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莎琳·克劳斯（Rosalind Krauss）在《现代雕塑的变迁》一书中提出：“毕加索的浮雕中完全不存在物体表面之外的结构——一种我们可以通过智性实现的观念核心，用以赋予物体超越感知的含义。他坚持物体表面的内在逻辑，并强调观念在经验中产生，而非先于经验，也不在经验之外。”［1］罗莎琳以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阐明了毕加索这两件雕塑的独特之处。但笔者认为，对于毕加索（Pablo Picasso）作品的研究不能完全抛弃对作品之外关于文化、民族和历史的讨论。并不存在能够完全独立于文化整体性以及人类境遇潜在关系之外的艺术作品。例如被克劳斯一语带过的毕加索的金属雕塑《公牛头》。

在《公牛头》这件作品中，“牛”包含了几层含义：1.欧洲神话中的牛。2.客观现实世界的牛。毕加索自8岁便与斗牛结缘，并成为终生爱好（图1）［2］。3.毕加索艺术作品中的牛。例如1937年绘制的《牛头》（图2）。4.金属雕塑作品《公牛头》中的牛。

图1 观赏斗牛途中的毕加索 图片来源：A Window on the World

图2 毕加索 牛头 纸上炭笔 23.5×29.21cm 1937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本文侧重于图像学研究方法。欧文·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认为，一件艺术作品包含着艺术家“个性中的一切”［3］5，艺术家在创作行为中已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了个人受到的民族、时代、宗教、哲学等的影响。因此，上述四点关于“牛”含义的分析构成了认识毕加索《公牛头》雕塑的重要路径。

一、情欲与暴力的表征

“牛”作为神话与文学等原典的形象，常成为画家的艺术母题。其象征意涵被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在作品之中。

在古希腊神话里，公牛曾作为宙斯爱慕欧罗巴，并与其发生情欲关系的幻化物。在保罗·委罗内塞（Paolo Veronese）的作品《抢劫欧罗巴》（图3）中，宙斯化成的牛横卧在地上，欧罗巴不知所措地抬起双手及右脚。牛回头，双目盯着，并且舔舐欧罗巴抬起的右脚，动作与眼神中充满爱慕与情欲的意味。［4］安杰洛·波利齐亚诺（Angelo Poliziano）曾写过关于此故事的优美诗句：

图3 保罗·委罗内塞 抢劫欧罗巴 布面油画 60×70cm 1570年 伦敦国家美术馆 图片来源：https://commons.wikimedia.org/wiki/File:Paolo_Veronese_-_The_Rape_of_Europa_-_Google_Art_Project.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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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爱情力量而变为美丽牡牛的朱庇特，

……

而牡牛却环顾回望，不时地吻着她的脚掌。［3］25-26

从某种意义上说，宙斯幻化成的牛成为“欧洲大陆之父”——欧洲生命的来源。在现实中，毕加索旺盛的生命活力与创造力也表现在他追求和面对爱情的行为之中。诚如阿根廷作家科塔萨尔所言，在西班牙，人们的情感教育，是在妓院和斗牛场完成的。

毕加索的情感生活全部坦白在他的作品之中，从粉红色时期的费尔南德·奥利维耶（Fernande Olivier）到最后一直陪伴在他身边的杰奎琳·罗克（Jacqueline Roque）。他用画笔记录下情感生活，包括许多倾慕、热恋、幸福，也包括颓丧、后悔和痛苦。情感本身包含着如同斗牛似的伤害与暴力——鲜血与鲜花。这种极近又极远、对抗与纠缠、专注与痴迷的关系，更像是对于毕加索，或每个人爱情生涯的比喻。总之，爱情的多变、绵长与热烈，是毕加索旺盛艺术能量的表征，也是他永不干涸的灵感源泉。

米诺陶诺斯是希腊神话中另一个关于牛的角色，他居住在克里特的迷宫中，他被受到诅咒的母亲生下，有着残暴的兽性。米诺陶诺斯是海神波塞冬赋予米诺斯的公牛与米诺斯的王后帕西淮交配而生，是神对违背信约的人做出的惩罚。米诺陶诺斯凶猛异常，餐饭只食人肉，最终被来自雅典的忒休斯进入迷宫所杀。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曾出土一系列描绘公牛跳跃和擒抓的场景。并且，在一些埃及新王国出土的墓葬壁画中，有陶罐上图绘的牛头装饰图案，以及公牛小型雕塑，例如金杯The Vapheio cups的来源。牛通常作为人类强有力的对手而存在。在毕加索的某些作品中，它象征着暴力与威胁。

例如在毕加索绘制于1935年的《牛首人神米诺陶之战》（图4）中，牛头人以粗野的姿态进入画面中，画面里有基督式正在爬梯子的人物、窗后的两名女子以及受惊之马和横躺着裸露上半身的女性。向上登梯的基督式人物回首望向牛头人，仿佛正在向上逃离脚下混乱的世界。画面中唯一神情自若、发出光芒的是牛头人正在盯着的小女孩，左手的烛光在宗教中象征上帝的存在，右手的鲜花象征着希望，“希望就是对果实的预感”［3］165。在画面上方窗前的两位女子显露出沉思和悲哀的表情，目光注视着少女手中的烛光，面露宗教般的怜悯与悲惋。同样的烛光与女性形象也出现在他的其他画作中（图5），象征着残暴画面中的光明与圣洁。图4画面中马匹四肢腾起，正在惊叫与嘶鸣。马在毕加索的画中常象征受迫害的角色或弱势的民众，在为《格尔尼卡》所作的草图中，有一匹在牛头之下的正在痛苦嘶叫的马，马与一位受伤的、抱着孩子的母亲并置在一起，都呈现出相似的让人怜悯的痛苦表情（图6）。毕加索对牛马组合的偏好很可能来自于他8岁时观看斗牛运动的深刻印象，毕加索将此经验形容为“Horrible”。2009年的《泰晤士报》记载了毕加索这段自述——“应该是在我八岁的时候，父亲带我去看斗牛士Lagartijo表演，那场表演中的牛身体巨大，它将场内的马顶撞了20次，马像苍蝇一样惨痛地死去，那实在是太恐怖了”［5］。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斗牛场里的马匹不受保护，时有发生牛将马顶翻刺死的情况。因此，画面中的米诺陶诺斯象征着现实世界的侵略者，是耶稣、女孩、民众与上帝的对立方，是残害生灵的祸首，是对战争发起者的隐喻。

图4 毕加索 牛首人神米诺陶之战 蚀刻铜版画 56.6×77.2cm 1935年 图片来源：https://new.qq.com/rain/a/20210219a02j2b00

图5 毕加索 拿着蜡烛的女人，斗牛与马 铅笔、毛笔、印度墨 31.5×40.5cm 1934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图6 毕加索 马和带着死去孩子的母亲 纸上铅笔 24×45.5cm 1937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二、毕加索的精神“自画像”

2014年的《泰晤士报》刊登了毕加索在一次大屠杀幸存者艺术品拍卖中所说的话：“如果您在地图上标出我经过的所有路线并画出一条线，将它们连接在一起，那么它会像牛头怪一样。”［6］艺术家通常会借用或创造某个形象，来象征他们内心所认为的自己真实的面貌。对于毕加索，“牛”便是他的“自画像”。阿纳森（H. H. Arnason）曾总结道：“在毕加索的肖像画中，米诺陶的地位是含糊不清的：它可能是西班牙的象征，有时是艺术家自己的化身。”［7］列奥·施坦伯格（Leo Steinberg）在评论毕加索创作于1933年的铜版画《米诺陶与熟睡的女人》时说：“毕加索的米诺陶代表了艺术家本人。他追求、爱抚，最后死在天真的女人面前。”［8］

毕加索曾说他的艺术就是他的生活。威廉·鲁宾（William Rubin）也认为：“毕加索艺术的变化直接跟大师私生活的转向与扭曲有关系。除了他的立体主义，毕加索的风格无法逃脱他的自传生活。”［9］16毕加索在11岁时就与他的朋友们一起组织斗牛活动。“我那时常常教给其他男孩如何对付公牛，如何拿夹克做披风用，这些活动真是其乐无穷。”［10］58其对于斗牛运动的痴迷来自于对父亲的继承。“他把这一嗜好传给了他的儿子。”［10］14毕加索不仅受到斗牛的视觉冲击和文化精神的影响，也将自己视为一头牛。在2000年《泰晤士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毕加索视自己为一头公牛。他以如牛一样的精神能量使得其画面中的鸵鸟焕发出勃勃生机。”［11］斗牛的精彩之处在于斗牛士无限贴近死亡的威胁，并成功躲避死亡。生死间的本真反应体现出人性中最真实的状态，是艺术家最为珍视和向往的境界。毕加索也在艺术中追求这种由斗牛而来的体悟。

在2014年的一期《泰晤士报》中，南希·达兰特（Nancy Durrant）曾说：“纵观毕加索一生，他强烈地感到与神秘的弥诺斯牛头人有密切的联系，并不厌其烦地一次次地画它。”［6］毕加索的好友路易斯·米格尔·多明戈（Luis Miguel Dominguin）曾在他的一篇文章《公牛和斗牛士》中将毕加索看成一只公牛，并引用安达鲁西亚诗人拉斐尔·阿尔贝蒂（Rafael Alberti）的赞美诗献给他：

你这唯一的斗牛王者

用毕加索式的粉红和金黄

以巴勃罗·鲁伊兹·毕加索为公牛

而我则是毕加多（picador）。［10］14

斗牛同时包含着暴力与美、血腥与优雅、力量与灵动，斗牛给毕加索带来源自其民族文化当中的生命活力。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曾指出西班牙人人生观的形成与斗牛文化关系密切，他认为：“多亏了斗牛，一个西班牙人才得以了解自己，明白自己身处何种世界。”［12］因此可以说，毕加索从斗牛中触碰到其民族文化的根源，在斗牛里找到和生命、命运搏斗的象征意义，在狂野与血腥中锻炼与残酷现实抗争的能力，在婚姻与恋爱里啜饮缪斯赠予的灵感源泉。所有这些，赋予了毕加索如奔牛般源源不绝的生命能量。

三、金属雕塑《公牛头》

由前文可知，毕加索艺术创作中的牛包含多种象征内涵，蕴含着欧洲神话及西班牙斗牛文化，他的作品从来都不是不可辨认的抽象雕塑，也并非简单的材料游戏。并非如克劳斯所言：“不存在物体表面之外的结构”［1］。

《公牛头》（图7）这件作品组合了自行车的车把和车座，材料转化为非再现式的牛头形象，车把既不符合牛角的粗细变化，也不符合与头的比例关系，车座上也没有牛的五官，但其同时也并非抽象雕塑，观者可以无碍地辨认出其外在形象。因此，这件作品介于再现与抽象之间，是基于材料本身造型之上的变形和组合。因而，与毕加索其他绘画作品中牛的形象不同，这件作品的形式并不完全由艺术家所决定，创作过程与结果会产生不同于艺术家预设的部分，而这一部分的形式决定于材料的造型，决定于在20世纪中叶欧洲自行车的流行款式。毕加索在创作之初很可能没有想到会出现一件没有五官的牛脸，以及没有粗细变化的牛角。而另一部分，作品的观念决定于材料与创作作品特定时代之间的关系，同时决定于观者对材料的思考与感受。《公牛头》创作于1942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雕塑锈迹斑驳，材料带给人干枯、荒芜和残骸的联想。报废的自行车零件像一个已经风干的牛头标本，让人联想到战争的某种恐怖肃杀的氛围，“对于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来说，牛头神怪象征着黑暗、非理性与暴力，是犯罪和残酷的根源”［12］。

图7 毕加索 公牛头 金属焊接 16×16×6cm 1942年 巴黎国立毕加索博物馆 图片来源：作者拍摄

众所周知，毕加索的艺术受到非洲雕刻的影响。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的文章《消失的美洲》中提出非洲雕像中“邪恶、虚假的神灵，在这些虚假的神灵的宗教狂热中，混合了毫无同情心的残酷和黑色幽默……祭司们的食人盛宴，用尸体和血流成河举行的庆典——不止一次的历史事件让人想起有名的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描绘的那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声色享乐”［9］43-44。非洲雕塑恐怖的一面影响到毕加索的《公牛头》。但这件作品并非仅仅为了控诉战争，或影射被战火蹂躏过的残败的欧洲大陆。而是以神话、民俗、民族文化及人性甚至兽性来对工业文明机器时代被压抑和折磨的人类生存的一种救赎。他将废墟残败的材料肌理与象征生命与能量的牛融于一体，使作品富于张力。这种在矛盾体两极之间的对比，完成了彼此意义的激发。自行车象征工业文明的人造物质，车把与车座为了适应人的身体而设计，但毕加索将其组合成了抗拒、攻击人的“牛”的形象。它在斗牛场上对人致命地攻击，拒绝迎合人的意志。因此，毕加索的这件牛头雕塑是米诺陶诺斯这一意象在欧洲二战期间的显现。是走入二战欧洲的米诺陶诺斯所留下的痕迹，是时代某种面相的缩影。而在另一方面，作为毕加索内在生命的“自画像”与生命能量的表征，这件作品也带给人对于现代社会的思考。《公牛头》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与亢进的激情。它渴望鲜血，代表着人类天性中的血性与野蛮，那种旺盛的欲望与好斗的兽性，总是激起看台上每一位观众潜在的亢奋与躁动。而这种无由来的天生欲望与情感，是毕加索艺术的重要精神来源，他就像那头奔袭在学院派、艺术史、欧洲文明围成的斗牛场中的霸悍公牛，用如同尖锐犄角的手中画笔，在艺术与文明史的世界里横冲直撞。他愤怒、有情欲、多变而执着，在对流淌的鲜血与那场注定悲剧性的战斗中结束自己的一生。他拒绝重复与妥协，拒绝死亡与凋零，拒绝既定的学院派规则，拒绝在前人美学成就的荫蔽之下随遇而安。这种如牛一般的旺盛生命力不仅使其成为艺术史上的巨人，也是20世纪的一个象征。在其1973年去世时，法国领导人宣布这一消息时曾说“20世纪提前结束了27年”。

从骑着公牛的欧罗巴，到20世纪骑在自行车上的人，从古代到现代，从神话到现实，毕加索通过“牛”这一希腊神话中的符号连接现代工业元素与传统神话传说，通过材料拼接，让人从当代社会中追忆起古老文明的起源，以及人类动物性中的原始生命能量。这件作品同样让我们联想到拉斯科洞窟与阿尔塔米拉洞窟壁画里那些保存着原始人生活激情与憧憬的牛形象。毕加索不仅希望自己能如儿童一般去绘画，也希望像远古先民或神话中人那样充满希望与活力，他在艺术上寻回“赤子之心”的愿望，不仅是对儿童之自由感的寻觅，更是对文明与艺术之起点的永恒追忆，以此来带领观者面对和回应眼前这个充满挑战的问题世界。毕加索希望通过这件金属雕塑，在残败与废墟之上重建人类精神力量，用残骸唤醒人性中不朽的能量来源。

艺术家总是在以古老的文化，通过艺术创作的方式，给予当下的生活以某种启示。宙斯幻化的牛象征着人与神共有的强烈生命情感，那是创造力的源头，是人类刚踏出几千年文明旅程的第一个脚印。观者通过艺术家的作品追忆那时人类刚出发时的自信与兴奋，幻想与憧憬。给当代人精神以归宿，生命以动力。借用潘诺夫斯基的话，“牢记情感性的隔代遗传能使一个人具有最高程度的审美活动和知识上的精雅”［3］64。毕加索创作于1942年的作品《公牛头》就是如此，这件作品提醒迈入现代工业文明世界、住进钢铁丛林的人，不忘记那份来自远古的原始生命力，用脚下的材料重建生命精神碑塔。这是一位伟大艺术家给后人留下的真正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