话，那么在官学的设置上，对书法的轻视就更为明显地体现出来了。公元682年，新罗仿照唐代国子监建立官学教育，却唯独未设书博士和书学一科，科举选拔时也缺失了书判选粹。书法在官学和科举上的缺失，也使得私学之中，民间学书热情大打折扣。因此，统一新罗时期一直未出现从官方至地方的书法教育。虽然统一新罗时期并无官学书法教育，但书法传承依然存在：一类是留唐生赴唐的书法学习；一类依靠家学传承；一类是寺院的书仪学习。统一新罗时期的书法依靠这三种模式得以流传，学书模式相较于日本单一得多。在同时期，朝鲜虽然也时有金生等书法家的出现，却并未出现如同日本“三笔三迹”一样名垂于世的书法家，原因或许于此。

（二）高丽官学书法教育的建立

虽然统一新罗时期的官学中未纳入书法教育，但到了高丽时期，书学作为官学的一个门类开始被设立起来。公元936年，高丽取代后百济，统一古朝鲜。公元992年，高丽在开京创置了其第一所官学机构——国子监。国子监学科分为六种，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和算学。[23]虽然，中国朝代已更迭至宋代，但此时高丽官学的构建，还是更多受到唐朝的影响。首先，光宗在推行科举时采用了双冀建议，双冀在后周时就已来到高丽，因此保留了唐代的书法经验。其次，高丽此时的学科设置相比于唐时国子监，门类竟丝毫不差。二者对比如表2所示。

表2 唐朝国子监与高丽国子监书学对比一览表

根据表2，我们可以看出，两者在学书条件、年龄、课程与学制上情况基本一样，学书教材也都同为儒家经典，高丽初创办的国子监书学有仿唐制基本无疑。不仅如此，高丽的科举中，礼部式杂科考试内容涉及了书业，考试内容为《说文》《五经文字》等，这一举动，无疑也刺激了民间私学的发展。相较于统一新罗时期，高丽初期对书法教育的重视程度在各个方面都有了明显提高，也正因如此，高丽时期涌现出了一批著名书法家，代表人物有坦然、崔璃、柳仲等。值得一提的是，后世对朝鲜书法的四位杰出者有着“神品四贤”的评价，统一新罗时期只有金生一人入选，而高丽时期占其三，得到如此成就，与高丽时期推行书法教育的做法是分不开的。

结语

在与唐代文化交流兴盛的背景下，日本、朝鲜地区仿照唐朝，学习唐代书法教育的模式、推行书法教育、建立书法教育体系。日本的书法教育普及广泛，除了遣唐使的赴唐学习模式外，在内地于皇室、官方、私学、僧院均有举措；朝鲜地区起步早但成型晚，在高丽初期才形成完备的官学、私学书法教育体系。在书法教育的推行下，日本成就了“三笔三迹”，朝鲜推出了“神品四贤”。因之，两地在对唐代书法的学习中，书法教育模式的仿照成了促进两地书法蓬勃发展的重要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