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谢仪

繁塔位于河南省开封市东南，原名兴慈塔，是开封兴建的第一座佛塔。因建筑在繁台之上，得“繁塔”名。据北宋王瑾《北道勘误志》记载，此塔于北宋开宝七年（974）开始创建，直到淳化元年（990），甚至到了咸平年间还有人在捐献财物建塔。繁塔初建时九层，高约76米。在明初被拦腰截断，现仅剩三层，通高约36.68米。塔身内外镶嵌7000余块佛砖，一砖一佛，非常壮观。整塔现存石刻199块，其中有字碑刻187块，是巨大的书法宝库。由于建塔时间长，刻石多，繁塔内刻经及题名题刻较为全面地涵盖了北宋初期都城开封楷书的书写原貌，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在中国书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笔者通过实地考察和翻阅相关文献发现，繁塔内石刻主要是刻经、题名题刻、布施碑、地宫碑刻与清代碑刻。目前对其研究成果多集中在释文上，如《繁塔石墨撷英》[1]《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2]《开封繁塔石刻》[3]《开封繁塔经藏》[4]等。以上多为汇编型资料，对《繁塔刻经》书法艺术的专题研究涉及较少。

繁塔内刻经位于一层及二层南塔心室甬道壁上。题名题刻位于楼梯蹬道上方，刻捐献者的姓名与发愿文。[5]布施碑共有七块，位于二层正北佛洞壁上，集中记录施财者的姓名。地宫碑刻位于南佛洞塔心室，仅有一方，记录了造塔、寺内情况及行施者姓名等内容。清代《熏塔施茶碑记》与《兼修国相寺记》两方碑刻，位于一层南佛洞外西壁。繁塔内石刻大多刀口清晰，线条流畅，字迹可辨，可见刻工技艺高超。塔身外边的佛砖上，还有周王府修缮时的刻字“周府吴”字样。本文以刻经为重点讨论对象，旁涉额石上的题名题刻、布施碑等，其他暂不赘述。

一、“繁塔三经”

开封繁塔外观 2021年5月笔者摄

宋 赵安仁 楷书 《金刚经》拓片（部分）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开封繁塔石刻》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以来，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后周世宗的“三武一宗灭佛”运动之后，给佛教带来巨大打击，北方佛教几乎不存。“宋初三宗”提倡佛教，视其为政治统治教化工具。宋太宗下令“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6]宋初逐渐停止对寺院的破坏，派僧人到印度求法，雕刻经版，佛教渐渐复兴。太平兴国五年（980），朝廷设立译经院，恢复中断将近170年的佛经翻译事业。繁塔及其刻经就是宋初佛教逐渐恢复的产物。

《繁塔刻经》指赵安仁书写的“三经”，分别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十善业道经要略》《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前两块石经后又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以及《佛说天请问经》。佛经周边有浮雕装饰，每卷佛经用石6块，共计24块刻石。书丹者赵安仁，字乐道，河南洛阳人，后周显德五年（958）生，于天禧二年（1018）殁，太宗雍熙二年（985）进士，历工部员外郎、太常丞等职。相传其写字好用旧纸。据《宋史·列传》记载：“安仁生而颖悟，幼时执笔能大字，十三通经传大旨，早以文艺称。赵普、沈伦、李昉、石熙载咸推奖之。雍熙二年，登进士第，补梓州榷盐院判官，以亲老弗果往。”[7]

《繁塔刻经》的第一部分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其后补《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后简称为《金刚经》《心经》），楷书，刻石长460厘米，高106厘米，其中花边宽10厘米，位于一层南塔心室甬道东壁，由六块石碑自南向北排列组成。[8]现存刻石除第四、第六块有磨损外，其余较完整。刻石上隐约可见两条横线，若有若无的横线把一块石头分成三部分（三栏）。每列33字，不是一列读完再读第二列，而是经书写11字便另起一行，六块刻石上部分刻满之后，再至第一块刻石刻其中间部分。以此，至刻经从右往左读，读完上部分，接着读中间，最后读下部分。这种刻经形制，一方面为了便于读诵，一方面便于捶拓之后裱装为卷轴披览。《金刚经》是大乘佛教的至上经典，在我国唐朝以后，广泛采用的是“后秦三藏鸠摩罗什译本”。直至北宋初年，罗什本《金刚经》依然是刻经首选。《心经》虽有多种译本，但“大唐三藏沙门玄奘译本”流行最为广泛，僧人诵习和注解大都使用该本。由于文字简短，将其刻在《金刚经》之后。笔者推断，该做法是为了保持六块碑面完整，填补《金刚经》刻完之后的石面空白。最后有“乡贡进士赵安仁书”“匠人王能镌”落款。曾毅公在其著作《石刻考工录》中收集镌刻工人一千八百人，引用碑刻目九百余条，有关于王能的记载：“王能（匠）太平兴国二年（977）十月八日刻河南开封繁塔沈继宗造《金刚经碑》。”[9]由此可看出，使用“镌”字，是由王能本人亲自刻石。

《繁塔刻经》的第二部分是《十善业道经要略》其后补三藏鸠摩罗什翻译的《佛说天请问经》。楷书，刻石长460厘米，高106厘米，其中花边宽10厘米，位于一层南塔心室甬道西壁，由六块石碑自北向南排列组成。[10]《佛学大辞典》中记载，“十善业道”（名数）十善之业行，为生于善处之道，故曰十善业道。[11]经名之后，有“唐金紫光禄大夫守中书侍郎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集贤殿大学士裴休撰”的字样。裴休（791—864），河南济源人，晚唐名相、书法家，与柳公权友善。柳公权书丹的名碑《玄秘塔碑》，为裴休撰文。裴休书法整齐端正、一丝不苟，以欧阳询、柳公权为宗。裴休撰并书丹的《圭峰禅师碑》，由柳公权篆额，唐大中九年（855）立，碑现存陕西户县草堂寺。《十善业道经要略》石面均用小楷书填补，不留空白。该经没有《金刚经》影响深远，笔者认为此处镌刻该经，是为了宣扬“善”，应修十善，教化民众“终明广摄十善之功德及一切之善法”[12]。最后有发愿文和镌刻日期“大宋太平兴国二年，岁次丁丑十月，戊午朔八日，乙丑”“乡贡进士赵安仁”的落款以及一些官员的署名。

《繁塔刻经》的第三部分是《大方广圆觉修多罗了义经》（简称《圆觉经》）二卷，楷书，上卷长494厘米，高125厘米，其中花边宽10厘米，位于二层南塔心室甬道西壁，由六块石碑自北向南排列组成。采用“罽宾沙门佛陀多罗”译本[13]，是唐、宋、明以来教（贤首、天台）、禅各宗盛行讲习的经典。[14]下卷与上卷镌刻石碑同大小、同方向排列。上卷经刻完并没有接着刻下卷，而是留有空白。上部分与中间部分用小楷标上数字，用来表示刻石的顺序。经后仅有发愿文与日期“大宋太平兴国七年，岁次壬午五月，壬辰朔八日，己亥建”，无书丹、刻工者姓名。书法风格与前“二经”差别不大，字形方正，一丝不苟，笔者认为同为赵安仁所书。繁塔作为北宋名塔，刻以上三方佛经，说明以上三种经文在北宋时期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重要影响力的，寺庙僧人日常课诵的佛经也应为此三种。

宋 楷书 佚名 繁塔墨书 作者拍摄

“繁塔三经”结体方正，严谨工整，字形偏长，纵势突出，重心靠上，下半部分拉长，稍显峭拔。布白均匀，主笔突出，转折处顿笔明显，横多右上倾斜，竖画正直，稳固字的重心，使其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得寓险于正之妙。整幅作品瘦硬有力，可看出是以欧阳询、柳公权等书家为取法对象的。自有书法批评观念始，就有“筋书”与“墨猪”的论断，赵氏吸收了欧体重骨少肉的书法观念。刻工刀法方圆兼备，所以线条转折处方中有圆；力度与速度兼备，因此粗细分明。好的刻工铁笔传神，能高度还原书丹者的笔墨技艺，与书者共同完成这刻在石头上的历史。平稳的字形，加上刀法险绝，无意中给“繁塔三经”增添了端庄肃穆之感。

二、繁塔中的题名题刻与墨书

繁塔北佛洞东西方向三层蹬道共有额石155方，除去2方断裂与3方无字的5方额石外，有字额石共150方。字数最多的额石题名题刻全文60字，宽16厘米，高21厘米。字数最少的不过6字。捐钱建塔、镌刻题字是僧俗信徒积德行善、发愿祈祷的一种方式。额石题名题刻之多，记录捐钱民众数量之广，显示出北宋初期开封佛教盛行，对研究佛教在北宋的传播提供了实物证据。这些题名题刻保留了北宋初期民间书法最真实的面貌，弥足珍贵。额石刻字是为了记录捐款者的姓名，因此书写轻松，生动活泼。东蹬道第一方“男弟子王祚，奉为父母施”，字径大小不过1—2厘米，字形窄长，结体疏朗，字内空间大。线条较细，横折处强调顿笔，竖画上部分比下部分粗。在横平竖直的基础上，不乏灵动轻巧。虽是楷书，点画呼应，恣肆飞动，有行书笔意，已经达到了较高的书法艺术水平。一些字迹较为拙朴，仅能把字写工整，由此推断题名题刻是由多人书写。整体书风较为瘦硬，着重表现转折与捺画，可明显看出受到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的影响。

这些题名题刻是有人统计捐赠者姓名后并由专人书写与镌刻的。这些专人来自“佛教邑会”组织。“邑会主要流行于黄河流域，一般按村邑或宗族组成，在僧人参加或指导下，结集众人，聚敛财物，从事造像、修寺、建塔、营斋、诵经等活动。其主事者名目繁多，主要有邑主、邑长、邑维那、邑师等，参加者称邑子、邑人。规模一般为十余人到数十人，有的达数百人甚至千人以上。”[15]修建繁塔的邑社人名、人数暂不可考，刻字少的题名题刻仅留姓名，如“女弟子贾氏施”[16]“张福张光远施”[17]“男弟子王温施”[18]等。一些是为去世的家人祈愿，如“男弟子李延贞，奉为先亡父母。早愿生天，见存骨肉，各保安康”[19]“莫彦进奉为亡母朱氏，施额石，愿生天界”[20]等。捐款者有官员如“汝州随使押衙知进奏、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骁骑尉韩惟忠施”[21]，有僧人，如“随州大洪山奇峰寺，藏真大师常普，与小师法因，同施”[22]，也有为政府服役的民户，如“颍州船户董再遇、男延朗，阖家同施”[23]，等等。这些捐款者不止开封周围百姓，有“亳州客胡晏、妻丁氏，男郭五、马儿、驴儿，女妹重，阖家共施”[24]，还有颍州与随州等地捐款者可考。有两方明确纪年的题名题刻，内容为 ：“内品监宣化门蒋保荣，奉为亡过父母。愿离苦生天，施此石。太平兴国七年，正月五日，记之。”[25]“刘彦为亡父刘进、母王氏，闻窣堵波，为住持滕磹石，为着力之因，特舍净财。用崇坚福回施，菩提法界有情。壬午岁二月五日记之。”[26]额石题名题刻碑别字使用较少，“船”作“舡”，“弟”作“第”或“苐”，“舆”作“与”，“与”字“横”用“灬”代替。

宋 赵安仁 楷书 《金刚经》后发愿文拓片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开封繁塔石刻》

繁塔中还有七方布施碑，主要用来镌刻捐款者姓名，分别为《赵文志等施舍题记》《陈洪进等施银题记》《王守贞施财题记》《许守钦等施财题记》《裴赞等施财题名》《轩凤等修塔题记》《王守贞造像题记碑》。七碑的字体不一，应为多人书丹。其中《陈洪进等施银题记》位于二层正北佛洞西壁下层，宽77厘米，高43.5厘米。文中记录陈洪进捐款数量与发愿文，有“太平兴国三年”日期落款。书法水平较高，字迹娟秀，撇捺舒展，偶有一二拙朴字形，更显生动。刀口清晰可辨，刻工转折、捺角处用方笔，技术高超，为上乘之作。《王守贞造像题记碑》位于二层西北佛洞内北壁，宽55厘米，高51厘米，碑面大面积造像，刻字仅有一列，字口较浅，字迹多不清晰。其他布施碑暂不赘述。

繁塔内另有地宫碑刻一方，宽63厘米，高160厘米，厚16厘米。楷书，字迹工整，字形偏长，点画均匀，字迹拙补，文中有“讲《上生经》僧蕴光书”的落款。碑左半边有字，右半边空白，暂无命名。

除石刻之外，繁塔墙壁上还留存有墨书。据河南大学宋战利撰《开封繁塔金代题记墨迹考》一文考证，繁塔第三层南向洞门穹顶和东墙壁上发现了两处墨书题记，为金代书法名家赵秉文所书[27]，点画舒展，笔力劲健。赵秉文（1159—1232），字周臣，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人。善草书，与党怀英、王庭筠、赵沨齐名，墨迹有台北故宫博物院藏《赤壁图卷题诗》、北京故宫博物院藏《赵霖昭陵六骏图题跋》等传世，深得米芾神韵。除此之外，笔者在繁塔一层外砖上发现小佛像两侧墨书，右侧书写捐者名姓，左侧书写佛名。墨迹大多不清晰，字径大小在1—2厘米之间。这些墨书挥洒自如，有行书笔意，行笔多侧锋，起收笔时速度放慢，能看出书写时的认真态度。但书写者姓名不可考，可能也是邑会专人所书。

宋 赵安仁 楷书 《圆觉经》拓片（部分） 选自中州古籍出版社《开封繁塔石刻》

北宋文字学发展已经非常成熟，加之镌刻佛教经典，使用汉字较为规范，但仍有一些碑别字出现，可看作北宋时期的用字特点。如“来”作“來”、“算”作“筭”、“挂”作“罣”、“粗”作“麤”、“虻”作“蝱”、“禮”作“礼”、“萬”作“万”等。“这类字与通行的繁体字是异体字的关系或是繁体字的初文，字形来源与构型方式不同而形成的，多是异构字。这些沿袭古形的简体字，广泛出现在古代碑刻与文献中，因为形简并流传有序被简化字采用。”[28]

三、《繁塔刻经》的意义

宋代佛教不如唐代兴盛，但宋代刻经在中国刻经史（魏晋南北朝直至南宋）上有重要的地位。宋代的雕版印刷普及，对佛经的流通起重大作用。《繁塔刻经》与北京云居寺《房山石经》前后相差不过半个世纪，除书风接近之外，石经署名情况也相同。由于刻经为宣扬佛法，树立典范，字体严谨、工整，书法风格统一。辽代与北宋对峙，房山石经镌刻历经千余年，隋唐始刻，续刻于辽金、元、明，是研究隋至明书体演变的书法精品，现今能见到最多的辽代刻石、刻经以其数量为最。“辽代书法以楷书为主流，楷书是郑重场合使用最多的书体，辽代碑刻与抄经也是如此。”[29]辽代楷书以欧体盛行，《繁塔刻经》同样不脱欧体藩篱，辽、北宋书法风格以刚劲、重转折为典型用笔特征，依然受晚唐瘦硬书风影响，是前代书风的继承者。《繁塔刻经》与同时期苏州瑞光塔、云岩寺塔等唐五代宋初写经墨迹相比，虽无墨迹点画精细，但以石头为书写载体镌刻，线条更加爽利，金石意味十足。这些利于长久流传的碑版，也给后世留下了宝贵的书法遗存。北宋前期一些书家墨迹不存或是只留下片纸只字，赵安仁的书法流传千余年，无疑与作为书写材料的石头易保存是分不开的。

清人叶昌炽在《语石》中评价宋代书法：“宋初承五季之后，书学彫弊极矣。”[30]欧阳修也针对时弊发出感叹：“自唐末兵戈之乱，儒学文章扫地而尽，圣宋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追逐三代之隆。独字书之法寂寞不振，未能比踪唐室，余每以为恨。”[31]可通过繁塔内刻经看出五代末至宋初书坛不脱前人藩篱的迹象。我们追寻宋代中晚期浪漫潇洒的书法时，宋初书法是不能绕过的一个关键转折点。繁塔内刻经及其他题名题刻，代表了北宋民间书法风貌。窥探宋初开封《繁塔刻经》书法，同样能为书法史研究带来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