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善国 张欣怡

（1.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2.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唐代是中国古代铅釉陶器发展的鼎盛时期，中原窑场的釉陶产品向东北亚地区（今中国东北、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朝鲜、韩国、日本）的输出，釉陶生产工艺向东北亚地区的传播，是鼎盛期的突出表现之一。有着“海东盛国”之称的渤海国（698～926年），是唐王朝在东北亚地区的地方民族政权，其境内出土的釉陶和瓷器，对于探讨东北亚“陶瓷之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渤海低温铅釉陶器的发现，始于东亚考古学会1933～1934年对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址的发掘。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东北考古工作队第二队发掘上京城址，出土日用釉陶器残片1500片，绝大多数出土于宫城西区的“堆房”遗址。此后随着上京城的历次发掘，宁安三陵坟、和龙北大等渤海墓地的清理，中国境内渤海釉陶的资料不断积累；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克拉斯基诺城址、马蹄山寺庙址等，也发现了一些釉陶器皿。中、日、俄三国学者，都曾从各个角度，对渤海釉陶做过研究。2009年以来新资料刊布大幅增多，相关科技检测也提出了一些新认识，关于渤海釉陶的类型、文化因素、年代、产地等问题，实有重新检讨的必要。需要说明的是，渤海釉陶从功能上可分为建筑构件、日用器皿、俑三类，本文仅重点讨论体现文化交流较为显著的日用釉陶器。

一、日用釉陶器的类型

渤海境内发现的釉陶器，有单色釉陶和多色釉陶两种，前者包括黄釉、绿釉、酱釉陶器以及淡黄釉绞胎器，后者为黄、绿、赭、白等多种组合釉彩，亦称为三彩。由于低温铅釉流动性好，故釉彩交融斑斓。釉陶器的胎色，有白胎、灰黄色胎、砖红色胎等多种。器型主要有缸、壶、熏炉、三足器、盆、盘、盒、唾壶、砚、罐、碗、盏、枕等，其中碗、盏、枕为绞胎器。另外还有器盖、器座及一些器形不明的残片。

1.缸

可复原者仅上京城第2号宫殿址1件，大口，卷唇，曲腹，腹部两侧附有两个横耳，平底。外口沿下滚印麦穗纹一周，腹部贴塑两条纹饰带，纹饰带上下为竖条，中部为连续的卷草纹（忍冬纹），以两朵宝相花间隔，纹饰应为模印施加，有浅浮雕的效果。白胎，釉彩以黄、绿、赭为主，交融流淌，色彩斑斓。口径138.5、底径108、高46.3厘米，体型硕大，堪称迄今所知唐代釉陶容器之冠（图一，1、2、5）。2号殿址还出土过此类缸的纹饰残片1件，红胎（图一，7）。和龙西古城一号宫殿址出土的3件釉陶缸残片，灰白胎，黄绿釉剥蚀严重，其上卷草纹带（1件以宝相花间隔）与上京城釉陶缸装饰方法、布局相同（图一，3、4、6）。

图一 釉陶缸及参考图

2.壶

可复原器2件，分别出土于敦化六顶山与和龙北大，两者形制近同，重唇，盘口外展，束颈，鼓肩，弧腹，平底。区别在于，前者器体高大，重唇明显，肩部有对称的双横桥耳；后者器形较小，重唇不明显，肩部有凹弦纹一周。其中六顶山IM5:28，胎色黄褐，外施黄、绿、白三彩，壶内满施绿釉，腹外壁施釉不及足。口径14.4、底径12.4、高32.8厘米（图二，1、2）。北大88M7:5，白胎，外满施黄、绿、白、褐彩，内半釉。口径8.6、底径7.8、高18.1厘米（图二，7、8）。此外，上京城址、汪清红云寺庙址（图二，6）亦出土过此类三彩壶的残片。

图二 釉陶壶及参考图（3～5、9、10为陶器，余为釉陶）

3.熏炉

仅1件完整器，出土于宁安三陵坟4号墓，由炉盖和炉身两部分组成。炉盖母口外折，弧顶，宝珠钮，盖面有四处花式镂孔；炉身子口平折，直腹，腹底平，贴塑三蹄状足，足上部做成兽（狮子）面。白胎，炉盖施黄、绿、白三彩，炉身施黄、绿二彩，釉彩交融斑斓，炉内无釉。胎质较粗，呈白色。炉身口径20、高9.8厘米；炉盖外径22.1、高9.4厘米（图三，1～3）。上京城址“堆房”（图三，4）、上京城第3、4号宫殿址、敦化六顶山ⅠM5（图三，5）、六顶山ⅠM2（贞惠公主墓，图三，6）、珲春古城村寺庙址均出土过带镂孔的熏炉盖。俄罗斯滨海边疆区杏山寺庙址（图三，8）、汪清红云寺庙址（图三，7）发现过此类熏炉的兽首状足残件。

图三 三彩熏炉及参考图

4.三足器

可复原者仅1件，出土于上京城址“堆房”，侈口，展沿，直腹，平底下接三蹄状足。器表施黄、绿、赭釉。口径18.5、通高9.5厘米（图四，1）。此三足器与前述熏炉炉身部分形制接近，推测亦应是熏炉。

图四 釉陶三足器及参考图（1.釉陶，2～5.陶器）

5.盆

器形可辨的3件釉陶盆，均发现于上京城址，如“堆房”（图五，1、3）、郭城11号门址（图五，2），大口，卷唇，平底。腹部有深浅之别，深腹的两件中1件带有横耳，均为三彩釉；浅腹1件，腹部横桥耳，通体施黄釉。

图五 釉陶盆及参考图（1～3.釉陶，4～6.陶器）

6.盘

可复原者5件，均出土于上京城址“堆房”。形制相近，大口，卷唇，浅腹，大平底。釉色有黄釉、绿釉及黄绿釉。口径31～42、高5.3～6.7厘米（图六，1～3）。类似的陶盘在上京城址出土数量甚多（图六，4～6）。

图六 釉陶盘及参考图（1～3.釉陶，4～6.陶器）

7.盒

3 件，完整者仅海林山咀子墓地征集1件，由盒盖和盒身组成，通体扁平，平顶平底，子母口，直壁。内黄釉，外绿釉。直径12、通高2.8厘米（图七，1）。上京城址出土的釉陶盒盖，母口，顶部略拱起，盒面施绿釉，直径23厘米（图七，2）；俄罗斯滨海边疆区马蹄山寺庙址出土的釉陶盒盖，子口，顶部略拱，直径13.4厘米，盖面施绿釉，盖内无釉（图七，3）。类似的泥质灰陶盒盖亦见于上京城址（图七，4）。

图七 釉陶盒（盖）及参考图（1～3、5～8.釉陶，4.灰陶，9.白瓷）

8.砚台

上京城址出土9件砚台，均为残片，不可复原，形制与该城址出土灰陶砚台相同。

9.唾壶

1件，上京城第2号宫殿基址出土，喇叭口，束颈，曲腹，圈足。白胎，黄绿釉。口径8.6、高4.6厘米（图八，1、2）。

图八 釉陶唾壶及参考图

10.双系罐

1件，出土于和龙北大墓地，小口，卷圆唇，短直颈，丰肩，肩部附对称条形双系，鼓腹下收，饼状足。砖红色胎，棕褐色釉，釉及化妆土均施于器物上部。口径6、高14.8厘米（图九，1）。

图九 褐釉陶双系罐及参考图

11.绞胎器

3件，均为淡黄色釉，器形为碗、盏、枕，均为器体全绞胎。碗出土于和龙北大M7，敞口，折腹，圈足，施淡黄釉，浓淡不匀。口径11.6、高5.4厘米（图一〇，1、2）。绞胎盏1件，敦化六顶山IM4出土，残，敞口，折腹，口径7、残高4厘米（图一〇，5、6）。绞胎枕1件，出土于和龙龙头山墓地石国墓区1号墓，呈现上宽下窄的箱体，枕面下凹，四角翘起。长16.5、宽12、高10.5厘米（图一〇，9）。

图一〇 绞胎器及参考图（1～4.碗，5～8.盏，9～11.枕）

除如上器类之外，上京城、西古城、虹鳟鱼场墓地M2151、海林细鳞河遗址等还发现了器盖（图一一，1～4）、器座（图一一，5、6）以及形制不明的釉陶残片（图一一，7～10）。

图一一 上京城址出土其它釉陶器（1～4.器盖，5、6.器座，7～10.釉陶残片）

二、日用釉陶器的文化因素

上京城釉陶缸的造型，与渤海陶盆类似。麦穗纹是渤海檐头板瓦上常见的纹饰，上京城址出土陶片以及陶砚上均有此类装饰。卷草纹是渤海流行纹饰，习见于长方形砖及铁饰件（图一，11）上。上京城出土的灰陶缸上，也有贴塑卷草纹带的做法（图一，8）。至于以宝相花间隔卷草纹带，则见于上京城（图一，9）、宁安杏山砖瓦窑址（图一，10）出土的灰陶长方形砖的边侧。无论造型，还是纹饰，这类釉陶缸都体现了极为鲜明的渤海本地特点。

与渤海三彩壶形制近同的产品，唐代陶瓷中目前尚未发现。宁安上京城址“堆房”（图二，3）、上京郭城正南门基址（图二，5）、海林振兴遗址（图二，4）、海林羊草沟M110（图二，9）、海林细鳞河遗址（图二，10）等，均出土过与之造型类似的渤海陶壶。重唇是靺鞨—渤海陶器最为鲜明的特征，横桥耳亦习见于渤海陶器。可以推测，六顶山IM5:28、和龙北大88M7:5三彩壶，应是脱胎于渤海陶器的釉陶产品。集安山城下墓区东大坡墓地M365出土的酱釉盘口长颈壶（图二，12），多被认为是渤海釉陶。此壶造型不见于高句丽陶器，相类似的陶器，在朝阳北魏墓、唐墓以及渤海遗址中均有发现，其时代是高句丽晚期还是渤海时期，目前还无法确定。抚顺施家M5出土的铅绿釉陶壶（图二，11），形制与北大88M7三彩壶近同，但颈部较粗，口部残缺。施家M5、M26、M30、M7还都出土了贝壳。以贝壳作为随葬品，目前未见于高句丽墓葬，但却是中原唐墓、朝阳唐墓（如中山营子唐墓、朝阳衬布厂89M1等）习见的做法。前述和龙北大88M7同样也随葬有贝壳。因此，施家M5不排除是渤海墓葬的可能。

釉陶盆与上京城（图五，4、6）、振兴遗址（图五，5）等地习见的渤海陶盆造型基本相同，釉陶盘、砚台也都与上京城等地出土的泥质灰陶器形制相同，应都是模仿陶器的釉陶产品。

中原地区唐三彩熏炉出土数量较多，典型如巩义黄冶窑址（图三，11）、洛阳李楼下庄唐墓出土（图三，10）以及荥阳市文物管理所藏唐三彩熏炉（图三，9），炉身均宽平折沿，斜腹下内收，五个蹄状足，足端附于圆环形座上，与三陵坟4号墓三彩熏炉存在显著差异。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5036出土（图三，12）以及观叶楼私人藏唐代青铜熏炉（图三，13），与三陵坟4号墓三彩熏炉形制相近。

与釉陶三足器类似的陶器，在上京城址“堆房”（图四，2、3）、克拉斯基诺城内寺庙址（图四，4）均有发现，上京城还出土过带镂孔的宝珠钮陶器盖（图四，5），推测是此类三足陶器的盖子。

渤海境内发现的釉陶及灰陶盒（盖），均为扁圆体、子母口，形制与巩义黄冶窑址（图七，5、6）、洛阳编组站唐墓（图七，7）、偃师杏园唐墓（图七，9）出土及巩义博物馆藏（图七，8）唐代釉陶或瓷器盒形制近同。

与上京城第2号宫殿基址出土黄绿釉唾壶形制近同的白瓷唾壶，在中原地区晚唐墓葬中出土过多例，如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1025（847年穆悰墓；图八，4）、M1819（834年、858年李归厚及卢氏合葬墓；图八，5）等，唐洛阳城白居易宅遗址还出土过低温铅绿釉陶的唾壶（图八，3）。

辽宁朝阳市区中心市场唐墓出土的罐（图九，2），形制与前述北大73M28出土者相同，砖红色胎，半施绿釉。河南偃师杏园唐墓M5036（778年郑洵夫妇墓）出土黄褐釉罐（图九，4），形制亦与之近同。河南巩义黄冶窑址发现的双系罐（图九，3），不仅形制与之接近，釉色、胎色、施釉方式亦近同。

唐宋时期的绞胎器是釉陶还是瓷器，学术界认识并不一致。张福康将绞胎器的釉分为三种，其中透明淡黄色釉有细纹片，釉层中不见气泡，表明其为低温釉。廖永民等称黄冶窑的绞胎器为低温釉陶，但并未给出任何证据。高阿申等对1件黄冶窑褐黄色釉绞胎枕残片进行了检测，结果表明，绞胎层中深褐色部分与浅黄色部分的氧化铁含量分别为5.62%和1.24%。釉中氧化铅的含量达40.96%，氧化铁的含量为4.89%，属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敦化六顶山IM4渤海墓出土绞胎碗经检测釉中氧化铅含量25.74%，氧化铁含量2.25，显然也属以铁为着色剂的低温铅釉。

与北大88M7:6形制近同的绞胎碗，见于盛唐时期的西安王家坟M90唐墓（图一〇，4）、巩义东区唐墓M253（图一〇，3）。8世纪前半的中原唐墓，如永泰公主李仙蕙墓（706年）、节愍太子李重俊墓（710年）、越王李贞墓（718年）等中，此种仿自金银器的釉陶或瓷质折腹碗出土较多，时代特征鲜明。河南巩义唐代黄冶窑址中，此类折腹碗的素胎、釉陶及瓷质者均有发现。与敦化六顶山IM4:7形制近同的两件绞胎盏，见于巩义东区唐墓M253（图一〇，7、8）。与石国墓区1号墓相近的绞胎枕，见于巩义黄冶窑址（图一〇，10）以及河南博物院藏品（图一〇，11）。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可将渤海遗址出土日用釉陶器中文化因素鲜明者分为3组：

A组：缸、壶、盆、砚，器形、纹饰源自渤海陶器，与中原北方地区唐代陶瓷迥异；

B组：熏炉、三足器、盒，在渤海的陶器中有近同的形制，与中原北方地区同类产品形制近同或有差别；

C组：绞胎器（碗、盏、枕）、双系罐、唾壶，仅见于中原北方地区唐代陶瓷器，渤海陶器中不见这些器型。

三、日用釉陶器的年代

目前渤海境内有两处纪年墓葬出土了釉陶器，分别为敦化六顶山ⅠM2、和龙龙头山M3。后者为顺穆皇后即渤海简王皇后泰氏墓，建兴十二年（829年）迁安，该墓出土了釉陶俑3件；前者墓主贞惠公主777年卒，780年葬，该墓出土了三彩熏炉盖残片。经过与中原唐墓出土资料的比较可知，前述绞胎折腹碗、盏，时代约在8世纪前半；双系罐时代约为8世纪后半；唾壶则为9世纪中叶前后的形制。另外，渤海以上京城为都，始于唐玄宗天宝（742～756年）末期，该城址及周边地区墓葬如三陵坟等出土釉陶器的年代，当不早于8世纪中叶。综上，可见渤海境内出土釉陶器的时代推断为8世纪前半至9世纪中叶前后。

四、日用釉陶器产地讨论

尽管渤海境内目前尚未发现烧造釉陶产品的窑址，但上京城、西古城、八连城等渤海城内的宫殿、佛寺，釉陶建筑构件的使用已较为普遍，且柱围、心形莲花纹瓦当等颇具地方特色，为中原地区唐代釉陶建筑构件所未见，可见渤海本身具备烧造低温铅釉产品的能力。与建筑构件不同，日用釉陶器便于携带，流通性强，更能反映渤海与唐代中原地区的文化交流，故其产地问题，一直为古陶瓷界所关注。

前引《六顶山与渤海镇》报告，根据胎质（细纯/粗）、釉色（发亮、鲜艳/发暗、发黄）的差别，将上京城出土日用釉陶器分为中原产品和本地制造两类。这种简单化的区分方法显然具有很强的主观性。依据形制（造型）、纹饰以及工艺特征，比较日用釉陶器文化因素的异同，是判定产地来源的基本方法。前文将渤海境内的日用釉陶器分为3组，A组应为地域特色鲜明的渤海本地产品，C组为来自中原地区唐代窑场的产品，B组应是渤海工匠模仿中原唐代陶瓷器（或其它工艺品）的釉陶产品。

近年来崔剑锋等对敦化六顶山墓葬IM5、IM4、IM2出土的三彩壶、熏炉盖、绞胎盏进行了检测分析（表一，1～4），认为这几件器物的胎体成分落入了巩义黄冶窑胎体成分分布范围。经过测试的巩义黄冶窑低温铅釉陶器的80件标本，胎体成分中SiO含量无一例低于60%；AlO含量高于30%者仅3例，且均在31%以下。六顶山IM5:28三彩壶SiO含量58.08%，AlO含量35.34%（表一，1），与巩义黄冶窑胎体成分分布存在显著差异，何况其重唇、横耳等形制特征，亦绝不见于中原地区釉陶器。山崎一雄检测了1933～1934年东亚考古学会发掘出土的上京城址宫殿绿釉瓦的胎体成分（表一，6），上京城2号宫殿出土的三彩缸、兽头以及50号宫殿出土套兽的胎体成分也作过检测（表一，5、7、8）。从附表这些数据可见，渤海境内出土釉陶胎体的主成分含量差别较大，在对比材料不充分的情况，似不宜据此简单推测产地。

表一 渤海境内出土部分釉陶器胎体成分表（wt%）

崔剑锋等依据釉中铅同位素的比值，推断六顶山渤海墓葬出土釉陶器最有可能都是黄冶窑产品。仅就前述IM5:28三彩壶而言，这一推论颇难令人信从。降幡顺子等对俄罗斯滨海地区渤海时期克拉斯基诺城址等出土釉陶残片做过测试分析，认为釉中铅的来源除了中原、南方之外，有些还可能来自日本。釉陶生产中作为助熔剂的铅料使用量不大，在渤海与中原唐王朝以及日本的频繁交往中，不排除将异地的铅料带入渤海境内的可能。釉、彩（铜、铁等着色剂）原料的跨区域流动，是探讨东北亚地区唐代釉陶生产工艺传播、扩展及交流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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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同[2]:106.

[12]同[4]:392.

[13] 同[7],图版90-3,4.I 区M2 残片长7 厘米，报告称为“器底”，但其上镂孔(推测有6 个)，且内壁无釉，“底面”有黄、绿二色釉彩。若为器底，镂孔(除非为甑)、施彩的可能性很小，故推测为熏炉器盖。

[14]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18 年发掘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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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类兽足亦不排除是釉陶鍑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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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同[2]:106,图版94-2.

[20]同[15]:111.

[21]同[4]:183.报告误称为盏。

[2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博物馆,和龙县文化馆.和龙北大渤海墓葬清理简报[C]//东北考古与历史(第1 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23] 墓葬简报称碗施草绿、米黄、浅黄、白色釉，实际上只施淡黄釉一种，釉层透明，所谓白色釉只是白色绞胎的颜色；绿釉只有局部的条纹，不像是有意施加的。

[24]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集粹—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二十五周年纪念[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81,图3.

[25]同[6]: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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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同[2]:95,图版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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