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明明 唐长乐

2021年，中办国办印发的《“十四五”全国档案事业发展规划》提出：“切实提升各级国家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档案利用环境，简化档案利用程序，满足人民群众的档案信息和档案文化需求”。这一规划将发展档案公共服务纳入档案事业发展的重点任务，体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兴技术背景下进一步加强我国档案公共服务能力建设的重要性。而国家治理现代化和新兴技术的发展离不开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国家发改委的定义，“新基建”就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三个方面。[1]作为通往智能社会经济新时代的核心驱动力，“新基建”推动了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热潮，其呈现的新设施、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也为驱动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新的机遇。为此，本文立足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需求与挑战，围绕方向、着力点、实践方案三个层面提出了“新基建”驱动的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策略。

一、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需求与挑战

档案公共服务主要是指以党和政府为主导，以国家权力介入或公共资源投入为手段，为满足公众的社会发展活动的直接需要所提供均等的档案服务和档案公共产品。[2]现阶段档案公共服务依旧存在档案公共服务的理念滞后、服务形式单一等诸多问题，档案公共服务能力亟待提高。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对档案信息、档案文化的需求日益增长。这些迫切要求档案公共服务的主体创新档案利用形式、提供优质服务。同时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档案工作的环境、对象、内容俨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档案公共服务如何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怎样克服观念障碍、制度缺陷和技术瓶颈也是迫切需要应对的挑战。

二、“新基建”驱动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方向

“新基建”背景下，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新设施的应用，催生了以知识化、精准化、智能化等服务方式为特征的服务新业态。而这些服务新业态为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指明了方向。

（一）面向知识转化，增进档案公共服务内涵

现如今，我们正处在由信息社会迈向知识社会的时代。“新基建”是迎接数字经济时代的新举措，也是我们过渡到知识社会时代的必由之路。正如档案界的许多专家和学者指出的那样，我们已经步入知识管理时代，知识管理也将成为档案工作未来发展的方向。[3]在这样的背景下，档案公共服务的内涵需要增进，需要关注信息背后的价值，实现信息的知识转化，通过对档案资源的挖掘与分析提取形成智慧信息，然后将其应用在管理决策和服务上。档案机构可以强化知识的积累、创新知识的组织方法。具体来说，档案馆可以利用信息基础设施，围绕档案用户形成档案资源的多维感知环境，进行档案信息的知识化加工转化，运用大数据技术对档案信息进行加工，实现知识的转化和增值。

（二）面向精准利用，创新档案公共服务形式

由于长期以来档案部门公共服务意识的淡薄，我国档案公共服务一直囿于被动、静态、封闭的服务形式。大数据时代各行各业开展的个性化推荐、特殊定制服务变得越来越普遍。同样是面对不同用户群体的信息资源组织和服务，档案馆可以采用各种技术手段充分研究用户，面向精准利用掌握其个性化、多样化的需求，对档案资源和档案馆设施的利用偏好采取分类推送、用户知识定制等服务方式，实现档案公共服务形式的创新。档案馆可采用由RFID、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组成的系统来实现对用户需求的自动感知。另外，一些企业数字档案室的精准化服务模式也值得借鉴，例如国泰君安证券以海量客户档案信息为基础，通过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形成客户全档案生命周期图谱，并以此作为业务前端账户综合诊断的重要依据来支持业务前端工作的开展，实现精准化利用，创新了档案公共服务的形式。

（三）面向智能体验，优化档案公共服务效果

一直以来，由于档案馆开展公共服务的资源与形式单一，档案公共服务存在着公共服务效益低下、服务效能不佳、用户体验效果不佳等问题。而用户的智能体验正是各行各业在“新基建”背景下着力打造的服务新业态。档案公共服务涉及多个层面，围绕线下利用、线上服务存在着较多的交互场景，档案用户往往呈现出不同的服务体验，关系到档案公共服务评价的高低。因此为用户带来便捷、高效、无缝的智能体验能够显著提升用户对档案公共服务的评价，优化服务效果。档案馆的服务交互借助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的全面感知、可靠传递和智能处理，以及5G通信技术带来的高网速、低延迟，能够实现档案利用交互环境和服务方式的智能化升级。“新基建”也使得档案馆线上与线下智能化融合的社会服务成为可能。线上，智能机器人能准确解读每个用户在线上利用档案时的难题，并在5G高速率无延迟的支持下，迅速找到解决办法[4]；线下，智能机器人还可以在智慧档案馆中提供智能化服务，引领用户进行一系列例如预约、排队、查档、咨询等活动，帮助用户节约时间，优化档案利用体验感。这些都是面向智能体验，优化档案公共服务效果的生动体现。

三、“新基建”驱动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着力点

“新基建”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驱动各行业技术引领的数字化转型。而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与公共档案馆的建设息息相关，因此当前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如何突破档案馆智能化转型的技术瓶颈。我国档案馆一直存在着底层网络对顶层应用支撑能力不足、库房的运维对接不够智能高效、档案资源的管控深度不够等问题。而新技术能够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上述档案馆建设存在的问题，满足新时代对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要求。为此，“新基建”驱动的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需要明确相应的着力点。

（一）加快新网络建设，奠定档案公共服务智能底层

在网络设施建设上，有着“4G 改变生活，5G 改变社会”的说法，可见5G网络建设对推动社会变革具有重要的影响。5G就像“信息高速公路”一样，为庞大的数据量和信息量的传递提供了高速传输信道，补齐了制约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在信息传输、连接规模、通信质量上的短板。随着2020年5G实现商用，各行各业都在蓄势待发，加快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的更新换代。

档案馆的基础设施建设主要包括档案馆硬件设备、软件设备、网络建设以及基于实体档案馆的库房建设。其中，网络环境建设是其他设备建设的基础，是档案馆基础设施升级与重构的关键。当前数字档案馆建设的一大弊病就是线上与线下衔接不紧密，信息技术融合浅，检索和查询效率不高，仍旧以传统的服务方式为主，[5]这与传统网络技术支撑下数字档案馆部署的各项应用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关。在“新基建”背景下，围绕以5G为代表的新型通信网络基础设施，加快推进档案馆的新网络建设，可以为各类顶层应用设施的部署奠定高速、无缝、便捷的网络智能底层，提升档案馆的公共服务能力。

（二）推进新技术部署，强化档案公共服务技术支撑

数字化档案库房的建设是顺应信息时代档案实体空间管理变革，实现档案馆库房升级改造的题中之义。目前与档案库房相配套软硬件设施不够完善，导致库房的运维与智慧档案馆的功能对接不够智能高效。“新基建”影响下，推进人工智能和物联网这类新技术基础设施部署到档案馆库房，通过配套的档案库房设备的更新换代，以及档案库房综合管理系统的升级换代，能有效对接智慧档案馆建设，实现档案馆库房的智能运维，强化档案公共服务的技术支撑。

人工智能这一新技术的运用能够增强档案馆库房的智能安防。近年来，人工智能如火如荼地发展，已经成为大热话题。2020年国家档案局局长陆国强就在全国档案局长馆长会议上提出要探索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档案管理中的应用，推动数字档案馆（室）建设向智慧化方向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档案馆的库房可以建立智能安防系统，打造包括声音识别、指纹识别、虹膜识别等智能识别技术的安防体系，提升档案库房的安全防护性，为档案实体安全存储提供了保障。而物联网这一技术的运用可以优化档案馆库房的存储调度。智慧档案馆的智慧主要体现在能从智能化的维度对档案馆的运营与服务方式作出改变，建立起贯穿多个软硬件设备和系统的智能化存储调度体系，而物联网“万物可连”的概念与之契合，其中RFID技术就是升级优化档案馆库房存储调度的关键技术，可以实现对物体识别信息的远距离、无接触式采集、无线传输等功能。[6]近几年，国内已有一些智能科技公司提供此类智能档案产品服务。例如湖南省档案馆就大量运用了融安特公司生产的密集架、RFID实体管理设备来实现库房的智能调度。这些新产品和新技术不仅能够助力智慧档案馆建设，为档案馆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三）打造新算力布局，筑牢档案公共服务资源保障

“信息资源的占有和优化是做好利用服务的核心”。[7]一直以来，资源建设都是档案信息服务之本。当前我国档案馆的资源建设主要是针对档案资源的“存量”和“增量”进行的，忽略了数字档案资源的管理。而在“新基建”的影响下，区块链的发展为档案馆的建设打造了新算力布局，加深了档案资源管控的深度，筑牢了档案公共服务的资源保障。区块链是一种通过网络中多个节点共同参与数据计算和记录，从而使得每个人都能参与数据库记录，却不可篡改的分布式数据库存储技术，主要用于解决信任和安全问题。最近几年区块链技术在档案馆的档案管理中逐渐得到了运用，2016年国家档案局开展电子文件归档和电子档案管理的试点工作，中石化申请了国家档案局的试点项目，首次尝试使用区块链技术对电子档案进行存证及验证，同时在内部建设由5节点组成的私有链，并在档案系统中开发区块链查询核对接口，进行数据查询和对比。[8]概括来说，就是将区块链技术应用到档案馆数字档案资源的智能化可信管控中。总之，区块链可以对档案资源进行智能管控，确保档案资源的“四性”，安全可靠地筑牢了档案公共服务资源保障。

四、“新基建”驱动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实践方案

“新基建”的“新”不仅仅体现在新设施、新业态上，还体现在广泛的社会参与新主体。作为一个庞大的工程，“新基建”提倡“共建共享共用共治”，[9]其背后涉及的是经济转型升级、助力数字经济发展、推动服务型政府建设、提高智慧城市建设和管理、构建信息化社会治理体系等一系列社会需求，体现的是公众参与的文化、群体智慧的力量和协同合作的理念。这些理念与“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的时代要求相符合。[10]这些社会需求和文化理念充分调动了社会参与的氛围，也催生了档案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的实践方案。

（一）建设参与平台，完善档案公共服务共享机制

2020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第七条规定：“国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的发展”。这一规定从法律层面上肯定了社会力量参与档案事务。“新基建”所体现的公众参与文化理念与之契合，其推动建设参与平台，完善档案公共服务的共享机制。这类公众参与的建设平台主要是档案志愿者参与档案馆的众包平台。档案馆要积极鼓励公众使用互联网平台、社交媒体等途径参与档案资源的著录、文本校对、宣传讲解等活动来共同完善档案公共服务共享机制。较有代表性的就是美国国家档案与文件署（NARA）于2011年建设的“公民档案工作者”平台。此平台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在线参与众包活动，具体包括公共档案资源的著录、转录、贴标签、编研等工作。[11]而在“新基建”理念影响下，我国档案机构也可以效仿构建此类参与平台，完善档案公共服务的共享机制。

（二）构建合作网络，重塑档案公共服务协同体系

除了公众参与文化 ，“新基建”还体现了协同合作的理念。河北雄安新区就积极号召集约共享的口号，采取新标准、新技术、新模式来推动“新基建”，避免重复建设，打通各单位之间的数据壁垒，让数据共享成为常态，不共享成为例外，从源头杜绝数据孤岛的产生。[12]这驱动档案馆与其他机构的协同合作，构建起合作网络，以此来重塑档案公共服务的协同体系。档案馆与其他文化机构、社会机构、高校机构等都可以建立广泛多元的合作关系。通常主要包括政府主导模式、自主联盟模式、项目驱动模式、跨机构专门性组织领导模式与机构合并模式这五种协同合作形式。[13]例如浙江省档案馆和腾讯·大浙网共同合作开发的档案文化类互动栏目——《浙江往事》和《乡音浙江》提供了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导向的档案内容公共服务；湘潭市档案局和南京云创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进行的区域性数据集成应用技术开发和软硬件开发推广则是一种以信息化建设为导向的档案技术公共服务。无论是哪种协作模式，都有赖于各类新型基础设施和大数据联盟构建的统一的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载体。通过这个载体档案馆可以协同社会机构实现资源与设施的共享，充分发挥出档案馆的外部力量，重塑档案公共服务协同体系。

（三）调整服务格局，打造档案公共服务全景空间

在“新基建”驱动下，社会基础设施得以升级，“共建共享”的理念逐渐被推广。公民可树立出“共建共享”的资源整合观念，进而又能够享受到高质量的服务成果。档案公共服务的格局可以得到调整，升级为一种全景空间。这类全景空间鼓励以任何组织、机构、群体、个人为主体，多元打造“服务全景空间”。

国外近几年已经出现了这类全景多元的档案公共服务空间——布鲁斯特·卡利创立的公益性质网站Internet Archive。它是基于社交媒体的数字档案空间，这个空间捕获了各种各样的网络信息，从第三方的角度为社会形成管理网络档案的空间。[14]它提供了更加接近于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全体公民对此类资源具有较大自由选择权，利用机会与受益也大体相等。我国档案机构可以借鉴其要义，以“用户”视角为主，补充和挖掘特色的档案资源，将部分反映社区建设、家庭生活等主题的档案接收进馆，建设特色的档案资源库。此外，档案机构可以引导鼓励这些非官方的社会群体利用社会性的特色档案资源库自主构建新型公共服务空间，从而打造出能够补充社会特色档案资源与多元自主化管理的全景空间，进一步提供深层的均等化公共服务，满足公民多层次、多样化的利用需求。

五、结语

当前，“新基建”的发展势如破竹，它是当前我国投资的关键抓手，是通往智能社会经济新模式的核心驱动力，是档案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可或缺的重要举措。“新基建”带来的新设施、新技术、新业态、新理念对驱动我国档案公共服务能力的提升意义重大。为了更好地满足社会公众对未来档案公共服务的美好期望，档案机构应该牢牢把握住“新基建”这一机遇，围绕服务方向、着力点、实践方案三个层面的策略，提升档案的公共服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