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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全球价值链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业劳动力就业的影响研究

2022-10-12王思琦李叶叶

市场论坛 2022年6期
关键词:体育用品价值链劳动力

王思琦 李叶叶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发达国家劳动力价格的升高,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凭借自身的技术及资本优势,将生产的各个环节进行全球配置,以达到降低成本的目的。他们将低附加值的业务转移到劳动力价格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自身保留核心技术、研发等高附加值的业务,因此产生了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而我国凭借人口红利,迅速成为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一环,使得相关企业吸纳了大批劳动力,拉动了相关产业经济效益的提升。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不断加深,但一直处于低附加值的位置,这使得其对就业的影响有限。随着发达国家转向印度、越南等更低廉的劳动力市场,以及近年来发达国家对制造业回归的战略提出及实施,对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较大地冲击,造成较为紧迫的就业问题,如“民工荒”“大学生就业难”“考研热”。就业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因此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健康长远的发展非常重要。

2019 年9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将体育事业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要将体育产业纳入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在体育产业中,体育用品制造业构成整个产业的重要部分,正逐步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也因此带来大量的劳动力需求,可解决部分劳动力就业问题,对稳定我国目前就业形势、促进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体育用品制造业也较早地嵌入了全球价值链,因此,体育用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如何影响体育用品制造业劳动力就业,对缓解我国劳动力就业市场的压力至关重要。

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已经获得学术界广泛的关注。全球价值链的嵌入会提升劳动力充足、劳动价格低廉的发展中国家的就业总量,同时通过培训和技术提升进一步提高就业质量。我国也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过程中受益,带来的就业岗位吸纳了近2100 万的劳动力。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发达国家考虑自身劳动力价格,将价值链较低、技术需求较低的生产环节进行国际外包,因此提升了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就业结构进而发生改变。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较为充足,劳动力价格也具有优势,成为发达国家部分业务的承包方,但承包的业务或者生产环节具有价值链较低、技术需求较低等特点,但这些生产技术相对发展中国家自身的技术来说还是先进的,因此会带来技术溢出效应。同时,为了能够完成生产任务,承包方会对员工进行技能培训,进而提高就业质量。处于全球价值链不同位置的国家,承担着生产不同的环节,需要劳动者掌握的技能水平也会存在差异,会对就业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

综合来看,当前的文献对全球价值链的探讨多集中于宏观层面,而且微观层面的探讨也忽视了对新兴产业特别是体育用品制造业的研究。目前体育用品制造业市场尚不成熟,全球价值链的嵌入是越深越好还是适当嵌入?本文通过工业企业数据库(2000-2015)构建全球价值链指数,与以往的研究形成对比,这对于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和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其次,本研究证实了体育用品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但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总是正向的,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影响,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419 时,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大。最后,本文拓展分析了企业所有权类型、企业的地域异质性调节了全球价值链参与,这具有对就业的促进作用。

一、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使得我国企业可以出口更多的产品,而出口的增加可以带来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即出口促进就业效应。另一方面,企业可以从其他国家进口更廉价的中间产品,从而引起劳动力需求结构的变化,即进口的替代效应。与此同时,全球价值链的参与也会带来劳动力需求,即全球价值链布局效应。参与价值链分工带来的出口、进口以及在价值链中所处的位置会引起国内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在出口促进就业效应上,先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出口的增加会促进多数行业的总就业量。Los等(2015)基于投入产出的方法,衡量了世界上41个国家和地区的需求对中国就业造成的影响,结果发现国外需求的增加扩展了工作岗位的释放。国内的学者也证明了这一点,出口的增加会带来就业的增加,并且存在区域差异。出口的增加是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全球价值链布局效应上,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发达国家转移了部分生产任务,这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拉动了就业水平。企业通过参与全球价值链,学习发达国家先进的技术,提升了技术水平,也进一步拉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体育用品产业相对于其他的制造业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主要通过贴牌代加工的形式嵌入全球价值链。先进的技术被上游公司严格的控制,以确保上游公司的垄断地位和高额的利润,比如耐克公司采取的“单一中心式研发管理模式”,用严格的制度手段控制技术的外溢。体育用品制造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嵌入的低端,很容易陷入“低端锁定的状态”,更多的承接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业务,这会扩大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但总体来说会进一步使得就业总量扩大。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一: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对其劳动力就业水平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体育用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嵌入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体育用品企业的发展。一方面,体育用品制造业的企业规模不大,并且上游公司对技术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管控模式,因此这些企业很难突破上游公司的支配,只能机械的完成订单的生产要求,对企业自身的长久发展、品牌建设、技术优势等缺少规划和部署,很难提升全球价值链嵌入的地位并获得话语权和持续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不会一直增长。除此之外,在进口的替代效应上,由于中间产品进口的价格优势,企业会采取中间产品进口的方式,一方面成本较低的中间产品降低了企业整体的生产成本,另一方面中间产品可通过购买直接获得,节约了生产中间产品的时间,缩短了产品的生产周期。因此,企业可以通过更低的成本和较少的劳动力需求完成产品生产,劳动力需求的降低会直接拉低就业水平。早期对发达国家(英国)的研究发现,中间产品的进口会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随着中间产品进口总量的提升,企业的生产成本和劳动力需求会下降,进而降低就业总量。然而发展中国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中间产品的进口对就业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唐东波(2012)发现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中间品进口对就业需求的影响有很大的差异,如果进口产品来自发达国家,则会带动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如果中间产品来自发展中国家,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不升反降。近期的研究发现,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加值会影响劳动力需求,如出口到发达国家的产品需要有较高的工艺和质量,同时也具有较高的国内增加值的特点,所以这部分产品的出口,会拉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国内增加值较低时,对劳动力的需求会产生不利影响。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体育用品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并不是越高越好,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二:体育用品制造业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的影响,且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我国国土面积仅次于俄罗斯和加拿大,地跨寒热温三带,具有较大的自然环境差异,各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异质性,东北部和中西部地区的制造业发展水平、开放程度等也具有异质性,进而影响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在就业效应上也会有所不同。目前东北部地区比中西部地区的全球价值嵌入度更高,使得我们前文分析的出口和价值链布局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发展也出现了发展不均衡的情况,国内知名的体育用品企业大多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比如李宁、安踏、鸿星尔克等,并且近几年这些品牌在国内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获得国民的认可,“新疆棉事件”更是进一步提升了年轻人对“国潮”的认可,这些国内体育用品制造业也迎来了好时代。因此,基于全球价值链嵌入和体育用品制造业发展的地域异质性,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三: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地域异质性,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北部地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会显著提高其就业水平。

跨国公司有天然的优势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的配置,他们在资金、技术、生产、销售等方面具有成熟的体系,可以将不同的生产环节嵌入到全球价值链中,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优质的产品,是全球价值链的主要推动者及受益者。低成本的劳动力是吸引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业务的重要原因,因此,相对于国企和私营企业来说,跨国公司带来的就业效应会更强。因此,我们提出假设:

假设四: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影响具有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相对于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来说,外资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对就业的促进效应更强。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结合理论分析及已有文献的研究,本文设定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在 式(1) 中,i 表 示 企 业,t 表 示 年 份;lnlabor为解释变量,表示i 企业在t 年的平均就业人数;GVC表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CV表示影响企业就业人数的控制变量,具体包括企业年龄(age)、资本密集度(kl)、规模(size)、负债(debt)和利润率(profit),λ表示个体固定效应;ε表示误差项。

(二)变量的选择与处理

本文选用目前广泛使用的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作为衡量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

在式(2)中,GVC 代表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V代表企业出口中的包含国外增加值;M 和X 分别代表企业的进口金额和出口金额;D 代表企业的国内销售金额;上标O 和P 分别代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

分别选取以下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总资产(total_assets)进行衡量;资本密集度(kl),用企业固定资产(fixed_assets)除以企业年末平均就业人数(labor)进行衡量;企业年龄(age),用当年减去企业成立年份(bdat year)再加1 进行衡量;利润率(profit),用企业利润(total_profit)除以销售收入(sales)进行衡量;负债率(debt),用企业负债(total_liabilities)除以资产(total_assets)进行衡量。对以上变量取其自然对数。

本文使用2000-2015 年的匹配数据,数据来自《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根据吕越等、聂辉华等的方法进行数据的匹配和清理,体育用品制造业是指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为分类标准进行划分的产业类别,具体是《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1)行业代码为244、GB/T4754—2002 和 GB/T4754—1994 行业代码为242,名称为体育用品制造业或者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所对应的行业类别。

(三)描述性统计

将计量模型中的样本数据导入至Stata16 软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表1 为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表1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bdat year 5,338 1999 6.904 1922 2014 total profit 5,338 2608 8036 -35481 106573 sales 5,338 67976 90007 981 808618 total liabilities 5,338 25721 40267 -363 657470

如表1 所示,在对所有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样本企业进行清洗后,最终得到5338 个样本,将关键变量进行对数处理。企业年平均就业人数labor 取对数后最小值为2.708,最大值为8.135;全球价值链嵌入度(GVC)加1 取对数后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0.693;企业规模(size)取对数后最小值为5.714,最大值为13.76;资本密集度(kl)取对数后最小值为-1.152,最大值为7.678,标准差1.171 较大,说明各体育用品制造企业之间资本投入存在较大差距;企业年龄(age)取对数后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4.443;利润率(profit)加1 取对数后最小值为-2.380,最大值为1.085;负债率(debt)取对数后最小值为-8.598,最大值为2.733。

三、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对面板数据回归,首先需要判断选取随机效应效应模型还是固定效应模型,以避免引起异方差和序列相关等问题,从而保证估计量的一致性。Hausman 检验可以判断哪个模型更适合:当检验结果表明拒绝原假设,说明有显著差异,应当优先使用固定效应模型,反之则使用随机效应模型。本文中Hausman 检验结果显示P<0.01,因此拒绝原假设,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

逐步添加变量可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如果增减变量前后各变量的系数和符号仍然保持稳定,可认为模型较为稳健。对变量进行逐步加入的方法进行回归,得到表2 的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加入了控制变量企业规模(lnsize),第(2)列又加入了控制变量资本密集度(lnkl),第(3)列在以上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企业年龄(lnage),第(4)列进一步加入控制变量企业利润率(lnprofit),第(5)列包含所有控制变量。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GVC 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4 个模型的结果皆显示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后对其劳动力就业水平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根据第(4)列回归结果显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每增加1%,其就业水平会提高0.162%,这与假设一相符。企业规模、企业年龄、企业的利润率三个控制变量系数为正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劳动力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资本密集度是本文中值得关注的一个控制变量,其系数为负且在1%水平上显著,这表明资本密集度对我国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劳动力就业水平的提升作用为负,资本密集度每提高1%,劳动力就业水平就下降0.395%,资本对劳动力存在明显的替代作用,但是这一替代机制暂时无法解释。此外,企业负债在本文中为负但不显著。

(二)稳健性检验

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能够影响其对劳动力的雇佣,但也可能是劳动力越多、规模越大的企业更容易嵌入全球价值链。这一因果关系可能会给本文的计量模型带来内生性问题。为了保证回归模型的科学性,我们引入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滞后项(L.lnGVC)进行二次回归,以期降低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误。

式(3)回归结果显示,前一期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同样正向影响当期企业的劳动力就业水平,前一期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每增加1%,其就业水平会提高0.16%,这一回归结果与之前的回归结果一致。

表3 滞后项回归

四、扩展性分析

(一)“倒U 型”影响

本文采用企业的国外增加值部分对其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进行衡量,如果这一数值较大,则代表国外增加值在出口产品中占据了较高的比例,过高的比例也可能负向影响企业的就业水平。基于以上考虑,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二次项引入模型(4):

在式(4)中,GVCi代表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平方,其他变量与式(1)相同。在式(4)中需要对系数α和α进行识别,当α为正并且α为负时,则表示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与其就业水平之间存在“倒U 型”影响。

表4 “倒U 型”影响检验

据模型(4)回归结果表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一次项系数α_1 显著为正并且二次项系数α_2 显著为负,同时Utest 结果表明,极值在解释变量的取值范围内,并且slope 在区间里是存在负号,说明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劳动力就业产生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的影响。这一结果说明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并不是越高越好,而有一个最优值。根据Utest 检验结果,可以计算出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419 时,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大。

可见当企业以较低程度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时,依靠丰富且低价的劳动力资源助推我国参与到价值链的低端环节,提高了体育用品制造业整体就业水平。但随着嵌入全球价值链的加深,企业通过价值链的溢出效应获得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推动企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此外,企业也不断加大资本投入,资本和生产率共同对劳动力需求形成替代作用。因此,在全球价值链嵌入度达到某一拐点后,其就业水平开始下降。

(二)基于地区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企业所属地区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表5 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就业水平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中西部地区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则不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和东北是我国开放比较早的地区,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更深。

表5 基于地区的分析

(三)基于所有制的异质性分析

根据所有制形式的差别,将制造业企业分为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根据表6 回归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就业水平,这可能是由于外资企业的规模较大,在我国的产业布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加工组装环节,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而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表6 基于所有制的分析

五、结论及建议

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发达国家开始寻找更低廉的劳动力替代,以及近期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战略,对我国制造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厘清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就业的影响非常重要。本文所选取的体育用品产业已经受到国家的重视,被明确规划为国民支柱产业。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本文利用2000-2015 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通过构建就业水平、全球价值链参与度指标,并对企业规模、资本密度等可能影响就业水平的变量进行控制,最终得出体育用品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对就业的影响。

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嵌入全球价值链,体育用品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对就业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基准回归和稳定性结果检验显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每增加1%,其就业水平会提高0.16%。本文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进一步的分析,以更全面的了解全球价值链的嵌入程度对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影响。分析结果显示,全球价值链的嵌入度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线性的,在出口对就业的促进效应、中间产品的替代效应、全球价值链配置效应的共同影响下,随着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的不断加深,其对就业的影响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 型”趋势。根据Utest 检验结果,可以计算出当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为0.419 时,其对就业水平的影响最大。其次,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体育用品制造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具有地域异质性,具体来说对东北部地区的影响高于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后,本文分析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就业水平影响的企业所有权异质性,全球价值链嵌入显著地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就业水平,而对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就业水平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

综上,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能够显著地促进就业水平的提高。在新冠疫情、低廉劳动力替代和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战略的影响下,我国的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本研究可能会对解决这一困境提供新的思路。从本研究的整体结果来看,在全球价值链嵌入的背景下,体育用品制造业会显著提升就业水平,因此,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促进体育用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缓解目前的就业形势。但嵌入度对就业的拉动作用是有限的,存在一个最优值,因此要制定合理的措施将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发挥到最大。与此同时,要关注中西部地区企业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度,如果这些地区的企业能够和东北部的企业具有同样的就业促进效应,会进一步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水平。最后也要关注私营企业和国企,目前中国的企业还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需要加大对“卡脖子”技术的掌握,加大对研发的投入,提升我国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拉动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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