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毅，张玲，李嘉佳，张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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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11所初中分别为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四中学、北京市房山区岳各庄中学、北京市房山区北潞园学校、北京市房山区南梨园中学、北京市房山区良乡第五中学、北京市房山区石楼中学、北京市房山区葫芦垡中学、北京市房山区韩村河中学、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中学、北京市房山区长阳中学、北京市房山区房山第五中学，3所高中分别为北京市房山区实验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良乡中学、北京市房山区良乡中学，3所完全中学分别为北京市房山区坨里中学、北京市房山区周口店中学、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房山中学。

目前高血压已成为我国公共卫生领域发病率最高的疾病［1］，是威胁我国群众健康的主要慢性病之一，也是多种心、脑、肾血管疾病的主要危险因素［2-4］。近些年我国高血压流行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研究显示，中国学龄儿童收缩压从1991年的96.1 mm Hg（1 mm Hg=0.133 kPa）增高至2015年的102.7 mm Hg，舒张压从1991年的62.6 mm Hg增高至2015年的67.4 mm Hg，高血压患病率从1991年的8.9%上升到2015年的20.5%［5］。高血压存在“轨迹现象”，即儿童期患高血压可以增加成年期患高血压的风险，并且极易累及心、脑、肾等重要靶器官，对后续的生长发育和身体健康产生深远影响［6］。≥12岁的青少年高血压患者有1/3以上在成年期发展为持续性高血压［7］。所以对青少年高血压患病情况的掌握以及主要危险因素的探索与早期干预已经成为高血压防治工作的关键。北京市房山区尚缺乏青少年高血压流行数据，本研究旨在分析北京市房山区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及其影响因素，以期为房山区青少年高血压的早期预防提供科学依据及全国范围内青少年高血压状况的对比提供区域性的客观资料。

1 对象与方法

1.1 样本量确定方法 依据公式N=Z21-α/2（1-P）/ε2P，按照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P为5.0%［8］、允许误差ε为10%、α为0.05，估计所需样本量为7 300名。

1.2 调查对象 2020年12月至2021年6月采用分层整群抽样法从北京市房山区45所中学中抽取11所初中、3所高中、3所完全中学（初高中一贯制）共17所学校的所有在校学生8 379例为调查对象。纳入标准：（1）年龄11～18岁；（2）签署知情同意书。排除标准：（1）存在肾功能不全、肝功能不全等其他严重系统性疾病者；（2）服用糖皮质激素、甘草等导致血压升高的药物者。本研究经首都医科大学医学伦理委员会批准（批号：Z2020SY121）。

1.3 调查方法

1.3.1 问卷调查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选择北京市房山区北潞园学校的42例受试者进行预调查，根据预调查结果对调查问卷进行补充与修订，估计并调整问卷填写时间；之后聘请5位相关领域专家对问卷进行定性评价，根据专家意见形成最终调查问卷。采用最终调查问卷对受试者进行调查，其主要内容包括一般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分为京籍和非京籍）、年级、民族、是否住校〕、生活方式（吸烟、饮酒情况）、家庭情况〔父亲患有高血压情况、母亲患有高血压情况、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史、母亲妊娠年龄、是否为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共同居住人（分为父亲和母亲、父亲或母亲、父/母亲以外的人）〕。由父母和学生共同填写调查问卷。

1.3.2 体格检查 （1）血压测量：统一采用欧姆龙臂式电子血压计测量血压。测量血压前30 min受试者禁止剧烈活动、吸烟、饮酒、饮咖啡或茶，情绪平稳，排空膀胱，静坐休息5～10 min；受试者臂带中心与心脏同水平。本研究采用非同日3次血压测量，第1日双臂均测量1次血压，随后选择血压较高的一侧上臂进行第2次和第3次测量，每次间隔至少1 min，取后两次血压的平均值；第2日和第3日测量时选取第1日血压较高一侧上臂，测量3次血压后取其均值；测量时间间隔≥1周。依据《WS/T 610—2018 7岁～18岁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筛查界值》［9］，非同日3次测量的血压均≥血压偏高P95筛查界值，即判定为高血压初筛阳性。高血压初筛阳性者，需佩戴24 h动态血压监测仪，以进一步排除白大衣高血压。（2）身高、体质量的测量：使用统一的身高体重秤，测量时须脱去鞋帽及厚重衣物，保持身体直立，两眼平视前方，眼眶下缘与耳屏上缘呈水平位，足跟、骶骨部及两肩胛间区三点与立柱相接触。共测量2次，取平均值，计算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参考《WS/T 586—2018 学龄儿童青少年超重与肥胖筛查》［10］，根据BMI将体质量情况分为消瘦、正常、超重、肥胖。（3）腰围的测量：使用统一的软皮尺，测量腰围时嘱受试者平静呼吸，在双侧腋中线髂骨上缘与第十二肋骨下缘连线的中点，沿水平方向绕腹部1周。根据孟玲慧等［11］的标准，腰高比＞0.46判定为腹型肥胖。

1.4 质量控制方法 本研究所有体格检查由经过培训的专业技术人员使用统一器械实施。测量血压时如连续2次测量读数相差≥5 mm Hg，应再次测量。为避免皮尺变形影响准确性，每测量50人左右更换一把新皮尺。质量控制人员每日抽取当日检测受试者数量的5%进行身高、体质量、腰围的复测。身高重复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5 cm，体质量重复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1 kg，腰围重复测量误差不应超过±0.2 cm。对问卷进行严格审核，如有错填或漏填，将问卷返回受试者进行修改或补填。抽取5%的问卷进行电话回访以验证真实性和准确性。剔除无效问卷，即题目出现异常值、整份问卷中≥70%的题目所勾选的选项皆为同一个或有规律性、整个电子问卷答题时间＜5 min的问卷。

1.5 统计学方法 采用EpData 3.1软件进行数据双录入，采用SPSS 24.0和SAS 9.4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s）表示；计数资料以相对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北京市房山区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影响因素。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情况 共发放问卷8 379份，回收有效问卷8 119份，有效回收率为96.90%。8 119例受试者中，男4 187例，女3 932例，男女生比例为1.06∶1；年龄11～18岁，平均（14.7±1.8）岁，11～12岁827例、13～14岁3 173例、15～16岁2 729例、17～18岁1 390例；户籍所在地：京籍7 487例，非京籍632例；年级：初中4 766例，高中3 353例；民族：汉族7 606例，少数民族513例；住校4 297例；吸烟58例；饮酒1 863例；父亲患有高血压999例；母亲患有高血压415例；母亲有妊娠期高血压史439例；母亲妊娠年龄：＜26岁3 530例，≥26岁4 589例；独生子女5 149例；父亲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360例，初中、中专及高中5 664例，大专及以上2 095例；母亲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424例，初中、中专及高中5 481例，大专及以上2 214例；家庭年收入：＜5万元2 707例，≥5万元且＜25万元4 947例，≥25万元465例；共同居住人：父亲和母亲6 482例，父亲或母亲1 338例，父/母亲以外的人299例；高血压260例，检出率为3.20%；体质量情况：消瘦247例，正常4 354例，超重1 651例，肥胖1 867例；腹型肥胖3 100例。

2.2 不同特征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比较 不同性别、年龄、户籍所在地、年级、吸烟情况、饮酒情况、父亲患有高血压情况、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史、母亲妊娠年龄、独生子女情况、父亲受教育程度、体质量情况、腹型肥胖情况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不同民族、住校情况、母亲患有高血压情况、母亲受教育程度、家庭年收入、共同居住人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特征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比较〔n（%）〕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detection rate of hypertension in adolescents with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续表1）

2.3 青少年发生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以性别（赋值：女=0，男=1）、年龄（赋值：11～12岁=1，13～14岁=2，15～16岁=3，17～18岁=4）、户籍所在地（赋值：非京籍=0，京籍=1）、年级（赋值：初中=1，高中=2）、吸烟情况（赋值：否=0，是=1）、饮酒情况（赋值：否=0，是=1）、父亲患有高血压情况（赋值：否=0，是=1）、母亲妊娠期高血压史（赋值：无=0，有=1）、母亲妊娠年龄（赋值：＜26岁=1，≥26岁=2）、独生子女情况（赋值：否=0，是=1）、父亲受教育程度（赋值：小学及以下=1，初中、中专及高中=2，大专及以上=3）、体质量情况（赋值：消瘦=1，正常=2，超重=3，肥胖=4）、腹型肥胖情况（赋值：否=0，是=1）为自变量，青少年高血压发生情况为因变量（赋值：未发生=0，发生=1），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采用后退法），结果显示，性别、年龄、父亲患有高血压、独生子女、父亲受教育程度、体质量情况是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影响因素（P＜0.05），见表2。

表2 青少年发生高血压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able 2 Multivariat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ypertension in adolescents

3 讨论

研究显示，我国不同地区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为2.01%～20.20%［12-22］。本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房山区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为3.20%。不同研究中青少年高血压患病率不尽相同，除了与不同地区环境、生活和膳食习惯等因素有关外，还与研究者采用的测量方法、诊断标准不同等有关，本研究中高血压判定方法参考《WS/T 610—2018 7岁～18岁儿童青少年血压偏高筛查界值》［9］，该标准是根据儿童性别、年龄和身高进行评估的，可更准确地评估青少年血压水平。《中国高血压防治指南（2018年修订版）》［23］再次强调了非同日3次诊室血压测量的重要性。本研究血压初筛正是采用此法，并且进一步排除了白大衣高血压，保证了高血压检出率的准确性。此外，本研究样本量较大，且样本分布于房山区的平原、丘陵和山区，较为全面地评估了房山区青少年高血压的流行现状。

本研究结果显示，男性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女性的1.802倍，与多项调查结果［14，24］一致，这可能因为在生长过程中，青春期男生血压增长速度比女生快得多［25］。本研究结果还显示，15～16岁和17～18岁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风险分别是11～12岁青少年的2.761、2.637倍，与济南市的研究结果［22］相似，这可能与青春期睾酮等性激素的分泌不同有关［26］，也可能由于青春期的少年正处于叛逆的高发期，易愤怒、冲动、焦虑，加上考试、升学等压力，可使交感神经活动加强，更容易发生情绪波动；此外，体内激素的分泌也不同于平常，儿茶酚胺水平升高，肾上腺素应激性升高，加之外周小血管收缩，外周阻力增加，从而使心率增快、心输出量增多、血压升高［27］。遗传作为高血压的影响因素已经得到公认，而父母哪一方对子女患高血压的影响较大，目前仍存在争议［28-30］。本研究结果显示，父亲患有高血压是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而并未发现母亲患有高血压与青少年发生高血压有关。考虑可能原因为：（1）本研究中学生父母患有高血压情况仅通过问卷获得（必须经正规医疗机构确诊的），未实际测量学生父母血压值，可能会漏掉实际已患高血压而未被发现、未经确诊的高血压患者。2012—2015年进行的中国高血压调查发现，城市、农村居民高血压的知晓率分别是54.9%、48.6%［15］。（2）年龄与高血压发病率密切相关，本研究并未调查学生父母年龄，应进一步分析父母年龄对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影响。本研究结果还显示，独生子女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非独生子女的1.493倍，考虑与生活环境和心理因素有关。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是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保护因素，考虑与父亲随着受教育程度的升高平时采取的生活方式越健康有关，如膳食平衡、规律作息、加强运动等。超重、肥胖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风险是体质量正常青少年的1.886、6.755倍。既往研究表明，脂肪组织分泌因子的改变会使血压升高［31］。也有研究显示，体内过多的脂肪可导致醛固酮水平升高，同时分泌的瘦素会增加肾脏交感神经活动，从而导致高血压的发生风险增加［32-33］。此外，青少年高血压的发生还受体育活动、睡眠状况、青春期、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低出生体质量、空气污染等多种因素的影响［34-37］，但本研究并未涉及上述因素，这也是本研究的一个局限性。

综上所述，北京市房山区青少年高血压检出率为3.20%；男性、15～18岁、父亲患有高血压、独生子女、超重、肥胖是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而父亲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是青少年发生高血压的保护因素。应该对青少年进行重点监测和防控，并根据上述危险因素进行针对性的干预，以减少其成年期高血压的疾病负担。

作者贡献：孟毅撰写论文；孟毅、张玲进行文章的构思与设计、研究的实施与可行性分析、论文的修订；孟毅、李嘉佳、张雨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孟毅、李嘉佳进行统计学处理，结果的分析与解释；张玲负责文章的质量控制及审校，对文章整体负责、监督管理。

本文无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