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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听古典音乐的时候,我们该听谁的指挥(三)

2022-10-09杨赢

河北教育(综合版) 2022年6期
关键词:卡拉扬伯恩斯坦阿巴

■杨赢

交响乐的演绎,指挥很重要。在进入了20世纪后期,尤其如此。当我们观赏的方式,从CD到了DVD,再到流媒体,古典音乐就不仅仅是听觉的享受,更有视觉的加持。卡拉扬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视觉能够增强听觉。在指挥的时候,“你是一个完全进入迷醉状态的人……你身上洋溢着明星般的激情,容光焕发,光彩照人……过去被我误认为矫情的,其实只是一种精神上的专注,你已经完全投入其中,顾不上自己的外在表现了。”在很多指挥的现场,卡拉扬完全是闭目指挥,“内在的专注和迷醉”,成为他音乐演绎的特点。但是,当我们观看现场的时候,这种迷醉的状态又增强了我们对于音乐的感知。当我们看到一头白发、宝相庄严的老卡拿着指挥棒上台的时候,不自觉地就有一种凝神屏气,准备用全部心魂聆听音乐的感觉。

然而,卡拉扬更多的是将精力投入到了古典音乐的录制上。他追求的是在录音棚的条件下再造音乐会的现场氛围。可以这么说,卡拉扬参与到了从密纹唱片到激光唱片的变革之中。尤其是晚年,卡拉扬专注于在录音棚中打磨音乐的录制,用技术来改善唱片的质量,达到现场聆听的效果。我们可以这么说,卡拉扬在20世纪下半叶的指挥界地位如此之高,多少要归功于他对唱片的巨大投入。

和卡拉扬不同,伯恩斯坦,作为和卡拉扬齐名的20世纪下半叶的指挥大师,他更喜欢现场录制。伯恩斯坦的指挥风格也和现场录制相得益彰。伯恩斯坦指挥的时候,胸前一般会别一朵红色鲜花或是一方白色手绢,指挥到动情处,双手相握在一起,随着指挥棒而舞动,挤眉、呲牙、弄眼,甚至跳跃,尽显自由奔放之感。伯恩斯坦认为:“他们(指挥)以身体的动作代替语言,对乐队来说,指挥必须运用这种方法来表现他所要求的东西。”因而,观看伯恩斯坦的指挥无论在听觉上还是视觉上都是极大的享受。

如果说卡拉扬是贝多芬的“指挥权威”,那么伯恩斯坦就是马勒的最佳诠释者。伯恩斯坦师从瓦尔特,而瓦尔特正是马勒的弟子。因而,在推广马勒上,伯恩斯坦不遗余力。他是在20世纪60年代率先完成马勒交响曲全集录音的指挥家。1960年,他和纽约爱乐乐团创立了马勒音乐节,马勒的遗孀阿尔玛参观了彩排。随后,他又与维也纳爱乐乐团合作,录制了马勒交响曲全集。在他的影响下,指挥家们纷纷录制马勒交响曲,引发了马勒热潮。卡拉扬就是在伯恩斯坦指挥柏林爱乐乐团演出马勒第九交响曲大获成功之后,将马勒纳入自己的曲目。

马勒交响曲的全集,著名的还有海丁克指挥阿姆斯特皇家音乐厅乐团的、西蒙·拉特尔指挥的版本等。在马勒诞辰100周年的时候,环球唱片还开通官网,通过全球选票选出了人民最喜爱的马勒交响曲版本,俗称“人民版”(人民的选择)马勒:

第一交响曲:库贝里克/巴伐利亚广播交响1968年版;

第二交响曲(《复活》):梅塔/维也纳爱乐;

第三交响曲:阿巴多/柏林爱乐1999年版;

第四交响曲:卡拉扬/柏林爱乐1979年版;

第五交响曲:伯恩斯坦/维也纳爱乐;

第六交响曲:伯恩斯坦/维也纳爱乐1989年版;

第七交响曲:阿巴多/柏林爱乐2002年版;

第八交响曲:索尔蒂/芝加哥交响1972年版;

第九交响曲:朱利尼/芝加哥交响1977年版;

第十交响曲:夏伊/柏林广播交响乐团1988年版。

有意思的是,马勒的《大地之歌》并没有进入被选择的名单,虽然《大地之歌》是马勒真正的第九交响曲,只不过马勒为了避讳“九”这个数字,将其改为了《大地之歌》。

不过,说到马勒的现场演出,不能不提的是阿巴多琉森管弦乐团的版本。阿巴多出道的时候,即在1965年的萨尔茨堡音乐节上指挥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大获成功。此后,马勒一直是阿巴多的保留曲目。2000年阿巴多被查出身患癌症,在克服了病魔之后,他又组建了琉森青年管弦乐团,并创立了琉森音乐节,他指挥琉森排演了马勒的几乎全部交响曲,除了第八交响曲。2012年,琉森音乐节本已安排演出第八交响曲,但是临时改演为莫扎特的《安魂曲》。

马勒交响曲的主题可以概括为两个词:爱与死亡。在亲炙了死亡之后,阿巴多指挥的马勒显现出无与伦比的精神力量。阿巴多曾说过,他认为最好的观众是懂得聆听寂静的观众。在他指挥的“第九交响曲”结束后,指挥家久久未能放下指挥棒,全场随着指挥集体静默了将近三分钟,随后爆发了长达半个小时的掌声。阿巴多用自己的生命和心魂演绎了最伟大的马勒“第九交响曲”。

最后,说一点题外话,马勒交响曲对于当代为何重要?在马勒一系列的交响曲中,除了贯穿马勒一生的奋斗、挣扎和思索外,作为一个时代的敏锐的感知者,在马勒交响曲中,我们更能触及到时代命运的脉搏。

在马勒生命的最后完成的“第九交响曲”的最后部分,马勒于第一小提琴中引用《亡儿之歌》第四首的最后一句旋律:“在远处的天空,日子将更美好,音量更见柔弱,音乐渐渐消散,最后至万籁无声。”根据伯恩斯坦在他的第五次诺顿音乐讲座上的解释,马九的第四乐章象征性地预示了三种死亡:马勒自己肉体的消逝、调性的消失,还有所有艺术中浮士德精神的消失。那么马九也可以视作调性音乐的最后辉煌,作为晚期浪漫派最后一位大师,马勒在马九中不仅预示了自己的死亡,也预示了调性音乐的消亡,同时也为西方整体上升的“浮士德”式文化精神提前奏响了哀歌。一个古典、辉煌、调性完满的时代即将过去,世界将在巨大的破碎中走向虚无。在这个意义上,马九也是西方文明的一曲挽歌。1912年6月28日,马九在马勒弟子布鲁诺·瓦尔特的指挥下首演,此时,马勒已然离世。一年后,《春之祭》在巴黎演出,那近乎无调性的音乐在巴黎香榭丽舍大剧院引发了一场群殴的骚乱,预示着无序、破碎、不和谐将成为未来一个世纪的主调。又过了一年,一战爆发。西方文明那近乎奇迹般的辉煌上升终于戛然而止,成为茨威格笔下“昨日的世界”,取而代之的是“西方的没落”那挽歌式的哀叹,包括文学、绘画等其他艺术形式也纷纷告别古典完满和谐的世界,一起走向巨大而无边的荒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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