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学智

王朔小说中的“他们”，既是他小说的主要读者群，又是他小说的主人公，他们是一个阶层。不是官员和文人，不是讲台上的专家学者，也不是田地里的耕稼农民，“他们”是广大城镇中的“市井小民”。更准确地说，“他们”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身体正处在发育阶段，遭遇特殊的10年，应受完整教育却没有完整上完初高中的城镇青年。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该说“他们”理应在职工父母的庇护下顺利走上“接班人”道路，可阴差阳错的是，这时候父母到了退休年龄或干脆早已下岗。在世俗条件决定成败的传统社会里，没有原始资本的积累，或原来拥有一些社会资本却被迫打断了延续性的家庭，几乎等于提前退出职场舞台，“他们”只能成为幸运的失意者。“大院儿”出身的王朔，连同他笔下相同出身的无数哥儿们，也就只好勉强侧身于讲文凭、拼学历、靠职称的体制边缘，再度成为令人羡慕的落魄者。比之农村底层青年，“他们”显然是优渥的一代；但比之城市有学历一族，“他们”反而只能是体制内的配角、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边角料。

第二，由“流氓说”对王朔及其小说观进行道德上的讨伐与审判，演化为既得利益、社会资源拥有者对奔波者、底层匮乏者道德、伦理、情感“污点”“瑕疵”的指谬，其对某种“叛逆”行为自觉不自觉的歧视，也就昭然若揭了，“流氓说”也就实际上构成了王朔小说道德伦理内容的符号化代名词。

第三，由“顽主”形象的特殊性阐释而上升为对一代青年社会名望的普遍性指谬，批判的武器悄然间变成了武器的批判，同情地理解也就不再认真地理解，而一变为简单粗暴的符号化，王朔批判的僵化、虚伪和庸俗，倒反转而成为王朔批判者回护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