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徐永妍

进入2019年以来，以5G、特高压、充电桩和轨道交通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板块在资本市场上受到追捧，凸显嗅觉灵敏的资本力量对中国经济走向的高度关注和快速布局。而在政策层面，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在稳投资的政策选项中，除了继续覆盖传统的能源、交通等基建，对新基建也尤为重视。部分省份将加快推进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建设与5G商用步伐，作为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随着各地对新基建投入强度的增加，原本在基建方面就是“九段高手”的中国，有望在打造21世纪基建升级版方面再铸辉煌。

如果把以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等为代表的“铁公基”视作基建1.0，那么中国在“十三五”规划中后期，既在基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加大力度补基建1.0的短板，也在着眼全球产业与技术竞争而着力推进新基建、或曰基建2.0。与基建1.0相比，基建2.0的力推标志着中国正在为以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为代表的新技术产业化应用做好广泛而充足的基础功课。

一些人将传统基建看作国家应对经济波动的工具性安排，而且由于对过去基建领域存在重复建设等问题，对其印象不太正面。但即便是这些人，也不能否认基建进步对所有市场主体以及广大老百姓带来的巨大便利。何况政府在重视基建作为经济对冲手段的同时，也相当关注经济结构的调整。只是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一些地方未予深刻理解和贯彻，也没在转变经济增长观念、采取切实措施打造内生经济增长模式等重要环节下大力气，结果导致了基建领域的一些非理性投资现象。但必须指出，问题的本身并不在基建。

放眼全球，无论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和一般发展中国家，都不敢忽视基础设施建设。在即将步入2020年代的今天，之所以不少国家基建依然落后，多半是因财力不足或经济投入结构不合理等原因造成的。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应时而生而备受关注。

即便是像美国、日本这样早已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对基建的前瞻性投入和更新换代也是高度重视。很多人都记得，缔造美国经济史上少有的“黄金八年”的克林顿政府，曾在1993年9月提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NII），鼓励企业投资建设通信网络，包括铺设电信光缆、改进和普及互联网等。这项又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计划，被广泛视为奠定美国当时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日本在上世纪60年代率先建成的高速铁路系统（“新干线”）则是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而今，面对中国基建的快速发展，美日等先行工业化国家更是不敢懈怠，在高铁、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等领域加紧布局，试图抢占技术标准，确立竞争优势或巩固既有竞争优势。

作为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加大对凝聚新技术的新基建的投入，既是致力于解决中国经济社会主要矛盾的基础性工作，也是为新技术的发展，为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形成与大规模商业化提供必要支撑。例如，工业互联网的运营本身就离不开低时延、高可靠、广覆盖的网络基础设施；人工智能、物联网、无人驾驶等技术的有效运行离不开数据的实时互联与高度稳定性。而5G商业应用，对包括基站在内的基础设施建设提出了很高要求。至于特高压建设，在突破了“特高压远距离大容量输电技术”之后，为解决我国能源与电力负荷逆向分布，将西部清洁能源安全高效低成本地输送到东部发达地区，奠定了重要技术基础。

显然，加大对新基建的投入本身就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内在逻辑，是因应21世纪全球产业与技术竞争的当然之举。▲

（作者分别是上海外国语大学经济学教授、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