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玥

一、扬州书院与学术圈的形成

清代的扬州，是江南最为繁华的城市之一。两淮盐运使官署在此地的设立大大推动了其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到了康乾时期，更是出现了多位富可敌国的盐商。经济生活上的富足让盐商们渴望摆脱商人的标签，他们开始同文人交往，资助文人，举办园林雅集等。其中，出资兴建书院就是盐商的行动之一：“以子弟在书院就学，情愿每年捐助膏火银857两，随即又捐生徒盘缠费银300两。自乾隆五十九年至嘉庆五年书院每年开支在1800—1900两之间，盐商原定额捐不足支用，但据实给予新的资助，每年约计共捐2200两。”[1]盐商如此慷慨解囊的目的之一便是让自家子弟进入书院就读，在文化地位上得到认同。在盐商的推动下，康乾时期的扬州书院盛极一时。《扬州画舫录》中写道：“扬州郡城，自明以来，府东有资政书院，府西门内有维扬书院，及是地之甘泉山书院。国朝三元坊有安定书院，北桥有敬亭书院，北门外有虹桥书院。广储门外有梅花书院。其童生肄业者，则有课士堂、邗江学舍、甪里书院、广陵书院；训蒙则有西门义学、董子义学。”[2]书院数量繁多，形成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最终成为文化翘楚：“江宁布政使所属各府之文化， 以扬州称首。”[3]

在众多书院中最引人注目的非安定书院、梅花书院莫属，这两所书院的经费均由两淮盐政及盐商出资。前者是盐商建于康熙元年（1662），康熙南巡至此院时赐下“经术造士”御书，使其名声大振。后者在雍正十二年（1734）由著名盐商马曰琯出资重建于“崇雅书院”旧址。梅花书院规模宏大且环境幽美：“前列三楹为门舍，其左为双忠祠，右为萧孝子祠，又三楹为仪门，题以梅花书院之额，从其朔也，升阶而上，为大堂，凡五重，复道四周，又进为讲堂，亦五重，东构号舍六十四间，旁立隟宇为庖厨浴湢之所，西有土阜高丈许，即所谓梅花岭也。岭上构数楹，虚窗当檐，檐以外，凭墉而立，四望烟户，如列屏障，下岭，则虚亭翼然，树以梅桐、杂木、四时花卉之花。”[4]在优越的条件下，扬州书院发展迅速，据嘉庆《重修扬州府志》记载：“东南书院之盛，扬州得其三焉。其附郭者曰安定、曰梅花，其在仪征者曰乐仪，而皆隶于盐官，籍其财赋之余，以为养育人材之地，故廪秉之给，视他郡为优。”[5]

有了盐商的雄厚财力支撑，扬州书院还设置了多重制度的膏火银：

在院诸生分正课、附课、随课。正课岁给膏火银三十六两。附课岁给膏火银十二两。随课无膏火。一岁中取三次优等者升，取三次劣等者降。……第一等第一名给优奖银一两，二三名给优奖银八钱，以下六钱。……拔取尤者十余人，置于正课之上，名曰上舍，岁加给膏火银十八两。[6]

月二课：正课月给膏火三两，附课一两。住院肄业者，于常额外日增膏火三分。每课一等至二等之首，书其殿最岁登下之。其尤者，仿古上舍之例，增正课膏火一两五钱，无定额。[7]

清 阮元 篆书 摹刻 《石鼓文》拓片 哈佛燕京图书馆藏

如此丰厚的奖励不仅让学子本人衣食无忧，还能留有富余，能承担一家人整年的生活开销，也就更加激励了书院学子的学习热情，因而在清代的科举考试中屡创佳绩。据统计，清代扬州府的进士数量达到348名，科甲人数居全国前列。

同时，书院重金聘请了许多名儒来授课，其中有些不仅能获得书院的收入，还可以为盐商校勘经籍，受到一些私下赞助，这无疑为他们的生活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保障。这些教师皆是经学、朴学、诗文等方面的专家学者：

储大文，翰林院编修；陈祖范，国子监司业；沈起元，光禄寺卿；杭世骏，编修；蒋士铨，编修；赵翼，探花，道员；吴锡麒，国子监祭酒；姚鼐，刑部郎中；茅元铭，内阁学士，等等。这些人中有的是诗坛领袖，有的是史学大家，有的是桐城派古文集大成者，几乎在《清史列传》《清史稿》中都有传记，文章被收在《皇朝（清）经世文编》中。[8]

有他们的教授，书院学子自然能获得高人一等的学识。陈文和在《试论清代扬州书院在扬州学派形成中的作用》一文中对扬州几大书院的掌院做过统计，其中擅经学9人，擅诗文8人，擅史学2人，擅书画1人，不详10人。[9]由于掌院大多是擅长经史的专家，授课内容也由传统的程朱理学慢慢转向了研经治史，在姚鼐、赵翼等人授课时，并不如传统书院一般讲授八股文，而是注重训诂考证、钻研经史的研究，这对扬州学派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到了后期，阮元创办的诂经精舍和学海堂书院更是专研经史考据，提倡“推明古训，实事求是”[10]，将扬州学派的学术宗旨推向了顶峰。

充足的经费、优秀的教师、丰厚的膏火银，仅此三点，便足以吸引来自四海八方的学子，招生规模也逐渐扩张，开始招收童生，“添设正课生童八名， 附课生童六名，共正附课生童七十六名”[11]。优质的生源以及庞大的学生数量，让扬州书院教育颇有成效，培养出了大量优秀人才，例如任大椿、段玉裁、王念孙、刘台拱、洪亮吉、孙星衍等人，都是之后扬州学派的著名学者。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乾嘉学派的形成与扬州书院息息相关，“夫此类之人（指淮南盐商），则何与于学问？然固不能谓其于兹学之发达无助力，与南欧巨室豪贾之于文艺复兴，若合符契也”[12]。乾嘉学派发展的早期分为吴派与皖派，前者以惠栋为代表，后者以戴震为代表，这两位都曾在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的幕府中为宾僚，戴震还曾前往安定书院讲学，对扬州当地学术思想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扬州学派的王念孙、段玉裁皆为戴震学术的继承人。也是在吴、皖两派的基础上，扬州学者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扬州学派。

扬州书院的形成离不开当地盐商的赞助，此乃重要经济基础之一，为学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条件。盐官的参与则是代表了政治支持，为扬州书院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可能。这两者都推动了扬州书院的发展，为扬州学术圈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二、金石碑版的风靡

张舜徽认为：“余曾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皖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13]扬州学派的特点即为“通”，涉及内容覆盖面极广，涵盖史学、文学、天文、地理、算数、金石等方面。其中对金石的研究，激起了社会好古的风气，推动了后来清代碑学理论的诞生。

扬州学派对经史考订十分重视，走访古碑收集一手材料对于他们的研究大有益处，正如钱大昕所言“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这也让金石碑版重新为世人所青睐。在雍乾时期，出土了大量墓志、碑刻，使得访碑活动在乾嘉时期达到高潮。在此期间，诞生了大量金石碑刻的研究作品，例如孙星衍的《寰宇访碑录》，其中收录周朝至元朝8000多种碑刻，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金石文字目录》《金石待访录》，王念孙的《汉隶拾遗》等。据统计，乾隆以后的金石著作有906种，较之前翻了十余倍，金石学的风靡程度可见一斑。

初期的访碑活动以研究碑刻的文字内容为主，主要目的是补史，所以在顾炎武访碑时期“不一定需要拓本，只要抄录就行，所以清初以金石考证经史为目的的访碑活动，的确是不以获取书画拓本为目的，或不探讨书画艺术”[14]。到了乾嘉时期，学者开始慢慢注意到碑刻史料价值以外的艺术价值：“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经证史之资料，同时有黄宗羲一派从此中研究文史义例。……别有翁方纲、黄易一派，专讲鉴别。”[15]毕沅赞李阳冰篆书：“阳冰书结体茂美。”[16]又在《石门铭序》中说：“远无书名，而碑字超逸可爱，又自欧、赵以来不著录，尤可宝贵也。”[17]发生这一转变的原因在于研究款识、文字等碑刻内容势必涉及对篆隶字的研究，故而金石考据也带动了文字学的研究，通过对字形的考证，对《说文》有所补证，带动了篆书的发展。多数学者对篆书字法谙熟于心，能够书写大篆是有学问的标志，以此为荣，因此出现了江声能通篇以小篆写书信与孙星衍交流以及钱泳“以八分写十三经”[18]的例子。适逢主流的楷书、行书、草书创作陷入过于柔弱无骨的低谷，人们迫切地需要一种新的书法创作风向，来改变目前书法创作的僵局。金石碑刻的出土带来篆隶书的出现，其中所蕴含的篆籀笔意，便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所以也出现了一些书家开始尝试篆书书写，其中以扬州八怪的杨法、黄慎、罗聘、汪士慎等人为代表。

此外，在扬州地区，盐商尚儒好文，大都有收藏的喜好。盐商的藏书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精，像著名盐商“二马兄弟”的小玲珑山馆就有大批量藏书，多达十余万卷，阮元曾称两兄弟“酷爱典籍，有未见书，必重价购之……以故丛书楼所藏书画碑版，甲于江北”[19]。值得一提的是，“二马”愿意将藏书无偿借阅给学者翻阅，甚至还为他们提供衣食住所供其学术研究，金农、汪士慎等人皆曾前往小玲珑山馆获取支持。在这些藏书中就有许多金石碑刻的资料，《扬州画舫录》中提及盐商徐尚志藏有一古器“周太仆铜鬲”，聘请华嵒为此物绘图，杨法将器物上的篆文摹写下来并作出释文。乾隆三年（1738）成书的吴玉搢《金石存》卷一中收入了杨法的释文，嘉庆九年（1804）阮元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亦将杨法所释铭文录入书中[20]，足以见得杨法扎实的金石学功底得到了广泛认可。除了收藏碑刻文物，盐商对篆隶书复兴的贡献还在于买卖字画。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中，有位篆书创作高手——钱坫。钱大昕乃其族叔，他自幼秉承庭训，在如此的家庭学术氛围熏陶下，钱坫成了研究古器款识、镜铭与古泉文字的名家之一，撰有《十六长乐堂古器款识考》《浣花拜石轩镜铭集录》等书。在辞官后，他迫于生计，在扬州开启了卖字生涯，为了获得市场的青睐，钱坫将古籀和汉镜铭等书写风格融入创作，以学术研究带动其书法实践，较之前学者对篆书书写有了更具艺术性的追求。

虽然扬州学派学者的隶书、篆书创作水平只停留在文字书写的层面，用笔和结字都匀称统一，不能与后来的碑学书法家相比肩，但他们对与书法相关的金石学、文字学的研究开阔了学书者的视野，在客观上推动了书法创作风向的转变，从而为碑学理论及审美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三、碑学思想的崛起

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指出了碑学兴起的原因：“碑学之兴，乘帖学之坏，亦因金石之大盛也。”[21]碑学体系的建立与刻帖翻刻失真、金石碑版的风靡都有割不断的联系。在此过程中，阮元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的《南北书派论》与《北碑南帖论》标志着碑学审美的诞生，并由此迎来了书法史上的又一个高潮。

阮元乃扬州人士，是扬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地道的经学家。早年治学于王念孙，承戴震之学术思想：“元于先生为乡后学。乾隆丙午入京谒先生。先生之学，精微广博。语元，元略能知其意，先生遂乐以为教，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22]对经史、小学、金石等都研究颇深。因经学的需要，阮元长期对钟鼎器物、石刻碑铭进行研究，认为金石“其重与九经同之”[23]。在他得到金石拓片或者器物时皆会邀请好友、幕僚、学生一同前来观赏把玩，歌咏赋诗。在阮元的收藏过程中，不得不提及他对《石鼓文》的热情，他在浙江为官时，曾亲自前往天一阁查阅现存最古的版本，即松雪斋北宋本。阮元将此版拓本与明拓本进行了多方面比较后，让张燕昌书丹，吴厚生刻石，将其置于杭州府学：

天下乐石以岐阳《石鼓》为最古，《石鼓》拓本以浙东天一阁所藏松雪斋北宋本为最古。海盐张氏燕昌曾双钩刻石，尚未精善。元于嘉庆二年夏，细审天一阁本，并参以明初诸本，推究字体，摹拟书意，嘱燕昌以油素书丹，被之十碣，命海盐吴厚生刻之。至于刀凿所施，运以匠意，精神形迹，浑而愈全，则仪征江氏德地所为也。刻既成，置之杭州府学明伦堂壁间，使诸生究心史古籀文者有所师法焉。[24]从阮元的跋文中可以了解到，他翻刻《石鼓文》的本意在于推究字体，以证误刻并为对古文籀文者感兴趣者提供师法范本，为《石鼓文》的传播做出了贡献。清末民初的著名《石鼓文》书家吴昌硕，一生见过数个版本的《石鼓文》，但阮刻《石鼓文》的高质量让他一直坚持临写：“右临阮刻北宋本猎碣字，余以笔墨为计活，日日为之，而平生所临全部，与此仅有四本。用笔绵劲，较吾家山子让老似有所不逮也。”[25]可见，阮元对金石拓片的追求为清代碑学书家篆隶书的取法学习提供了参考。由于受扬州地区“前碑派”书家的影响，阮元的审美观发生了转变，金石器独具的古拙、厚重、苍茫等特点触动了他。阮元还将其经学思想带入了书学思想之中，金丹早在《阮元书学思想研究》一文中就提及此观点：“经学有‘南学’和‘北学’之分，受此影响，阮元将书法史也按照南北特点分派。在他看来，东晋、南朝为南派，主帖学；十六国、北朝、隋代为北派，主碑学。北碑中的古法可以用以纠正南帖中的媚俗，挽救日益颓靡的书法，因此他成了第一个在创作上号召书写北魏书体的人。”[26]

阮元的书学思想一经提出，就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钱泳、包世臣等人附和最为热烈。钱泳在《履园丛话·书学》中提及：“画家有南北宗，人尽知之；书家亦有南北宗，人不知也。……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宜于启牍；北派则中原古法，厚重端严，宜于碑榜。……真为确论。”[27]从他的言论中可以得知钱泳非常赞同阮元所提倡的南北书法分类，并且强调篆隶之重要性，进而篆隶书的地位获得提升：“讲篆隶者，当先考钟鼎文，为书法之源流也。”[28]钱泳书学思想的建立离不开他对碑版、金石的研究。他在毕沅幕中时结识了孙星衍、洪吉亮、章学诚等人，观赏到了一系列金石碑刻，还参与校勘了《中州金石记》。并且他与翁方纲交往甚密，每次上京，两人多要一起讨论金石相关内容：“寓斋适与翁覃溪家甚近，朝夕往来，谈论金石图书之学，或不能时见，则以书札问答至数十函之多。”[29]钱泳与乾嘉学派学者的交往让他感悟到金石碑刻中蕴含的书法之美，加之之前阮元的影响，使其碑学思想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包世臣亦在阮元的基础上丰富和完善了碑学理论的内涵，撰写了《艺舟双楫》，此文一出，碑学迅速崛起，几乎取代了传统帖学的书坛地位。包世臣曾与扬州学派代表人物钱大昕、段玉裁有过往来：“钱、段皆予旧识，备闻二老面商榷之辞。”[30]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他受扬州学派的影响，这一点也在其书学思想中有所表现：“北魏书，《金石峪》大字，《云峰山五言》《郑文公碑》《刁惠公志》为一种，皆出《乙瑛》，有云鹤海鸥之态。《张公清颂》《贾使君》《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各造像为一种，皆出《孔羡》，具龙威虎震之规。”[31]这段话是他为北碑划分的体系，将其分为了《乙瑛》《孔羡》二源，同时也彰显出包世臣博览金石碑刻，视野宽广。其中《魏灵藏》《杨大眼》《始平公》皆为嘉庆年间黄易访碑拓碑后始显于世的：“黄氏最初只拓北魏《始平公造像记》一品，后增《孙秋生》《杨大眼》《魏灵藏》为四品。”[32]这些乾嘉学派所收集的金石拓片为碑学思想的建立提供了素材。此外，包世臣不仅倡导碑学理论，在实践上也积极向碑学书法靠拢。他取法北碑、“二王”，也向同时代的邓石如学习，将其理论与实践都统一聚焦于北碑。至此，碑学理论与碑学书法紧密结合，开启了在传统帖学之外的一个新的书法体系。

清代碑学审美最早于阮元提出，经过钱泳、包世臣等人进一步阐释、完善，在后期康有为撰写《广艺舟双楫》后达到高潮。不管是阮元、钱泳还是包世臣，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乾嘉学派学术思想的影响，由此开启了对金石碑版文字的研究热情，进而推动了篆隶书创作的复兴。可以说，清代碑学的诞生离不开扬州学派的支持，正是在此“实事求是”的学术理念下，才激发了碑学思想的崛起。

结语

在盐商的赞助和盐官的支持下，清代扬州的书院教育制度建立了起来。书院在教授科举考试内容的同时还研经治史，培养出了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形成了扬州学派。这些学者出于考据的需要，不断对金石碑刻进行研究。在此过程中，那些碑版上的书法之美逐渐为人所发现，尤其是在帖学走入穷途末路之际，北碑的出现给了学书者一个新的审美理念，最终在一批受到乾嘉学派影响的学者推动下，碑学思想迅速崛起，占据了书坛的半壁江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