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游游 杜 凯

《我的姐姐》是2021年由殷若昕执导，游晓颖编剧，张子枫领衔主演的家庭伦理类型电影，是一部值得深入研究和引起社会反思的电影。文章以个体与家庭的互动关系为线索，就全球文化工业对现代化背景中个人命运和社会价值的塑造与呈现进行诠释。

一、冲突与张力：个体化潮流对家庭伦理的冲击

电影《我的姐姐》的叙事主线，是描述安然在父母逝世之后，在面对抚养弟弟的责任与追求自我梦想的权力之间的两难抉择过程中，发生的矛盾与冲突。在亲戚的眼里，她必须抚养从未谋面的弟弟，因为作为“姐姐”这一身份，这是天生的责任。如果她不承担起这个责任，而去追求自己的人生理想，就会被打上“自私”“没良心”的标签。电影叙述开始于对特殊情景的说明，即抚养义务的首要承担者父母的离场，以及抚养义务的被动承担者安然与被扶养人弟弟间的素未谋面。这一情景描述既是为了增加电影叙述的典型性和真实感，让安然追求实现自我价值与抚养弟弟间的抉择冲突在这一典型环境中得以凸显，但又未尝不是淡化这一抉择冲突的普遍性，使得这一冲突仿佛只是特殊环境下的偶然事件。电影文本旨在更深层次地呈现和追问这一两难抉择的根据与由来。

在社会中，家族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社会政治身份是人的根本属性。家庭与血缘恰恰是个人在公共政治生活之外身份的首要来源，“个人”指代的正是家内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认同，古典的个人与社会的冲突，实质是家内与家外的冲突。在这一语境中，追求自我实现，正是要实现作为家内的价值与追求。

影片中，姐姐在医院护士站上班，有了最基本的衣食保障之后，便开始着手考研，目标是北京高校的临床医学。其实，去北京读书，做一名医生，一直是姐姐安然的梦想。当年高考填报志愿，姐姐填报的就是北京高校的临床专业，只不过因为父母重男轻女的思想，偷偷把她的志愿改成了省内一家医学院的护理专业。但是，姐姐初心不改，工作之后，依然发奋努力，想去北京读书，想做一名医生，这不仅与梦想有关，也是她所认定的人生价值所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长兄如父，长姐如母”之说，姐姐这一社会角色，被赋予了部分母亲的社会功能。除了姐姐安然要抚养失怙失恃的弟弟，充当母亲的角色之外，在电影叙事中，充当这种角色的姐姐其实具有普遍性，较明显的如安然的姑妈，较隐晦的如安然的母亲都是如此。安然的姑妈，当初考上了西南师范大学俄语系，却因为弟弟要上中专，被迫退学。后来，姑妈同人一起去莫斯科做生意，接到母亲的电话，因为弟弟生了女儿要人帮助抚养，姑妈又被迫从莫斯科回来帮助弟弟抚养女儿。姑妈作为姐姐的付出，减轻了弟弟的负担。安然与姑妈在人生选择上的对比，实际上凸显出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对自身权利的重视程度在日益上升，而家庭伦理的约束力也在逐渐下降，甚至淡出年轻一代的视野。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的社会身份在其生命进程中往往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不同身份出生的人，如果想要具有相同的权利，必须要作出严格的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人的个体性逐渐得到张扬，原本预设的差异让位于权利与义务的概念，个体权利具有了正当性，如有违反，则应 当作出说明，这更好地保护了个人的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个体对家庭的“反叛”和自身的某种“觉醒”。《我的姐姐》中有许多台词都可以彰显张子枫所饰演的主角安然与作为暗线“姐姐”的姑妈在这一方面的认识。安然面对诸多依据传统伦理观念要求她抚养弟弟的亲戚所喊出的那句“我不养，爱谁养谁养！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以及面对不顾生命风险，在已经育有两胎女儿的前提下还想生育三胎的父母的质问“儿子有那么好吗？”，乃至姑妈后面默许安然做自己的那句“套娃也不是非要装进同一个套子里”等等，都体现出个体对自身权利与命运的关切以及对家庭伦理在一定程度上的“叛逆”。两代“姐姐”的觉醒，主要是对个体生命意志的塑造，并且在结果上导向对于“姐姐”们来说具有压迫性的传统伦理观念的颠覆与重塑。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个体对自身权利的重视与“人生而平等”的口号互相资取强化，逐渐成为某种普遍性价值观念的一部分，但这本身并不意味着歧视的消除。因为一个人出生后所接受的教育及其所选择的职业都会成为社会衡量一个人的标准，原本家庭宗族内部伦理身份的重要地位被社会化的教育水平与职业划分等身份所取代。人们通过新的“外衣”形成了新的不同的社会阶层。比如，《我的姐姐》中安然对前往北京考研的希望，以及她所共事的医生对护士职业所显露出的轻蔑，都体现出等级性并未在现代社会消亡这一真切的事实。而全球文化工业正是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艺术呈现，从而对现实中或隐或现的等级制进行揭露与批判，进而在一定意义上加深对个体平等性的塑造。

二、反思与再平衡：文化工业对家和个人关系的重塑

现代化的进程固然导向了个体的“觉醒”，但随着时代发展的不断演进，其脆弱性与负面性也逐渐彰显。个体与家庭和集体的脱离即导向生存意义的贫乏，在对无尽的物质欲望和无上限的富足生活的追求中，人本身的生命意义无法获得实现。作为同质的原子，个体的人的职业成为唯一的区分，这种区分在科学理性的支配下被强化，形成了新的差异和不平等。

从这一社会现实反观《我的姐姐》，即可见出电影本身对现代化个体主义的反思和家庭伦理的再理解。在传统的中国伦理观念中，“姐姐”这样类似的伦理身份所被赋予个人的社会责任是不可逃避的，正所谓“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而对这一必然宿命的反抗构成了姐姐安然前期行为逻辑的主要特点。必须指出的是，伦理身份作为一种绝大多数情况下与血缘相伴的先天规定，看似冷酷而不近人情，但在中国传统中与亲情等关键性的“爱”并不构成矛盾——二者之间的张力与合力恰恰是中国式亲情的核心。《我的姐姐》在这一层面的艺术表现是相当突出的，这一点主要体现在电影对姐姐安然与弟弟安子恒相处过程的叙事之中。

影片中的姐弟俩——安然与安子恒，最初是完全陌生的。弟弟出生于姐姐上大学之后，二者的人生并没有在生活上有非常深入和密切的交集，加之父母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使得姐姐在最初面对弟弟时二人之间的隔阂就若隐若现。弟弟的顽皮、任性都对原本起点就不高的姐弟关系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尽管如此，面对他早餐想要吃肉包子的愿望，姐姐还是在与他闹过一番别有意味的别扭之后，去便利店买了食物满足了他。尽管在口头上说着管弟弟只是为了让他显得有家教、被领养时更为顺利，但从镜头语言的表达中观众都可以体会到姐姐的言不由衷。姐弟两人也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珍视彼此，为了安慰因雷雨天气而害怕的弟弟，姐弟两人一同睡觉、一同交流未来，姐姐也慢慢地开始向弟弟吐露自己内心的追求和渴望，弟弟也逐渐明白了姐姐的想法，开始为他人考虑。直到影片最后的高潮部分，弟弟为了不让自己成为姐姐去北京追求梦想的拖累，独自和有意收养他的养父母沟通，澄清了之前他们对自己的误会，试图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让姐姐过上自己想过的人生。

影片对安然与安子恒姐弟的刻画，实际彰显了在先天的伦理身份于个体化的浪潮中逐渐失效——即不再具有塑造人观念、推动人采取切实行动的力量之后，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如何得到新的塑造路径。只有在生活中真切地相伴——或者用中国传统的语言“人伦日用之间”——才能培养真实笃切的感情。因为年龄不同，姐弟彼此对对方的需求也并不一样。这种错位既可以体现姐弟二人之间的关系对彼此所造成的复杂影响——即姐姐可能因抚养弟弟而失去实现她自身人生价值的可能，而弟弟可能因失去姐姐而陷入孤立与无处安身的彷徨——也可以理解为姐弟关系之间始终存在的伦理羁绊：年幼者对年长者的依赖是家庭伦理的建构中必要的一环。而安然作为姐姐，在电影的最后，放弃了签署不再看望弟弟的协议，拉着弟弟走出了养父母的家门，和弟弟一起玩了最喜欢的游戏：踢足球。电影的镜头最后定格在足球上，用这样一种艺术化的处理方式，呈现了姐弟两人在父母去世后通过彼此的相处，最终成功地构建起真正的亲情关系的叙事内核。

由此可见，如果说现代化祛除了古典社会的意义世界，带来了个体的“觉醒”并对家庭伦理构成了冲击，那么文化工业则在创造新的意义世界的层面为重塑家庭伦理与个人的关系提供了艺术化的想象、理解与可供借鉴的图景。文化遵守工业生产的法则，使得只能供少数人享受的文化产品变得可以为大众消费。更重要的是，在全球文化工业的背景下，具有象征意义的媒介被物化，成为各种商品，使人们能感受自身生活在一个意义的海洋中。这种独特的创造所提供的对家庭伦理与个体关系的再理解，在基于现实亲情关系的基础上，以文化创新的方式为如何在现代中国化解个体与家庭之间的冲突，平衡伦理与权利之间的关系，理解那些在家庭内部默默无闻的奉献者们，提供了情感的倾注与目光的投射。从姑妈到姐姐，无私奉献、担当责任的人们如何在家庭伦理与个人权利之间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更进一步的，如何实现不与身份脱离而又不被身份所控制的“平等”，是值得所有生活在当代的人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三、对现代性的弥补：文化工业的局限与闪光

即便文化工业在现代化背景下对家庭伦理和个体化有在文化层面对其进行再塑造和再表达的功能，但其表现并非完美。首先有两点需要明确：一是以电影为代表的全球文化工业不可能彻底地消除后天的等级制度，它只能在意义的空间削弱这种差异；二是意义的创造本身超越职业限制的目标并不能完全保证创造本身的纯洁性。后者所涉及的“意义创造”指的是虽然现代社会本身即有与文化产业密切相关的职业，但是文化产品在最初被赋予意义的阶段，即需要一种文化创意，这来自于对意义世界的感悟。虽然它不排除对一定的技术性的需求，但其本身确实超出了现代社会机械运作的领域，暗含着对职业限制的超越。只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固然具有不被职业限定的普遍性，但它最后依旧会体现出某种局限性。尽管可塑造的意义空间是无限的，在理论上为所有人的意义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承载它的物质追求始终是有限的，后者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博弈。此外，所有工业生产的背后都受到经济学思维的指导，全球文化工业也不例外，无论它客观上实现了什么结果，它的主观目的中始终包含有“创造更多的经济价值”这一成分。物的媒体化也是为了使商品获得更多、更大的附加价值。商品化本身在客观上也会造成文化意义的贬损——这一点尤其在艺术电影与商业电影的分化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由此可以揭示，在物的媒介化中存在的一个隐含逻辑：一旦物被媒介化，对媒介的象征意义的追求可能被转变为对物的追求；在实现意义的同时，也将意义消融于物中。正如在《我的姐姐》中，安然最初将弟弟视为妨碍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累赘，试图通过将其送养以解决二者人生道路之间的冲突，但这一解决方式在实现自己人生追求可能性的同时，潜在地忽视了弟弟的愿望与人生。这种将亲人视为客观对象的视角剥离了支撑伦理的亲情从而否定了伦理，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让观众意识到了安然在“姐姐”这一伦理身份之外身为个体所享有的自主权利，但同时也导向了个体的空悬——仿佛个体只要摆脱一切伦理关系、一切阻碍自己人生价值的牵绊之后就能无拘无束、自由地追求并实现人生价值——这一点毫无疑问是现代人的幻梦，因为一切价值的尺度都不是纯粹仅凭个体即可裁断的。而姐姐逐渐与弟弟建立起的情感联系，不仅仅是对原本破碎的家庭伦理和个体之间关系的再塑造，而且是对现代化浪潮下个体利益将他人对象化，视为推动或阻碍自身的“事物”这一视角的反思。《我的姐姐》这部影片的艺术价值，也在这一层面得到了更好的彰显。

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通用的大众文化符号，能非常轻易地被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人们所接受。作为一种具有普世价值观的文化产品，电影的使命就是向世人传递一定的价值观念。当电影之间新的差异逐渐形成，其带来的必然是资本、票房等的角逐，而少了对艺术价值的考量。《我的姐姐》在直面这一电影文化工业局限性的同时，为呈现现代化背景下对中国传统亲情与家庭伦理和个体权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这部影片在剧情上的处理不仅涵盖了既有的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之间的张力，甚至洞察了对这一无奈现状的根本药方：共同的生活，从而为物化的社会现实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理解。安然的成长既体现为个体逐渐提升处理家庭伦理与个人权利间关系的能力，也表现为她对自身物化他人的视角逐渐有了觉察和反思。无论是顽皮的弟弟，还是无私奉献到令亲人难以理解的姑妈，亦或是表面上玩世不恭、吊儿郎当，只会打麻将的舅舅，他们性格、感情与人生的复杂性都并非她一开始所理解得那般简单。电影角色的成长同时也意味着电影叙事的演进，在不得不呈现局限性的同时对后者进行反思也是电影作为文化工业一部分的闪光点所在。

结语

完全独立的“个人”或许是在传统中国并不具有任何意义的概念，但在当今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的中国，家庭伦理与个体权利的关系所收获的关注日益增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时代的重要课题。电影作为全球文化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兴起以其自身的艺术表现形式给这个机械的现代世界重新赋予了意义，或者说使意义重新覆盖了这个世界，这就使得它必然导向对时代问题的思考与回应。然而，由于物的媒介化，对意义的追求在一定意义上被转化成对物的追求，这虽然使个体的权利得到张扬，并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机械社会所带来的“新”的不平等，并使得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感受意义的空间之中，但同时也使得对意义的追求被隐秘地转化成对物的追求。为了应对类似的现代性疾病，除了强调现代性原本重视的个体权利之外，还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意识到背后更深刻的问题（如家庭伦理与个体间的复杂关系等），并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可供借鉴的思想与经验。不同的人们，无论种族、性别、出生的国家、贫困或者富裕，都有实现自身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权利，而这一实现并非必然与他们的伦理身份相割裂，而是追求二者的平衡与统一。正如全球文化工业一方面试图以重塑意义的方式改变这个标准化、程式化、机械化的现代世界，另一方面又反思与重构对自身重塑方式的局限性，从两方面合力延续这个时代的主线和人类最根本的价值与意义追求，朝着最终塑造新的更为团结的共同体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