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那北

上一代人是无暇望子成龙的，至少我父母如此。那时父亲是公社副主任，母亲在中学任教，我便在校园出生，成长的过程两耳都没有听到关于未来应该如何怎样的训导，更没有棍棒相加的压迫。他们每天忙着进学习班、被游街批斗、喊口号写标语等等，能让子女三顿不饿着就是功德了，过一天是一天。放任之下，我们是快乐的，小小身子每天飞奔在偌大的校园里，上树下河如猴似鱼，与其他教师子女一言不合就拳出脚起，皮破血出是常有的事。十岁左右住到公社大院里，周围仍然有一群山呼海啸奔跑的小伙伴，时光就在这样无拘撒野中飞逝。

想不起第一次什么时候读到小说，一开始最多是小人书吧。小人书里也有故事，童话、打仗、阶级斗争，非常杂芜，来路不一而足，有什么看什么。其间也夹着一些低龄化小说，比如《宝葫芦的秘密》，它是批判用的反面材料，说它把儿童毒害得想不劳而获。确实被“毒害”了，那时什么都缺，衣服是旧的，鞋子动不动就破，肚子里油水永远不够，牙不停地长出，越长越好，却没太多的东西可咬……便羡慕那个叫王葆的宝葫芦小男孩，同样是孩子，他却想什么就有什么。所有的向往和不甘都会催生想象，夜深无人时，我一遍遍把自己代入到拥有宝葫芦的假设里，万物信手拎来，天地任意转换，连周围亲人和小伙伴所渴望的也帮他们逐一实现。再设想像王葆一样下棋时，怎么抿住唇不让棋子误飞入嘴；那只咬过我的公社传达室里的凶恶大黑狗再扑过来时，宝葫芦又如何治服它……这便是小说创作最初的萌芽吧？许多年后才知道《宝葫芦的秘密》的作者叫张天翼，跟领袖一样都是湖南湘潭人，老家离韶山冲也不远。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当某样东西让你反复回味都滋味丛生时，它的魅力就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了。如同口渴会扑向水，饥饿会张大嘴，身体是诚实的，它承载着被唤醒的热望，目光炯炯。便开始循着气味东张西望寻找那些隐于各处的书，即使看得云里雾里，也仍觉得日子正烟花般璀璨。

那时母亲在外地中学上班，一周才回来一次。刚从牛棚出来不久的父亲分管公社科教文卫，重生让他有时不我待的急迫感，便以数倍的激情没日没夜投入工作，早出晚归，甚至徒步下乡几天不回。胃溃疡动了大手术，切除掉三分之二的胃，第二天公社班子会就在病床边召开。此时他们仍然腾不出时间和心思在意子女的成长，但有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来油印的样板戏《红灯记》剧本让我读。电影放映队三顿就在公社食堂吃饭，晚上只要有电影，我都尾随他们进场，看了又看，戏里每个人的对白唱腔都烂熟，但换个角度从文字里逐字逐行反复看，竟看出与影幕上完全不一样的感觉。李玉和戴着手铐脚链被押赴刑场，李奶奶痛说家史，“你姓陈，我姓李，你爹他姓张”……为这么简单的戏码泪下，抽泣声砸在一个个懵懂的日子里。

那时候文艺宣传队正火热，小学中学宣传队员都可以免上课免考试免学工学农，大部分时间我们不用坐进教室，而是直接去排练厅，各民族舞蹈轮番上阵，持续的排练和密集的演出周而复始，以至于高中毕业时，我甚至没弄清正负数究竟是怎么回事。幸亏“毒草”小说在宣传队里流传开了，又很快漫出去，成为全校的时髦。甲以《小城春秋》和乙交换《苦菜花》，甲、乙再以手中的《苦菜花》《小城春秋》和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交换《野火春风斗古城》《红旗谱》《林海雪原》《三家巷》《激流三部曲》《红日》《上海的早晨》……封面全都不见了，纸也发黄微黑，边沿起卷。通常为了加快交换的频率，一本书停留在某人手中仅限一两天，于是站着看，走着也看，夜里还必须把睡觉的时间省下来。母亲那时最经常吼的一句话是：“你以后眼睛会瞎！”煮早饭时我把书伸到灶口借光，晚上又迟迟不肯上床。被母亲逼急了，先躺进被窝，等到她里屋一熄灯，又迅速爬起，跪着，屈起身子，以被子把整个人密实裹住，用早已藏在枕头边的手电筒照在书页上。到后来，印刷体的书中夹进一些边沿不工整、以纱绳或麻线草草装订的“书”，上面的字是用钢笔或圆珠笔七扭八歪抄写的。“手抄本”的出现真是那个时代最有文化质感的事件，谁手上没存一两本都会觉得没面子。其实也良莠不齐，最让人欲罢不能的是《一双绣花鞋》和《第二次握手》，前一本惊险跌宕，后一本与爱情直接相关，这都让少年人欲罢不能。

既然一个人能抄，其他人就也纷纷效仿。缩在被子里写字肯定不现实，我白天就备好纸笔猛抄，夜里在母亲眼皮底下先躺下，熄了灯，做入睡状，等里屋悄无声息了，再蹑手蹑脚爬起，抱着被子把桌子团团罩住，然后人钻进去，再拉开台灯，尽量弯下背，眼贴近纸，手不停地写。《第二次握手》我抄了一昼加一个通宵，那天清晨从被子底下出来时，眼前有一瞬污黑，然后一颗颗金星铺天盖地飞舞，眼眶锐痛，泪水漫出来。长时间靠近灯光，眼睛它又不是铁打的。那一刻想起母亲的警告：“你以后眼睛会瞎！”不禁心一紧，恐惧、慌乱、后悔蜂拥而来。在老花眼降临之前，我的眼睛其实不负重望，它们超常运转，可以把对数视力表上最细小的一行数字看得分毫不差，5.3，据说这是飞行员的视力。人生许多溃败都来自内在的毁坏，外部的风雨就是把浑身淋透，只要阔步走到阳光下晒一晒，又很快得以修复。

阅读的惯性就这样被真正启动了，读得走火入魔。有天傍晚去操场撒野，天黑后回家，吃过饭才想起居然把书包落在操场了，里头装有五六本小说，都是借的，有钱都没法买到。母亲拉上我去找，但两人打着手电筒在操场上转几圈，都没有，以为丢了，魂飞魄散地回家，走到门外，看到门把上正挂着那个黄色军用大书包。第二天捡到书包的人说，当时打开看，里头没有任何课本，更没有作业簿之类，除了小说还是小说，便猜测是我的，于是送来。

我上初中前，母亲已经从外地调到这所中学。中学房子相对宽裕，父亲作为公社副主任，还兼任中学书记，小王国里显然方便，就把家从公社院子搬到校园。该怎么形容这所学校呢？“大”、“美”，词很俗，却很准确。查了一下，该校占地面积一百二十二亩多，其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02年光绪谕旨批准设立的福建省第一所官立新型学校“全闽大学堂”。

学校图书馆此时已经关闭，保管员是校长的妻子，三个子女让她有操持不完的家务。我动不动就找她开馆门让她头疼，放寒暑假时她索性就把钥匙给我，或匆匆去开了门把我反锁里头又自己忙去了。有天在书架上我翻出一本薄薄的《小品文选》，是福建人民出版社1955年出版的，夏衍作序，丁仃插图，打开目录居然看到父亲的名字。我以为只是同名同姓，回家后还当成轶事告诉父亲。他一听脸色骤变，愣片刻，低声说：“就是我！”那一瞬我的震惊远远超过他。写书的人一直被我看成遥在天边的神仙，忽然眼前就有一位，而且是自己这么熟悉的人，可之前他或母亲怎么从未透露过只言片语呢？另一天几位老师在家里闲聊，父亲突然说到以前在《福建日报》发文章拿到多少钱。“稿费”这个词第一次进入我耳朵，我无法想象报纸帮你登文章居然还要付钱。

父亲认为文字是危险的，他列举了很多因写作被斗的人，老舍、巴金、茅盾等等。我还无法体会人生之痛，没有被吓住，反而开始私下乱写，诗、散文、剧本，不得要领，但煞有介事。高二上学期我十五岁，写了个小话剧，内容不外乎红卫兵与坏人坏事做斗争，不知怎么就流传出去，被初一年段拿去排练，参加学校元旦声势浩大的汇演。剧本用油墨刻印出来，封面上有作者名字，看一眼就兴奋半天。汇演结束学校给我颁了创作奖，奖品过了几个月才拿到，是一本崭新的小说，叶辛写的《高高的苗岭》。封面上头箍白毛巾的苗族少年正雄壮站立，弓步向前，浓眉大眼，英气勃勃。这是第一本真正属于我的小说类图书，我特地拿塑料纸包好，再用缝纫机把边沿团团车好，做好了保存一辈子的打算，事实上很快在搬家中就弄丢了。1998年5月参加中国作协组织的重庆笔会，从市区坐长途车去黔江有三四百公里，处处险峰不断，常常一边是万刃高壁，一边则是万丈悬崖。我与舒婷坐一起，前排是叶辛和当地一家报社的记者，记者很敬业，一直与叶辛聊文学。我有恐高症，车窗外的险峻让我魂不守舍，幸好舒婷凭她一张铁嘴不时说说笑笑，多少缓解了紧张。就在这期间，前排的对话让我猛地一怔，他们在说《高高的苗岭》，记者询问写作该书经过，叶辛温和地回答，原来这本书是他的处女作，也是成名作。我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身子是前倾的，双手紧紧抓着前排椅子靠背的扶手，眼皮底下就是叶辛浑圆的脑袋，头发开始稀疏了，顶上螺旋处露出铜钱大小的皮质。从当年写小话剧得奖品，到眼下如此近地抵达作者身后，这中间充填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梦想与渴望。那一瞬猛地眼湿，深吸一口气，想告诉叶辛这本书与我的关系，又不免羞涩，就忍下了。但几年后在一次电话里，我还是说了出来，并向他讨要一本《高高的苗岭》。他找了找，仅找出一本，是他手中唯一的，就把封面扫描了发给我。

宣传队男女在歌舞中快乐度过学生时代后，所有的风光在1977年突然止步。高考从天而降，免上课免考试的福利换来的是傻眼面对考卷。同一茬女孩里，只有我上了大专，另有一人考上中专，其余的都早早嫁作人妇。我在师专读两年，然后匆匆进入中学任教。讲台无法吸引我，校园的钟声从出生一直听下来已经厌倦，虽然很快当上校少先队总辅导员，接着又任团委书记，成为校班子成员，却一想到将终老于此，还是绝望得胸口爆炸。无助与迷茫在昏晨间交错而至，读书成为唯一的抚慰，从微薄的工资里省下钱一次次交给新华书店，还曾向校长提出想调到图书馆工作，但被拒。忽然就迷上了宋词，在李清照、柳永、李煜等人凄美的词里找到很多情绪共鸣，于是每晚临睡前用粉笔把词抄一首到小黑板，然后挂到床尾，背诵下来后才拉灯睡觉，早上醒了默读一遍再起来。

1983年5月，在张天翼逝世前两年，我的处女作在《福州晚报》副刊上登出来，是个小小说，不足一千字，却像一束惊雷炸响天边。在这之前，无数次投出去的稿都杳无音讯，失恋般的疼痛总是一波波涌起，于是暗想这辈子只要能发表一篇文章，就可以马上去死。那天捧着报纸，在眼眶盈泪中整个人刹时荡气回肠了，一声声鼓励自己要好好活，并且要更执着写。后来打听到，从如山自然来稿中挑出我这篇的，是个温文尔雅的老编辑，名叫林哨。1985年在《福建文学》上发小小说，1987年在河南《莽原》上发短篇小说，前者是有熟人帮忙，后者是乱投误中——《莽原》发稿编辑叫陈枫，我一直记着这个名字，却至今没有见过。1993年初《福州晚州》副刊部主任夏和平邀我开设随笔专栏，没有限定内容，很自由，可以东拉西扯，有意思、能吸引读者即可，每周一篇，前后持续了四五年。感谢这份报纸，它再次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接着专栏又开到其他报刊，最远的是黑龙江的《生活报》，每两周一篇，隔开的那周是刘心武老师的专栏。邀我开专栏的编辑是个女诗人，叫陆少平。几年后我去哈尔滨参加活动时才见到她，是个秀丽的女子，突然很想念她，现在她可好？

那时报刊发行量巨大，读者甚众，多少收获了一点虚名，但快餐文字我相信终究有天会让读写双方都疲倦，于是无论怎么劝，我还是猛然打住，重新写起小说。1997年把短篇小说《李四》拿给一评论家请教，他看完一声不吭直接写了封推荐信寄给《作家》的宗仁发。之后评论家板着脸说了下面的话：你这种人能写出如此成熟的小说，真是让人意外。这样的才华，完全不能只满足于在省内发表作品了。最让我意外的是，评论家说他读得眼眶湿了。那时我还彷徨中，他的话无疑给予了我信心。1998年连续给《青年文学》投两篇小说，都发出来了，责编是程黧眉。发稿时她还不知我是何方人士，现在这个让人赏心悦目的美人是我朋友。2001年四五月间，我把一篇被省内编辑批评过的小说投给《十月》编辑部，匆忙间忘了留通讯处。这年秋天参加全国青创会，一住下宾馆座机就响了，是同样参加会议的河北作家关仁山打来的，他说《十月》编辑张之静从花名册上看到我名字，让他拨宾馆内机转告，因没法联系到我，小说已经发在第四期上了，就是《请你表扬》。两年后这小说被著名导演黄建新拍成电影，改名《求求你，表扬我》，在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和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拿了多个奖。又过了两个月，在2002年元旦即将到来的前两三天，我把中篇小说《少先队员王小二的爱情》寄给张天翼曾担任过主编的《人民文学》，那些年我一直自费订阅这份杂志。投进邮箱前翻了翻该杂志，看到编辑中有个叫程绍武的，就把这名字写到信封上了，觉得直接寄到编辑手中肯定比淹没在自然来稿的汪洋中更安全些。几天后我还在三峡闲玩，突然接到陌生电话，说他叫程绍武，小说马上发。我好半天才回过神来，眼前山水刹时熠熠生辉。果然在2002年第三期《人民文学》上，这篇小说作为头条发出来了，改了个题目，叫《王小二同学的爱情》，然后《小说选刊》又头条转载。我在许多场合讲起这个经历，它让我相信那时候中国文学是如此干净且美好。程绍武现在是《中国作家》杂志的主编，祝他万寿无疆。

感谢《满族文学》的约稿，让我能够在这新春的日子里把文学之路梳理一遍，并借机向路上每一个温暖过我的人作揖致谢。其实曾无数次站在岔路口上，转个身便是另一种人生，但最终还是留在文学里，被文字所滋养。

我愿意感恩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