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旻佳

当电影与现实碰撞，会激发出令人深省的思想火花。纪实电影就是与现实碰撞后最真实的呈现，既饱含了艺术升华的电影表现形式，更突出了现实社会的价值所在。

如今，社会愈发需要以主流价值表现形式激发社会认同感，因此纪实电影所体现出的理念、精神和价值体系，会随着历史时期的不同不断发生变化和发展。从理念上来讲，它主要是通过自身特殊方法与视角进行描述、观察以及记录，不仅会关注社会当中的典型群体，也会关注与记录社会的变迁与发展。

在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大量优秀的中国纪实电影脱颖而出，如《焦裕禄》《孔繁森》等，塑造出了许多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在第八届贵州省文艺奖的获奖作品中，《文朝荣》和《天渠》两部影片以纪实电影的形式，分别呈现了贵州省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原村支部书记文朝荣和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草王坝村原村支部书记黄大发两个基层人物形象。本文以《文朝荣》和《天渠》两部纪实电影为主要研究对象，阐释当代中国纪实电影的空间、叙事和人物三个方面的表达方式，旨在揭示基层乡土社会与少数民族文化、平民直观视角与多元叙事方式、隐形比喻手法与主线故事串联下，纪实电影与众不同的魅力所在。

一、纪实电影的空间表达方式

在纪实电影中，电影故事的空间塑造尤为重要，其将形成一个立体空间，将观众带入到一个更直观的环境中去。这一空间环境大体上可通过自然、现实和精神的空间三种形式来表达。

（一）自然空间：植根自然山川地理

“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将中国的社会根基定义为扎根于乡土性。新农村题材的纪实电影便是根植于中国的本土自然空间之中。聚焦于乡土社会特别是村落，其内在本身就是一种由自然空间凝结而成的精神共性。

《文朝荣》和《天渠》两部电影真实的发生地来源于贵州农村——一个是曾经长草不长粮的毕节市赫章县海雀村，一个是曾经滴水贵如油的遵义市播州区草王坝村。

与山村之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庞然大山。贵州，以山地为主要地理形态，两部影片均以“山”贯穿其间。在电影《文朝荣》中，因为森林环境被人为破坏地极其严重，海雀望去只有一片片光秃秃的山头。为了鼓励村民种树，文朝荣讲起了“山上有树就能保山下，有树就能有草，有草就能养牲口，有牲口就能有肥，有肥地里就能长出庄稼，有庄稼大家就都能活”的朴素道理。

无独有偶，电影《天渠》也离不开山这一自然形态，只不过这次是搬山。由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水流不进草王坝村，村民们的生活用水都要到两公里外的地方挑水。因此通山、修渠、引水，成了身为村支部书记的黄大发的终身使命。历经千难万阻，黄大发和全村村民一锤一锄凿出长千米、越三山的“天渠”，终于为草王坝引来了水，也引来了生活的希望。

（二）现实空间：碰撞火花给予思考

自然空间作为环境背景，而现实空间则在碰撞中给人更多的思考空间。《文朝荣》和《天渠》以现实故事为主线，在现实空间的刻画上颇有讲究。

以《天渠》为例，影片开篇以一个纵观全局的航拍画面展现出了丛山峻岭之貌，而后在自然空间中呈现出依稀零落、分布不均的村落，挑水打水排队的村民，让自然宏观场景与乡土贫困场景形成了鲜明对比，直抵观众内心。

在结尾处，又以自然空间与现实空间进行碰撞形成隐喻：黄大发的女儿黄彬彩长期以来最为支持父亲修渠，但天不遂人愿，黄彬彩在渠修成之前却因病离世。水渠建成后，黄大发从渠里打来一碗清水，来到黄彬彩的坟前，给女儿送上这一份迟到的礼物。黄彬彩的墓位于水田中间，旁边的枯树开始因为水的滋润而发出嫩枝，这是“天渠”给乡村带来的希望，也是对彬彩最好的告慰，以这样的现实描写让整个影片在情感上得以升华。

电影《文朝荣》则将彝族民族特色的展示作为电影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一开始温饱困难，只有破旧茅草屋与破碗的彝族小寨子，到植树造林渐有成效村民办起了彝族特色的篝火晚会用以庆祝，都是将主线叙事置于富有地域特色、民族风情的环境中，形成了现实空间的环境营造。

（三）精神空间：满足自我实现需求

精神空间，即心理空间。在社会关系中，个体的主体性需要确认与表达。以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结构为例，人类从低到高需要满足生理（食物和衣服）、安全（工作保障）、社交（友谊）、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基于这样的需求层次，在传统的乡土社会中，其精神空间也是基于熟人社会。

在《文朝荣》中，为了鼓励村民们上山种树，文朝荣用“领粮换树”的方式，通过村民对食物的需求以实现全村长期致富的目的。反之，因为文朝荣“以心换心”，卖了自家耕牛的钱用来修学校的屋顶，实现了在这个熟人社会中“尊重和自我实现”，反之促进复垦工作的顺利开展，在熟人社会精神空间中塑造了典范形象。

《天渠》也在相似背景之下做了精神空间的撰写。当修渠一次又一次地失败，黄大发不甘心，便一次又一次地请求乡亲投工投产修渠，此时全村人都提出了质疑，甚至有村民说到，“你们修沟的时候我就孩子这么大，现在我都当娘了，连沟的影子都没看见。”在精神空间上，这种质疑与黄大发表现出来的窘迫令观众瞬间感同身受。

纪实电影原本就是以社会生活作为参考依据，特别是把社会底层人物的生活百态展示出来，宛如一面镜子细致地展示在普罗大众面前，这种精神空间带来的压迫感将现实社会折射出来，是对人生酸甜苦辣百态的暗喻。

二、纪实电影的叙事表达方式

（一）故事叙事：首尾相合前后呼应

纪实电影，顾名思义，其落脚点在于“纪实”二字，即以讲故事的方式去记录现实。基于乡土社会的纪实电影，其在挖掘乡土社会的精神所在之时，也紧贴时代精神进行阐释，从小切口讲述好大背景的当代故事。

在《文朝荣》和《天渠》两部影片中，都使用到了首尾相合、循环往复的闭合形式。《文朝荣》开篇利用夫妻间对话体现人物的温情和饱满，顺着时间线展开故事的讲述，最终又回到了夫妻对话形式完结故事内容。而《天渠》开篇就展现了山洪暴发，从起初费心费力挖的沟渠被淹，到最后通畅的沟渠灌入清澈的水，形成故事的首尾相合。

在故事的阐释中，则不断利用多个矛盾点来推动故事叙事。如《文朝荣》中，从最初村民们吃不饱饭穿不暖衣而文朝荣却号召大伙种树，这一举动引起了村民的不满，为“种树”埋下伏笔。

随后，记者刘子富质疑全村贫困在于文朝荣失职，特别是一句“不配做共产党员”，文朝荣表现出了极大的委屈，认为不该质疑他的党性，却深叹自己“没本事”，成为了第二个矛盾点。

而后，因为家穷文朝荣让考上高中的女儿彩云退学，却在学校老师不辞而别后求女儿回来代课，父女产生了极大争执，成为了全剧第三个矛盾点。

最后，为了让参与种树的村民吃饱，文朝荣把留给女儿生孩子吃的鸡蛋全部分给大家。而在女儿生产后，村里人悄悄在文家门口挂上报喜的红布条，成为第四个矛盾点。

四个矛盾点，刻画出了海雀村村民从最初的不理解到最后的感恩，这样的情感变化将故事串联起来，温情满满地将“从难到易”贯穿全片。这种民间叙事路径与主流社会背景的生动融合，加强了观众对家国情怀的认同和坚守。

（二）文化叙事：契约俚语现实运用

在这两部影片中，基于乡土社会的村规民约也是贯穿其间的重要元素，其以贵州农村作为叙事背景，将脱贫攻坚、新农村建设、西部大开发等主旋律内容放在乡土社会的语境之中，将贵州本土文化形态展现了出来。

乡村生活中的规矩和习俗是此类纪实电影重点表现的内容。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过，“家庭是最古老和自然的社会形态……社会秩序来源于共同的原始、朴素的约定。”村规民约不是法律，但在乡土社会中却有力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发挥着类似契约的作用。

比如《天渠》中，黄大发在多次劝说之下，终于带领村民们在悬崖峭壁再次挖渠，开山放炮的时候却无意中震塌了沈家的灶台铁锅。原本这只是普通的震动，而村民却纷纷惊呼这是惊动了山神。用这些“犯忌”的镜头和村民的愚昧无知进行对比，最终表现出了从落后到革新的不易，也是影片中要破除的“旧”。除了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各种语言（口语、俚语、行话、方言等）的使用为两部影片添光增彩。

《文朝荣》中，山歌成为了故事推进的情绪表达方式：在最初村里一无所有之时，山歌“登高看海雀，满山一片黄喽，少女藏山顶喽，仰面晒太阳……”用男调唱出海雀村的凄凉。而众人种树之时，唱出“山上松，松树脚下好凉风，只要有心栽松树，磨刀不误砍柴工……”体现出村民逐渐认识到了种树的重要性，成为了剧情推进的一个抓手。再到最后学校里孩子们升国旗，唱起了“我爱我的祖国中国，我爱我的家乡海雀……”将爱国与传承表现得淋漓尽致。

（三）镜头叙事：画面景别表达情绪

镜头指的是拍摄者在拍摄画面的过程中所拍摄到的完整的具有独立性的一段镜头，在纪实电影中，镜头叙事则是利用不同的镜头表现形式给观众讲述故事。同时，镜头语言中的景别是很重要的一个表现因素，按照取景的范围可以分为远景、全景、中景、近景和特写。

纪实电影最大的魅力在于运用了独特的镜头语言，比较常见的镜头为长镜头、固定镜头、跟拍镜头等，景别上多采用远景、近景和特写。通过不同镜头语言的运用，来丰富人物性格、情感节奏等，进而使影片呈现出全新的艺术魅力。

在电影《文朝荣》中，有一个情节令人印象深刻。文朝荣准备卖牛给村里的小学修屋顶，在卖牛路上，跟拍一人一牛的背影，表现出了一种孤独与不舍。镜头一转，卖牛回来的文朝荣看到妻子和儿女因为无牛可用而用身体拉犁，文朝荣飞奔过去自己当起了“牛”来犁地。此时，运用了一个远景镜头，荒漠的地里，只见四个微小的人影在天地间步履艰难地行走，既是艰辛，也呈现了齐心协力的不竭动力。

这种实地场景的拍摄使得电影讲述的故事更具有真实效果。这两部影片中，在人物拍摄的时候多用平视视角，并且邀请许多亲历者来参与电影的演出，观众在观看时产生强烈的共鸣，在情绪表达上更生动。可以说是“在演员真实现场和真实人物保留了电影的纪实性，增强了影片的说服力。”

三、纪实电影的人物表达方式

（一）人物形象：真实人性还原本真

《文朝荣》和《天渠》两部影片都是将视角放在了最普通最基层的两个村支部书记身上，一个是让“苦甲天下”变成“林茂粮丰”的文朝荣，一个是凿“重山绝壁”最终“通渠进水”的黄大发。

两个人物首次出现时，都是地道的中国农民形象：破旧的夹袄、寒酸的破鞋、凌乱的头发、黝黑的面庞，操着一口并不地道的普通话。就是这样一个走在大街上都会被忽略的普通身影，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平实的人物形象塑造更能与观众形成共鸣。

在过去的一些影片中，表现某个先进集体的骨干和代表时，容易将其“神话”，如父母床前不尽孝、鞠躬尽瘁无人情，有了神性没有人性。而在文朝荣和黄大发的人物塑造上，这些典型人物并不是凭空出现，而是在群众的怀抱中成长、成熟并走向时代前沿。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人类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社会文明的建设者。从本质上讲，群众的实践是一切真理和智慧的源泉，更是先进典型的生长之根和发展之源。

同时，这些人物成长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们也会出现“瑕疵问题”，看似是揭丑，实质上却使人物形象更为丰满立体。

如今，中国纪实电影的越发重视人文关怀，特别是《文朝荣》和《天渠》两部影片在人性的刻画上都颇有见地，影片中越突出人的尊严，展现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那么越能将这个故事讲得打动人心。

（二）人物语言：以小见大展现个性

语言的灵活运用可以说是影片贯穿的灵魂，一句经典的台词会经久不衰、奉为经典，在人物的共性形象之外，更体现了人物的个性特征。

电影《文朝荣》中，文朝荣得知可以领取救济粮的那一刻，几句台词就表现了这个人物自强不息的性格。“咱们农民养活不了自己，光靠国家救济咱们心里羞得慌，关键是要靠自救，要靠自己。”“救济粮也是跟咱们一样的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不觉得羞吗？”这两句话将“他救”与“自救”进行了对比，充分展现了贫困当前的老百姓的自我觉醒。

《天渠》中，黄大发的一番话更是发人深省。“我看见了一张大地图……我找到了遵义，找到了野彪乡，但是，我找不到草王坝……等到我们，我们这一辈人都老啦，都入土啦，这草王坝可就真的就没啦，不光是地图上找不到，地球上也没啦！”这一句自白不仅感动了村民，更让观众能直观感受到“凿绝壁通水渠”的意义，感知血缘故土情感难离，是中国人最后的情感归宿。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血缘是最稳定的力量”。

（三）人物情结：乡土社会家国难舍

除了人物本身的个性及故事的传奇性，两部影片讲述了真实世界中小人物的生命体验，因为平凡中的不平凡更能引起关注，因为平常中的不平常而独树一帜。

两个村庄虽然处于不同时空、不同地域，与不同人物交织，但终究归于故土情结与爱国深情。文朝荣掏空家底也要改变海雀贫穷的现实命运，这是出于对海雀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的爱。他带领全村百姓扎扎实实地植树造林，只想让海雀绿树成荫，解决吃饭问题。而事实证明，改善生态环境后的海雀确实如一只腾飞的“海雀”，通过产业发展解决了贫困问题，依托教育发展阻隔了贫困的代际传播。

黄大发与村干部的夜谈讲到了“愚公移山”，觉得愚公移山是移不走的，要靠两个大力士。“这两个大力士，一个是政府，一个是群众。”通过36年不懈努力，大家一凿一凿终于修出了这条渠，让草王坝村喝上了清澈的水，吸引了很多青壮年劳动力选择了留乡发展，用一泓水蓬勃了村庄，用一湾水反哺了家乡，用一条渠浸润了故土。

两个人归结于一种情结，充分展示的是中国西部农民对土地、对国家、对信仰的真情实感，生动传神展示了基层干部自力更生、自强不息斗困战贫的毕生理想。同时，两部影片也以这种人物情结表现了要想真正实现脱贫，关键在于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思想观念的转变。

在这两部影片中，主旋律的表达内容被置于乡土社会中最基层人物的真实故事中。《文朝荣》和《天渠》让千千万万普通老百姓看到，对生活的理想追求与国家的蓬勃发展紧密相连，最终实现了纪实电影的主题升华和情感表达。

结语

基于乡土社会的纪实电影，通过空间、叙事和人物表达方式三者相互支撑，使得其在人性、人情、人格上塑造了一种共同的精神图谱。通过全方位的立体呈现，一方面使主旋律报道的内容在丰富的情感共鸣中实现了广泛传播，另一方面关注乡土社会的的现实困难和不朽精神，做好时代的记录者。影片正是通过这样的纪实叙事，最终生动地呈现出人们对家国情怀的坚守，用真情实感演绎了中国最广大基层人民的奋斗精神和民族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