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永山 王金富

告别家乡

1970年12月10日，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年，我十七岁，刚刚初中毕业，懵懵懂懂的年龄，对啥都好奇，看啥都是那样美好。当接到“四个面向办公室”（就是后来的知青办）批准我去大兴安岭支边的通知时，我兴奋得几乎跳起来，急忙把这喜讯告诉亲戚朋友、同学、伙伴儿。想着“到边疆去、到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心情就激动不已，好几天都没有睡好觉。恨不得一下子就飞到遥远的、陌生的目的地——大兴安岭，在那里施展自己的抱负，用火热的青春干一番大事业。

与我的热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父母的态度，表现的极为平静。尤其是母亲，总是紧锁眉头，不言不语，对我上山下乡支援边疆，不表示支持也不说反对，只是默默地为我打点行装。患病在身的父亲，干不了重活，单位领导就照顾他在工地传达室值班。他整天闷声不响，和往常一样极有规律地上班、下班。回到家里也是自顾自地鼓捣桌子腿儿、椅子背儿之类的家具家什儿，好像他不知道我要远离的事儿似的。越到临行的日子，心情越急切。终于熬到要出发的那天，就是19 70年12月10日。天还没亮，母亲就早早起来，再次细细检查我的行李，生怕落下什么东西。棉衣棉裤棉军帽，都是统一发的。母亲在我的棉衣内侧缝制了一个小兜兜，放进去五元钱，然后又把布兜缝死，生怕我弄丢了。“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小学课本里学到的情景落到自己头上了，心里酸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