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 磊

(1. 江苏警官学院计算机信息与网络安全系 南京 210031；2. 江苏省数据工程与知识服务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 南京 210023)

开源情报有着漫长的历史，但长期隐藏于秘密情报的光辉之下，使得人们对开源情报缺乏足够的认识与重视。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得开源情报在社会发展和安全中发挥了更大作用，逐渐发展为普惠全民的决策工具。

国外系统开展开源情报工作的时间较早，政府和企业都把开源情报作为重要的情报类型，所以开源情报工作的经验积累较多。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为了促进中国开源情报工作的发展，需要挖掘国外开源情报工作的历史，再结合我国国情，有的放矢地开展“中国化”的开源情报工作研究。本文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从海量资料中梳理出国外开源情报工作的历史，明确开源情报的发展现状，揭示开源情报工作的发展脉络，探索中国开源情报工作的前进之路。

1 开源情报工作的历史演进

情报来源于战争。现代情报界最先关注的是秘密情报，以人力情报和谍报为主的秘密情报在现代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同一时期开源情报也开始初显威力。

1.1 二战时期的开源情报工作

开源情报随着现代传播业的盛起而发展。英国政府首先认识到开源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39年8月下旬，英国政府委托英国广播公司成立BBC监控部门(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Monitoring Service, BBCMS)，主要翻译欧洲和亚洲等国外电台的重要广播，既补充自身新闻报道，又将国外重要事宜上报外交部。次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BBC监控部门更加注重搜集各国领导人及政府公开声明的广播。监控的频率和数量增加，监控部门每天可以捕获16种语言，近125万字的广播信息[2]，汇总形成《每日文摘》(Daily Digest)。同时增加了情报产品上报的部门，除了外交部，还需上报战争部、殖民地办事处、空军部、MI7、MI9、MI5等部门[3]。这一时期开源情报工作的核心是翻译，由语言学家对各国广播进行翻译，情报人员负责选择源广播，开展分析工作。开源情报工作发展初期已经显露出情报共享的特点[4]，以《每日文摘》为代表的情报产品通过大使馆定期发往美国政府，使得美国在参战之前已经拥有相当数量的情报积累。

国家安全需求催生了开源情报监控部门的诞生。英国政府充分利用开源情报与新闻媒体的天然联系，借助独立新闻机构搜集信息的便利，监测世界各地事件，揭示他国军事战略意图，同时初步建立了政府间的情报交流，在这一时期的广播情报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美国政府也开展了现代开源情报工作。20世纪初，美国海军设立了海军情报局(United States Office of Naval Intelligence)，培养翻译人才，收集日本、香港和上海等地报纸，汇总旅日美国人对当地政治和军事的看法，形成开源情报产品[5]。同时建立东京武官办公室(Tokyo military attaché office)，对日本政府的公告、演讲和杂志进行搜集和解读。1941年2月，美国总统罗斯福授权联邦通信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成立了海外广播监视部门(Foreign Broadcast Monitoring Service-FBMS)，该部门在普林斯顿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设立了针对欧洲和日本的广播监听站[6]，主要负责翻译、记录、分析和存储美国本土播放的轴心国广播。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美国政府宣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海外广播监视部门更名为海外广播情报部门(Foreign Broadcast Intelligence Service, FBIS)。FBIS的搜集范围扩大为全世界的广播电台，搜集重点偏向轴心国领导人的演讲、新闻和政府相关信息。比如，FIBS搜集了东京广播电台针对美国的种族主义宣传；希特勒、戈培尔、墨索里尼等人的广播演讲；虚假电台对总统罗斯福的诋毁。随着战争目标的明确，开源情报工作的目的性更加明晰。FIBS监视和搜集战争相关的公开信息，尤其是轴心国的战争宣传和鼓动，分析战争态势，指导前线部队的行动。同时开源情报的共享特质更加明显。美军正式参战后，以FBIS为纽带，盟军建立了更广泛的英语系情报联盟，构建了全球盟军战略情报支持系统[7]。

海外广播情报部门的建立是美国政府开展开源情报工作的有益尝试。与英国不同的是，美国政府不是依赖私人广播电台机构(BBC)，而是由政府机构(联邦通信委员会)负责开源情报工作。这说明人们对开源情报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更加认可开源情报的价值，并将其设置为专门的情报工作类别。开源情报也显示出独特作用，利用其和广播这一宣传媒介的天然联系，有效展现了敌对国的战争宣传，揭示了战略意图和趋势。

1.2 冷战时期的开源情报工作

二战结束之后，英国BBC监控部门将开源情报搜集的重点转移到苏联、中亚和东欧等冷战对手国家，关注的内容包括领导人动态、政治和经济新闻等。1962年，BBC监控部门搜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中，赫鲁晓夫关于苏联军舰撤出古巴的谈话，帮助美国政府及时做出了回应[8]。同时英国和美国加强了开源情报合作，BBC内部有美国人员组成的情报工作组，两方签订了开源情报协作框架，英方可以收到美方的情报产物，美方可以收到BBC开源情报产物《世界广播摘要》(Summary of World Broadcasts)[3]。

美国的开源情报工作也发生了结构性变化。首先，海外广播情报部门被划拨到陆军部(Department of the Army)。1947年，根据《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该部门又被归入CIA，更名为海外广播信息服务部门(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FBIS)，监控各国的广播信息。之后以大使馆、领事馆和军事基地为据点，FBIS在全世界各地扩散，形成了20个分站。1967年，FBIS搜集媒介从广播扩充为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1981年12月，美国总统行政令《美国的情报活动》中明确指出，通过公开来源信息得到的情报产物是情报机构采用的情报类别之一，从政府层面确定了开源情报工作的重要性。1992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国家安全法案》(The National Security Act of 1992)，强调了系统开展开源情报工作的必要性，从法律层面确定了开源情报工作的地位。1994年3月，中央情报局局长发布了《公开来源情报项目》，设置了开源情报项目办公室，负责实施开源情报项目，从组织层面扩大了开源情报工作的影响力。

同一时期，西方其他国家也更加重视开源情报工作。1953年，法国成立了国际新闻监测联合会(Federation Internationale des Bureauxd' Extraits de Presse)，联合波兰等多个欧洲国家，监控包括中国在内的10多个国家的报纸、广播和电视等传媒。1993年，经由《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形成了欧洲联盟(以下简称欧盟)。在发展进程中，欧盟发现跨国威胁需要各国的协同处理，尤其需要情报大联合。欧盟通过多方论坛等方式建立起长效的情报交流机制，并成立欧盟情报分析中心(EU Intelligence Analysis Center)共享多边情报[9]。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并没有湮灭开源情报工作，新的国际形势给予了开源情报新的使命。首先，开源情报工作的范围扩大，不再局限于军事情报，也开始关注政治、经济和社会情报等。然后重视开源情报的国家增多，英国、美国等传统开源情报强国之外，法国、波兰等国家也开始系统实施开源情报工作。最后，开源情报与其他类别情报的联系增强。通过将开源情报组织划入情报系统，协调规划情报工作，在统一的目标和框架下，开源情报和信号情报、人力情报等协同作战。

1.3 “9·11”事件时期的开源情报工作

2001年9月11日，美国发生恐怖袭击事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安全和威胁的看法。2004年，美国通过《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Intelligence Reform and Terrorism Prevention Act of 2004)，突出开源情报的重要性，呼吁建立一个致力于“收集、分析、生产和传播开源情报”的情报中心[10]，强调加强情报共享，推动情报机构合作，避免“9·11”恐怖袭击之类惨案的发生[11]。2005年11月，依据该法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宣布将海外广播信息服务部门和其他开源情报部门合并，升级为国家开源情报中心(Open Source Center)。由CIA行政管理，工作范畴扩大为160多个国家，包括80多种语言，通过互联网、纸质媒体、数据库、电视、书籍等公开来源获取情报，力图实现“在任何国家，从任何语言”中获取有价值的开源情报[12]。次年，国家开源情报事业项目(National Open Source Enterprise)启动，要求任何安全情报产品中必须包括开源情报[13]。经CIA统计，2007年，美国公开情报源占据了超过80%的情报搜集总量[14]。

国家开源情报中心的发展历史就是美国开源情报机构的发展历史，如图1所示。1941年，美国政府依托大学成立了海外广播监视部门，针对性地监控轴心国。随着美国参加二战，情报需求变大。1942年，海外广播情报部门成立，开源情报搜集范围扩大为全世界。战后，军事情报需求减弱，经费削减，开源情报部门规模缩小。“9·11”事件爆发之后，政府认识到情报共享和融合的重要性，开源情报的价值再次被认可，美国政府建立了综合性的开源情报组织：国家开源情报中心。组织的变迁体现了情报工作重点的迁移，更体现了人们对开源情报价值的认可程度。

图1 国家开源情报中心演变图

美国开源情报工作的发展启发了其他国家的开源情报工作的变革。英国内阁办公室变更为BBC Monitoring的最大股东，经费由国防情报组、外交和联邦事务部等情报机构提供，由政府主导更多海外媒体情报的探测。瑞士政府成立了开源情报联合工作组，由国防部的战略情报中心(Strategic Intelligence Service)和军事情报中心(Military Intelligence Service)构建构建开源情报工作体系[15]。欧洲政府还联合举办开源情报论坛，促进政府、情报工作者和爱好者的联系，加强开源情报的共享和沟通。

“9·11”事件打破了各个国家原有的情报工作体系，使得国家安全工作和情报工作的重点发生了偏移。恐怖袭击成了主要威胁，敌人隐藏于民众之间，需要政府、民众的通力协助，从大量的公开信息中获取情报。传统情报手段的有效性下降，开源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提高。

1.4 开源运动时期的开源情报工作

开源运动起源于计算机行业。1998年，Rric Raymond发表《大教堂与市集》(The Cathedral & the Bazaar)[16]，提出了开源(Open Source)软件的概念，倡导自由和开放的精神。同年4月7日，自由软件峰会召开，标志着开源运动的开始。20世纪90年代，蒂姆·伯纳斯·李完成了万维网标准方面的基础工作，全世界互联互通成为可能[17]。众多程序员在网络社区集合，贡献新的软件源代码。这一时期以Apache网络系统为代表的开源程序层出不穷，增加了开源运动的关注度。

开源运动在情报界最大的影响在于开源情报。美国CIA副局长里查尔·科尔认为：情报机构已经不能再控制大部分消息来源。网络形成了自然的信息传播途径，分散了官方议程设置、信息加工方面的垄断，大众可以发起新信息、传播信息，动员最广泛的社会力量。互联网媒介中的信息传播，增强了信息的可用性和移动性，更新了信息资源的处理和使用方式，破除了传统媒体的霸权，增强了大众传媒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开源运动带来的全球化浪潮也促使国家开源情报联盟的产生。2018年，比利时、荷兰和卢森堡签署了《塞嫩宁条约》[18]，扩大了相互间的警界合作领域，增强了开源数据的共享。英国虽然脱离了欧盟，但在《普鲁姆决定》的联系下，还与欧盟国家保持着数据交换的传统[19]。日本和韩国为了保持在东北亚的军事优势地位，制定了《军事情报保护协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保证双方情报交换的同时，还禁止双方的情报泄露给其他国家[20]。面对复杂的安全形势，国际间的情报联盟加强了情报的传播，而开源情报是传播的情报中的主要类别。

开源运动扩展了开源情报的内核，丰富了开源情报的特色，增加了开源情报搜集的种类。随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流行，开源情报搜集的范围迅速扩大，信息源搜集类别变为网络媒体、社交网络、物联网信息和数据库信息。北约最高指挥官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上将就呼吁要实现开源安全，改变思维方式，通过社交网络接触人们，获取情报，实现“信息维和”。

在战争时期，开源情报机构承担的更多是翻译工作，翻译和整理他国的广播、文字，汇编成文件，服务决策。在网络时代和开源时代，开源情报的分析和数据科学、网络科学密不可分，通过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算法和高性能计算处理能力，结合情报数据的特点，将海量数据有效转化为开源情报产物，实现分析和预警。

2 开源情报工作演进的影响因素

情报正在改变，再没有机构可以完全操纵信息，封闭的传统情报模式不再适应社会发展和安全形势的变化，保密性带来的信息封闭也成为大数据技术应用的挑战。开源情报带来了全新的情报思维，有助于智能数据处理技术在情报流程中的运用，为国家发展提供战略支持，为社会安全提供信息保障。安全威胁的推陈出新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是开源情报工作演进的外部因素，而情报法律则推动了开源情报工作的内在体系建设。

2.1 安全威胁的刺激推动工作目标的改变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情报已经成为安全防御和威胁预测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战争时期到和平时期，安全威胁类型更加多元化，威胁解决方法更加复杂，促使开源情报工作目标从简单的防御转变为防御、宣示和进攻的融合。

开源情报是确定防御和研判形势的依据。战争时期，敌人是明确的，通过以广播、报纸和杂志为主的信息来源开展开源情报工作；和平时期，国家之间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减少，国内种族主义、贪污腐败、贫富分化等矛盾逐渐增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恐怖主义成为国家安全的新隐患，恐怖分子隐秘在人群中，不再有明显的敌对迹象。以网络信息为主的现代开源情报成为情报工作的重点，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方法从细微处抽丝剥茧，寻找社会问题和恐怖主义相关的威胁迹象，研判安全形势。

面对安全威胁，开源情报不但是防御神器，更成为动员力量和战略资源。恐怖组织在社交媒体中不断推送组织教义、行动等情报内容，试图以受众喜欢的语言和文化进行情感互动和身份共鸣，达到网络宣传和动员的目标[21]，并将情报内容和传播力变成震慑力，奠定与政府谈判的政治筹码。美国政府在面对新时期的安全威胁时，将开源情报和隐秘信息控制结合起来，形成军事、政治、思想、心理和商业等方面的战略传播，对他国形成高频次、高强度的持续渗透和打压[22]。开源情报武器化成为开源情报发展的趋势，变成舆论战、政治战中的主要进攻手段。

2.2 互联网的发展促进工作思想的革新

互联网是现代文明的新浪潮。经过50多年的发展，互联网已经和全球兴盛紧密联系，带动了产业和经济的腾飞。更重要的是，互联网引发了民主的新思潮，将主流媒体把控话语权转换为人人都有话筒，把管理监控转变为民主互利，这种变化也促使了开源情报工作思想的更新。

互联网精神是自下而上的草根精神，崇尚自由、平等、开放、共享和创新，赋予每个普通人获取、发表和传播信息的权力，形成用户驱动的网络命运共同体。互联网精神和开源情报思想一脉相承，互联网打破了精英阶层和普通民众之间的界限，而开源情报突破了秘密情报的特权主义枷锁；互联网塑造了自由开放的强连接网络，而开源情报打造了人人奉献、人人收获的情报循环流程。互联网是开源情报的重要信息来源，互联网精神更解放了情报思想，奠定了开源情报的价值观。

全方位的互联网革命对开源情报的思想和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开源情报传承了互联网精神中自由解放和去中心化的草根力量，与情报封闭组织和追求利益的商业主体等传统机构展开竞争。相比传统情报产物，利用网络技术获得的情报集成产品扩大了时间和地理空间，提高了情报的使用价值。

2.3 情报法律的完善加强工作流程的规范

情报法律体系是情报体系塑造中的重要一环，强有力的法治手段可以推动情报工作流程的规划化和有序化，通过标准化的方法和机构完成情报工作任务。目前没有针对开源情报工作的法律，但是众多情报法规中都有对开源情报的规范。法律对开源情报工作方法和机构构建的优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情报法律指引了情报工作方法，形成多层次的开源情报工作方法体系。首先是开源情报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的结合。日本政府颁布了《公私数据利用促进基本法》，明确需要交互使用公开信息和秘密信息来服务公民[23]。俄罗斯出台了《俄联邦安全法》《对外情报机关法规》，强调了情报工作需要公开与非公开方法相结合[24]。然后是开源情报工作和秘密情报工作的转化。韩国《军事秘密保护法实施条例》说明，“国防部部长或者国防采购计划管理部长可以主动或者根据申请，通过安全政策会议披露军事秘密”，利用法律手段实现秘密情报和开源情报的相互转换[25]。最后是纯粹的开源情报工作。美国《网络安全信息共享法案》要求，政府应该将已解密的网络安全威胁特征、防御措施及关联性信息，以公开形式与其他主体共享[26]。《信息自由法》要求，除了必需内容，政府中的记录和档案原则上对所有人开放[27]。

工作方法决定了情报机构的结构，情报法律则优化了开源情报机构的布局。1947年，美国政府颁布了《国家安全法》，将国内最大的开源情报组织海外广播情报部门纳入中央情报局。2004年，第3115.12号国防部指令明确国防开源委员会成为军方的主要开源情报机构。同年，美国政府通过了《情报改革与恐怖主义预防法》，设立了国家情报总监，并由国家情报总监建立了开源中心，之后更名为开源机构，纳入了CIA新成立的数字创新局。除了官方情报机构，美国政府还鼓励开源情报合作。《2021财年情报授权法案》规定：情报机构、能源部和司法部等16个政府部门可以成为情报外包服务的发包主体[28]。约70%的美国情报预算都用于支付与私人情报公司的外包服务费[29]，主要针对的是开源情报工作。

3 我国开源情报工作未来发展的思考

国外开源情报工作的历史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反省，在情报工作意义、流程和法律等方面都对中国开源情报工作的未来发展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开源情报工作必须保留传统优势，同时还得借鉴国外开源情报的发展经验，才能更好地发挥“耳目尖兵参谋”作用。未来需要将被动防御转换为主动干预，加强政府推动力度，完善开源情报法律体系，实现开源情报工作的变革。

3.1 化“被动防御”为“主动干预”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安全威胁呈现出隐蔽化和随机化的特点，恐怖主义、传染病疫情和网络犯罪成为国家安全新的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愈发严重，我国所处的安全形势更加复杂。面对几乎“不可防范”的安全威胁，未来开源情报工作需要突破被动防御的限制，实现新的安全形势下的主动预警、主动传播和主动解决，降低安全风险。

首先，依托技术实现威胁的智能监测和实时预警。目前很多威胁在网络衍生或者显示迹象。开源情报与互联网同源同生，依靠以互联网为发展载体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可以更高效地预判并报警潜在威胁。然后开源情报工作中，凭借更广泛的信息源，更广大的参与群体，更开放的传播环境可以提高开源情报的受众范围，使隐秘的威胁暴露在全民皆情报员的环境中，减少情报机构的封闭局限。最后将开源情报工作变为主动解决安全威胁的方法库。开源情报服务于众人的决策需求，也可以凝聚众人智慧，形成类似于专家系统的解决办法智能库，提供安全威胁的解决办法，不但预判威胁苗头，更给出问题解决的有效办法。

3.2 化“工作需求”为“政府推动”

我国现代开源情报工作始于1941年9月成立的中央情报部。李克农将军成立了书报简讯社，搜集报纸和杂志，汇编形成《书报简讯》[30]，将日军和国民党的作战动态、重要问题的社会反响和重点人物的情况及时反馈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国情报学研究的初始阶段，开源情报研究和工作交融在一起。中国情报学脱胎于科技情报工作[31]，建国初期，为了突破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中国科技文献情报中心[32]和中国科学院科学情报研究所相继成立[33]，以科技文献资料为主要信息来源，进行搜集、汇总、分析、编译工作并编写科技简报，在新中国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为科技发展和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开源情报工作以国家安全和发展为外在推动力，确定工作目标和重点。

从国外开源情报工作发展的进程中，可以看出政府的推动是开源情报工作有序进行的力量。不管是战时的安全情报还是和平时期的发展情报，国外政府都认为开源情报工作是必不可少的工具，还注重加强非政府机构在开源情报工作中的联动。在国外开源情报的经验上，未来我国开源情报工作需要以政府为主导，在情报共享、情报机构的明确和政企合作方面促进开源情报工作的发展。

开源情报工作带来的不仅是公开的数据源，更重要的是在封闭的情报思维中打开缺口。作为一种新的情报观，政府不能将开源情报视为特权阶级的资源优势，而应秉持开放和融合的态度，吸纳信息来源，扩大情报的传播范围，实现大安全观下的大情报观。然后，我国规定的情报机构为公安、国家安全机关和军队情报部门，与美国法定的16家情报机构、俄罗斯的10余家机构相比，数量偏少，同时缺少政府认定的开源情报工作机构来统筹总体规划、章程和流程等。政府作为国家管理的行政主体，需要细化情报机构框架，完善机构设置，做好顶层设置。最后，为适应社会发展，政府应将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纳入开源情报工作体系，联合其他机构、企业、大学和智库，不但关注军事安全，还应关注文化、教育、经济和社会等方面情况。情报不再是秘密和公开的对抗，而是面向公众的普惠性决策工具。

3.3 化“有法可依”为“以法促行”

相比国外较为完善的情报法律体系，我国情报立法工作正处起步阶段。以宪法为基准，从《国家安全法》开始，历经《反恐怖主义法》《反间谍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最终于2017年颁布了《国家情报法》。《国家情报法》第一章总则的第四条明确规定“国家情报工作坚持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分工负责与协作配合相结合的原则”，明确了开源情报和秘密情报相结合的中国特色情报工作方法。202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数据安全法(草案)》[34]，其中第5章“政务数据安全与开放”明确指出了政务数据开放的要求和具体措施，有效促进了数据共享，赋予了开源数据的合法性，提高了开源情报的地位。

美国情报法规体系分为情报基本法、部门法、授权法和专业领域法，近百部情报法律法规构建了门类齐全、复杂但有序的情报法规体系。哈萨克斯坦也形成了由情报基本法、相关法和专门法组成的国家情报法律体系[35]。从促进开源情报工作角度来看，我国法律体系建设还有漫长的道路需要完成。首先要以宪法和国家安全法为基础和依据，确保开源情报立法不违背宪法，并且符合国家和人民安全需要；然后以国家情报机构立法、情报业务立法、军事法和刑法中的情报立法为支撑，指导开源情报法律法规的细则制定。最后围绕开源情报工作中的搜集、分析和传播等核心业务，出台专门的开源情报法规，以此推动开源情报工作的法治化、规范化和制度化，从战略上扫清了开源情报工作的谜团。

目前情报法的条例比较简单，对于开源情报工作，需要从法律层面结合开源情报的特点，提高开源情报工作的质量。通过法律完善公民和组织全面参加开源情报工作的流程和路径，然后健全开源情报资源的分享机制。目前立法更注重政府部门的职权运行，忽视了资源共享的立法保障[36]。最后注重为国家和组织开源情报合作提供法律支撑。以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为目标，以上海合作组织、“一带一路”建设等为契机，通过签订公约、协定等法律条文，加强国际间的情报搜集、分析和传播等合作。

4 结论与讨论

作为典型的应用型情报，国外的开源情报工作不管在战争时期、冷战时期，还是和平时期，由于其搜集成本低、搜集范围广等特点，在国际安全和稳定方面可以揭示安全形势。作为一种较为独特的情报种类，开源情报在情报工作中受重视程度一直不太高。在现代情报工作的初期，开源情报组织只是情报部门的附属机构，之后由于“9·11”事件和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开源情报工作有了起色，但就传统情报观来看，开源情报工作更多的是秘密情报工作的辅助。开源运动成为开源情报再次发展的动力，使得开源情报的工作目标、信息搜集源、工作流程和工作人员发生变革。

通过整理和分析国外开源情报工作的历史，情报观念的改革使开源情报冲破了封闭枷锁，安全环境的复杂扩大了开源情报的工作范围，网络技术的进步增加了开源情报的开放程度，情报法律的发展为开源情报制定了工作规范。未来中国开源情报工作需要加强政府主导力度，使之更加切合我国社会发展和安全需要。同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情报法为指引，进一步完善法律体系，使得开源情报理论和实践和谐发展。利用好情报内部的变化，主动适应外部环境的变革，通过开源情报工作将被动防御转换为主动干预。

致谢：感谢导师苏新宁教授对论文选题确定和论文修改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