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邹祥建

弁言

湖南永州地区位于潇、湘二水交汇处，自古文风鼎盛，迁客骚人，往来甚多，留存下来的唐宋以来文人及书家如颜真卿、元结、怀素、瞿令问、柳宗元、周敦颐、黄庭坚、米芾、李清照、范成大、何绍基、吴大徵等人的大量摩崖书法，数量也相当大，据不完全统计，共有70余处摩崖群，近2000幅摩崖石刻作品。数量如此巨大的摩崖石刻作品，就集中分布在已被批准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包括阳华岩、朝阳岩、浯溪岩、玉琯岩、月岩、澹岩、月陂岩在内的7处摩崖石刻群中。而其中的浯溪摩崖石刻，书法艺术价值与审美价值尤其值得重视。浯溪位于永州祁阳县，苍崖石壁，濒临湘江，陡峭险峻，连绵70余米。正是在这里，历代名贤留下了多达500余幅的摩崖石刻作品，成为国内著名的碑林之一。

梳理永州浯溪石刻，笔者发现，自有唐以降，除元代以外，宋、明、清人均在此处留下了大量的摩崖石刻作品。我们知道，书法五体之中，篆、隶、楷属于静态书体，而行、草则属于动态书体。在本文中，笔者试图把浯溪历代石刻中的部分代表性作品分为如上两类，并从笔法、字法（结构）、章法等方面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以探究其独特价值。

一、浯溪摩崖石刻中的静态书体

（一）篆书

瞿令问，盛中唐时期人，生卒不详，曾任道州江华县令。瞿令问饱读诗书，书艺精湛，而尤以篆、隶见长。唐代擅篆书者，当推李阳冰、瞿令问、袁滋三人，黄庭坚将他们三人并称“瞿李袁”。瞿令问任阳华县令时，与元结（719—772）交往甚深。元结字次山，号漫叟、漫郎，天宝十二年（753）进士，河南鲁山人，唐代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唐广德元年（763），元结任道州刺史，永泰元年（765）罢免，次年复出任道州刺史，先后历时十年。元结喜欢永州山水，故游历甚广，且著作丰硕。据考证，其著述约有70篇，较为有名的是十九铭一颂，可以说凡游必铭，凡铭必刻，足迹所到之处，均留摩崖石刻。元结在永、道二州开拓的著名摩崖石刻群有阳华岩、朝阳岩、浯溪岩等，其中少不了瞿令问的功劳。唐永泰二年（766），瞿令问邀元结游阳华岩。有感于阳华岩之景色秀丽，元结创作了《阳华岩铭》，并嘱擅书的幕僚瞿令问书写此铭，刻于石壁之上。阳华岩是元结开创的第一处摩崖石刻群，瞿令问则是阳华岩历代诸多摩崖石刻中的第一书碑者。除《阳华岩铭》外，今永州江华境内的《寒亭记》、今祁阳浯溪碑林的《峿台铭有序》，均是瞿令问所书，且都是元结所撰。黄庭坚评价《寒亭记》：“江华县令瞿令问玉箸篆，笔画浑厚。”[1]足见瞿令问篆书水平之高超。至于《峿台铭有序》，也与元结有着很深的渊源。

唐 颜真卿 楷书 大唐中兴颂拓片 潇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藏

唐大历二年（767），元结由潭州返道州，途经祁阳，爱其风景秀丽，故暂居于此。大历四年（769），因其母去世，元结又寓居浯溪守孝。元结将“北汇于湘”的一条小溪命名为“浯溪”，寓“唯吾独有”之意，并撰《浯溪铭》，一条无名小溪由此而得名；小溪东北有20多丈高的怪石，命名“峿台”，且撰《峿台铭》；溪口处有60余尺的奇石，上有一亭，命名“亭”，又撰《亭铭》，三者合称为“三铭”。元结又将“三铭”交于李庾、瞿令问、袁滋，分别用玉箸篆、悬针篆、钟鼎篆书之，且刻于石。据清潘耒（1646—1708）记载 ：“《峿台铭》刻在台之背，甚完整。《溪铭》《亭铭》刻于东崖石上，随石欹斜，藓厚难拓，而篆书特佳，视《台铭》为胜。”[2]这三块摩崖石刻均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尤其是袁滋《亭铭》，被国家文物局列为一级石刻，堪称“国宝”。黄庭坚就曾说：“袁滋，唐相也，他处未尝见撰文，此独有之，可贵也。”[3]元结在“吾”字上分别附以不同的偏旁而自造三字，借以命名溪、石、亭，体现出了元结对此地山水、人文风貌的钟爱。《浯溪铭》《亭铭》二石刻经过了千年风雨剥蚀而损坏严重，唯《峿台铭》保存尚好，故笔者试对其书法艺术特色进行分析。《峿台铭有序》写道：

唐 瞿令问 篆书 峿台铭有序拓片 潇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藏

清 吴大澂 行书 雨中游浯溪《中兴颂》 次山谷诗韵拓片 潇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藏

浯溪东北有廿余丈，得怪石焉。周行三四百步，从未申至丑寅，崖壁斗绝，左属回鲜，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当洄潭。其势硱磳，半出水底，苍苍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巅胜异之处，悉为亭堂。小峰嵌窦，宜间松竹，掩映轩户，毕皆幽奇。于戏!古人有畜愤懑与病于时俗者，力不能筑高台以瞻眺，则必山巅海畔，伸颈歌吟，以自畅达。今取兹石，将为峿台，盖非愁怨，乃所好也。铭曰：湘渊清深，峿台峭峻。登临长望，无远不尽。

谁厌朝市，羁牵局促。借君此台，壹纵心目。

阳崖砻琢，如瑾如珉；作铭刻之，彰示后人。

从书法角度看，此石刻具有很重要的艺术价值，清代金石学家们对其评价甚高。宗绩辰就说：“此《铭》锋势秀整，俨若新刻，与潘稼堂见时无异。固由刻之精深，殆亦有神物护之，不使剥蚀耳。”[4]细审此石刻可知，其主要取法于西汉《新莽嘉量铭》。《初学记》记载：“字必垂书细末，细末纤直如悬针，故谓之悬针。”[5]这一审美特征在此摩崖石刻中体现明显，其线条粗细均匀，竖画收笔出锋，似钢针悬起，峻峭爽利；字形大小均一，笔画上下伸展，结体呈竖向长方形。欧阳修《集古录》指出：“右斯人之作，非好古者不知为可爱也。”[6]如此等等，对此石刻书法均给予很高的评价。《峿台铭有序》表明，瞿令问篆书以西汉《新莽嘉量铭》为根基，又不为所囿，具有自己的独特风格。今人朱关田说：“有唐一代悬针之篆，当推瞿氏为第一。”[7]由此可知，瞿令问篆书水平高妙，且有别于李阳冰玉箸篆法。清代瞿中溶曾说，瞿令问篆书“结体遒劲，所用古文，皆有往所，无一字杜撰，以此见篆学之精深，实于唐宋诸儒中，卓然可称者”[8]，可谓称赞有加。

吴大澂(1835—1902)，江苏吴县(今苏州)人，同治七年（1868）进士，光绪十八年（1892）任湖南巡抚。吴大澂于书五体皆精，尤以篆书、行书成就最高。吴又精于金石考据，且著述丰富。吴大澂在任职湖南巡抚的第二年，依照惯例须查阅全省营伍，巡视湖南境内，准备率湘军出关抗日（即甲午战争）。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记载，光绪十九年，“二月，查阅湖南全省营伍，行抵达衡山；登衡山，道出浯溪、澹岩，皆有诗刻”[9]。其间，在浯溪撰一诗、三铭，均镌刻于石，为永州摩崖文化增色甚夥。“一诗”即《雨中游浯溪〈中兴颂〉次山谷诗韵》，“三铭”即《浯溪铭有叙》《峿台铭有叙》《庼铭有叙》。如前所述，唐元结已有浯溪“三铭”在先，故人们通常将吴大澂的“三铭”称之为“小三铭”，以示区别。该“小三铭”石刻均为吴大澂同一时期篆书作品，风格特征也相近。其中的《峿台铭有叙》不仅艺术价值突出，其文献价值亦不可低估，因而被后人评价尤高。故笔者特拈出之，以探究其独特价值。《峿台铭有叙》中写道：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

大贤已往，民有去思。

思其居处，思其文辞。

次山私之，谁曰不宜?

人们知道，浯溪名声大震与元结撰《中兴颂》有着直接关系，不仅文绝、石绝，而且颜书更为绝妙，世称“三绝”，可谓“兹山有幸”。吴大澂赞叹这些石刻千年之后仍能熠熠生辉，因生感慨，故作铭以寓志。“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次山私之，谁曰不宜”，足见吴大澂对元结品德的推崇。光绪十九年（1893），吴大澂58岁，书风已臻化境。值得一提的是，篆书名家杨沂孙在世时，两人交往甚深。吴大澂的篆书受杨沂孙影响，其用笔融合大小篆，取法三代彝器铭文，形成了一种新的用笔方式，《峿台铭有叙》便体现了这一点。其用笔方圆兼备，转折处不留痕迹，有婉转丰韵之美，如“园”“富”“思”等字；结体瘦硬劲挺，兼容大篆笔意，疏密对比明显，笔画多者而不塞，笔画少者而不旷，如“豪”“胜”“贤”“辞”等字。整篇看来，笔法精妙娴熟，线条遒劲畅达，金石气浓厚，卓有钟鼎、古籀意趣，为吴大澂晚年佳作。同时期的徐世昌（1855—1939）曾称赞吴大澂“于金石书画，致力颇深。尤工篆书，一时推独步”[10]。吴大澂书写的这几块摩崖石刻足可证明徐世昌所言并非过誉。

（二）楷书

湘江之水自南而北流，衡山之脉自北而南迤。奇峰怪石错立于湘滨，若熊罴，若虎豹，若麟，若狮，若古柏之皮裂而莽缠。可惊，可愕，可图，可咏。舟行三百里不可殚述，峿台其最著也。远而望之，嶘岩峻嶻，如斧削成。右江左溪，隐相回抱。古木阴森，松竹相间，环翠耸青，幔岩塞窦，峦壑清幽之致，或为所掩。台踞其巅，乃次山之旧址也。地以人传，兹山之幸矣。鲁公书《中兴颂》，刻于崖壁。后有山谷诗刻。次山之铭去台后百余步，字多完好，无风雨剥蚀之难。余抚是邦，有愧前贤。惟于篆籀古文习之有年，铭而刻之，以志向往。铭曰：

园林之美，豪富所私。

山川之胜，天下公之。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朝廷收复了在安史之乱中沦陷的长安、洛阳。肃宗上元二年（761）秋八月，元结任荆南节度判官，为盛赞肃宗中兴，遂撰《大唐中兴颂》：

天宝十四年，安禄山陷洛阳。明年，陷长安，天子幸蜀，太子即位于灵武。明年，皇帝移军凤翔。其年，复两京，上皇还京师。于戏！前代帝王有盛德大业者，必见于歌颂。若今歌颂大业，刻之金石，非老于文学，其谁宜为？颂曰：

噫嘻前朝，孽臣奸骄，为惛为妖。

边将骋兵，毒乱国经，群生失宁。

大驾南巡，百寮窜身，奉贼称臣。

天将昌唐，繄睨我皇，匹马北方。

独立一呼，千麾万，戎卒前驱。

我师其东，储皇抚戎，荡攘群凶。

复复指期，曾不逾时，有国无之。

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二圣重欢。

地辟天开，蠲除袄灾，瑞庆大来。

凶徒逆俦，涵濡天休，死生堪羞。

功劳位尊，忠烈名存，泽流子孙。

盛德之兴，山高日升，万福是膺。

能令大君，声容沄沄，不在斯文。

湘江东西，中直浯溪，石崖云齐。

可磨可镌，刊此颂焉，何千万年。

十年后，即大历六年（771）六月，元结又嘱时任抚州刺史的颜真卿书《大唐中兴颂》，并刻于永州浯溪石壁之上，世称《摩崖碑》。此序颂共有332字，实为颜真卿大字中最著名的作品。前人对颜真卿《中兴颂》评论甚高，黄庭坚将之与《瘗鹤铭》相提并论：“大字无过《瘗鹤铭》，晚有石崖《中兴颂》。”[11]明王世贞说此碑：“字画方正平稳，不露筋骨，当是鲁公法书第一。”[12]

颜真卿一生，书法作品甚多且风格多样，《中兴颂》可谓独立风标。正如《宣和书谱》所说：“颜真卿忠贯白日，识高天下，千变万化，各具一体。若《中兴颂》之宏伟，《家庙碑》之庄重，《仙坛记》之秀颖，《元鲁山铭》（元次山碑）之深厚，种种不同。”[13]可以说，颜真卿之书为元结之文添色不少。许永认为：“次山之文，无虑数万言，而《中兴颂》独传天下，亦鲁公字画有助焉耳。”[14]《中兴颂》之“文”“字”“石”，可谓“文绝”“字绝”“石绝”，故有“三绝碑”之称。自唐人皇甫湜对其品题，宋人黄庭坚、米芾、李清照、范成大、洪迈、岳珂以下，各有诗文议篇。此后，永州浯溪因《中兴颂》而名声大震。皇甫湜（777—835），字持正，睦州新安（今浙江淳安）人，宰相王涯外甥。唐太和三年（829），皇甫湜至湖南浯溪，遂有《题浯溪石》诗刻。诗中写道：

次山有文章，可惋只在碎。

然长于指叙，约洁有余态。

心语适相应，出句多分外。

于诸作者间，拔戟成一队。

中行虽富剧，粹美若可盖。

子昂感遇佳，未若君雅裁。

退之全而神，上与千载对。

李杜才海翻，高下非可概。

文与一气间，为物莫与大。

先王路不荒，岂不仰吾辈。

石屏立衙衙，溪口扬素濑。

我思何人知，徙倚如有待。

诗的内容，是对元结《中兴颂》的最早评述。从书法的角度分析，此诗刻得法于褚楷，与《伊阙佛龛碑》书风相似。其用笔遒劲瘦硬，纤细而不靡弱，如“章”“碎”“拔”“岂”等字；结字险峻欹侧，内舒外密，如“成”“若”“对”“玉”等字。真似窈窕美女，婀娜多姿，婉约柔美，灵动飘逸。

瞿中溶（1769—1842），字苌生，号木夫，江苏嘉定人，钱大昕女婿，曾任郴州府通判、安福知县，官湖南布政司。瞿中溶饱学诗书，精于金石考据，一生搜集永州摩崖石刻最多。《清史稿》载瞿中溶：“官湖南布政司理问，搜奇访僻于人迹罕至之境，所获益多。”[15]《瞿中溶题记》就是瞿中溶于嘉庆十三年（1808）任职时所书，刻于元结《右堂铭》石刻旁。该石刻用笔爽利劲健，笔法变化多样，如“冬”“瞿”“溪”“溶”“诸”“去”等字；其字形结构也颇具特色，尤其是撇、捺笔画的夸张书写，使得结字舒朗开放，欹侧险峻，如“嘉”“庆”“唐”“元”“人”“石”等字。瞿中溶楷书题记无论是用笔还是结字，均受到魏碑的深刻影响，字里行间散发出浓厚的金石气。正如《墨林今话》记载：“居士篆隶悉有法，行楷学六朝人。晚年随手涂抹，弥见天趣。”[16]可谓一语中的。

二、浯溪摩崖石刻中的动态字体

在中国书法史上，以行书入碑，始于唐太宗。太宗之后，以行书入碑的，便历代不绝了。在湖南永州浯溪石刻群中，除上文介绍的这类以篆、隶、楷书入碑的静态书体石刻之外，就是那些出之以行书的动态书体石刻了。

宋 黄庭坚 中兴颂诗引并行记拓片 潇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

米芾（1051—1107）是大书法家，与苏轼、黄庭坚、蔡襄并称“宋四家”。米芾于宋熙宁八年（1075）任长沙县主簿时，途经浯溪，撰《过浯溪》：

胡羯自干纪，唐纲竟不维。

可怜德业浅，有愧此碑词。

就书法而言，米芾此诗刻受到褚楷的深刻影响，又旁参颜真卿书法。其中“胡”字右半部“月”，“词”字右半部“司”，单字“月”的横折钩，均呈内之势，使左部右移，中宫收敛，将褚体笔法发挥到极致，且略有连笔，致使整个字显得俏丽峻拔、生动活泼。“羯”字横折钩，“宁”字竖钩，“碑”字右半部的横折，圆浑厚重，外拓明显，可谓得颜氏神韵。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续》记载：“右米芾跋五言绝句，在祁县之浯溪，后题‘米芾南宫’云廿三字。考元章生于皇祐辛卯，至是才二十五岁，笔力纵劲，已有颜平原风格，故知小技亦有天授也。”[17]此外，《过浯溪》诗刻又融入了行书笔意，如“饱”“纲”“维”“官”“养”“望”“经”“浯”“溪”等字，增益了其灵动飘逸、婀娜多姿之美。《宋史·文苑传》评价米芾说：“为文奇险，不蹈袭前人轨辙。特妙于翰墨，沉著飞翥，得王献之笔意。画山水人物，自名一家，尤工临移，至乱真不可辨。”[18]《过浯溪》诗刻虽称不上米芾最经典的书法作品，但其对于研究米芾早期书风面貌有着重要的意义。

黄庭坚（1045—1105）是江西诗派开山之祖，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其诗与苏轼并称“苏黄”，其书与苏轼、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宋史·文苑传》有传。宋崇宁二年（1103）十一月，黄庭坚被贬，羁管宜州，崇宁三年（1104）三月，与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泛舟同游浯溪，并撰《中兴颂诗引并行记》《东崖题记》《答浯溪长老新公书》《浯溪图》，又书元结《欸乃曲》《陶靖节诗》，且均镌刻上石。这6块摩崖石刻均是黄庭坚以行楷书之，且风格面貌十分相似。故笔者试以《中兴颂诗引并行记》为样本，以探究其价值。宋崇宁三年（1104），黄庭坚与友人游浯溪，泛舟至《中兴颂》崖下，平素只能阅览拓本，今时见到石刻原貌，遂喜作《中兴颂诗引并行记》，且将原稿交于蒋彦回收藏，至宣和二年（1120），又由僧伯新（中宫寺主持）将其镌刻于《中兴颂》旁边的崖壁上。该摩崖石刻高230厘米、宽180厘米，每字6—9厘米见方不等。诗刻写道：

春风吹船著浯溪，扶藜上读中兴碑。

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鬓成丝。

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

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鸟择栖。

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臣结春秋二三策，臣甫杜鹃再拜诗。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

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

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

该石刻内容引起了人们怀疑元结《中兴颂》旨在歌颂还是讥讽。宋溶《浯溪新志》云：“《中兴颂碑》彪炳千余岁矣，而立言之旨，议者纷纷，何昔贤者心事之不能昭白于后人也？抑文好为诟病使之欤？玄宗而既西狩矣，灵武之立，势不得已，不然何以收众心而成大业乎？乃谓《颂》亦含讥，乐此而不为疲。则山谷一诗，实为诸颂之首。”[19]王士祯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黄鲁直题摩崖碑，尤为深切。‘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云云，所以揭表肃宗之罪极矣！”[20]从书法角度审视此石刻，首先，我们知道黄庭坚酷爱颜体，行楷书兼用篆隶笔意，独创“黄体”。康有为对黄庭坚评价很高：“宋人之书，吾尤爱山谷，虽昂藏郁拔，而神闲意浓，入门自媚，若其笔法瘦劲婉通，则自篆来。”[21]该石刻结字奇险，笔画之间，穿插避让，欹侧相生，不受羁绊，呈现出纵横舒展的面貌，如“春”“扶”“庙”“军”等字。笔画夸张是黄庭坚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尤其是处理横、撇、捺时，往往将其写得甚为舒展，呈辐射状，如有长横的“著”“桑”“安”“上”等字，长撇的“藜”“摩”“否”“痛”等字，长捺的“太”“趣”“文”“追”等字，都给人一种心旷神怡、骨力遒劲的审美感受。这种长枪大戟、绵劲迟涩的审美特征，以及字里行间

所流露出的脱俗神韵，均与黄庭坚不断地揣摩《瘗鹤铭》与追摹魏晋古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正如康有为所说：“宋人书以山谷为最，变化无端，深得《兰亭》三昧，至其神韵绝俗，出于《鹤铭》而加新理。”[22]在章法方面，黄庭坚此作亦有自己的特点，单行字看似扭转歪曲，但整体来看，字与字之间、行与行之间交相呼应，时而紧凑，时而舒缓，密而不塞，疏而不离，气势连贯。有些字融入了行书笔意，更显灵动活泼，如“溪”“趣”“取”“断”“崖”“前”等字。总之，此诗刻堪称黄庭坚楷书中的经典之作。王世贞对该石刻评价甚高：“山谷《中兴颂》碑后诗……书法翩翩有致，惜拓摹久，遂多失真者。余谓坡笔以老取妍，谷笔以妍取老，虽侧卧小异，其品格固已相当。”[23]

清 行书 何绍基谈《中兴颂碑》有作拓片 潇湘意摩崖石刻拓片博物馆藏

何绍基(1799—1873)，字子贞，号东洲，别号东洲居士，晚号猿叟，道州(今湖南道县)人，道光十六年进士，晚清著名诗人，精于书画，通经史，精小学、金石、碑版。何绍基于书初学颜，后又融合汉魏而自成一家，尤长于行草，被称为“晚清书法第一”，又有“有清二百余年第一人”之誉。《清史稿·艺术传》记载：“咸、同以来，以书名者，何绍基、张裕钊、翁同龢三家最著。”[24]湖南道州乃是何绍基故里，所以，何绍基屡屡往来于永州朝阳、祁阳浯溪之间。同治元年（1862）正月，何绍基由长沙泛舟回故乡道州。到达祁阳时，知县于桐轩陪其游浯溪，游览了《中兴颂》及其一侧的黄庭坚诗刻。随后，友人杨翰奉陪何绍基再次游览浯溪。应杨翰之请，何绍基撰写了《谈〈中兴颂〉碑有作用山谷韵》：

归舟十次经浯溪，两番手拓中兴碑。

外观笔势虽壮阔，中有细筋坚若丝。

咸丰纪元旧题在，时方失恃悲孤儿。

次年持节使蜀西，剑州刻如饥鹤栖。

既无真墨本上石，何事展转钩摹为。

唐人书易北碑法，唯有平原吾所师。

次山雄文藉不朽，公伟其人笔与挥。

当代无人敢同调，宋贤窃效弱且危。

涪翁扶藜冻雨里，但感元杜颂与诗。

公书固挟忠义出，何乃啬不赞一词。

海琴桐轩喜我至，珍墨名楮纷相随。

书律深处请详究，拓本成堆吁可悲。

此摩崖石刻将诗、书、文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且三者俱佳，布局讲究，既论《中兴颂》，又涉及元结、颜真卿、黄庭坚之为人，并论及何绍基与杨翰、于桐轩游玩浯溪的过程。此诗不仅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其艺术价值亦不可低估。此诗刻以雄浑、质拙为主调，这应与何绍基追求八分的意度和大力提倡“丈夫书”的审美观念有关。何绍基曾说：“少壮时，喜临《座位帖》，廷对策亦以颜法书之。余平生于颜书手钩《忠义堂》全部，又收藏宋拓本《祭伯文》《祭侄文》《大字麻姑坛记》《李元靖碑》。”[25]从此石刻中，我们可以看出，何绍基早、中年对《争座位帖》用功颇深。仔细审视此诗刻，其点画圆浑沉雄、质朴无华，颇有古意，如“归”“拓”“旧”“藉”等字；用笔坚实沉稳、篆意浓郁，如“浯”“碑”“观”“筋”等字。值得一提的是，此诗刻中，粗重的线条并不显臃肿，如“剑”“真”“但”“颂”等字；纤细的线条也不靡弱，如“挥”“律”“琴”“详”等字。字的结体也丰富多样，或大或小、或长或阔、或方或圆，可谓信手出之，而避免了雷同。至于整体上，则气韵浑然一体，具有疏朗萧散、清穆温厚的神韵。总之，何绍基行书出乎绳墨之外，又蹈乎规矩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特征。《清稗类钞》对其评价甚高：“其书沉雄而峭拔，行体尤于恣肆中见逸气。往往一行之中，忽而似壮士斗力，筋骨涌现；忽又如衔环勒马，意态超然。非精究四体，熟谙八法，无以领其妙也。”[26]

何绍基书法高妙，自然也就受到浯溪学书者的推重，而杨翰便是其中之一。杨翰与何绍基交往甚深，其书法亦胎息何绍基，如朝阳岩杨翰书元结《朝阳岩下歌》、黄庭坚《游浯溪岩》《秋日游朝阳岩再用山谷韵》三块石刻的书风便十分接近何氏行书，可谓深得何氏三昧。笔者此前曾于拙文《浅析清代朝阳岩行书摩崖石刻审美特征》中对杨翰行书做过深入阐述，故在本文中不再赘述。李渭阳，永州祁阳人，生卒年及事迹均不详。其《轻舟一叶绕溪行》诗刻亦取法于何绍基，诗中写道：

轻舟一叶绕溪行，爱杀湘流澈底清。

水势远吞千里月，渔歌近壮三吾城。

辉含镜石形犹古，碑读摩崖字不明。

愧我无才兼老病，敢云高卧薄功名。

这里，“三吾”即指“祁阳”。较之何绍基行书《谈〈中兴颂〉碑有作用山谷韵》，此诗刻似更为丰润华丽、圆浑厚重，而不及何书欹侧险峻、古拙质朴，谋篇布局也似不如何书灵活多变。此诗刻点画圆浑，用笔沉雄，线条凝重，如“远”“石”“崖”“薄”等字；结字富有变化，如“轻”“叶”“杀”“无”等字。总之，此诗刻端庄沉稳，又不失灵动飘逸之美，刚健中含婀娜之姿，篆籀之气溢于字里行间，得何绍基神髓而又有个人面貌，亦可视为浯溪石刻中的优秀之作。

前文已提及，吴大澂篆书水平十分高超。其实，他在行楷书方面亦颇有成就，《雨中游浯溪〈中兴颂〉次山谷诗韵》便堪称吴大澂行楷中的经典之作，故笔者以此诗刻为例加以探究。诗刻中写道：

潇湘奇气钟浯溪，次山文字鲁公碑。

我喜涪翁诗律劲，石栏坐对雨丝丝。

唐祚中衰寇患起，太息朔方无健儿。

六龙远去蜀江西，鸾凤纷纷枳棘栖。

灵武即位上皇复，歌功勒石臣能为。

作者文雄书者健，忠清亮直皆吾师。

若以墨本工摩刻，徒资文士霜毫挥。

古今循吏为君国，身与磐石关安危。

杜老书名吾未睹，千秋犹诵舂陵诗。

元祐残碑未磨灭，吁嗟党祸起文词。

宜州谪所去不远，清游时有高僧随。

两碑读罢一慨叹，苍崖日暮啼猿悲。

此诗刻既有晋唐神韵，又兼宋人意趣，兼具黄庭坚的挺拔刚毅、米芾的爽利劲健及苏轼的丰腴沉稳之美，且参曾国藩笔意。此诗刻笔法精熟老辣、沉着痛快、爽利劲健，如“潇”“浯”“碑”“律”等字；结字颇有特色，得黄庭坚之神髓，中宫收敛，笔画由中心向外部伸展，多峭拔险峻之势，如“衰”“棘”“未”“苍”等字；章法上，字的笔画向外部伸展，尤其是有撇、捺的字，如“石”“徒”“身”“舂”等字，致使行距紧密，但密而不塞，行气十足，行距大，字距小，形成强烈的对比。

综上所述，浯溪摩崖石刻最早可追溯至唐，此后历经数代，规模不断扩大，形式也愈加丰富，有诗词、铭文、歌赋、对联、题记等；从书体看，则四体俱全，风格多样，堪称中国古代书法艺术的具体而微的缩影，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与艺术价值。笔者草成此文，希望拙作可以成为永州浯溪摩崖石刻书法艺术研究方面的引玉之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