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艺术与错觉》的最后一章中，E.H. 贡布里希讨论了视觉艺术从“再现”到“表现”这一关键性的美学观念转向，并将其前一章定名为“漫画实验”。［1］乍看之下，这多少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然而，熟悉贡布里希行文的读者知道，贡氏论述章节的排布远非看上去那么随意。在贡布里希看来，正是漫画（caricature）对图像玩笑式的摆弄撼动了“写真艺术”长久以来的统治地位，并撬动了其背后的观念逻辑——视觉艺术真实复现人的眼之所见，从而将艺术请下了神坛。然而，不为人知的是，在看似纯粹的视觉理论考察之外，贡布里希有关漫画的洞见却恰恰成形于人类历史的至暗时刻，这一看似价值中立的论断也因此蒙上了一层厚重而昏暗的历史底色。

在广西美术出版社近日出版的《心理学、艺术与政治——恩斯特·克里斯、E.H. 贡布里希与漫画研究》（图1）［2］一书中，美国文化史学者路易斯·罗斯（Louis Rose）教授以贡布里希参与并深受其影响的漫画研究作为切入点，把20世纪30年代纳粹阴云笼罩下纷繁跌宕的历史线索编织其中，将一段政治波涛下学者徘徊于学术研究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往事娓娓道来，从而向我们呈现了那个烽火年代下的学人如何以自己的方式应对极端的外部环境，以及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自处。

图1 《心理学、艺术与政治》书影（［美］路易斯·罗斯著，牟春译，广西美术出版社 2022年1月版）

一

罗斯教授的叙述围绕着一本未能出版的漫画书稿展开，这本论述漫画发展的未竟之作由贡布里希与一位年长他九岁的学者共同操刀。他的这位前辈便是被施洛塞尔视作其“高才生”，［3］223不满三十岁便享誉欧洲古物研究界，并深受弗洛伊德器重的艺术史家、心理分析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1900—1957）。作为并肩作战的亲密师长和合作伙伴，他的名字也与施洛塞尔和埃马努埃尔·勒维的名字一道，出现在了贡氏专论图画再现心理学的专著《艺术与错觉》的扉页，足见与其共事的那段经历对贡布里希日后图像心理学研究的影响。正是从漫画这种玩笑性质的图像中，贡布里希发现了作为漫画开创者而非正统巴洛克艺术家的卡拉奇及其圈中人对再现艺术创制奥秘的自觉，即绘画并非依照客体原原本本的复现，而是通由特殊艺术手段达成的一种等效性表达。也正是依靠这一认识，漫画家抓取并凸显被描绘者的典型特征，以至于寥寥数笔而就的漫画竟能达到比严谨描绘更为真实的效果。与此同时，这些看似漫不经心、戏笔而就的漫画涂绘也令图像褪去了神圣的属性，从而开始走向纯粹的艺术形式，正是这样一种改变，一步步催生了日后被人们称作“表现主义”的艺术形式。

由此，贡布里希进入了他毕生致力的视觉图像创制与奏效机制的心理学研究领域，而关于漫画本身的研究，也一再汇入其对视觉艺术的不断思索中。于该项目的另一位主持人克里斯而言，有关漫画发展及其功能实现的研究则令其对自我心理学（ego psychology）这片广阔的研究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也因此受到更为普遍的心理机制奥秘的牵引，向实验心理学的方向走得更远，并最终在战后成为美国自我心理学和儿童心理学的开拓者与倡导者。

二

促成两位学者学术友谊和个人情谊的这本漫画书稿最初撰写于1934至1935的两年间，此时正值奥地利共和国与纳粹德国合并的前夜。在那段风声趋紧的日子里，两位学者常常会集在克里斯的家中，商讨书稿的写作，这为两人换来了纷扰之下的一隅安宁。在他们的彻夜长谈中，漫画的诞生及其发展进程成为一面映照人类文化发展与社会现状的镜子。在那些“崇高艺术”的研究者所不屑着眼的戏谑图像中，两人从这种“歪曲”的艺术中洞悉了人性的真实，看到曾经桎梏古人心灵的原始焦虑如何转换为喜剧性表达，进一步地，他们看见了作为心理操演、政治评论和技术革新的漫画。

不过，通过罗斯教授的叙述，我们发现，在漫画发展过程中显露的这三种取向之间，似乎没有泾渭分明的界限，它们常常交互出现在漫画发展的各个阶段中，形成了一种推动漫画演进和发展的内在力量。通过对漫画这一演进过程的考察，两位学者发现，漫画在诞生伊始事实上是一种画家间的游戏，即用以戏谑彼此缺点的消遣之举。正是在这种艺术家圈子内的戏作中，试图严肃摹写对象的观念得以松动，对物象的变形也就应运而生，而这种玩笑式的对形式的摆弄将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中迸发出新的力量。两位作者注意到，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如他们在手稿中所述，漫画的产生与人们把图像与所绘之物认同为一的图像魔法观念的减退密切相关。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漫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发展方向发生了进一步分叉。

卡拉奇的后辈最终把画室中消遣打趣的戏作搬到了博洛尼亚街头，去描绘那些形形色色的街头人物，这些各具特色的买主、叫卖者和乞丐形象激发了雅克·卡洛等人将其与剧场中戴着假面的舞台形象联系起来的灵感。因此，卡洛并非描摹真人形象，而是“把演员的面具融贯到真实人类的面容上，这样做既对社会作出了批判，又对人性进行了记录”［2］86。随后，在英国风俗画家贺加斯那里，他利用这种个体到类型的转换来达成他心理教谕的目的，与此同时，把描绘对象转换成形式构成的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在贺加斯看来，线和点可对歌手进行理想型漫画；线和点看起来像一个人，同时也是一幅怪诞的图像”［2］87，由此也昭示了漫画作为形式实验的发展进路。但是，贺加斯始终是与政治无涉的，他担心政治的摄入会影响绘画作为艺术的独立存在，其所关心的始终是艺术的讽刺与教谕功能，但漫画与政治的结合却在政治开明的英国社会找到了生长的土壤，而后在革命时期的法国结出了硕果。

在法国，卡洛的发明经由夏尔·菲利蓬（Charles Philipon）之手变为了一种具有攻击性的政治武器（后者将肥头大耳的昏君头像演化为梨子的形状，而梨子在法语中亦有傻瓜之意，图2），［4］并稍后在杜米埃那里发展到了顶峰。罗斯教授认为，正是杜米埃融合了社会批评、心理分析以及技术实验这三种漫画的发展倾向，他是“社会评论家、心理研究者和技术革新者，他将这三种倾向结合起来，从而创造了现代的政治艺术”［2］88。他同时认为，这种具有鲜明现代特征的共和艺术构成了克里斯和贡布里希战前漫画手稿的核心，并帮助他们把漫画发展过程中的三种倾向统摄起来。罗斯教授的评述不无道理，因为在杜米埃身后，我们将看到漫画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变得分崩离析：作为心理实验的漫画表现出强烈的内倾化取向，从而逐渐沦为了一种私己的“内在图像”；［2］107作为政治批评的漫画在喧嚣的政治运动中流为鼓吹意识形态的工具，从而失去了其应有的解放价值；作为技术实验的漫画则完全堕入了形式游戏本身，从而与意义和价值剥离。

与漫画发展的状况一样，克里斯与贡布里希共同倾尽心力的这个研究项目也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而再难赓续，当两人战后准备重拾这一凝聚了他们智识的研究项目时，发现早已时过境迁，社会环境、他们各自对漫画的理解和研究兴趣都已今非昔比。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停留在了历史的尘埃之中，若真如此，罗斯教授也不会不惜笔墨用一整本著作诠释这个半途荒废的项目。除却上文提到的参与这项研究对两位学者自身学术进路和思考的影响，还有更为深刻的意义，我们只有将其置于其被迫停宕的那个时代，置入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之中来考量，才能一窥它带给我们的启迪，也正是在此意义上，杜米埃及其昭示的共和精神才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一次次走进我们所处的时代。

三

在两位学者勠力同心撰写漫画手稿的同时，奥地利乃至整个欧洲的局势正变得日益紧迫。两人深夜齐聚一处商讨书稿写作的那种可贵的安宁在风雨飘摇的奥地利共和国治下注定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宁静。随着德奥合并脚步的临近，这最后的宁静也被打破了。由于德国纳粹的声势日隆，由于奥地利国内与德国合并以谋求泛德意志帝国的民族主义呼声的高涨，各项政策都收紧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有奥地利的犹太人甚至包括那些被称作“半个犹太人”（配偶或者父祖辈的配偶是犹太人）的人都受到了冲击。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下，他们的这项研究被迫停滞。拥有犹太血统的克里斯与贡布里希也不得不为他们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打算。在克里斯的不断奔走和积极联络下，一些犹太学者离开了他们曾经耕耘的故土流亡他乡，年轻的贡布里希也包括在内。通过与时任瓦尔堡研究院掌门人的费里茨·扎克斯尔（Fritz Saxl）的几番交涉，［5］1936年初，克里斯为贡布里希在已经迁往伦敦的瓦尔堡研究院中谋得了一个职位，来协助整理瓦尔堡的手稿遗迹，他自己则在维也纳坚守到所能坚持的最后一刻，这不仅出于他对弗洛伊德的敬重和追随，更是以一己之力守望这片土地的实际举动。1938年，在德奥合并前夕，他举家迁往伦敦，而后辗转加拿大，定居美国。

有关漫画研究的项目虽然因战事的逼近而被迫中断，但两位学者的学术志业和联络并未因此停歇。战时，两人分别投入了对纳粹本土及沦陷区电台的监听工作，记录和分析纳粹向其控制区民众输出的宣传内容。这一枯燥乏味的事务性工作表面上看与学术研究并无瓜葛，实际却与两人此前的漫画研究关联甚深。这两项看似没什么关系的工作具有一个共同的要旨——探析语言传达的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是如何作用于人的，其不同在于，前者针对的是绘画语言，后者则关乎语言本身。在罗斯教授的引导下，我们发现两人的研究对象此时已经由作为视觉艺术的漫画迁移到了更为抽象的语词之中，在对敌台蛊惑之词的分析中，两人在漫画研究中获得的经验有了新的用武之地。恰如贡布里希二十多年后回首其战时工作时所写道的那样：“仇恨宣传这一罪恶的艺术和真正艺术的机能之间相去也不甚远。……无意识的投射会变成有意识的歪曲。有时候套式会自动修饰他希望描绘的母题，另外的时候，曲解会更自觉地为艺术目的服务，就像漫画或卡通画一样。”［6］因此，如何运用我们“曲解”的能力就成为问题的关键，这不仅关乎理解问题，更关乎一种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同样，这也是两人将杜米埃的共和艺术视作漫画诸因素得到完美平衡的范型，并用之串联起整部战前手稿的题中之义。也正是在此过程中，他们的研究从视觉艺术扩散至了更为广普的领域。正像贡布里希在后来致敬克里斯文章中所标示的那样，他们的研究已经不仅局限于艺术，而是致力于作为一种复杂观念载体的人之本身。或许正是基于这种对更广普奥秘进一步探寻的强烈冲动，克里斯选择放弃驾轻就熟的艺术史研究，转而投入到自我心理学的探秘之中。而对于较为年轻的贡布里希而言，这样的观念同样影响了他的一生，从他后来著作中那些关于艺术问题妙语连珠的阐述中，我们常常能够见到其对于人类认知幽暗之处的洞悉。不过，如罗斯教授试图揭示的那样，他们对这些机制奏效的方式了解越多，就越发觉自己从事的事业之艰巨、未来前景之严峻。因为法西斯主义宣传之所以如瘟疫一般在全球蔓延，并产生如此之大的波澜，恰恰是由于他们利用了人们“曲解”的能力和识别简单意义标签的本性，这就意味着，反法西斯的力量很难形成一支与之对抗的洪流，他们只能在消解这股力量上有所作为，而这同样是一条布满荆棘的道路。

四

通过罗斯教授的细致述说，通过对克里斯与欧洲学术团体以及两位学者之间往来书信的大量转引，我们能够切身地感受到当时剑悬于首的那种压抑氛围，从而一窥两位学者命运相交的那段故事的全景。历史的巨浪滚滚，两个人的往事不过是浮游一尘，但正是从这尘埃中我们可以见到历史大势，丰富我们对那段不仅于他们有重要意义，更对整个人类都不可磨灭的历史的理解。与贡布里希选取漫画实验作为他图画再现心理学研究结论的序章一样，罗斯教授选取克里斯与贡布里希的漫画研究为切入点也并非偶然。这个贯穿欧洲反法西斯战争始末的研究项目不仅将漫画、心理学研究与政治的错综交织显露于读者面前，更为我们勾勒了20世纪早期奥地利高涨的民族主义和反犹情绪、欧洲政客冷漠的绥靖态度以及由这种情绪和态度蔓延而最终导致的那场人类惨剧。

从罗斯教授笔指之处，我们看到，在不断推进的历史进程中，克里斯和贡布里希漫画研究的意义也在不断被凸显出来，一些东西逐渐成为历史而固结在其发生的那个语境之中，比如从图像魔法的角度看待漫画的兴起和对漫画发展的勾勒；而另外一些东西则脱离了当时的语境，不断变形而被保留了下来，比如作为一种形式变革的漫画和共和艺术带来的价值启示。当我们疑惑两位学者为何不将他们倾注心血的著作付梓之时，其答案大概正在于此。这不仅是由于外在条件的制约，也不仅与克里斯复杂头脑中“前进与后退的节奏”［3］230相关，而是因为时过境迁，两人对于漫画认知的重点已经与漫画发展本身一样发生了转变。不过，罗斯教授也提示我们，虽然战后两人的研究兴趣和重心都已发生了转移，但作为一种共同经历的漫画研究之于两人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除了上文提到的脱离历史背景在两人日后学术生命中斩获新生的那些价值以外，罗斯教授选取这一主题的另一重也是他更为看重的一重意义是：这项研究对于当下时局的恰切回应，以及贯穿其中的诸多事件本身及其映射出的学人品质对于今人的历史启示。

好的历史往往不仅能够陈说它所记述的事件，还能够与我们所处的时代遥相对话，为我们提供卓有意义的警醒和借鉴。在此意义上，本书所述的这段历史对我们今天的世界形势，以及我们无可逃避生活在其中的个体该何去何从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正如罗斯教授在此书的中译本序言中所言：“我们发现自己和1918年后的那代人一样，再次面临着民族主义的蔓延和右翼极端主义的回潮。我们再次面临捍卫宪法原则和重建共和基础的任务。我们再次生活在了那种激发多种不确定性的现实之中。”［2］7对此，罗斯教授给出了他的判断，这是来自克里斯和贡布里希那整整一代人亲身经历的惨痛教训得出的判断。在这篇序言的开篇，他援引马克斯·韦伯的话说道：“身处不稳定和不可预测的环境之中，年轻的公民、学者和科学家们可能会回避智性责任和政治责任。他们或许想退缩到绝望之境，或者想屈从权力崇拜。这两种诱惑会产生相似的政治后果。”［2］6

当克里斯在办公室中与同事开了一个调侃法西斯当局的玩笑时，同事脸上凝固的笑容正是这种态度的鲜活写照。［2］48这不仅促使克里斯认识到喜剧效果的不稳定性，更帮助我们洞察了人性的孱弱。与之相反，身处纳粹威胁下的克里斯不遗余力地营救学术同仁，贡布里希告知瓦尔堡研究院的同事他无法在阅览室安享宁静转而投入到枯燥乏味的监听工作则表现了另外一种态度。这是一种积极的悲观主义态度，用罗斯教授的话说，是一种“不抱幻想的心态，一种战斗的悲观主义”［2］162。正如投身漫画研究与战时工作为克里斯与贡布里希带来了抵御时局阴霾的力量一样，于身处书斋之中的学人而言，这种“战斗的悲观主义”将如一盏明灯照亮历史和现实的晦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