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 江

位于柳泉路中段的青少年宫承办过多种演出，让朋友们印象深刻的是一九九九年秋末那场摇滚音乐会。Z城十几支本土乐队汇聚，演绎出一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摇滚之夜。很多场景至今还在朋友们脑海里回旋：当晚的多功能厅，歌迷们激动而颤抖，歇斯底里的呐喊声几乎掀翻屋顶，最前面一排观众疯狂POGO。压轴乐队是金属草莓，如果没有主唱杨毅的疯狂举动，那无疑是Z城摇滚史上最完美的一次演出。也或许有了杨毅的夸张而离谱，才使得那场演出更富传奇色彩，被观众当成有影响力的精神事件传播。如今的柳泉路变化太快，到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但路过柳泉路中段的行人还是能一眼望见青少年宫那座标志性圆形穹顶，这种设计在二十年前非常新潮，今天似乎仍不过时。那场演出促使更多Z城青年拿起乐器坚持自己的理想，虽然梦想遥不可及，但至少能让一些迷惘又不甘平庸的灵魂找到慰藉。

杨毅失控的那个瞬间，却伤透了一个女孩的心，使她陷入巨大的悲伤。

女孩名叫小芷。小芷多年后都难以忘记当时杨毅砸琴的画面。对她而言，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冲击和痛楚。朋友们回顾当时的情况，杨毅唱到副歌间奏时，眼神就有些不对，当时他朝身后的伙伴们看了看，键盘手、鼓手和贝斯手大鹏都沉浸在节奏中，没有人注意到他恍惚的神情。舞台的另一侧摆放着许多矿泉水，台下的歌迷们以为杨毅找水喝。可是杨毅唱完最后一句，忽然长发猛地一甩，弯腰做了个奇怪的动作，他抡起吉他朝舞台的地板砸去。其他几个乐手当时没反应过来，等有人去阻止时，那把琴已经被重重地摔了三下。

必须说说我和小芷的关系。

那几年Z城有不少搞音乐的青年纷纷去北京发展，他们一批一批走，又三三两两回来，然后一拨新人再出去闯，生生不息的样子。我认识杨毅纯属巧合，有一次我和单位同事去长剑迪吧喝酒，碰到高中同学大鹏，大鹏平时做生意，业余时间兼职做乐队贝斯手，他介绍我认识乐队其他成员，其中有主唱杨毅。听到杨毅讲话时我愣了一下，原来他竟然不是本地人。

小芷第一次看杨毅的表演就在柳泉路长剑迪吧。那是一九九九年夏初。

那晚小芷去得很早，可是比她更早的一些歌迷已经占满前面的空间。我看见小芷站在人群里东张西望，过了一会儿，她把双手插进牛仔裤口袋，低头来回走了几步，一边走一边踢着地上的什么纸团，似乎等得有点心焦。过了一会，舞台上出现几个乐手，金属草莓乐队成员从舞台相邻房间走出来，接着电吉他发出一阵轰鸣，响了几声却戛然而止。小芷立刻安静下来。前面的人群一阵拥挤，我看见她往旁边移动着身子，踮起脚尖眺望着舞台。轰鸣声再响起时，杨毅出现在舞台上，一副冷酷到底的神情，先唱了首崔健的歌《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小芷的身体随着节奏摇摆，当杨毅唱到“哦，一二三四五六七”时，小芷乌黑秀亮的长发朝左右两边甩动，在空中甩出一道弧线。我猜她肯定看了什么国外音乐节录像受了影响。当乐队开始演唱原创作品时，小芷仍然随着节奏摆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晃个不停。我担心她晃久了会头晕找不到方向，就向前走近几步。她的脚步开始趔趄，于是我在她身后扶了一把，然后我看见她转过脸来惊讶的眼神。

“咦？”小芷问，“你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没看见你？”

我想开玩笑奚落她几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我嘿地一笑，就实话实说，“我从家里跟踪你来的。”小芷嘻嘻笑起来，打了我胳膊一下，“真的假的？就知道你没安好心。”

小芷和我家同在一个单位大院，我们住前后楼。我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她，但我知道每次在院子里遇到她，她都会冲我微笑，每次我都觉得她看我的目光脉脉含情。或许是她那张俊俏的瓜子脸吸引我，或许她说话的声音迷住了我。不管怎么样，从小到大，我没这么喜欢过哪个女孩。

那天金属草莓乐队演出完毕后，大鹏喊我留下来陪着一块在酒吧庆祝，小芷那么迷恋摇滚乐，我就把这位邻家妹妹介绍给大伙。整个晚上大家聊得很开心，乐队朋友的兴奋劲比在台上还要高涨，杨毅突然冒出一句，“乐队最大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排练，租排练室太贵。”我那天也许是喝多了，我拍着桌子说，“干脆到我家地下室排练吧，面积不小，有些杂物收拾一下就行。”其他人抬起头，用疑惑的目光注视着我，没有人说话，小芷忽然高兴地说，“真的假的？太好了，乐队有地方排练了。”小芷如此关心这件事，让我有些惊讶，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只好自己找台阶。“我先回去征求一下父母意见，”我说，“估计没什么问题。”然后大伙笑着继续喝。我看了眼小芷，小芷刚才的质疑是无意识的，但我不明白她那么积极是怎么回事，她脸上的微笑有点狡黠，但总的来说还是可爱型的，鉴于这种魅力，我还是原谅了小芷越俎代庖的行为。

我母亲一直鼓励我追求小芷。她觉得小芷是那种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女孩。她曾守着全家人夸赞小芷长得好看，又懂事。她见家里人都聚精会神地在听，便在这个话题上饶有兴趣地发挥，冲着我说，“追女孩子你得主动，不主动就错过机会。”

我母亲观察事物的眼光有限，讲话大多陈词滥调，但我相信听老人的话不会错。可后来小芷很多事让我陷入难堪，不仅仅是越俎代庖那么简单。

我始终不清楚杨毅为什么从遥远的广州来到北方。

有一天大鹏单独来我家玩，告诉我这段时间乐队的排练状态很不理想，谈起乐队总是免不了谈到主唱。我就问了心中疑惑的问题。“你别看他在舞台上很酷，其实内心很脆弱。”大鹏说。然后大鹏给我谈起杨毅在广州的一些过去。他曾经在美术馆前卖唱，亲朋好友都不理解，后来他赌气带着吉他来到北方。大鹏说，杨毅为什么出走？因为他讨厌广州那种无所不在的商业气息，他想找个不一样的地方。“杨毅在广州其实心情一直很压抑，有次在一座大超市地下徘徊半个钟头，始终找不到出口，因为他看见人多的地方就恐慌，他有典型的社恐。”大鹏说。

大鹏人脉广泛，他通过熟人联系，给乐队选了一间中学教室进行排练。但学校负责人只允许借用一个暑假，因为开学后那间旧教室用来做仓库。走一步说一步，这已经让杨毅他们很高兴。比较尴尬的是我，毕竟当初曾守着大伙承诺了一嘴。因此有一天当我出门碰到小芷时表情有点愧疚，小芷轻描淡写地说，“杨毅他们一直在找学校，再说用你家地下室也不是长久之计。”我点点头，心里却感觉怪怪的。小芷和杨毅认识时间不长，她的语气听上去竟然比我还熟稔。

杨毅后来终于向小芷做了表白。大鹏告诉我这件事后，可想而知，我的内心是多么焦灼和气愤。小芷顺理成章成了杨毅的女朋友。小芷还给杨毅买了汉显传呼机。她坦率地向朋友们披露心迹说，“我就喜欢杨毅那种叛逆的样子。”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就只能顺其自然，以不变应万变了。有一回我出门看见杨毅站在影院门口。我越过马路走过去和他打招呼，他的回应显得心不在焉，眼睛看着我身后，像是等什么人，我和他客套了几句，过了一会，我看见小芷从马路对面走过来，我突然意识到什么，匆匆跟杨毅说再见就走了。回头时，我看见他俩手拉手进了影院。

我心里很不是滋味，就在马路上溜达，看着大街上熟悉的景色觉得什么都不顺眼，就返回到家中。我家的住宅楼和影院隔着一条马路，我在房间里能听到影院的大功率音响放着男女主角的对话声。人在心情不好时容易做愚蠢的举动，那天我就是这样。我表情严肃地重新走出家门，来到影院旁的一家温州发廊，发廊生意并不忙，我让老板剪个寸头。我坐在椅子上，透过发廊橱窗可以看到电影院门口的动静。理完发后我和老板心不在焉地聊天，一直等到电影快散场，我看见小芷和杨毅从影院出来。我尾随而行，他们拐弯，穿过小巷。我也拐弯，穿过小巷，后来他们在一处水果摊停下，两个人开始挑选。因为没有适合遮蔽的地方，我只好悻悻地转身返回。

这事让我憋闷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母亲因此数落我，她不止一次重复唠叨，小芷是个多好的女孩啊，她走弯路，真是可惜了。她鼓励我不要放弃，要勇敢继续追求。在我母亲眼里，小芷像一块试金石，母亲想借此测试我有没有追女孩子的本事。所以我有些后悔，当初不该把小芷介绍给乐队的朋友认识，真的是个失误，小芷本来就喜欢摇滚乐，再近水楼台，天长日久怎么可能没有故事。

过了几天，我在家属楼院里碰到小芷。她清清爽爽，迎着我谴责的眼神，一副我行我素的样子，像往常一样礼貌地打招呼。她不尴尬，尴尬的就是我。而且她脸上还浮现出一个灿烂的笑靥，说，“告诉你一件事，杨毅他们要开办一个摇滚乐培训班，马上要开张。”小芷打着手势满脸兴奋，像是宣布神舟飞船要上天。我尴尬地笑笑，不知说什么好。

培训班地址选在柳泉路新建的艺术长廊。我专门去看了看，改造成教室后装潢极其简单，门前挂着招生广告，玻璃窗上贴满摇滚明星的照片，有披头士、滚石、崔健和唐朝乐队，其中披头士的照片放得很大，约翰列侬那种极酷的造型极为醒目。

那段时间，大鹏开始变得特别爱唠叨，其实唠叨就是一种抱怨。他常在我耳边谈论乐队，我对他谈未来的东西兴趣不大，我更关心小芷的走向。大鹏告诉我，杨毅非常想制作一张有代表性的乐队专辑，还想带小芷回南方。可小芷的社会关系都在这边，父母怎会让她轻易去外地？大鹏的另外一句话让我猛地惊醒。他说，“你知道小芷为什么和杨毅走得越来越近？乐队发展不顺利，小芷心地善良，除了欣赏，她更担心杨毅会爆发抑郁。”大鹏的话一下子把我击中，后来很长时间里想起大鹏的话脑袋轰轰的。我想起小芷有次给我讲，“杨毅来北方主要为调整心情，还有观察这里的音乐生态，他以前在广州时就想组乐队。”

“在哪里都可以摇滚。”我想起每次聚会杨毅总对朋友们这样说。起初我不明白他想表达什么意思，后来说的次数多了，就习以为常了。无非是想佐证他来到北方的正确性。每当他意味深长地说起这句，大伙以为接下来他有更重要的想法和大伙分享，但往往说完这句他就闭口不谈。

培训班开张的当天晚上，杨毅和乐队在教室门前做了一场小型表演。这种户外演出在Z城属于新鲜事物，当晚震耳欲聋的声音吸引了不少路人驻足观看。内行看门道，外行只会看热闹，我母亲就属于那种看热闹的人，那天她晚饭后和父亲在街头散步，听到不远处震耳欲聋的声音，就凑过去看。晚上回家后，母亲发表了一通言论，她首先哈哈大笑，对杨毅的表演不屑一顾，“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她说，“哈哈，张牙舞爪跟跳大神似的。”

摇滚是一种年轻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样的概念我母亲显然不理解，她好奇地问，“你那位朋友大老远从南方来，到底是图啥？”我说，“啥也不图，人家有自己的精神追求。”

“那算什么音乐，哪有民族歌曲好听？跑这么大老远就为唱这个？”母亲说。

这种情形下我当然义不容辞地选择站在朋友一边，我严厉地回敬母亲：“不懂就不要乱评论。”母亲瞪了我一眼，我大声朝母亲说，“人家爱在哪里唱就在哪里唱，这世界需要激情也需要愤怒，人家在哪儿都可以摇滚！”母亲见我发脾气，撇了撇嘴走进卧室，扭过头不再理我。

我父亲在单位常年做行政工作。他的态度相对开明一些，他分析得有板有眼，他从专业的角度说，“年轻人想发展事业，追求自己理想挺好的，应该鼓励，但做事要提前有规划，最好要有可行性研究报告。”父亲见母亲走开，偷笑着对我说，“你妈从年轻时就这脾气，以后我给她做思想工作。”

还是那年夏天的事，朋友们去杨毅的住处玩，发现墙壁上涂满各种宣传画，醒目地张贴着披头士的黑白照。杨毅看上去满腹心事，不知道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还是为乐队前景犯愁。总之，这样的场合说什么都不合适，大伙谁也不说话，最后还是杨毅终于打破了沉默。

“在哪里都可以摇滚。”杨毅说。

朋友们都清楚杨毅的焦虑来自哪里。摇滚培训班看来真的在Z城没有市场。杨毅和乐队成员想尽各种方法，却招不满学员，不到两个月只好宣布停业。一共收了四五个学员，还差点被家长骂，认为是骗子公司。我曾特意去教室看了看，发现橱窗上张贴的招生简章不见了，墙面只剩下一些乱七八糟的涂鸦，各种英文字母和图形混杂，看上去凌乱无序。我在教室前徘徊了很长时间，心里很不是滋味。

杨毅脸上的表情就像一团乌云，他的神情似乎把其他人的思想遮蔽了，“全世界都莫名其妙。”他站起来说。大伙面面相觑，不知该如何应答这样的谈话。杨毅突然感到某种极度的空虚。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口，什么也没说出来。杨毅不想让小芷看到自己难堪的样子，他低下头，又抬起头，突然用冷峻的目光看着我。

“你理解摇滚乐吗？其实摇滚乐很恶心。”杨毅语速很快，脸上表情怪怪的。“这个世界就是个垃圾场，一个大垃圾场。”

大伙不知道他这句话想表达什么。小芷一句话也不说。杨毅神情焦灼，他盯着那把电吉他，又看了看大伙。“现在烦的就是这把吉他，它是我心中的一块巨石。”杨毅说，“我考虑找个时机摔烂它。”

“你疯啦？你到底想干什么？”大鹏忍不住高声叫道。

“摔吉他其实是一种表达，国外乐队演出经常有。”杨毅不以为然地说，“我主要是想表达一种情绪。”说这话时，杨毅看了我一眼，那一眼看得我差点起鸡皮疙瘩，我躲避着杨毅的眼睛，但转念一想，我没有做对不起杨毅的事情，何必紧张。就算我们是情敌，那也是一起竞争，没有谁对谁错。

“咱是发展中国家好吧？”大鹏说，“能和老外比吗？咱们摔得起吉他吗？”

最让人气愤的是杨毅竟然当场提出想要和小芷分手。

“我越来越厌倦这个地方。”杨毅忽然冒出这么一句。这种话谁听了都会生气，大伙纷纷为杨毅的不负责任感到愤怒，要知道能有这样一个可爱的女孩做女友，那是怎样的一种福气，这样的女孩打着灯笼都难找。我听见小芷赌气说，“好，我同意，分手吧。”杨毅不相信小芷竟然答应得如此畅快。他忽然有点失魂落魄，他朝对面几个人脸上扫视着。

我的心里五味杂陈，我故意不去看他。

“分手就分手呗，没什么大不了。”这好像是句气话，但从杨毅自己嘴里说出来，我还是很吃惊。听到这句若有所指的话，大伙就嗯嗯附和一下，究竟赞同还是敷衍，谁也不愿多讲。

杨毅的性格就是这样拧巴，总之，我发现那天他的脸色特别苍白，临走时，我看见他面朝墙壁一言不发，看着他自己涂鸦的那些东西，对着空洞的墙壁沉思。

从自私的角度看，事情的走向对我似乎越来越有利。

凡趁人之危者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其实我更多的是关心小芷的未来，想知道小芷下一步要何去何从。杨毅的培训班关门，让我心里朦朦胧胧平添了一份生机。

按我母亲的话说，搞那些乱七八糟音乐的人不会有大出息。我想我可能也属于不长出息的那一类。否则我不会再有兴趣去找杨毅。

立秋后的天气依然闷热，那天晚饭后我出门散步，不知不觉就走到杨毅租住的房子，看见杨毅在空地上徘徊，我想打招呼，他突然快步向外走，拐过街角不见了，他没注意我在后面，但我很好奇，就一直尾随着他，走到北方商厦。

我看见空地上聚着一帮人在唱京戏，是那种群众自发组织的纳凉晚会，票友们吹拉弹唱，以中老年听众为多，有的站在外围倾听，手里摇着蒲扇。许多孩子在大人身体间钻来钻去。场地中央的一位老者在琴师伴奏下唱《锁麟囊》，老人精神矍铄，模仿的是程派唱腔，声音低低切切，唱到转折精彩处，观众响起阵阵掌声，老人脸上的表情显得非常陶醉。

我站在人群外看了一会，发现杨毅已经挤进听众里见不到了。

后来我有机会和小芷在一起聊到半夜纯粹是巧合。那天大鹏约大伙去酒吧聚会，但他们不知怎么的说有事要走，最后就剩下我和小芷。其实大伙聊的内容仍然是围绕着乐队到底去不去北京发展。我才知道，白天的时候，小芷觉得杨毅应该听大家的意见，不应当以主唱身份固执己见。杨毅于是和她大吵了一通，所以那天晚上的聚会杨毅没去，后来整个晚上大伙都没见他的人影。

那天晚上小芷心情低落，嘴里不停地数落杨毅，到了酒吧快打烊的时候，我终于听得有些不耐烦了。

“杨毅的想法根本不切实际，让人没法琢磨。既然这样，你为什么不彻底离开他？”我问。

小芷用诧异的目光注视着我，苦笑了一下，然后转过脸去。

“别说啦。”小芷嗫嚅道，“我明白你的意思。”

我的脸突然燥热起来，感觉自己像个卑鄙小人。我低头开啤酒，颤抖着给自己斟满，小芷说，“我还想喝。”

“你别再喝了。”我拿开小芷的杯子。

小芷大声说，“我愿喝就喝，少管我。”

我愣怔了一会，用谴责又带着疼惜的目光瞪着小芷。

“你凭啥管我？你有什么资格管我？”小芷提高语气，和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明显有了酒意。她说完那句，我清晰地看见小芷脸上涌出晶莹的泪珠，那滴泪珠从她脸上滑落下来，恰好掉在她面前的酒杯中。

那滴泪珠使我感到愧疚，小芷后来说她当时怀疑我是否真把杨毅当朋友。

我安慰小芷，“我看书上说，那些抑郁倾向者的内心，有很多偏执，我们常人无法理解，这是他自己的事，任何人都帮不上忙，你不用太自责。”

小芷垂下眼帘，眼角泛出了泪影。然后她抬起头，静静地望着我。

我追了小芷那么久，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但那个瞬间，我看见小芷的眼里一半是泪水，另一半是火焰了。

弥漫于大街小巷的酷热一天天褪去，杨毅最大的变化是养成了听戏的习惯。每到傍晚时分，路过柳泉路的人们经常看到有个长发青年踽踽独行，他走过芳草影楼、阿丹餐厅、长征照相馆，步行到北方商厦去听戏。商厦广场上有不少纳凉的人在听京戏，他挤在一群老头和老太太间听得津津有味。

中秋节那个夜晚，家里一番热闹之后，我心里忽然感觉空荡荡的，于是就想去看看杨毅。到了他的出租房，杨毅仍然是落落寡欢的样子，正要出门，他朝我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我问他干嘛去。

“还是去听戏吧。”杨毅说，“我现在听戏上瘾了。”

“可是现在街上唱戏的人很少了。”我看了杨毅一眼说，“星期天公园里倒有几个吹拉弹唱的。”杨毅的脸色有些怅然若失，他看了看我说，“呃，是吗？我只是想和大伙去乘凉。”

我心里突然一阵酸楚，说，“现在乘凉的人很少，已经到了暮秋。”

为了打破尴尬的场面，我提议去大排档喝酒，后来我和杨毅沿着柳泉路一路逛着，在百货大楼附近找到了一家露天烧烤摊。我俩要了肉串和啤酒，两个人各自沉默着喝，邻桌一个人忽然走过来打招呼。

“看你觉得面熟。”那个人问杨毅，“你是金属草莓乐队的主唱吧？”

杨毅欠起身子，礼貌地点点头，“是我。”

“我上次在长剑迪吧看过你们表演。”那人说。

“是吗？谢谢。”杨毅冲那个人笑笑，“您也喜欢摇滚乐？”

那个人点点头。

“那太好了。”杨毅操着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您下个周末到青少年宫来看我们演出吧。”

那场演出我在文章的开头提到了。主办方当时很有意思，宣传画册起名“故意摇滚”。海报上杨毅的照片是一副愤怒青年神态。作为压轴乐队，那晚杨毅在舞台上彻底释放。当时我抱着双手，陪着小芷站在后面观看。演出快结束时，我看见杨毅的眼神在灯光下变得游移不定，他在某个瞬间瞪大了眼睛，那眼神在平时是罕见的。杨毅似乎听见空气中某种碎石滚落的声音，挥之不去，越来越强烈。我看见他像个孤独野魂似地在舞台来回奔突，乐手们的伴奏即将结束，那一刻，杨毅产生了一种无所适从的幻觉。然后我看见他做了个令人震惊的动作，双手举起吉他停在半空中，犹豫了一会，狠狠地朝舞台空地砸下去。我曾经在VCD中看过欧美摇滚歌手砸琴的镜头，但我真的没想到杨毅敢去模仿。当时我屏住呼吸，没有叫出声来，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冷眼观看，但是站在我身旁的小芷却被惊呆了。

再次见到杨毅是在省城精神康复中心，我记得那天下着小雨，我和小芷，还有大鹏一起去探望他。大鹏开着新买的夏利把我们载到济南文化东路。在中心会客室我们见到了杨毅，他穿着统一的蓝色服，长发不见了，剪成了平头，眼神迷惘而浑浊。那个瞬间，小芷有种想落泪的样子。我看见杨毅的头埋进小芷的怀里，小芷没有回避。大鹏和我站起来，走到墙角里抽烟。

片刻后，杨毅望望窗外的细雨，忽然抬起头问，“再有一个月就要过千禧年，你们计划怎么过？”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其实从没仔细想过新千年和往年到底有什么不同。大鹏反应快，他大声地说，“对呀，公元两千年快来啦，那在西方比较隆重，不过咱们也少不了跟着凑热闹。”

大鹏问：“那你打算怎么过？”问完忽然意识到杨毅目前的状况，于是不好意思地笑起来。杨毅倒显得不在乎，他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我还能怎么过，到时候再说吧。”

元旦的前一天，我和小芷又去了一趟济南，给杨毅带去不少好吃的东西。可是我们没有见到杨毅，我们找到他的主治医生吴大夫，吴大夫告诉我们杨毅出院了。“他恢复得不错，我的意思是观察一下再说，可是他坚持要在元旦前出院，院方联系了他在广州的家人，他家里人从南方赶来把他接走了。”

吴大夫说完奇怪地望了我和小芷一眼，问，“他临走前没和你们这些朋友联系吗？”我和小芷面面相觑。我们不知道杨毅为什么不辞而别，但我们明白杨毅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

就在那年冬天，杨毅怀揣一颗孤独的心回到了南方。大鹏后来把那把摔烂的吉他保存起来，不知道是什么用意。也许，作为贝斯手，作为乐队重要成员，大鹏对乐队的情感是沉重而复杂的。杨毅走后，把他的冷酷气场也带走了。朋友们聚会时还会常想起他，每逢那时，小芷便低下她忧伤的眼睛，眼角泛出点点泪影。

大伙像往常一样度过千禧年，仍然是吃饭、喝酒、装模作样的聚会，我没看到有人为流逝的旧世纪感到怅然若失，或者为跨入新世纪而欣喜若狂。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朋友们随着年龄渐长，对待世间万物的心态变得更坦然，发现一切新鲜的东西不过如此。

Z城总有些莫名其妙的讯息让人哭笑不得。譬如说培训班有个叫小靳的学员，他有一天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大伙儿说他在北方商厦看见一个长发披肩的人在听戏，长得很像杨毅，小靳说得煞有介事，我们所有人都被吓了一跳，但片刻后大家都会心一笑，觉得那肯定不是杨毅，至于是谁，我们就不去关心了，朋友们对杨毅的情感一直深藏在心里。

后来的事顺理成章，细心的读者可能已猜到，小芷成了我亲密的爱人。

婚后，我们把新家搬到一处僻静的小区，我和小芷不再热衷于繁华喧闹，更愿意享受宁静的二人世界。但有个夏天的傍晚，我母亲要过生日，小芷陪我去市中心给老人挑选礼物，不知不觉逛到北方商厦。我记得那天商厦前很热闹，有一群人围聚在广场听戏、乘凉。小芷忽然停下了脚步，我拉了拉她的手，她似乎若有所思，于是我也停下来。我不爱听京戏，但我没说什么，我知道小芷有自己的想法。没过多久，小芷转过头，冲我笑了笑。她拉紧我的手，指着前面一家冷饮店，说，“老公，天真热，我们去吃冰淇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