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文艺制度与文艺制度话语的研究在国内已经成为一个颇具潜力的研究论域，极大地拓展了人们对于文艺活动的认识。可以说，文艺制度话语既是文艺制度的话语呈现方式，也是文艺制度的实践形式。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是党在长期领导革命和建设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文艺制度，具有自身独特的制度话语体系。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在文艺制度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表述，丰富和完善了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对新时代的文艺制度建设和文艺活动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本文拟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不同历史时期党在文艺制度方面的持续探索，探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的话语创新，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1977年，文艺复兴史学家Joan Kelly-Gadol(1928—1982)提出了一个问题：“妇女有一个文艺复兴吗？”经过对历史资料的研究，她得出结论，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妇女仍旧只是男人的附庸，她们的处境并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改善[1]。

一、文艺制度与党的文艺制度话语

制度原本是政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探讨的重要课题，在引入文艺理论领域之后，文艺制度研究就需要同时考虑文艺活动自身的特性以及制度较为直接的体制性、规约性等特征，从而体现出跨学科、跨专业的特性。当前学界在对文艺制度的理解上显然注意到了文艺制度内在的复杂性。如有学者指出：“文艺制度指保障和规范文艺及文艺活动的外部和内部、显性和隐性的制度、体制、机制形式，它既可以表现为意识形态化的观念形态，又可以表现为物态化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既可表现为官方的制度形式，又可表现为民间约定俗成的民俗惯例；既可表现为推动文艺发展的社会综合因素的合力，又可表现为文艺自身发展的内在机制。”

还有学者对文学制度进行了探究，对于我们进一步思考文艺制度无疑具有借鉴意义，如认为文学制度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文学创作、流通、消费、评价以及再生产等环节构成的一整套有机体系，具体包括文学政策、作家创作机制、文学出版机制、传播机制、消费机制、评价机制、教育机制、再生产机制等等”。

还有学者从有形和无形两个方面出发，认为文学制度既包括那些“当代大众社会与文化的规章和管理结构”等有形的规则，也包括那些无形的“惯例或传统”。

可以看到，学界已经注意到了文艺制度涉及文艺活动的不同层面以及影响文艺活动的不同因素，这些成果也为本文的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我们认为，文艺制度是在特定文化基础上和现实条件下，组织、管理和保障文艺活动的正常秩序和健康发展的制度、体制、机制的总称，对于推进文艺工作和文艺活动的发展发挥着引领和保障的作用。

话语是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概念，“涉及到在特定语境下，以及在社会和文化习俗的框架之内，言语者(或作者)和听者(或读者)之间的互动”，

可以理解为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言语形式，因而话语总是具体的、呈现在特定语境中的。任何制度必然产生于某一特定历史时空，会与当时的现实需求产生某种互动和影响。因此，对制度的研究就需要考察制度得以产生的历史语境、得以可能的民族文化根基、得以运行的组织体制保证、得以显现的方针政策、得以依循的思想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而所有这些，都会以话语的形式体现出来。在对文艺制度的研究中，话语能够为我们全面、系统地考察文艺制度的形成、发展及其构成提供一个适宜的研究视角。

李光华（2014)认为阿迪克斯在儿女成长过程中扮演精神领航人所表现出的智慧，为现代父母教育子女开启了一扇智慧之窗。他有丰富的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同时作为一名律师具有专业的知识储备，总是能及时解答女儿的各种疑惑。他多才多艺，会吹单簧口琴，是县里的神枪手，是镇上最棒的棋手。但他绝不恃才傲物，要不是疯狗事件，斯库特还不知道父亲会射击。他告诫女儿要真正理解一个人，必须钻进他的皮肤里像他一样走来走去，站在他的立场看问题。因为理解，所以慈悲，因为理解，所以宽容。在他看来，知更鸟只是哼唱美妙的音乐，什么坏事也不做。它们不吃人家院子里种的花果蔬菜，也不在谷仓里筑巢做窝，所以杀死一只知更鸟是犯罪。

第二，在小学语文教学中运用经典诵读有助于提高学生教学知识的理解能力。小学生由于年纪过小其教学知识的理解能力与掌握能力较为薄弱，对于古诗文的学习通常都是进行机械性的死记硬背，对其中的本质与内涵缺乏了解。而经典诵读可以使学生在反复诵读的过程中加深对文章的理解，并在此过程中逐渐提升自身的理解能力与运用能力。

相比较于生物防控手段，疫苗的利用将能更有效地控制非洲猪瘟的爆发和大范围传播，但结合非洲猪瘟疫苗的研究现状，目前市场上依然没有能完全预防此类病毒感染的疫苗。在后续发展中，国家应加大对于非洲猪瘟疫苗的研究力度，并通过对基因重组等新型技术的应用达到降低这一疾病影响的目的。同时，相关养殖人员也应意识到，疫苗的研究和投入使用并不意味着其他防控措施可以被完全省略，做好生物防控措施依然是避免疾病传播的主要途径之一。实际防控效果的提升应通过上述2种方法之间的有效结合。

因此，从话语角度对文艺制度的研究就是要凸显文艺制度生成的历史性、组织的系统性、根基的民族性、与现实作用的交互性，从而形成一套制度话语体系。具体来说，文艺制度话语就是文艺制度的意义和符号系统，包括文艺制度的历史文化基础、制度所面对的现实与时代需求、制度的具体表现形态和运行机制等内容。它既是特定文艺制度的表现形式，同时对于特定文艺制度也起着维护、支撑的作用。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时，第一次阐释了“中国梦”的概念，并将这一概念与“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联系在一起，强调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

从马克思主义看来，文艺活动是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而意识形态决定着党的事业前进的方向和最终成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丧失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

因而意识形态领导权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极端的重要性。新时代以来，党面临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和激烈的意识形态斗争。在这一背景下，坚持党管意识形态，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就具有了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

这一思想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制度化建设指明了方向。文艺和文化领域是意识形态的重要表现形式，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就体现在对文艺的制度化建设之中。因此，文艺的制度化建设是党的意识形态领域制度化建设的一部分，是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成功的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文艺活动，党的文艺制度话语是中国共产党文艺思想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党领导文艺活动的重要方式和保障。在长期领导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党逐步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文艺制度话语，并随着现实语境的变化不断进行调整和创新。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话语建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进行话语创新的过程。新时代以来，党面临着新的时代发展境遇和历史任务，这些都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这一背景下，根据新时代的历史境况积极创新党的文艺制度话语，既是党领导和推进文艺工作的现实需要，也是在新形势下掌握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方法。

由于篇幅原因只给出了围压为50 kPa，200 kPa下剪切模量随时间变化的曲线图如图3、图4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初始主固结阶段，剪切模量随时间的延长而急剧增加，这是因为当荷载施加到土体上时，超静孔压力上升，随着时间增加超静孔压力逐渐消散，有效应力增加引起土体空隙的减少；当主固结完成后进入次固结阶段模量随时间呈线性增长关系，这是由于黏土结构的塑性调整和土骨架的硬化所造成的。根据测得的试验结果按照公式(11)计算得到IG，并将IG和围压值标在图5中，从图5可以看出IG与围压P呈明显的线性关系，且随着P的增大而增大。因此可以用关系式表示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的基本原则

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但马克思主义不是抽象的教条，只有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真正发挥其理论效力。邓小平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它要求人们根据它的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不断结合变化着的实际，探索解决新问题的答案，从而也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必须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本土化才能深入人心。”

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路径，这也成为党领导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原则和经验。

首先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艺制度探索，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5年，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实施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群研修研习培训计划的通知》，

提出将开展非遗传承人群的教育培训，通过组织非遗传承人群的研修、研习、培训，提高中国传统工艺的设计、制作水平。2016年首批56所高校参与了此项工作，之后由教育部、文旅部、人社部共同牵头，将其常态化和制度化。2017年，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具体阐释了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总体要求、主要内容、重点任务、组织实施和保障措施，并从政策上作出全面部署。2018年，教育部开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内容涵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各种文艺形式，极大地推动了中国传统文艺的传承、保存和现代转化。

中国共产党的文艺制度话语是党的文化建设的一部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论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文化立场，从文化的层面概括了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基本特征，体现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多重内涵，为党的文艺制度话语探索指明了方向。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表述代表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文化立场。具体来说，“民族的”强调文化要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特性，“科学的”强调文化要实事求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众的”则强调文化要服务于工农民众。这一要求具体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层内涵，并体现在后来党的文艺制度话语之中。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后文简称《讲话》)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文献，也是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建构的奠基性文献。《讲话》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当时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阐明了党关于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论述了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内容与形式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在探索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艺形式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并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制度话语体系，为之后党在新时期文艺制度话语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胡家庄碳酸岩型稀土矿石中可进行冷热台测温的石英中包裹体相对较少，该次实验共磨制了52片包裹体切片，双面抛光，厚度约300μm，仅有15片切片中存在可测试的包裹体，且测温片中所测包裹体长径均小于10μm。测温片镜下可见次生包裹体成线型分布[6]，原生包裹体多数呈独立散点分布(照片1)，有时可见与碳酸盐矿物生长边界协调。所列数据均为原生包裹体。包裹体类型均为气液两相包裹体[7]。

新时期随着社会发展的转型，党根据新的情况及时调整了文艺政策，建立起新的文艺制度，文艺制度话语在文艺的民族性、现实性、人民性方面获得了新的内涵。如邓小平特别强调新时期文艺要结合中国复杂多样的历史地理文化状况，丰富和发展多样化的文艺风格和形式，“我们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有多样的生活习俗、文化传统和艺术爱好。雄伟和细腻，严肃和诙谐，抒情和哲理，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文艺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

只有这样丰富多彩的文艺才能体现中国的独特性，才能真正获得民众的喜爱和认同，这一思想无疑拓展了民族化、大众化的内涵。另外，关于文艺的人民性，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良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苦难的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这一思想体现出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艺的人民性的重新理解，也代表着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调整与创新。

党在新时期的文艺制度话语在当代得到了继承和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也在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强调：“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党，党的百年奋斗凝结着我国文化奋进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中华民族新文化作为自己的使命，积极推动文化建设和文艺繁荣发展。”

这是第一次从文化的角度回顾和概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充分肯定了文艺在振奋民族精神、增强人民力量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赋予了时代性内涵，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指明了方向。

动点问题是中考数学中的难点，而双动点下的第三动点问题着实是难上加难.迥异的运动方向，不同的速度影响，结合一定的比例关系，怎“棘手”两字了得.如何行之有效地解决该类问题，借向量之道，行分合之术，兼比例之实，便可明动点之本质，还路径之真容，为解决后续问题加以铺垫.

可以看出，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方向，体现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鲜明特色，由此赋予马克思主义以时代性、现实性的内涵，并推动党的文艺工作不断向前发展。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领导文艺战线探索出的“一条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符合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高扬人民性的文艺发展道路”。

这也成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文艺制度话语创新的基本内容

新时代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最新历史阶段。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回应时代需求和历史任务，在文艺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话语创新，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的繁荣和发展。概言之，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主要集中在文化基础创新、时代话语创新、工作方法创新和人民性话语创新等四个方面。

1.文化基础创新

孟科全等[17]以对氟苯甲酸和无水乙醇为原料在浓硫酸的催化下和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油溶性示踪剂——对氟苯甲酸乙酯。该示踪剂在煤油中的溶解度为 90g·L-1，在水中的溶解度为 0.051g·L-1，具有良好的重现性和稳定性，检出灵敏度可达1.5×10-6mg·L-1。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百年来的奋斗历程以及当下的历史任务，首次完整概括了党的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概念的提出，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总的来看，三种文化的提出，完整概括了党的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是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重大创新，而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使得文艺制度能够接续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新时代的文艺制度建设增添了传统话语资源。

新时代党结合历史与现实首次全面、系统地概括了党的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包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个部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智慧结晶，革命文化是中国近代以来在党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形成的新文化传统，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在党领导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形成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命脉，革命文化是推动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内在动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是面向未来的当下文化创造，三种文化将中国悠久的历史、近代以来争取民族独立的伟大斗争和当下的社会主义建设融汇在一起，共同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整体。这是对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文化探索的总结和提升，是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上的重大创新，也为党的文艺制度奠定了文化基础，增添了新的话语资源。

三种文化之中，党特别提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能够在漫长的历史中延续和发展至今的根本，是近代以来支撑民族抵御外侮走向民族独立的内在精神力量，更是中国当代社会主义发展的内在基础和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

因此，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成为党在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历史任务。

文化是文艺的基础，文艺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文艺显然具有天然的优势，也承担着重要责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提出，在深层次上规定并影响着新时代文艺创作的精神气质和文艺工作的重点和走向。可以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话语，党在文艺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制度化举措，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

从理论上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包含三层内涵：首先，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要求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体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内涵。其次，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过程中，每一个历史阶段都会面临具体的问题。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特定历史阶段的具体情境相结合，对现实问题给予理论上的指导。最后，“中国化”还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人民的需求相结合，得到人民的接受与拥护，这样才能在现实中发挥出理论的效力。因此，“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的历史、现实以及人民的需求相结合，这也成为党探索文艺制度话语的基本方向。

由表1和表2可以看出，丝瓜络纤维的回潮率为7.8%，高于棉纤维的7.0%，而略低于麻纤维的8.0%。说明丝瓜络纤维的回潮率与麻纤维相当，吸湿性和透气性比较突出。用丝瓜络纤维制成的鞋垫和床上用品比棉的舒适很多，而且不贴身。

其次是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制度探索。新时代社会主义文艺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采取多种形式吸纳传统文化的精华，体现出文艺的中国面貌和中国精神。2015年10月，中央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强调文艺工作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

为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做了重要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同年，为促进戏曲繁荣发展，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办印发《关于支持戏曲传承发展的若干政策》，

在加强戏曲保护与传承、支持优秀剧本创作、支持戏曲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完善戏曲人才培养和保障机制等方面均提出了指导性意见和制度性措施。这些制度探索都巩固并加强了社会主义文艺的传统文化基础，体现出社会主义文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联系。

任何制度必然奠定在某种特定的文化基础之上，文艺制度同样有其文化基础。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了文化基础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强调一方面要吸收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同时需要进行仔细区分和鉴别。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肯定了中国古代文化和外国的进步文化在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强调对中国古代文化要认真清理，“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也强调，“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固步自封是愚蠢的。”

这些思想从不同角度拓展了我们对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的理解。

2.时代话语创新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准确把握文艺制度的时代特征，明确了文艺在新时代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奠定了现实基础。

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党高度重视的问题，并体现在不同时期党的文艺制度之中。可以说，时代不仅仅是文艺置身于其中的外部环境，还内在地决定了文艺的呈现方式、表现内容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任务。因此在党的文艺制度中，文艺不仅仅是个人思想和情感的表达，不仅仅是时代的旁观者，更是时代和历史的参与者、推进者、建设者。新时代党对自身所处时代的理解，集中体现在“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之中。

[2]郭惠玲：《基于博弈论视角的电商价格战分析》，《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5期。

“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首次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即“到建党一百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

此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均对这一目标作了部署和安排。2012年，党的十八大对“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作出了更为清晰的概括和表述，即“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这一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过程。

当代文艺理论认为，话语作为一种言语形式具有突出的实践性，即话语并不只是表达一个外在于它的对象，而是会建构出它所言说的客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制度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实践。而文艺制度作为一种话语实践，就会对文艺活动产生规范和引导的作用，建构出特定制度下的文艺活动。可以说，有什么样的文艺制度话语，就会有什么样的文艺活动。

首先，党从宏观的历史视野出发，对文艺在推动时代发展过程中所具有的深远意义和作用进行了深入思考，明确了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目标和指向。

由图3可知，在pH相同条件下，供试土壤对重金属离子Cd的吸附量随平衡溶液中Cd浓度的增加而缓慢增加，且有机质含量和CEC较高的土样其吸附量增幅明显，这主要是由于有机质含量、碳酸钙含量和阳离子交换量较高土样，其对Cd离子的吸附位点较多。徐晓炎[21]研究土壤Cd吸附特性的结果表明，阳离子交换量与有机碳可影响土壤对Cd的吸附。

文艺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相关，党对时代的理解必然会体现在党的文艺制度话语之中。作为对时代的回应，新时代党对文艺作出了一系列深入思考和制度安排。

因此，“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梦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对时代和自身历史任务的理解和判断。“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是对当前现实目标的规划，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伟大梦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则是着眼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在长时段的背景中对自身历史任务的理解，三者共同体现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自觉。这种自觉不仅仅是对当下时代的理解，更是着眼于百年来追求民族独立的历史进程，以及数千年来中华民族不断奋进、自强不息的历史发展，体现出宏阔的历史视野。

2014年，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为什么要高度重视文艺和文艺工作？这个问题，首先要放在我国和世界发展大势中来审视。我说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

很显然，新时代党对文艺的理解是放在整个世界发展的潮流和趋势之中形成的，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展开的，由此决定了文艺的地位、作用、历史使命与责任。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

这一奋斗目标的提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也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

其次，文艺制度建设是促进文艺繁荣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突出了时代话语，确保文艺工作充分服务于时代需求。

2015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离不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离不开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要“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

并从指导思想、队伍建设、党的领导等方面进一步明确了加强和改进文艺管理的工作思路。2015年12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意见》指出，“要从坚持社会主义文艺正确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的高度，深刻认识全国性文艺评奖制度改革的重要意义”，

并提出了规范文艺创作的系列措施。这些举措是党着眼于时代需求加强和改进文艺工作的制度探索，使得文艺工作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可以看到，新时代党结合时代特征和自身的历史任务，在文艺制度话语上进行了重大创新，突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梦等核心话语，并由此展开了一系列制度探索与实践，使得党的文艺制度能够紧密契合党在新时代的中心工作，体现出与时俱进的开放品格。

3.工作方法创新

新时代党结合当前所面临的现实需求和所承担的历史任务，进一步明确了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规范了领导文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3) 等待按键信号，等待工人安装零部件并将发动机转到合适的安装位置，如果等待时间>5s无信号则报警提示按键异常并结束程序；

党始终坚持对文艺的领导，但领导方式会随着现实情况的变化而采取不同的形式。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党性原则出发，提出了“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文艺服从于政治”等命题，

要求文艺服从革命斗争的需要，并围绕这一思想构建了延安时期党的文艺制度。新时期邓小平根据当时新的历史情况，一方面强调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另一方面明确提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

这一思想是党在文艺政策上的重大调整。可以看出，无论现实情境怎样变化，党始终坚持对文艺的领导，这也是党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一条基本经验。新时代党在坚持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对领导文艺工作的方法进行了新的思考。

鉴于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关于此项制度的相关法律制度，可由全国人大或者国务院尽快制定出台有关的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以彻底解决推行政府雇员制过程中无法可依的窘境。法律或行政法规要对此项制度的适用条件、范围、雇员之权利义务，以及雇员被聘用、考核和晋升之标准和程序做出具体规定，实现全国一盘棋的统一制度，同时还要将事关劳动、社会保险等方面的事宜一并规范，以切实保障雇员之权益。

在对文艺创作的理解上，新时代共产党人显然具有更加开放的视野。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了文艺创作的世界视野和中国立场。“文艺工作者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发中国精神、展现中国风貌，让外国民众通过欣赏中国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来深化对中国的认识、增进对中国的了解。要向世界宣传推介我国优秀文化艺术，让国外民众在审美过程中感受魅力，加深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这一思想契合了新时代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历史格局，力求通过文艺在世界范围内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明确了新时代文艺创作努力的方向。

在文艺队伍建设方面，强调通过对文艺名家和领军人才的培养，提高文艺队伍的整体质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要把握住两条：一是要紧紧依靠广大文艺工作者，二是要尊重和遵循文艺规律。”

文艺队伍建设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重要方法和手段，也是文艺制度建设的着力点与入手之处。新时代党的文艺队伍建设特别提出要重视对文艺名家和文艺领军人才的培养，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造就一大批德艺双馨名家大师，培育一大批高水平创作人才。”

这体现出党对当前文艺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现象的深刻反思，并希望在尊重文艺规律的前提下，通过培养一批文艺名家和领军人才，切实提高文艺创作的质量和水平，这是党在文艺队伍建设方面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重要方法和举措。

新时代党从中国和世界发展的宏观视野出发提出了新时代文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政策：既要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双百”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又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

推动优秀文艺作品的创作。这一思想既继承了党长期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经验，同时又结合新时代的特征，体现出党在文艺制度话语上的探索与创新，由此对文艺创作、文艺队伍建设、文艺批评等方面提出了新的要求。

在文艺评论方面，明确了文艺批评标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高度重视和切实加强文艺评论工作。文艺批评是文艺创作的一面镜子、一剂良药，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重要力量。文艺批评要的就是批评，不能都是表扬甚至庸俗吹捧、阿谀奉承，不能套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更不能用简单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把文艺作品完全等同于普通商品。”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艺批评不能简单套用西方理论，也不能简单依赖商业标准，而应当立足中国的现实，采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标准，引领创作和时代风尚，促进文艺健康发展。

可以说，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和依赖商业标准，恰恰是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文艺批评核心问题之所在。文艺批评标准的模糊甚至错误，会导致文艺创作的价值取向出现偏差。因此，明确文艺批评标准就是党领导文艺评论工作的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的文艺批评标准进行了高度概括，“把好文艺批评的方向盘，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

这一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创新。我们知道，恩格斯早在1847年就使用了“美学的和历史的观点”来评论歌德及其作品，1859年他在同拉萨尔关于《济金根》的通信中，强调“我是从美学观点和史学观点，以非常高的、即最高的标准来衡量您的作品的”，

这一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确立了基本原则。19世纪40年代，毛泽东结合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文艺批评理论上的重大进展。习近平提出的文艺批评四项标准既继承了马克思文艺批评的理论遗产，同时积极回应了当代文艺发展的现实状况，是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话语的重大理论创新，对党的文艺制度建设必将产生深刻影响。

4.人民性话语创新

党在新时代深入阐释了文艺制度的人民立场，拓展了文艺制度的人民性话语，赋予以人民为中心的文艺制度话语以新的内涵。

人民性话语一直是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这四种人，就是中华民族的最大部分，就是最广大的人民大众。”

可以看出，当时党主要是从阶级的角度来理解人民。人民是革命的领导者或者同盟者，由此也决定了文艺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强调人民生活是文艺创作的源泉，艺术家既是人民的代言人，也是人民的教育者，更是人民的学生。“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联系群众，表现群众，把自己当作群众的忠实的代言人，他们的工作才有意义。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在人民性话语的基础上，文艺的革命性得以突出和强调。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党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文艺发展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二为”方针，体现出新时期党对文艺工作的理解。这一时期“人民”的内涵不再局限于阶级观点，而是着眼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而比以往更宽泛、更具包容性。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并发扬了党关于文艺人民性的理论遗产，坚持“二为”方针的基本方向，认为“这是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我国文艺事业前途命运的关键。”

同时进一步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

强调了“二为”方针内在的统一性。人民成为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的核心和基础概念。

新时代党在对人民内涵的理解上有了重大突破与创新，从而对文艺制度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人民不是静态的、绝对的，而是与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需求。这就要求文艺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和人民需求，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新时代，“人民对包括文艺作品在内的文化产品的质量、品位、风格等的要求也更高了。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以及民间文艺、群众文艺等各领域都要跟上时代发展、把握人民需求，以充沛的激情、生动的笔触、优美的旋律、感人的形象创作生产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让人民精神文化生活不断迈上新台阶。”

因此，新时代的文艺必须采取多样化的生动形式，紧跟时代步伐，提高文艺作品的质量，这样才能真正服务于人民、服务于时代。

其次，人民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具体、复杂的现实存在，也就是说，“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

这一思想对文艺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它要求文艺既要有宏观的社会历史视野，同时也不能忽视个体的存在。在文艺的人民性中融入并突出个体性的内涵，是新时代文艺人民性话语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也使得“文艺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文艺本质上是人民的文艺”等论断具有了更为具体、生动的内涵。

最后，人民不再局限于中国，而是具有了世界性的内涵。马克思主义本身就具有国际性的视野，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拓展了世界性的眼光，体现出对人类命运和未来的深切关注，以及对大国责任的理解和担当。在对文艺人民性的理解上，新时代从世界性的角度来理解人民与文艺。“世界上最早的文学作品《吉尔伽美什》史诗，反映了两河流域上古人民探求自然规律和生死奥秘的心境和情感。《荷马史诗》赞美了人民勇敢、正义、无私、勤劳等品质。《神曲》、《十日谈》、《巨人传》等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蒙昧主义，反映人民对精神解放的热切期待。”

很显然，新时代无论是对于文艺的理解还是对于人民的理解，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极大地拓展了文艺人民性的内涵，体现出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在人民性上的创新和发展。

在对人民历史作用的认识上，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见证者”“剧中人”和“剧作者”，四重身份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视野中人民的历史定位，完整概括了人民的历史作用。“创造者”强调了人民是历史的推动力量，“见证者”突出了人民贯穿历史发展始终，“剧中人”强调了人民对历史的参与，“剧作者”则凸显出人民对历史发展方向的主导作用。四重身份凸显出人民对历史发展的根本性作用，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人民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也对党的文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即“要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

从这一角度来看，文艺的人民性显然就具有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总的来看，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话语创新源于党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重新认识，对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思考和总结，以及对当前面临的历史任务和未来前景的规划和设计，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党的文艺制度建设上的重要成果，具体体现为对文艺制度的文化基础的全面把握、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任务的清晰认识、对党的文艺工作方法的调整和改进、对文艺的人民性的深入思考。这是新时代党的文艺制度建设的重大突破与创新，对于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