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叶金德

一、浯溪摩崖篆书石刻概述

湖南石刻多集中在永州、衡阳、长沙等地，而自唐至近代，永州完整的石刻遗址有20多处，石刻数量近2000方，居全国前列。永州祁阳的浯溪碑林现存石刻505方[1]，占了永州石刻近四分之一。浯溪碑林以唐代元结刻溪铭诸碑而开其端，宋代碑刻定其规模，明、清石刻扬其波澜[2]，时间延续长，历代游人多，集结了许多书法名家，题刻甚富，且质量高，堪称“石头上的留言板”。清王士祯有云：“楚山水之胜首潇湘，潇湘之胜首浯溪。”[3]相对于其他处在岩内或洞内的摩崖石刻，浯溪碑林以其处在独特的露天环境下而存在，形成全国罕见保存完好的露天碑林，并以其珍贵的史料价值、文学价值、书法价值，于1988年成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2004年列入“湖南十大文化遗产”。

有关浯溪最早的记录，是经考证过的北宋崇宁三年（1104）邑人成逸为黄山谷游浯溪作的《浯溪图》，可考的关于浯溪志的记载有13种，今可见者仅清王士祯《浯溪考》上下两册和宋溶《浯溪新志》两种，前者精而太简，后者详而不甚精确。1984年浯溪文物管理所对浯溪石刻进行清查，编成《浯溪志》[4]、

《湖湘碑刻——浯溪卷》[5]，为读者问津浯溪石刻提供了新的资料，也为本文的撰写提供了文字资料和图片资料，奠定了基础。较早开始关注到浯溪石刻的论文是施安昌先生的《石刻中的姊妹篇——〈浯溪铭〉、〈峿台铭〉和〈痦庼铭〉》。[6]文中对浯溪石刻的研究总体可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浯溪石刻做资料汇编类的研究；二是对浯溪石刻的整体性研究；三是就石刻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目力所及，发现对其某一类石刻的研究和关注度较少，据资料记载，浯溪摩崖篆书石刻共计23方，其中唐代6方（其中李阳冰《中堂铭》失）、宋代5方（1方题名已佚）、清代8方、民国4方，时间跨度长，取法丰富，上可追三代之鼎铭，中有习“二李”之基调，下见仿时书之风气，形式多样，能够从中窥探出篆书发展的基本规律，反映书家篆书创作时的审美追求，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浯溪石刻是湖南文化这一整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部极其珍贵的“史料汇编”。整理和研究相关碑刻，是我们认识浯溪石刻价值的重要基础，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重要内容，更能为这些文物的保护提供一个生动的案例。

二、浯溪摩崖篆书石刻艺术特色

（一）古丽妍秀的唐代篆书

施安昌在《唐代石刻篆文》谈及唐篆时说：“笔意淳古自然，章法茂密而错落有致，有金文之古丽。悬针篆《峿台铭》，布局绵密，每字竖笔特长，收笔尖细状如针锥；凡折笔内收或外展，自成法则。这种极有特色的书体，给人以劲利豪爽、俊丽挺拔的感觉，似从三国《天玺纪功碑》脱出。”[7]玉箸篆《浯溪铭》，笔画如玉箸，最大的特点是依其天然，石面凹凸不平，字的大小、长短、横斜不一，相映成趣，有风韵。[8]钟鼎篆《痦庼铭》，笔画如钟鼎文，且有钟鼎字。清王士祯、宋溶赞其“篆法遒古”。碑末“林云刻石”，可见承汉魏碑的优良传统。[9]

唐 篆书 王轩等题名拓片 浯溪碑林藏

宋 徐大节 篆书 浯溪拓片 浯溪碑林藏

宋 无相大士 篆书 无相庵拓片 浯溪碑林藏

以上可为古丽风格的代表，而《溪园》（榜书）和《王轩等题名》注重线条的弧度，笔画的转折增加了提按与圭角，又显示了与李斯小篆不一样的韵味，可见其妍秀。

唐代距今一千四百多年，能够遗留至今并且保存较为完好的石刻就更加难能可贵。碑林现存的这6方唐代篆书石刻，除1方李阳冰《中堂铭》碑文俱失外，另5方还算保存完好，能够根据史料记载和其拓片窥探其风格面貌。其碑文形式较丰富，有榜书（元结自篆《溪园》）、题名（五题名之《王轩等题名》）、铭（三方元结“老三铭”：季康玉箸篆《浯溪铭》、瞿令问悬针篆《峿台铭》、袁滋钟鼎篆《痦庼铭》）等。其取法来源也多样，有来源于铁线篆，有来源于悬针篆，有来源于钟鼎文的钟鼎篆。

（二）斯冰苗裔的宋代篆书

有论者指出，宋代篆书特色有三：一是承前代篆书特别是“二李”小篆的风格而有所变异；二是重新挖掘了大篆的艺术价值，形成了独具神秘装饰性变异色彩的大篆（古文）书写样式；三是开始强调篆书的书写性变异，开启了篆书抒情化的道路。[10]观其宋代碑刻，宋直接隋唐五代，加之徐铉把李阳冰的传统带进宋代，所以基本上，宋代小篆还是比较偏规范平正一路的，这个在佚名《镜石》、无相大士《无相庵》、徐大节榜书《浯溪》等篆书上便可窥见一斑。平正一路，可以从中探得其遵循李阳冰的篆书传统。

汪藻篆书《崇宁三年太学上舍题名跋》，结体字形更强调了方势，和秦李斯《峄山碑》同调。分析其第一行倒数第三字“造”的部件“辶”，第五行倒数第2字“上”字，第7行末尾“是”及倒数第3行末尾的“提”的形体和结构，并与《说文》字形及前代篆文材料进行比较，发现其和《说文解字》的造型很相似，特别是其“造”字的“走之底”的处理手法，不免让人联想到可能会受过《说文解字》影响，更显示了不一样的生动灵活的姿态和意趣。

清 刘心原 篆书 题名拓片 浯溪碑林藏

民国 㞤父 篆书 溪园铭拓片 浯溪碑林藏

宋代篆书，虽上不及发源于秦的小篆，下不及金石复兴的清篆，但其直接隋唐，还是有一定的代表意义。就此碑林中的宋代篆书来看，既有承“二李”一路的“平正”，也有“有趣味”的一路，从中可以窥探到宋代篆书的创造性和取法的丰富性。清篆的异彩纷呈面貌，也应该有宋代篆书的一份功劳。

（三）脱古出新的清代篆书

观整个清代篆书发展，有两条线 ：一为纯以“二李”为宗，坚持写玉箸篆、铁线篆；另一路受邓石如影响。后者其下也有分支，一是师承顽伯，谨守家法或略有所变的；二是以顽伯为宗，参以金文大篆有所变化而形成自己风格的。[11]此路，吴大澂就是一个很好的代表。

分析吴大澂的篆书“三铭”——《浯溪铭有叙》《痦亭铭有叙》《峿台铭有叙》，可以作为研究其篆书风格分野的很好补充。有论者指出[12]，吴大澂篆书风格一共分为三期：早期学习传统，师法《说文》；中期慕时人风，兼采师友；晚期自成一家，取法古籀。而“浯溪三铭”，就是吴大澂风格形成期的代表作之一。他上追三代之鼎铭彝器，中慕时人之推陈出新，下仿古籀之苍辣斑驳，创造性地融合大小二篆的结字、笔法，将大小篆书和谐统一于作品中，以小篆结体补大篆结字之不足，使整篇布局整齐、排列有序，其用笔最终又回归到标准的小篆“玉箸篆”，不激不厉，结字既有小篆的修长，又有大篆的横势，字体长短相间。因此被后人称为“开书金文之鼻祖”，直接影响了晚期以大篆名世的吴昌硕。其对大小篆书法的历史意义都是不可取代的。

刘心原、刘达善、江标等篆书以及榜书《问渔》，其线条和结构更显修长，同时还加大了空间的伸缩对比，形态上更具婀娜之势态，笔画转角处增加了方笔，更多地来源于李阳冰之前的篆隶传统。

（四）稳中求新的民国篆书

民国篆书，主体上是对清代篆书的自然延续。[13]其沿着固有的发展规律前进，同时也产生了一些与前人不同的特色。研究民国篆书，进行书体、书家个案研究，并置于历史的发展序列中比对，能够更好地考察民国篆书的取法、创作、审美与前代的不同。[14]

黄矞的“新三铭”——《溪园铭》《东崖铭有序》《右堂铭》，不管是在风格上还是形式上，和唐元结“老三铭”有异曲同工之处。风格上，元和黄的三铭都各有面貌和特色；形式上，元的《痦庼铭》为从左向右行文，同样，黄的《右堂铭》也是从左向右行文。元结“三铭”篆书精心设计，兴许黄矞读懂了他的心思，所以才来了一次相隔千年的隔空对话。兴许是黄矞有意为之，也可能与他博采古代钟鼎、秦汉瓦当以及六朝石刻之精华的自身修养有关。

此外，另一方民国篆书榜书《孝》也值得我们留心关注。其样式非常特别，正文是一个大的榜书篆书“孝”字，右上角为赞语，4句隶书，字大4厘米；跋语是小字行草。在一幅书法作品里面，同时出现了篆、隶、行、草4种书体，其背后反映的是书法样式在民国的发展。明以前书法样式主要有翰札、手卷、团扇、条幅，明以后样式开始成熟，出现折扇、长卷、中堂、对联等各种样式。民国的这方榜书样式，相对于清朝篆书的样式又推进了一小步，不仅可以作为篆书样式发展史的很好补充，而且对当今篆书书坛的创作提供了崭新的样式启发。

三、对浯溪摩崖篆书石刻价值的几点思考

（一）见证湖湘文化的历史，赓续永州石刻的书脉

2021年10月17日，湖南科技学院国学院院长、教授张京华老师在中国历史研究院举行的“摩崖石刻中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中，总结出了潇湘摩崖石刻具有的几个特征。他提到，摩崖石刻主题集中、风格活跃，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阶段性和空间上的群居性、共生性。唐代开辟，宋代流衍，明代追慕，清代考辨，1200年间跟帖打卡，迄无间断。[15]从浯溪碑林即可窥探出潇湘文化源远流长的一角，围绕“浯溪”这个地点打卡，前有唐元结的“老三铭”，中有清吴大澂的“新三铭”，后有民国黄矞的“后三铭”。前、中、后相呼应，相映成趣，相得益彰，同时也见证了湖湘文化的历史。石刻的年代跨度长，时间上有连续性，且都是各时代的代表书家，书家与石刻互相成就，赓续了永州石刻文化的传统。

（二）探得古人用篆的依据，明晰作篆和古文字材料之间的联系

以宋代篆书《镜石》和汪藻的《崇宁三年太学上舍题名跋》为例，首先，“宋人写的古文主要来源于《说文解字》《古文四声韵》”[16]，比如“镜石”的“石”字，细细观察其结字，会发现“口”部件的上方还多了两横画，这种写法来源于古文；再者，汪的篆书中，第1行倒数第3字的部件“走之底”、第5行倒数第2字“上”字、第7行末尾“是”字，以及第13行末尾“提”字，和《说文》的形体和结构相类似，结合宋代的金石学高潮，宋代篆书的可取法对象不仅仅是“二李”一路，而是已上溯三代吉金文字、印章等，再综合其年谱探其生平，有可能汪藻的篆书创作实践中或有意或无意地加入了印章的字法，成为较早探索印字法和篆书相结合的篆书书家。从古人这些用篆字的蛛丝马迹中，从古人用篆字的习惯中，可以判断古人作篆的依据，探寻作篆和古文字材料之间的联系。

（三）丰富了篆书的面貌和形式，提供了研究篆书发展史的石刻材料

观浯溪碑林篆书，相比于后世书家在行草书方面做的“减法工作”，反观篆书的发展史，从秦朝篆书之后，后代书家对前面篆书进行的是“加法工作”，基于时间的视角，从技术动作和元素丰富度来说，浯溪篆书石刻刚好也符合这一规律。所以，深入研究和整理浯溪篆书石刻，可以为篆书的发展史提供一个天然的、较完备的石刻资料库和一个绝好的、生动的案例。

特别是宋篆和民国篆书，关注度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在整个篆书发展的坐标上，宋代篆书的关注度本就显得相形见绌。基于篆书发展的历史，用发展的眼光来看，浯溪碑林保存的篆书石刻面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玉箸篆成为宋代篆书审美主流，而古文篆书沦为“杂体”的一种历史境遇，清代的金石复兴又一次重新地让古文篆书出现在世人的视野之中，清代吴大澂取法古籀的“三铭”、民国时期黄矞的悬针篆《右堂铭》就是很好的例子。可以说，从一定程度上说，浯溪篆书石刻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也为篆书发展史，尤其是古文篆书的发展史做了很好的石刻资料补充。至于古文篆书的境遇转变、篆书审美的主流和当时的官方书学教育制度存在多大的关联，也许还有待学者们进行更详细、更深一步的探究。

清 吴大澂 篆书 浯溪铭有叙拓片 浯溪碑林藏

清 吴大澂 篆书 峿台铭有叙拓片 浯溪碑林藏

民国 篆书 孝拓片 浯溪碑林藏

清 刘达善 篆书 《彣彰持护》联 浯溪碑林藏

余论

总之，浯溪摩崖篆书石刻取法丰富，上追三代之钟鼎，中习“二李”之基调，下仿时人之风气，其中以“二李”基调为主，反映了以“二李”为代表的和铁线篆玉箸篆是篆书传统里面的正统审美祈尚；从古丽妍秀的唐代篆书，到斯冰苗裔的宋代篆书，到脱古鼎新的清代篆书，再到稳中求新的民国篆书，可以考察出篆书风格的承袭与流变。自秦李斯小篆以后，在篆书“继承与出新”这个话题上，历代书家都在石刻里表现出了自己的创作审美取向。唐代书家和清以后的书家都对古文篆书表现出一定的追求，从中也可以窥探出古文篆书的发展境遇。唐代和清代都是古文篆书发展的小高潮，从侧面反映了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唐代重视书学教育，《石经》《字林》《说文》是必修课，为古文篆书的发展提供了好环境；清代金石学复兴，带动了书家们研究古文的风气，篆书的取法对象已不仅仅局限在“二李”。浯溪碑林作为国内最大的露天碑林，具有代表性。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9月18日，“摩崖上的中兴颂——永州摩崖石刻拓片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展览展出了精心遴选的自唐至近代永州摩崖石刻拓片近60件（套）。这是对永州摩崖石刻最好的保护和传承。

浯溪碑林的碑刻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其中关于安南和岭南的政治史料碑刻共21方，可以探得历代对岭南和安南的关系；石刻内容关于诗词的有255首，未存碑刻已收录原文的诗词281首，可以对诗词进行补遗工作。可以说，对浯溪石刻的挖掘，我们还需要更深入、更具体。全面整理和研究浯溪石刻，在推崇文化自信的今天，对于树立湖湘地区文化自信，特别是书法自信，进一步丰富、诠释地域文化，提供了上佳的思考角度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