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海燕

(杭州市临安区农业农村局，浙江 杭州 311300)

改革开放以来，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使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得以蓬勃发展。然而由于过于强调小农经济，再加之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快，使得现代农业人才匮乏、农村生产力大大降低、集体经济发展缓慢。

围绕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学者们展开了一系列的分析和讨论。芦千文等[1]指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益于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并且该效应在平原和丘陵地区、村干部任职时间越长、村庄治安状况越好的村庄越明显。江宇[2]基于烟台个案实践指出由党支部带领下的合作社这种形式有利于全面贯彻党的领导，是未来走向高水平的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何自力等[3]指出，农业生产托管是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突破口，依托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用科学技术与现代化管理等要素对传统农业进行改造。陆雷等[4]指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为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确立完善的法律基础，推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从成员权本位向股权本位转变。谢宗藩等[5]指出，政策制度、经济社会网络结构、社会关系和农民认知程度等嵌入因素都会影响农村集体组织发展动力机制。胡凌啸等[6]指出，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有助于减少客观相对贫困的发生，有助于推动我国脱贫事业，实现共同富裕。李国胜[7]通过对辽宁葫芦岛个案分析，指出农村集体经济作用对促进乡村振兴是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本文试图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集体经济发展角度入手，梳理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历程，概括目前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典型模式，提出目前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要突破的瓶颈与制约，并提出未来的思考，为未来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提供参考。

1 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现状

1.1 发展历程

回顾临安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

形成阶段(20世纪50年代初至1982年)：个体私有制逐步转变为集体公有制，临安积极参与到改革中，实现了由农村个体的私有产权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型。由刚开始志愿联合的农业生产互助组，再到初级农业合作社，又到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之后进入农村人民公社，实行生产资料和生产设施集体公有制，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业方面的生产经营活动，农民进行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农村集体所有制确立为农村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最终实现形式。

起步发展阶段(1982—2003年)：全国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临安境内开始逐步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组织。1982年有经济联合体15个，经营收入达到25万元，农业产业稳步提升，农村环境逐步改善。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营经济的兴起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村办企业中的集体管理经营形式已然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普遍出现了亏损，且面临着行政干预严重、集体利益受损等多方面的问题。到1990年，临安村办企业亏损达到了170万元，经济联合体个数锐减。

快速发展阶段(21世纪至今)：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面临统筹城乡区域发展的新阶段，村级集体经济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随着城市化的进一步推进，部分“城中村”撤村建居，实施农村(社区)股份合作制改革，资本、土地等村级集体经济的要素释放出活力，进一步保障了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利益。例如，临安区锦城街道胜利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改革前经营收入244万元，改革后的2011年村级集体经济经营收入达到了410万元，而到了2021年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达到了608.57万元，胜利村集体经济发展在这些年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良好状态。总体而言，随着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断向好。但与当前农村发展的现代化需要相比，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还比较薄弱，还无法适应日益增长的农业、农村、农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要。

1.2 发展现状

近些年来，临安区委、区政府大力贯彻执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中央和浙江省委会议精神，按照数字赋能、变革重塑要求，联动推进“市场化改革+集体经济”“标准地改革+农业‘双强’”“宅基地改革+乡村建设”“数字化改革+强村富民”集成改革，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引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大力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更好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加快培育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打造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临安经验。2021年临安区实现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5.74万元，经营性收入为2.52万元，其中270个行政村中254个村完成“5030”增收目标，完成率94.07%，远超年初80%的目标任务。具体从临安区18个镇(街道)来看，2021年玲珑街道集体经济收入达到最高，为6 144.8万元，其次是锦北街道镇和河桥镇；而高虹镇集体经济收入达到最低，仅711.27万元(图1)。从近3 a增长率来看，2020—2021年各镇增长率最快的是锦北街道，2019—2020年各镇增长率最快的是青山湖街道，2018—2019年各镇增长率最快的是锦北街道(图2)。

图1 2021年临安各镇集体经济收入情况

图2 近3 a临安各镇集体经济收入增长率情况

但与此同时，2021年临安各镇集体经济补助收入情况中，河桥镇、玲珑街道和潜川镇是临安区18个镇中补助收入最高的，分别为5 595.46万元、4 329.92万元和2 234.3万元(图3)。这表明，临安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镇(街道)并非都是村庄集体自主经营性收入，大部分来源于政府补助。具体从2021年临安各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情况来看，经营性收入最高的镇(街道)是锦北街道、青山湖街道和锦城街道，分别为4 583.99万元、4 059.35万元和3 777.17万元，最低的经营收入为高虹镇，仅450.81万元，与最高的锦北街道经营性收入相差4 133.18万元(图4)。

图3 2021年临安各镇集体经济补助收入情况

图4 2021年临安各镇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情况

1.3 典型模式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一批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的典型，这些村集体通过因村制宜、因村施策，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实现了集体增收、农民致富的双赢局面，为进一步壮大和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提供了“临安经验”和“临安样本”。本文具体归纳为7种模式：飞地抱团模式、强村公司模式、村企合作模式、多方助力模式、集成帮扶模式、股民收益模式和产业融合模式。

1.3.1 “飞地抱团”模式

以临安区高虹镇石门村、龙上村、大山村的抱团发展型为例，整合各村资源，优化资源空间配置，抱团发展，因地制宜找寻合适的“飞地”项目，利用“强村贷”实施共富产业——共富广场江桥路停车场综合体项目，引导村集体以入股经营、委托投资、资金运作等方式积极参与国有平台优质物业经营，带动偏远山区资源缺乏的村集体经济发展。

1.3.2 “强村公司”模式

以临安区於潜镇光明村的强村公司为例，以整镇、联村、单村等模式组建“强村”公司。采取村集体自主经营、股份合作等方式，进一步放宽公司经营范围及承揽工程限额，实施项目开发、承接物业管理、农村小额工程等，让“强村公司”发挥增收的主动力，积极拓宽党组织领导、公司化经营、经理人运作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新路子，助推村级集体经济增收。

1.3.3 “村企合作”模式

以清凉峰镇白果村的村企合作为例，利用企业在技术、人才、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优质企业对村级集体经济薄弱村的基础设施、农业资源以及生态环境进行投资开发，推进现代农业、农村电商、休闲旅游等多产业融合发展。在生产技术水平、经营管理方式、现代物流运输等方面进行技术扶持和培训，建立起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模式。

1.3.4 “多方助力”模式

以太阳镇上庄村的“国有平台+村集体”合作模式为例，盘活国有闲置资产，厘清包括学校、卫生院、 粮站等一批闲置的国有资产，按照“镇街主导、村集体参与” 的原则，通过相应的程序委托属地镇街进行盘活、管理，并建立相应的利益联结机制，充分发挥国有闲置资产的使用效益。

1.3.5 “集成帮扶”模式

以天目山镇的区市协作镇街村社结对为例，以区市协作工作带动“三百帮促”帮扶活动，推进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和低收入农户集成帮扶机制。以强企、强村与帮促村精准结对为载体，坚持因村制宜，开展资源对接、合作开发、市场拓展等互利共赢活动的镇村结对帮促活动。建立红黄绿三色防返贫监测预警管理，实施新一轮低收入农户增收政策。

1.3.6 “股民收益”模式

以锦北街道西墅村的股民收益模式为例，在全面完成收益分配权份额登记备案基础上，依法探索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证制度、农民带权进城机制和“三权”自愿有偿退出机制，打造“三权到人(户)、权随人(户)走”改革2.0版。引入现代企业模式，建立共同经营、收益分红股东众筹机制，让“村民”变“股民”，与村集体实现收益共享。

1.3.7 “产业融合”模式

以太湖源镇的产业融合模式为例，贯通产加销、融合农文旅，推进产村融合、一村一品发展特色产业，争创国家、省级现代农业园和省级农业强镇。全面推进农业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农民创业就业。建立健全全产业链利益共享机制，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2 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现存的问题

事实上，目前我国整个村集体经济成长艰难且缓慢，一是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依然根深蒂固，阻碍了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的发展[8]；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的主体农村基层组织的基础作用不足，出现“民富村穷”或“民穷村穷”的现象，严重影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主体功能[9]；三是集体土地产权制度的模糊，农村集体的土地权属不清晰，伤害了农民切身利益，降低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效率[10]。而临安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也面临着同样的困扰，虽然目前一些村集体发展初有成效，但是大部分村级集体经济还是比较薄弱，仍然存在着积极性不高、动力不足、资源稀缺、市场参与度低等问题，不利于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

2.1 人才资源不足

领头雁和农业经济工作者人才不足。人才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因素[11]。愿意带动村民共同致富的领头雁仍然比较缺乏。基层农村经济经营管理队伍人才稀缺，专业的农村经营管理工作者有限且流动性较大，极大地影响了工作进度和成效。一方面，绝大部分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留守村民年龄老化，大部分村民更加关注自身小家庭的利益，缺少为村集体出谋划策。另一方面，部分村干部对于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思想认识不到位[12]，有一些村干部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学习农业专业技能比较慢，容易影响工作进度。

2.2 产业基础薄弱

临安区山林面积比较大，一些村庄地处边远山区，基础条件差，寻找合作经营主体困难，公开招标回响并不大。即使是一些拥有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的村也存在着因为缺乏优秀的人才团队支撑，不能进行布局谋划，使得优势不再是优势。目前，临安区多数村发展路径还是较为封闭的，既没有盘活和整合村庄可以用的资源，也没有孵化出新的业态，仍然呈现规模小、层次低、链条短、效益低、风险大的状态，未能形成优势突出的特色产业。

2.3 扶持资金效益不高

为了壮大集体经济发展，政府会专门下拨扶持专项资金，但目前多数扶持资金都是用于投入金融机构，只有最保本的收益，收益比较低，既没有起到典型示范作用，更不能提高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水平。虽然可能在短时间内，可以带来村集体的收益，但是这仅仅只是“输血”功能，无法形成长效的“造血”功能[13]。除此之外，扶持专项资金一般有明确的增值和分红指标，容易给村级集体经济组织产生压力，扶持资金反而成了“鸡肋”,并不利于发挥扶持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2.4 发展进程缓慢

临安区部分村仍然存在着无集体资源、无集体企业、无集体收入的“三无”村和“空壳”,如岛石镇各村的山林全部分包到户,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时面临着“从零开始”的局面。资源、资金的缺乏，从一开始就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方向，容易形成“贫困-发展乏力-贫困”的恶性循环。此外，部分村未因村制宜，挖掘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潜在资源，缺乏全面布局和统筹规划，未能探索出适合本村发展的最佳路径。

3 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未来思考

3.1 完善收入多元发展

挖掘和整合资源型收入。挖掘潜在优势，通过整合资源、盘活闲置资源等，做好整体发展规划，因村制宜，找到一条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道路，招商引资，谋取发展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注入发展活力，进而增加村级集体收入；应当完善集体产权制度管理，完善村级财务预决算、集体资产清产核资等制度，提高村级集体资产管理的规范化水平和公开透明度。

3.2 转变村干部的理念

对村干部及村民定期展开培训，提高大家对集体经济发展的认知，积极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应当根据不同对象制定具体培训内容，加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充分激发村干部的工作积极性，要给予相关指导和支持，要建立村干部工资按绩效增长机制，进一步完善工资报酬体系，开展争先创优工作，充分调动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村干部对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3.3 培养农业经济人才队伍

注意稳定村两委班子成员，同时注重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培养，按照“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将长远规划落到实处、执行到位。开发人才资源，村集体要通过优化产业效应、提供工作机会等提升村民幸福感和获得感，吸引“新乡贤”“新农人”等年轻人返乡创业，为“故乡建设”出谋划策、发光发热。

3.4 筹措资金多元化

首先，注重整合资金，关注政策导向的同时立足本地项目资源，尽可能争取各级、各部门的财政资金，打包成一个项目“输血”；其次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充分挖掘、合理开发村集体的资产、资源，利用好自有资金，突破实现自我“造血”；再者要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特别是优质、强大的资本，实现外部“充血”，获得外源性资本红利。

4 小结

我国农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规模不断扩大，收入不断提高，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临安区经过这几年的不断探索，村集体的经营性收入有了显著的提高，农村发展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形成了可供借鉴的发展模式。但同时临安区集体经济发展也存在着一些困境和问题需要一一破解。进入新阶段，面临新格局，应当转变发展理念，丰富村集体经济收入多样化形式，发挥村级资源和要素等特色优势，因村制宜、因村施策，明确发展方向，坚持村级经营、集体经济发展和村民共富并重，实现村级集体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和稳步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