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李雨欣

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内容提要：唐宋狂草在抒“情”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表现形式不一。本文通过分析唐宋政治、文化，以及道家思想的地位和其社会影响力，解析唐宋道家思想对狂草创作风格的影响。

唐 张旭 古诗四帖（局部）

唐朝狂草的产生，突破了之前书法的表现形式。这种任情恣性的书法形式深深地影响了宋人，使他们逐渐形成了尚“意”的书风。这可以看作是宋人对唐狂草书学理念的继承。有继承就有创新，唐宋狂草在表现形式上有很大的不同，本文着重于探究道家思想对唐宋狂草创作的影响。

一、唐代狂草—抒情表意的极致

隋朝初建，国家复归统一。隋朝统治者出于政治需要，采取了儒、释、道三教并行的政策，使三教逐渐融合发展。到了唐朝，统治者以儒学作为治国的基本思想，设立弘文馆、书学博士，宣传普及书法，以王羲之具有中和之美的书风作为典范，从审美角度规定了书家的创作取向。从贺知章的书法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其法乳“二王”，还带有一些汉简、章草的写法，颇有魏晋风味，字形丰富生动，各具意态，是对王羲之一派今草的继承。从书家褚遂良、欧阳询到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张怀瓘，他们逐渐将书法总结出了一套追求实用性的“法”—结体和用笔的规范化，为盛唐时期草书的变革创新奠定了基础。

盛唐，政治昌盛，经济繁荣，在文化上体现出包容、自信的特点。儒道并存，逐渐形成开放的多元文化氛围。文人书家在信仰上是相当自由的，他们既有儒家入世的崇高理想，也有道家寄情于山水的出世情怀。这使得他们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不再囿于书屋，而遍访名山大川，发出“天下大治，河清海晏，物殷俗阜”的赞叹。他们向社会上各阶层不同职业的人学习。据《新唐书》载，张旭“始见公主担夫争道，又闻鼓吹，而得笔法意；又见公孙大娘舞剑器，乃尽其神”。

由于唐玄宗以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治国，所以道家一度被推为三教之首，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也使“颠张醉素”在书法创作思想上突破前朝，用新的形式和语言表现唐帝国的雄浑气象以及唐人怏然自足的世情。道教的空前发展使书家更亲近自然，书家们摆脱于法的束缚，纯粹地抒发感情。所以，纵观唐朝的狂草，讲究随性而发，每一根线条都意到笔到，而不是故意的安排，“因任自然之性”，“不内变，不外从，事会之适也”。做到生命自我的超越，即物与我的融合，方得精神上的自在。写字时，笔到情到，人心与道合二为一，真正做到“达其性情，形其哀乐”。这不仅是对书家创作的要求，也是整个社会的审美要求。唐玄宗倡导八分和章草，对隶书实行“变法”，使隶书的笔画更趋于丰腴圆润，有着雄伟、壮丽之感。这种明皇新体的出现既反映了泱泱大国之气象，也扭转了初唐委婉含蓄、飘逸遒美的审美，提倡“风神骨气者居上，妍美功用者居下”。于草书方面，王献之篆籀绞转、外拓而开廓的用笔更符合当时的审美。书法也不再是孤芳自赏的艺术，而是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是绝佳的屏风装饰，也是豪放不羁的题壁形式。已融入民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多元包容的抒情形式。

二、宋代狂草—追求“意”的媒介

宋 黄庭坚 廉颇蔺相如列传（局部）

为避免唐藩镇割据的悲剧，整个宋朝守内虚外，导致对抗外族侵略时，屡屡受挫。这种民族屈辱感，使文武百官渐渐丧失了大唐自信的精神面貌，以及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完全开放的勇气和信心。在这样的环境下，新理学应运而生。它将原来儒家的“内圣外王”中“内圣”过度强化，格外注重人的主体性，追求精神的浪漫、自由，摆脱现实世界束缚。这与道家享受逍遥人生的思想不谋而合。但是唐人对抒情达意的狂草艺术的追求并不被宋人接受。在宋朝，狂草作为一个载体，成为书家追求“意”的媒介。

宋初，人们渴望建立正统的书风，扫除五代恣意尚怪的习气。在此背景下，抒情表意的狂草得不到社会主流书家的认可。欧阳修更是评价怀素：“后人乃弃百事，而以学书为事业，至终老而穷年，疲敝精神，而不以为苦者，是真可笑也。怀素之徒是已。”他认为书法应作为儒家修德进业的工具，而不是一生的艺术追求。

宋代书家尚“意”，格外注重“意”的表达。随着朱熹的理学兴起，无论大众还是创作者，情感的抒发都趋向内敛了。相较于唐代书法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极度讲究实用性，宋朝则将书法剥离于世俗，当作纯粹的艺术。在朝廷开设的书学教育课程中，唐代比宋朝多了《国语》和“时务策”，《国语》是史书，“时务策”是讨论国事时务的对策。可见唐偏重于实用性，选拔的是与时政密切相关的官吏。北宋则增加了经学课程，要求学生兼通儒家经典《论语》和《孟子》。可见宋朝更欢迎书法技艺高超又博学的艺术人才。文人层面，唐朝的文人还停留在俗世中讲究实用的书写，崇尚“法”；宋朝更注重艺术的表达，摈弃功利，将学问与书法融为一体。黄庭坚曾给予苏轼这样的赞美：“余谓东坡书，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矣，所以他人终莫能及尔。”宋朝注重将文风、书风和为人处世三者结合起来。书卷气体现在书法艺术中，就是要不偏不倚、不激不厉。而“呼叫狂走，乃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这种强烈的书法表现形式在宋代是不被允许的。

三、唐宋狂草不同的创作目的

宋初的草书家在学习旭、素的狂草时，看到了一种摆脱现世束缚的反叛精神。这种精神满足宋人的现实需求，并使宋人找到了通往“意”的道路。由于对道家思想的吸收不同，宋人只是将狂草作为自己追求精神自由、崇尚意趣的媒介，而不是极致的物与我融合的艺术形式。因此，癫狂易学，守法难成。一部分宋人只是一味地发展“狂”，破坏了“法度”的平衡；另一部分以黄庭坚为例，一改唐朝狂草的写法，速度放慢，将线条的连续性置于空间结构之下，将狂草书法进行了规范化的总结，着重进行空间的安排布局。“作者似乎在边写边思考对空间的处理，思考成熟时则来几下快动作，接着又在沉思中缓缓前行。”情感隐藏在“法”之下。张旭的字则是随心而书，线条和结构意到而笔到。明丰坊评张旭《古诗四帖》：“窃详是帖，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剩有庾稚恭、王子敬之遗趣。”可见“法”已蕴含在情之中。

唐朝的狂草是书法从实用性转向艺术性的典范，这种艺术性体现在书家的无意识而书；而宋代书家则是有意识而书，并且将“意”做了一定的规范。所以，讲“意”抒情是一脉相承的。但对道家思想理解的不同，使唐朝的狂草创作者在遵守法度的情况下，高度表达自我，更偏重于将道家思想的“超越”融入艺术创作。宋朝书家则以狂草作为表达自我、摆脱现世束缚的尚“意”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