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龄 王一伊 曾 立

(1.国防科技大学文理学院 长沙 410005；2.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 长沙 410005 )

0 引 言

国防科技情报是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要内容，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提供了基础性支持。国防科技创新事关国家整体安全，对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具有战略意义，而要实现高水平科技创新，就需要全面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发展的综合信息，注重提升战略情报工作的预测准确性，在跨学科和跨部门的协同合作中实现更多技术突破。伴随着世界大国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大量具有欺骗性的虚假信息散布在海量信息中，既增强了情报工作难度，也增大了信息泄露风险，需要依靠自身构建起安全高效和充满活力的国防科技情报生态系统，从而在综合掌握国际发展动态和自身发展实际中推进国防科技创新活动，更好占领大国竞争的战略制高点，不断提升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整体而言，竞争性情报信息在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深入探讨大国竞争视阈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术界从多个角度对国防科技情报的具体内容和研究范式进行探讨分析。基于国防科技情报是支撑国防科技工业发展战略资源的理论认识，赵围[1]等以实证研究方式论证其决策问题，相应提出推进国防科技情报发挥最大价值的实践策略建议。李亦豪[2]等认为军民科技资源共享是国防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强调通过加强顶层设计和升级技术手段更好保障国防科技信息安全。李广威[3]等选取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中的专利成果获取问题，指出脱密形式下国防专利信息含量较低，应依托更完善政策支持国防专利形成，从而提升国防科技情报体系整体效能。周敏华[4]等则从信息技术发展角度出发，探究信息共享平台在国防科技情报中的作用机制，提出要在情报专业知识和新兴智能技术有机融合中探索更多资源信息共享的新模式，更好保障具体情报工作顺畅推进和国防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

伴随大国竞争发展实践逐渐深化，以中美科技竞争为核心主题的相关理论研究也逐渐丰富多样。石磊[5]从美国对中国发起科技战的背景出发，阐明大国竞争下美国科技情报活动规律及其主要内容，启示国防科技创新应聚焦于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式创新。尹楠楠[6]等指出建立科技联盟是美国推进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手段，通过与其盟国之间的全面协同合作，美国企图最大限度遏制中国科技的正常发展，国防科技自然是其重点关注对象。基于科技竞争在当前大国竞争中占据核心位置的主张，周磊[7]等解析了美国对华科技竞争的时机敏感化、范围扩大化、对象龙头化，对中国国家整体安全造成不良影响，由于国防科技安全是其他安全的基本前提，作为创新过程重要成分的国防科技情报也相应发挥愈加重要的战略作用。

总体来看，专家学者在对国防科技情报定义形成相对统一认识的基础上推进多视角研究，也从实际发展情形出发对大国竞争问题进行多维度论述，有力阐明加强竞争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然而，已有研究却很少涉及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本身的内涵性质和建设策略，特别是从大国竞争背景出发探讨国防科技情报建设问题的学术研究十分欠缺，国防科技实际创新发展过程也存在较多模糊性。鉴于国防科技情报在大国竞争中的现实必要性和战略重要性，本文拟从分析国防科技情报的内涵定义及其在大国竞争背景下呈现的新特征出发，客观分析国防科技情报工作面临的新要求、新困难、新矛盾，并深入解构中国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发展不足的内在原因体系及其内在运作机制，进而结合发展实际需求提出针对性优化策略措施。

1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理论基础

探明相关概念的内涵定义是深入分析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新型逻辑的必然要求。如图1所示，在西方强权政治推动下，世界主要国家在博弈过程中推进具有冲突对抗性的战略竞争，导致国防科技信息资源要素瞬息万变，虚假信息散布在海量信息中，在给国防科技情报工作造成新挑战的同时也突显出其重要性，整体来看，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以维护本国利益为根本基点，需要在广泛信息积累和综合分析中实现价值。

图1 大国竞争和国防科技情报的理论基础及其内在联系

1.1 大国竞争

大国竞争囊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军事各个方面，是世界主要国家在博弈过程中推进的综合性、复杂性、战略性竞争，集中表现为各类交流合作显著减少。敌对国家之间和非敌对国家之间均存在一种攀比、超越、追赶的状态[8]，这种状态标志着一种可能演化为冲突的竞争关系，持续存在于势均力敌的国家之间。当前，美西方国家一再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独立国家相互将对方视为对手和威胁[9]的情形越来越频繁，原有国际竞争关系逐渐向着不相容、不可妥协的彼此对抗方向发展。这种对抗虽然不足以演变为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却隐藏着局部暴力冲突的种种可能性，将对世界格局演变产生重大影响，要求竞争参与者巩固国防实力并遏制不稳定因素扩张。当然，大国竞争基于一定规则展开，世界大国既可以依托高水平科技情报工作获取竞争优势，也可以有效建立包容开放和普惠共赢的关系。

大国竞争的各个参与主体都以维护自身国家利益为基本出发点，在战略性博弈中追求安全和财富达成动态平衡状态。美国情报部门不断建立开源情报数据融合中心，利用先进数字技术实时自动发现潜在威胁并且产生预警信息[10]，在此过程中认为中国已威胁到其军事安全和技术安全，从而将情报对象从国家行为体扩大到非国家行为体，中美博弈由此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环节。由于强大国防能够有效保护一国财富并支撑更大规模的财富创造，巩固国防对于国家发展强大便具有重大意义。大国激烈竞争导致武装冲突和战争威胁加剧，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成为紧迫现实任务，需要依托强大国防遏制乃至打赢信息化和智能化战争，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国民健康幸福、经济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和谐提供基础性保障，这就需要充分掌握瞬息万变的数据信息，对高水平科技情报能力提出战略需求。

1.2 国防科技信息资源及情报工作

信息资源要素是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重点对象，从一定程度上说，国防科技情报就是搜集积累和加工处理信息资源的实践活动。国防科技信息囊括基础研究、试验研究、应用研究等活动中产生的原始数据及其衍生数据，是引领国防科技创新的战略性资源[11]，具有显著知识属性，能为生成战斗力和军事技能提供支持，既构成尖端核心技术突破的基础性力量，又成为国防科技情报活动的核心对象。国防科技信息资源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在循环联动发展中不断释放活力，能够客观反映国防科技创新发展的真实情形，是具体情报工作的主要聚焦点。从内涵定义上看，情报主要指事关一国发展与安全的敏感信息，而情报工作则囊括对这些信息进行收集、加工、处理、分析、总结、反馈等具体步骤，能为国家制定实施发展战略和安全战略提供基本参考。

伴随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各国面临的信息环境日益复杂多样，情报工作需要信息获取、分析和处理、情景构想等一系列活动共同协调完成[12]，这就突破了情报工作仅存在于军事领域的传统观点，而将政治、经济、科技等要素囊括其中。从发展视角看，中国需要获得准确可靠的国际贸易情报，从安全视角看，则更加依赖于与非传统安全相关的竞争情报，加强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国防科技情报作为能够有效预测未来发展动态的前瞻性工作，是一项整理和运用国内外新兴技术发展前沿信息的系统工程，其关键环节在于迅速精确捕捉那些具备生成高质量资源或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运动的信息源[13]，由于这些处于中心位置的信息资源能够通过吸引其他数据信息而产生显著聚集效应，掌握中心信息源的情报内容往往能够支撑国防科技建设事业顺畅推进。

1.3 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

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既强调广泛积累资料信息，又注重将所掌握信息资源转化为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知识要素，从而支撑起高水平国防科技创新活动。情报本身源于国防军事领域，国防科技情报则对国防建设和国家整体发展具有战略作用，显示出一般情报所未有的特殊重要性。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极有可能以避免武装冲突和模糊军事与非军事边界的方式对我方施行“混合战争”[14]，特别是在新兴智能技术蓬勃发展的现实背景下，更可能会综合运用多种新型信息化手段全面遏制中国发展，相应对国防科技数据信息收集和处理提出更高要求。由于大国竞争的对抗性，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既需要在鉴别虚伪中增强情报信息的价值性，又需要依托先进情报能力预测乃至塑造未来，有力推动世界新科技革命进程，在化解不确定性中实现稳定发展。

国防科技情报将承载更多知识性信息，在快速变化中呈现出更为显著的时效性，为相关主体迎接激烈大国竞争提供战略支撑。从本质上看，中国一直秉持和平崛起的发展思路，在不断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过程中被动成为大国竞争的主要参与者[15]，虽然对抗性竞争同和平崛起理念背道而驰，但在风云变幻的世界形势下，正面迎接和参与激烈国际竞争成为中国发展的必要选择，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也理应伫立在综合考量国际政治因素和国家核心利益基础上，谨防陷入竞争对手布局的误导性、欺骗性情报信息中。当然，除了重视快速获取前沿信息，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情报也关注长远发展问题，往往聚焦于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领域开展信息服务，从而在决定竞争结果的关键性资源要素上占据非对称优势，在各领域信息资源有机融合中完善联合作战体系，全面推动国防科技创新为备战打仗服务。

2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新型逻辑

大国竞争角逐更加注重颠覆式突破创新，国防科技创新相应拓展至太空、深海、极地、网络空间、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针对性的情报工作自然也成为战略重点。同时，新兴领域技术突破事关新质战斗力生成，对于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具有关键性作用，相应也促进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发生重大变革，呈现出系列新要求和新特征。

2.1 新要求：在新环境下把握战略重点

需要根据大国竞争发展实际情形对国防科技信息情报工作做出全新布局，着重发挥对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促进作用。由于大国竞争本身受制于国际交往基本规则的约束，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也需要置身于合理合法的框架下，依托正常国际交往全面掌握竞争对手的关键信息，为更好弥补自身不足和有效积累非对称优势提供基本参考，从而在支撑大国崛起、科技赶超、经济腾飞基础上为竞争制胜和安全防范提供群体智力支持[16]，保证实际情报工作体现国家意志。支撑科学研究的文献资源主要存储于互联网数据库中，中国以在线访问方式寻求的数据信息往往由西方国家掌控，容易导致国内研究动态暴露在外，对国家整体安全造成更多潜在危机。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国防科技创新则更容易遭受不良影响，不仅需要提升信息情报的获取能力，更要求着力提升自主创新实力，保障科研工作的安全稳定。

要求情报工作建设围绕实现国防科技突破式原始创新展开，为基础研究和核心技术攻关提供优质生态环境。为维护自身霸主地位和领先优势，美西方国家纷纷对原有商业关系进行严格规制，在核心技术上对中国进行全面封锁，导致难以继续通过国际交往获取大量信息资源，需要更多依靠自身推进信息资源建设，构建服务多样、保障充分、渠道丰富的国防科技情报体系，不断积累大国竞争前沿阵地领域的非对称优势。新兴智能技术是大国竞争的重要关注点，国防科技情报工作需要在同数智化技术结合中快速收集和处理海量数据，铸造起适应科研范式和科技本身日益变革的信息情报系统，在将数据信息智慧同人的智慧有机结合中深入挖掘情报价值。同时，具体情报工作应囊括先进理论和管理模式，既满足军事科技情报的对抗性和保密性，又适应市场主体发展需求，从而同步满足安全和发展需要。

2.2 新特征：在新情势下更加复杂多变

大国竞争推动国际格局加速演进，促进科技创新范式及其目标内容发生新的变化，而国防科技情报也向着竞争情报方向不断迈进。伴随军队内外相关部门产生新的科技情报需求，情报工作所关注内容从一般武器装备建设拓展至世界各国的国防科技工业、尖端武器研发、军民合作进程、战略战术变革等，虽然情报运作整体上仍然遵循 “数据-信息-知识-情报”的转化规律[17]，但是数据挖掘、信息整理、知识转换、情报判别等具体环节呈现交叉融合、快速变化的新特质。伴随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蓬勃发展，情报信息的内容形态、运作模式、存在方式、关注对象开始发生多样性变化，文本、图谱、声像、物质实体等都成为承载丰富情报的元信息，而各类情报信息的生命周期则不断缩短，所蕴藏的效用价值伴随时间推移快速减少，具体情报生成和发展的规律更加复杂多变。

各类信息资源呈现实时快速变化特性，情报工作的具体内容和策略方法也处于动态调整中。开放共享、开源创新等理念正在各领域蓬勃兴起，部分机构垄断信息资源的局面开始瓦解，军民合作日益密切、军地协同逐渐加深，一定范围内的国防科技情报信息获取更加快捷方便。由于战略新兴领域内的科技信息快速膨胀，大规模数据交叉、关联、融合实体和关系的演化现象层出不穷[18]，加之情报工作中的数据获取整理、集成筛选、总结分析等都逐渐显现出智能化特征，各国原有国防科技实力加速变革，既为中国跨越赶超提供了战略机遇，也加剧了具体创新过程中的困难挑战。同时，国防科技情报对象的地位作用和效用价值都在发生颠覆性变化，传统模式下蕴藏丰富数据价值的信息源可能已经丧失竞争情报属性而成为普遍性共识，相反，看似无关紧要的偶发信号则可能是牵动战略情报信息的中心信息源。

3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困难挑战

由于大国竞争的复杂性、战略性、对抗性，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在此背景下也遭受传统环境下所未有的困难挑战。如图2所示，当前西方国家逆全球化思维抬头，对中国施行严格技术封锁，甚至采用立法手段对中国进行任意制裁，导致国防科技发展面临严峻外部环境，同时，相关信息组成结构和内容要素快速迭代，而中国情报工作的创新性较弱，导致原有的情报优势开始消退，现实情形同理论要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清洗和整理信息，各类矛盾由此逐渐凸显。

图2 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在大国竞争中遭受的困难挑战总结

3.1 国际局势紧张、发展环境严峻

伴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兴起，国防科技突破发展更加依赖于各项前沿尖端技术，但是西方国家的逆全球化思维抬头，甚至对中国施行严格技术封锁，导致情报工作的内外部环境更加严峻复杂。世界传统科技强国正在竞相研发能够打破大国间地缘经济和军事平衡的新兴技术[19]，试图在建立遏制中国崛起的“科技联盟”中重塑国际格局。2021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了《2021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基于一揽子对华法案对中国科技发展进行全面打压，强调通过全政府型情报工作密切调查、监控、评估中国的国防科技详情，并采取系列对抗性办法对中国国防军工企业乃至一般市场科技领军企业进行制裁，增大了国防科技创新风险。同时，美国官方情报组织认定中国为最大竞争对手，认为必须采取更积极手段抑制中方的军事乃至民间情报工作，在加速中美科技脱钩中对中国正常情报建设工作造成严重阻碍。

在西方严格技术封锁下，关键核心技术及其相关信息获取难度增大，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难度显著提升，“卡脖子”难题不断强化积累。依据图3，近十年来，中国高技术产品外贸额每年都在1.2万亿美元上下波动，出口额与进口额之间基本持平，说明中国的科技创新活动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呈现鲜明开放性，在此情

图3 近几年高技术产品进出口额及其对比

境下，美西方国家推进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将对中方国防科技创新造成重大损害。伴随中国科技发展逐渐由“跟跑”转向“领跑”，世界原有科技格局开始瓦解，西方国家打着保护人权的幌子进行出口管制，利用法律手段对中国实施严格审查管理，势必会严重限制国防科技发展进程。拜登执政后强调振兴美国科技战略，在2022财年联邦政府预算方案中设定向国防部拨款7150亿美元用于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20]，并设立国防情报工作的专项基金，不断巩固遏制中国的科技联盟。

3.2 信息错综复杂、甄别难度加大

实现万物互联的网络逐渐形成，科技信息来源更加多样、演变更加迅速、结构更加复杂，在各环节交叉融合中形成错综复杂的运行机制。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兴起引领信息爆炸性增长，而情报信息传递的层级性特征较为明显，导致本身错综复杂的信息资源变得杂乱无章，需要将大量人力和物力耗费在信息的归类整理和深度清洗工作上。为在国际竞争中最大限度争取自身利益，多数国家不惜付出高额成本对情报信息予以严格保护，在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国防科学技术领域特意释放虚假信号，从浩瀚数据中挖掘信息价值和提炼知识规律的难度升级[21]，情报成果也难以同目标用户实现有效配对。当前具体情报所承载的知识范围更加广阔，但是国防信息机构对于大国竞争的内在特质了解不够，容易忽视在海量信息资源中生成竞争科技情报，国防科技创新系统内外部的知识交流互通也更加困难。

3.3 发展局限显著、情报实力不足

国防科技情报体系不够成熟，实际情报工作呈现显著发展局限性。伴随新一代数字化、信息化技术的广泛普及和快速迭代，情报机构独占信息资源的局面逐渐破除，我国国防科技情报能力的原有优势开始消退，实际发展水平同高技术要求标准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由于缺乏熟知国防科技信息内在性质和掌握新兴技术技能的高端情报人员，整体情报工作缺乏创新性，国防科技创新主体对尖端技术发展的适应能力相对薄弱。整体来看，相关理论体系和实践策略方法没能及时转型升级，而情报人员和技术人员之间的协同度较低，导致具体情报工作停留于广泛信息收集和直接翻译解读阶段，缺乏抽象性逻辑加工、深层次价值挖掘和系统性分析论证，关键信息没能从海量资源中“脱颖而出”，导致整体过程的碎片化特征较为显著，难以支撑起颠覆式国防科技创新，不利于在激烈大国竞争中积聚优势。

国内几乎没有专门存储国防科技创新信息资源的数据库，专业性的情报活动缺乏稳定性支持。当前，中国的国防科技情报主要涉及二次信息，多数情况下未能及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数据信息及其内在价值，与此相对，美国开始依托战略性国际情报合作加强自身情报能力建设，推动外国情报关系转为伙伴关系[22]，为清除其国家安全威胁提供了有力保障。由此，中国的国防科技情报能力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自主创新水平低下和关键核心技术缺乏问题加重。某些国防情报机构虽然能够率先推进改革创新，但由于提供稳定支持的制度体系尚不完善，实际改革过程往往浅尝辄止，深度融合、覆盖广泛、运作高效的新型情报体系面临发展难题。伴随各种国际思潮涌入国内，人们的思维观念开始遭受冲击，国防科技情报工作保持稳定有序和安全可控的难度增大，情报理论与时俱进发展也日渐复杂。

4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优化策略

通过上述关于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理论机制和现实难题的综合探讨，实践优化策略的基本方向也逐渐明确。如图4所示，应充分运用军地各方的优势资源，在促进资源合理开放共享的同时深度考量现实需求，积极运用先进智能技术推进联合情报工作，进而在统筹规划和优化布局中构建起安全高效、充满活力的国防科技情报生态系统。

图4 大国竞争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的优化策略模型构建

4.1 协同多方主体、创新方式方法

综合运用军民双方的优势资源，增进各领域、各区域、各环节情报机构之间交流互通，以合理方式促进信息高效互通，构建起权责清晰、高效运转的国防科技情报网络。推动军队系统和地方系统中的科研主体联合开展科技情报分析研究，拓宽国防信息机构同相关市场主体的合作交流渠道，以线上和线下相结合方式拓展军民合作空间，从专业性咨询企业和社会信息部门中广泛获取情报信息，从而着力提高对关键信息和技术的整体把控能力，对军事变革和国防科技发展做出精准研判。同时，依托各个国防机构和军事单位提供的基础平台设施，积极开展针对性、战略性、前瞻性的情报研究分析[23]，推进情报综合判断工作，并对所搜集关键信息的关联主体进行深度挖掘分析，在充分知识推理支撑下推进情报集成融合，从而在多主体参与中缩短信息分类时间、简化信息处理流程、提升情报信息准确度。

增强各信息情报部门之间的交流互通，集中优势资源针对“卡脖子”技术建立特种资源数据库，攻克国防科技创新难题。从多学科视角出发探索适应知识融合和协同创新的信息调度系统，为整体创新发展过程提供具有竞争力的战略支持，并注重信息情报工作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相辅相成，促进国防科技创新和国民经济发展相得益彰，从而有效积累信息资源的非对称优势。着力优化具体情报方法，将冲突理论、场理论、系统工程、运筹学[24]、计量学、管理学等领域的知识运用到现代化国防科技情报体系中，以定性和定量相结合方式聚集各方智力资源，综合推进信息整理和情报生成，从而更好满足国防创新部门的情报需求。此外，注重扩展国防科技情报信息的作用范围，给民用部门中的创新主体提供适当情报服务，为世界经济强国和科技强国建设保驾护航，助推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创新突破发展。

4.2 合理共建共享、满足现实需求

在国防科技创新各主体之间实现广泛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有效提升情报工作整体效能。以开放科学和开源创新思想为指导，建立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学术交流生态系统，增强各领域信息专家沟通交流和协同合作，促进科技信息资源在数字化发展中实现知识和价值创造，从而在紧跟世界大势变化发展中探求国防科技发展的适应性建设策略。当然，在推进资源共享和信息互通的同时也应该注重数据安全，特别要对事关家战略安全和核心竞争力的国防科技信息进行全面严格保护，避免因为一度追求共享而催生重要信息泄露问题，有效将大国竞争下的国防科技发展规制在合理可控范围内。同时，以提升信息情报能力为基本出发点，支撑新阶段“耳目、尖兵、参谋”职能的科技情报能力建设[25]，在同多主体合作过程中拓展作用场景，推动高新技术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实现信息情报工作价值。

快速捕获前沿信息资源，允许情报信息在合理范围内自由扩散，并配套实施完善的法律规定和制度支持，确保整体过程规范统一。明确实际需要和发展要求，在各类科学研究数据库中搜寻整理国防科技创新相关的资源材料，通过广泛文献调研逐步探索国防科技专业性数据库的建设方案，为国防科技创新全过程提供战略性信息情报支撑，从而更好推动“跟踪模仿”转为“积极引领”。平台建设过程应建立在对不同类型数据信息特征的综合把握之上，确保多样化平台体系同步满足实体性和虚拟性情报信息的发展要求，并综合调研用户群体的现实需求，开展以需求为导向的信息加工处理和分析论证工作，切实增进情报信息实用性、科学性、精准性。此外，在高度交流互通中优化科学研究计划安排，避免出现某些领域无人问津而某些领域重复建设的两极分化现象，真正发挥有限资源要素的最大效用。

4.3 运用新兴技术、提升情报效能

着重开发一批先进情报技术，切实增强情报智能化水平，敏锐感知前沿技术发展。以新发展阶段下国防科技发展的新目标和新要求为指引，聚焦核心技术攻关的重心任务，推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域内的先进情报技术突破发展，不断总结实践发展过程中的经验教训，探索适应新技术发展要求的新型情报理论，为高水平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提供强有力规范指导。依托理论创新丰富完善具体内容和方法，在综合前端数据信息资源中完善大国竞争规则，积极倡导互利共赢的合作关系，为国防科技突破创新提供良好外部环境氛围和资源支持，从而在新技术突破发展中不断提升质量效益。同时，根据科技发展前沿革新情报系统，对关键信息进行持续动态编辑，依托虚拟化技术、云平台技术、高性能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构建连接平台[26]，提升国防科技信息机构的知识密集性，形成不断创新发展的情报体系。

积极运用智慧型情报手段，提升具体数据信息的准确性和情报工作的智能化水平，避免因为信息落伍和粗糙而在战略竞争中落后于人。综合运用智能化手段对正式乃至非正式的国防科技信息进行加工处理，依托机器学习、文本挖掘、知识图谱等对科技发展前沿和热点问题的数据、信息、情报进行综合预测[27]，并在算法支持下充分挖掘潜藏在各类载体内部的隐形价值，提升数据分析和信息加工的质量效益。在推进情报工作智能化发展过程中培养情报人员的技术能力，增强其使用新兴智能技术设备的水平，在持续知识积累中提升综合分析能力，通过广泛知识挖掘深入解读数据信息的内在情报语义，更好发掘具有较高效用价值的国防科技竞争情报。此外，应在人机协同中构建智慧情报体系，促成大数据乃至人工智能技术部署到高端情报工作中，从而在占据情报优势中推动新技术突破创新。

4.4 完备制度支持、确保安全可控

在科技体制改革过程中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安排，促进各类信息资源有效聚焦，为各层级国防科技情报的一体化发展提供基础性支持。深刻把握国防科技情报的作用主体、具体内容、政策措施、规范标准，根据其内在运作规律加强情报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为部队科研院所的科技情报人才培养工程提供制度性支持，从而动态跟踪世界先进技术前沿，更好捕捉新兴技术发展的关键信息和战略机会。国防科技信息机构要在简单数据收集整理转向知识整合重构过程中主动提供个性化知识增量服务[28]，扭转被动开展情报工作的局面，推动更多战略性决策生成并贯彻落实，促进科技资源有机融入国防科技创新。同时，积极探索军队科研机构的全新融资模式，在国防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转型中实现情报成果有效转化，从而在实际运用中创造价值，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台优化升级提供充足经费支持。

适应数据信息日益复杂多变的趋势完善具体情报策略方法，构建起自主可控、安全高效的国防科技情报生态。重视国防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匮乏问题，将科技创新主体纳入到科技信息服务生态链中[29]，对相对重要环节的情报工作予以优先支持，对具体工作实际进行全程预警和实时监督，提前发现潜在不确定风险并及时化解，保障国防科技体系整体安全稳定。应注重提升各类国防情报机构的安全意识，建立起统一协调的规模数据信息平台，同步提升硬软件设施水平，将整体国防科技情报工作规制在安全合理的基本框架下，保证国家和军队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此外，遵从国防科技信息发展的内在规律推进政策制度改革，创新关键情报信息管理和保护方式，优化完善防火墙系统，通过人员身份验证方式确保情报工作正常进行，对所获关键情报信息进行严密保护，更好积累大国竞争中的战略优势。

4.5 统筹规划设计、优化布局结构

加强对全国范围内各类型、各层级国防科技信息机构的统筹设计，根据实际发展需求优化整体布局结构。对一定时期内的国防科技情报工作做出战略性规划安排，以自主选择和指令下达相结合方式部署实施具体工作，在明确现代化战争基本要求中加强顶层设计工作，从而进一步明确科技情报的自身定位，确保在趋利避害中准确为各方科技创新提供更多实用性和前瞻性服务[30]，推动国防科技情报活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促成研究和生产整体性优化升级。同时，建立全国性科技信息管理机构，对国防科技创新相关的情报信息进行综合处理，拓宽科技情报来源空间和作用范围，形成集信息处理、资源提供、情报管理为一体的新型国防科技情报工作机制，协同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的情报工作，建立起同中国国际地位相称的信息服务体系，更好为相关主体提供一体化情报服务。

推进国防科技情报机构改革，在确保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拓宽开放合作范围，不断完善组织模式和运行机制，有效提升国防科技情报信息的整体作用效能。以国家总体安全观为指导，正确认识大国竞争的长期性和深远性，在加强统一领导和全国统筹协同下建立关键核心技术竞争情报体系[31]，促进国家战略和国防战略统一协调，为系统化和网络化的情报工作提供基础性支持，不断优化国防科技创新生态。进一步对研究成果、调研报告、文献资料、数据库等贮藏丰富情报信息的载体和媒介进行整体调配，增强集中推进战略性科学研究效能，为国防科技创新发展提供清晰完整的信息支持。此外，推进军队相关单位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交流，构建起国防科技创新领域的专业性情报信息网络，为重大战略性科技项目部署实施提供信息支持，促进国家整体依托强大国际影响力在大国竞争中行稳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