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温莹莹

一 搭便车困境及其解决方案

公共物品供给问题一直备受关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Samuelson)于1954年、1955年分别发表的《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和《公共支出理论的图式探讨》中提出并解决了公共物品理论的一些核心问题。他在《公共支出的纯粹理论》一文中将公共物品（public goods）定义为：每一个人对这种物品的消费并不减少任何他人也对这种物品的消费。[1]这一描述成为经济学关于纯粹公共物品的经典定义。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指的是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的物品，它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无法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或个人提供，主要由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区别于私人物品的特殊属性使得社会自我供给的有效性难以得到保障，特别是奥尔森所发现的搭便车现象，极大弱化了社会自我供给公共物品的可能性。这便是奥尔森所提出的“集体行动困境”。他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讨论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即关注人们在公共物品供给参与合作中的搭便车问题。他认为，每个理性利己的人都有不劳而获、试图坐享其成的搭便车倾向；而且集体行动中的人数越多，其成员搭便车的概率越大，即集体规模与成员个体公共物品投资的边际效益等决定了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水平。[2]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将普遍存在的个体利己主义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内在冲突凸显出来。几乎所有的社会科学都关注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提供不同的解决方案。

政治学寻求政府与正式制度的作用。以治理和国家—社会关系理论为主要代表，其观点认为政府是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良好的经济绩效与制度绩效，可以促进政府提供更为优质的公共物品与公共服务。良好的治理依赖于能否发展出一套行之有效的正式民主和科层制度，对官员进行有力监督和制裁，有效克服官员的责任困境，提升公共治理水平。[3]经济学主要从理性人假设出发，关注市场与竞争的功能，把对个体超理性的假设作为分析前提。[4]研究者们广泛讨论用囚徒博弈困境模型来解释与分析理性个体在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困境。[5]心理学主要研究个体的利他主义动机以及关于同情、感激等情绪的来源。亲社会者因集体观念、合作道德观等社会价值取向而更偏向于在公共物品供给困境中采取合作策略。[6]可见，从政治学、经济学到社会心理学，相关研究主要停留在个体层面探讨公共物品自我供给的搭便车困境问题，所给出的是基于理性个体的、选择性激励的解决方案。

然而，社会学研究强调，在公共物品供给的社会困境中，个体的合作与亲社会行为很大程度上受到外在力量的影响。换句话说，我们更关注能否超越个体来理解公共物品供给中的合作与亲社会行为。

社会学对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的研究，将视角从个体逐渐转移到群体结构以及群体动机等方向上。比如，关于社会关系网络的研究不仅关注关系网络通过增进个体的社会信任与社会资本对公共物品供给参与的积极影响，也开始关注社会关系所处位置、网络大小及其密度等群体结构特征对合作与亲社会行为的影响。[7]同时，另有研究将贡献、公共物品供给与特定地位联系在一起。近几年来，关于合作行为的研究关注最多的影响机制是社会声望、个体的社会身份地位等，主要讨论个体在群体中的威望分层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8]

笔者认为，从个体到群体结构视角，是对传统搭便车困境研究的一个重要突破，可以作为今后解决搭便车困境的一种新方案。由此，本文将主要引入由伯格(Berger)、维勒(Willer)等学者开创、发展的群体结构视角，从群体动机等全新角度讨论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问题。

二 群体结构视角的发展及其解释

（一）群体结构视角的理论基础

群体结构视角所依托的主要理论是伯格等人在20世纪70年代所开创的身份地位特征理论。该理论主要探讨了身份地位不平等如何形塑了群体的互动模式。[9]他们预设了两种不同的身份地位特征：弥散性型身份地位特征（如种族、性别、文化程度等）与具体／特殊身份地位特征（如数学、维修能力等具体技能特征）。当群体成员面临共同的任务时，与当前任务密切相关的地位特征以及任何能将行动者区分开来的地位特征就会马上凸显出来。那些高身份地位的群体成员总是被认为拥有更多的行动机会、产出更多的绩效以及获得更多的回报，更少受到其他成员意见的影响，并对其他成员产生更多的积极影响。有关群体内权力声望等级的很多实验研究都将影响力作为标识个体绩效期望、 衡量其地位高低的重要指标。因为行动者总是依据自身与互动对方的相对地位，做出符合自己权力声望级别的行为。所以，地位高的人影响力也大。[10]

身份地位分层及其所带来的行动模式，是否有助于克服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困境呢？已有研究表明，不论群体层面还是个体层面，都可以论证群体身份地位分层能够有效促进群体的公共物品供给。

首先，在群体层面，身份地位分层的群体可同时解决集体行动中的“启动”和“搭便车”问题，由此促进群体的公共物品供给。近来的研究表明，身份地位分层可以作为群体中集体行动的协调机制，由此解决群体的集体行动困境。[11]那些为群体作贡献的个体将获得更高的地位，高地位反过来通过强化个体的亲群体动机又让个体在今后对群体作更多贡献。

其次，在个体层面，在群体中拥有高地位的人，更愿意主动启动集体行动，并引领低地位的人为群体作贡献。群体中的高地位成员会提高与低地位成员的合作水平，且低地位成员也更愿意与高地位成员进行合作。维勒等人借鉴身份地位特征理论，解释了地位高低的不同如何影响群体的集体行为及其产出。由此，通过一系列的影响过程，身份地位分层与集体行动紧密相连。而这一系列作用的关键，即整个演化过程的起点便是个体的身份地位特征。群体结构视角理论将身份地位界定为：个体在群体中，基于声望、荣誉与敬重的相关位置。[12]

总体而言，人们总是依据自己和他人在特定情境下的显著特征来预期彼此的能力和地位，并据此发生互动。不同地位的个体在特定地位特征上分处优劣有别的状态，并拥有高低不一的绩效期望。被寄予高期望的人往往确实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取得出色绩效，同时也会赢得较高的声望，结果进一步验证和强化了当初因期望差异所形成的地位分层。[13]借助“期望—行为—地位—期望”的循环链条，期望状态理论与身份地位特征理论共同构建了微观的个体认知、互动行为与地位等级之间的关系，并且展现了群体结构中所呈现的身份地位分层及其自我维持的过程与深层机制。

（二）群体结构视角的动力机制

期望状态理论主要探讨了群体结构中身份地位分层的形成、维持及其影响等问题，身份地位特征理论关注群体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分层如何形塑群体的互动模式。大部分已有研究关注的是为集体作贡献所带来的声望地位等回报问题，而群体结构视角的研究反过来强调身份地位不同将如何影响行动者在集体行动中的贡献与合作表现。[14]群体结构视角研究致力于为公共物品供给中的搭便车困境提供一套全新的解决方案：从动员理性个体到运用群体结构的身份地位分层来解决集体行动困境。2009年，维勒正式提出超越个体、从群体结构视角解决集体行动困境的观点。[15]接着，他又详细论述了群体结构中的身份地位分层及其所带来的个体行动模式，如何进一步解决了公共物品供给中的集体行动困境。他强调身份地位分层不仅有助于群体解决集体合作问题，还能克服由集体行动衍生的其他问题，包括促进成员积极参与贡献以及有效缓解搭便车现象等。[16]

面对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主要的问题是群体如何激励个体将自我利益排除开来而积极奉献于集体行动。群体结构视角的解决方案是，超越个体，寻求将个体的自利主义动机提升为群体动机的可能路径。群体动机被界定为个体评估群体利益关乎自身利益的程度，即群体利益多大程度上与个体自身利益相叠加。当个体的群体动机越高，即说明他对群体利益与自身利益一致性的认同程度也越高。如果个体感知到越多的群体动机，将为群体利益作更多的贡献。另有研究表明，个体在群体中的身份地位不仅仅取决于个体对群体贡献的多少，也取决于个体是否表达其持续关注群体利益，即取决于个体的群体动机。同时，群体给予个体越多的尊敬奖励，个体越倾向于自愿供给公共物品。[17]

三 群体结构视角的实验论证

基于身份地位特征理论，从群体结构视角出发，群体中的身份地位分层将自动完成“从个体的自利主义动机到群体动机”这一提升与转化的过程。群体结构视角以个体的身份地位分层为出发点，以群体动机为核心，构建了一个身份地位特征理论作为集体行动困境解决方案的逻辑图（图1）。[18]

（一）实验假设

如前所述，已有关于身份地位与集体行动之间关系的研究主要讨论对群体的贡献给个体身份地位所带来的影响；而群体结构视角关注群体成员身份地位不同对集体行动的影响，尤其集体行动的启动问题是其中关键。因此，“可能有很多身份地位特征对集体行动都有重要的帮助，但在大部分集体行动中，会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地位特征对集体行动的成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特征就是主动而非被动地承担起集体行动目标的任务。”[19]研究表明在集体行动中采取主动还是被动行为与身份地位高低相关。假设当身份地位特征变得显著且没有明确其与集体行动目标不相关时，它将通过关键重要特征唤起与集体行动目标相关的概化／弥散期待。比如，人们会期待具备高身份地位的成员更加积极主动地行动，以达成集体行动目标。换言之，他们论证了在集体行动和公共物品供给中，高身份地位特征的个体将更具有主动性，而低地位的个体倾向于被动行事。因此，在图1中，拥有高身份地位特征的个体会首先启动对集体的贡献，解决了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中的第一个问题。

图1 身份地位特征理论作为集体行动困境解决方案的逻辑图

身份地位分层将通过行动者的行动结果去影响集体行动。行动结果表现为：行动机会、绩效产出、绩效评估及其影响力。沿着身份地位特征理论，实验研究逐步阐述群体结构的身份地位分层作为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

假设1: 高地位特征的行动者将比低地位的行动者更可能抓住机会为启动集体行动作贡献（行动机会）。

假设2: 高地位主动的贡献者将比低地位的行动者为集体贡献更多资源（绩效产出）。

假设3：在集体行动中，低地位的行动者将更可能去适应和匹配高地位集体行动启动者的贡献标准（绩效评估与影响力）。

以上三个假设暗示了高地位行动者会首先启动集体行动作贡献（假设1），他们将比低地位的行动者贡献更多（假设2），以及他们将影响其他行动者为集体作类似的贡献（假设3）。总而言之，这些假设说明了具备身份地位特征不同的群体（即群体结构中呈现身份地位分层状态）将比不具备这些的群体更容易达成集体行动。已有研究结果分别论证了以上三个假设，如辛普森和维勒的实验研究论证了研究假设1，而谢尔等学者的研究论证了假设2和假设3。[20]鉴于篇幅有限，以下主要介绍辛普森与维勒的实验研究结论，实验论证的具体过程在此略去。

（二）实验结论

实验研究表明，被随机赋予高地位身份特征的被试将比低地位的被试更可能启动集体行动，发起第一次的捐赠。通过实验研究，论证了研究假设1“高地位特征的行动者将比低地位的行动者更可能抓住机会为启动集体行动作贡献（行动机会）”。

群体可以制定规则、制度或激励等动员高地位成员首先作贡献，但创造这样的激励或制度本身又卷入了“次级／二阶”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如此又回到了第一个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上。而以上假设1预设了身份地位结构将为集体行动的启动提供内源性的解决方案，引导高地位行动者启动集体行动，这是整个主题的关键所在。而一旦集体行动被身份地位分层所启动，根据假设2与假设3，集体行动中的搭便车困境也会随之被克服，将启动公共物品自我供给的良性运行。[21]

期望状态理论与身份地位特征理论，其核心的循环链条为：期望—行为—身份地位—期望，而维勒借鉴了这条循环链条的思路，将其中的“行为”具体化为“个体对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中的贡献”，并发现了“群体动机”这一关键机制。身份特征理论与集体行动相结合，产生的新循环链条为：贡献—身份地位—群体动机—更多的贡献。最终，在一个身份地位分层的群体结构中，一个完整的关于公共物品自我供给集体行动的良性循环链条就形成了（见图2）。

图2 身份地位分层与集体行动的良性循环链条

这个完整的集体行动循环链条，适用于任何一个存在身份地位分层的群体结构中，它以高身份地位特征为起点、以群体动机为核心作用机制，致力于同时有效解决公共物品自我供给中的“启动”问题与“搭便车”问题。如此，将群体结构、身份地位分层、群体动机与公共物品自我供给集体行动困境的有效解决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四 简要的评述

群体结构视角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关注公共物品供给与集体行动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首先，从个体到群体结构视角，为克服搭便车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案。已有研究关注到群体规模、社会关系网络大小及密度、外在制度等社会因素对集体行动的影响，但这些因素的影响仍仅限于通过个体行动发挥作用。而维勒等人构建的身份地位分层与集体行动的循环链条，是一个整体结构运行的视角：它启动于内生的身份地位分层，并自成一体地良性循环。群体结构视角通过群体成员的身份地位分层结构状态，基于群体动机，可同时解决公共物品自我供给时普遍存在的“启动”与“搭便车”的集体行动困境。在这个过程中，不需要过多关注群体成员是否属于理性利己的个体、是否需要严谨的制度设计与组织管理以激励个体的合作行为，而仅仅依靠群体成员身份地位分层的结构特征即可有效促成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这不仅为公共物品供给及其搭便车问题提供了全新的研究视角与现实解决方案，也为组织管理的相关理论与实践开拓了新思路。

其次，从个体同质性到异质性假设，肯定了身份地位分层给集体行动带来的积极影响。与以往的研究不同，群体结构视角中的群体并非由同质性个体所组成，而是从现实出发，承认大部分的群体结构由身份地位不平等的异质性个体构成。进一步地，许多研究关注身份地位不平等对群体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但群体结构视角研究肯定了身份地位分层给集体行动带来的积极影响。[22]将社会分层这一经典社会学议题与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研究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其中涉及的另一个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与讨论，即关于群体成员的集体目标问题。因为是小规模任务群体的实验研究，群体结构视角预设了所有群体成员的集体行动目标一致。今后的研究还可以关注群体成员的集体目标是否一致的问题。如果群体成员的集体目标存在差异，那么需要进一步讨论，群体成员的身份地位分层／不平等对公共物品供给的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是身份地位分层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更大，还是群体身份认同感对集体行动的影响更大？个体异质性对集体行动所带来的影响是利是弊？这些关键问题值得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最后，群体动机的提出与强调，探索了培育公共精神之路。在谈及群体动机时，群体结构视角研究指出了公共物品供给中设计的正式激励体系可能存在的缺憾。正式激励体系很可能会干扰到非正式的关于身份地位获得的激励体系。因为个体在正式制裁体系的监督之下缺少关注群体的动力，无法培育其群体动机，由此他们无法获得在群体中的身份地位。正式激励体系虽然在最大化群体贡献中具有效果，但它很可能破坏了群体通过地位回报而内生的团结与群体认同的自然趋势。已有研究验证了正式的制裁会破坏群体成员的信任与利他主义倾向。[23]我们认为，群体动机的提出与强调，是群体结构视角在研究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中超越个体的有益尝试。超越个体，不仅仅是将视角从个体层面转向群体结构层面。群体动机，不仅是身份地位分层保障集体行动良性运行的关键机制，更是超越狭隘个体利己主义的努力，由此探索培育公共精神的方法与路径。

不过，关于公共物品供给的群体结构视角的研究方兴未艾，在理论发展与实证研究中不免存在一些不足。

一方面，在理论层面，身份地位分层是群体结构视角的核心概念，但在维勒等人所发展的理论中，对身份地位高低的具体界定不够清晰，这将影响其在现实运用中的可操作性。同时，他们的理论预设了任意群体中的身份地位分层都是天然存在、并得到所有群体成员一致认可的。但现实生活中，很可能存在群体成员对自己或他人的身份地位高低排序存在不认可的情况。事实上，新近的相关研究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当群体成员对身份地位分层的认识不一致时，反而会对群体的集体行动/公共物品供给产生负面影响。[24]

另一方面，在实证研究层面，目前群体结构视角的相关论证都是基于实验研究方法。实验研究方法便于控制许多变量展开观察研究，但在现实社会中难以做到严格控制所有变量来观察群体的动力过程。今后或可尝试通过田野实验论证群体结构对公共物品供给及其搭便车困境的影响。置于具体的现实社会条件下，这一理论还有极大的研究空间。

五 对中国研究的启发

将身份地位特征理论引入公共物品供给研究，从群体结构特征、地位分层的视角研究公共物品供给等集体行动困境问题，对中国的相关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首先，从个体视角到群体视角，为解决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责任与集体行动双重困境提供新的视角。关于中国公共物品供给的已有研究，大多借鉴西方理论，探讨集体行动困境的解决方案最终都落脚于个体：或致力于激励公共物品供给的组织者责任，或通过各种制度设计、奖惩机制等激励个体积极参与公共物品供给；鲜有研究超越个体，从群体结构特征的视角进行论证，更少有研究将个体的地位分层特征与公共物品供给双重困境结合起来。

从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发展脉络来看，在中国，尤其是农村地区，自我供给是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仍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力量。《关于开展村级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试点工作的通知》对村级公益事业建设责任进行了划分，跨村以及村以上范围的公益事业由各级政府负责，村内的水利、道路、环境卫生设施等公共服务建设主要通过“一事一议”筹资筹劳和集体经济组织投入解决，这从制度层面确定了农民作为村庄内部公共物品供给的主体地位。虽然随着国家财政投入的不断提高，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水平有了大幅提升，但距离农民的多元化、多层次需求还有一定的差距。不同村庄获取国家财政支持的能力也存在差异，不同村庄公共物品供给水平发展不平衡，[25]越来越多的研究也呼吁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主体需要实现多元化，除了政府，也让农民和社会组织参与补充，形成制度外供给。中国社会的现实情况在于，公共物品供给并非政府或少部分人的责任，尤其需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合作。群体结构视角可以同时解决公共物品供给的“启动”和“搭便车”问题，利用群体社会分层特征有效驱动人们积极参与公共物品自我供给，将已有平行、独立的两个研究视角充分结合起来，为中国公共物品供给研究提供新的方向。

其次，为研究社会分层对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补充积极视角。新近的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职业分化，中国的阶层结构从以农民阶层为主逐步转变为以农民阶层、工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等多元共存的状态。[26]中国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转型，农民群体在职业、经济收入等方面发生了分化。这就意味着，我们对社会任何群体的研究都无法避免地位分层可能带来的影响。就农民社会分层对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影响，已有研究主要关注分层带来的农民异质性需求，相对静态且偏消极结果。[27]而群体结构视角启发我们，社会分层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可从群体社会分层视角促进农村公共物品的自我供给。因此，群体结构视角将分层引入公共物品供给问题的研究，对中国社会现实情况的分析具有重要价值。

群体结构视角是在公共物品供给的两难困境中超越个体。正如维勒所预设的，或许有个隐而不现的契约深嵌于我们的心灵之中。这个社会契约——我们以亲社会行为方式表达的、想增进群体福祉的奉献精神及其行为——从根本上源于我们对他人如何评判／想象我们的关注。而我们对他人意见看法的关注，最终将增进我们的福祉，因为它们提供了社会的可能、公共福祉以及公共物品供给／生产的可能。虽然我们一开始只为追求他人对我们的看法，但最终我们将发现自己嵌入于群体，以及具备与他人团结一致的潜力。维勒的这一观点不仅包含对人性的积极乐观预判，更是对所有社会成员积极超越个体的无限期待。总的来说，群体结构视角理论为我们研究公共物品供给集体行动困境提供了一种新视角，为克服搭便车困境提供了一种全新方案。值得追问的是，基于身份地位分层的群体结构能否持续地培育个体的群体动机和公共精神，这一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