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劼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 黄河文化研究所，山西 太原 030032）

一、引言

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是一个被广泛关注的对象。这个位于太行山腹地的小村庄因在抗战时期最先创立互助组而成为边区典型，建国后又因其在合作化运动中成绩突出而受到全国关注，因而关于西沟村的文献数不胜数。然而，在涉及西沟的众多文献中，宣传性的报道居多，而从学术角度对西沟进行研究的论文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一些学者以合作化运动为切入点，对西沟建国后几十年的发展变革史进行了研究。西沟村也是李顺达、申纪兰的家乡，作为全国劳模，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与西沟的发展与变革密切相关，一些研究从个人生活史的角度，以老劳模一生的奋斗历程为切入点，讨论了新时代对其个人思想的塑造问题，对他们个人以及西沟群众在生产奋斗中形成的西沟精神进行了挖掘和提炼。特别是申纪兰，她不仅是全国劳模，还是中国唯一的连任十三届的全国人大代表，也是西沟男女同工同酬的推动者、亲历者和见证者，因而部分研究聚焦于申纪兰本人，从人民代表大会史、妇女解放史的角度对其个人进行了研究。①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常利兵：《西沟：一个晋东南典型乡村的革命、生产及历史记忆（1943-1983）》，商务印书馆，2019年版；刘晓丽：《村民群体性口述:村级档案中的民间集体记忆——基于<西沟口述史及档案史料(1938—2014)>》，《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9年第4期；刘晓丽：《口述访谈中的女性生命史——基于对大寨村和西沟村的口述访谈》，《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常利兵：《算账与说理:组织起来的实践机制——以李顺达互助组为中心(1943～1951)》，《南开史学》，2020年第1期；原盘明：《李顺达与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山西文史资料》，1996年第4期；何季民：《试读金星合作社和劳模李顺达的成长史》，《山西档案》，2005年第5期；渠水秀：《李顺达访苏与农业合作化运动》，《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6期；崔鑫宇,杨倩：《“纪兰精神”的时代价值》，《阴山学刊》，2021年第4期；王国红,张松斌：《论申纪兰崇高的精神风范》，《前进》，2013年第7期；秦书源,王国红,李艳兵：《申纪兰履职理念管窥》，《沧桑》，2013年第6期；马社香：《抚今忆往60年:担任历届全国人大代表的经历和感受——申纪兰访谈录》，《党的文献》，2009年第6期等。

建国后，面对恶劣的生存条件，西沟群众在李顺达、申纪兰等党员干部的带领下，综合运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对西沟村的山、水、林、田进行了坚持不懈的综合治理。在他们的努力下，西沟村在生态环境改善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因此成为全国农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本文拟从建国后西沟村的生态治理这一主题入手，通过考察西沟村在集体化运动背景之下的生态治理活动，进而考察集体化运动对这个山区农村产生的重大作用和意义。

二、西沟村生态治理思想的形成

（一）山多土薄：严苛的自然条件

西沟村属长治市平顺县，位于太行山腹地，上党盆地以东。村内主要为山地，坡大沟深，地形复杂，土地四分五裂，交通不便。在历史上，这里受自然和交通条件所限，经济极为落后。在气候方面，西沟村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四季分明，春季容易发生春旱，夏季则暴雨集中多发，在地形作用下极易引发山洪。西沟村的耕地极为有限，到1955年高级社成立时，全村仅有耕地2000多亩，分为26000多个地块，土地分散且贫瘠。人口方面，1949年，西沟村人口数量为1148人，1953年达到1235人，1964年达到1409人。[1]35可以看出，在解放初期，西沟村人均耕地不足两亩，人地矛盾较为突出。由于西沟村土地坡度大，植被少，水土涵养能力差，这里的耕地不仅难以耕种，还容易被洪水冲毁。对于西沟村的自然经济状况，有当地歌谣这样形容道：山连山，沟套沟，山是光头山，沟是乱石沟，冬季雪花卷风沙，夏天洪水如猛兽。在这样的自然条件下，建国前西沟村民普遍贫穷落后，生存极为艰难。

（二）领袖嘱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毛泽东主席对中国的农业和农村建设十分重视，对西沟村的社会主义建设给予了极大关心。曾经多次关心西沟村的生态治理，鼓励他们在太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949年11月，新中国刚刚成立，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民在农业部的组织下赴天津参加工农业展览会，李顺达也参加了此次参观活动，会后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毛主席对李顺达叮嘱道：“要在太行山上多多种树，把地种得好好的。”这是李顺达第一次受到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接见。次年9月，李顺达再次前往北京，作为劳模出席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大会，又见到了毛主席。这次会面，毛主席特别提到了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愿望。他对李顺达说：“中国的山很多，南方有大别山，山西有太行山、吕梁山，就是到了社会主义也不能不要山区。你们住在山区，要好好建设山区，绿化山区，将来把山区建设成社会主义新农村。”[1]2151951年国庆期间，在为特邀代表举行的宴席上，毛主席还特意向李顺达敬酒，对他带领群众改善山区面貌的成绩进行了勉励。

毛主席的谆谆教导不仅为西沟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也为如何在太行山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指出了具体办法。作为西沟村的领路人，李顺达对领袖的嘱托谨记在心。多年以后，李顺达在汇报农业学大寨经验时讲到：“一九五一年，我们办起了合作社，开始建设新山区。面对这大大小小三百多座秃山头，里里外外二百多条乱石沟，建设山区，从何下手呢？毛主席关于‘绿化祖国’的伟大指示照亮了我们的心。要打粮，得先保住地，要保地，得先治好山，治好水。植树造林、控制水土流失，建设山区必须从这里着手。”[2]48

（三）苏联经验：走农林牧副综合发展之路

建国初期，苏联作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自然成为新中国学习的榜样。1952年初，中央组织了中国农民参观团赴苏联访问学习，李顺达也随团前往。代表团在苏联的参观访问持续了四个多月，期间到过五个加盟共和国，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情接待。苏联的建设成就给予了当时仍处于贫穷落后状态的中国农民极大的震撼，也为李顺达建设西沟提供了具体思路。作为一名来自山区的农民代表，李顺达特别关注了位于苏联山区的集体农庄。在格鲁吉亚，他看到这里的农庄将农林牧副多种经营相结合，农民生活充实而富足。在西伯利亚，他还看到了广袤的森林和先进的林业生产方式，暗自下定决心，要在西沟植树造林，绿化山区。[3]27-29

回到西沟后，李顺达第一时间召开党团员会议，向社员们传达自己的苏联见闻。李顺达说：“西伯利亚按照斯大林改造大自然的计划，遍地植树造林，现在已变成苏联生产木材的主要地方。茂盛的森林长满山，树木都有几丈高；格鲁吉亚大部都是山地，今年已经集体化、电气化，高山顶上都通了汽车。西伯利亚山地的农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生活，主要就是靠发展林业和畜牧业。”[4]95

通过李顺达的讲述，西沟村民明白，要改变西沟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走农林牧综合发展的道路，而要在西沟发展农林牧，必须改变西沟穷山恶水的不利条件，对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让西沟变成米粮川。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西沟群众开始了几十年坚持不懈的生态治理工程。

三、建国初期西沟村生态治理的举措

（一）治山治水

西沟村群山环绕，沟壑纵横，山大沟深，境内有七条大沟，二百三十二条小沟。夏季暴雨一来，山洪顺着各条山沟逐渐汇集，肆虐无常。为了防灾减灾，为日后生产生活打下良好的环境基础，西沟人将治山治水放在了生态治理的首要位置。

为了治理洪灾，西沟人首先利用“闸谷坊”来滞洪。所谓“闸谷坊”，就是在易受洪水侵蚀的山沟中修筑多条土石坝，通过这样的方法来减缓沟壑坡度，减缓洪水流速，拦截泥沙，从而减轻洪水的破坏力。为了治理洪水，西沟人决心在村内各条山沟里都闸上谷坊，实现沟沟谷坊化，做到土不下山，水不出沟，锁住“蛟龙”，发展农业生产，为人造福。[5]43

1953年秋，李顺达、申纪兰等干部带领全社人马开进“老西沟”，打响了治山治水的战斗。修建谷坊首先要挖好坝基，再在坝基之上一层一层的垒石头。但当时西沟合作社刚成立不久，力量还比较薄弱，缺乏足够的资金购买炸药，社员们便用铁锤、钢钎等工具上山硬凿，石头开采下来，又缺乏运石头的工具，社员们就用人力将石头抬到坝基上面，“抬一块石头出一身汗，闸一座谷坊脱几层皮”。但西沟人没有退缩，喊出了“宁脱千层皮，不松一口气”的口号，仅用一个冬春，西沟合作社就在沟里闸了五十座谷坊。[5]44

他们意识到，面对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不下大功夫，不出大力气，就不能改变西沟贫穷落后的面貌。于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艰苦奋斗成了西沟人民的习惯。他们往往是在每年秋冬季节开始动工，一直干到当年的腊月二十九，过一个短暂的春节后，又在次年正月初三开始了战斗。经过几年时间，西沟群众在党支部的带领下，先后拿下西沟、石匣沟、东峪沟等几条大沟，让一条条洪水沟变成了粮丰林茂的米粮柜。

西沟村治理山洪的另一个办法就是修建拦洪坝，将洪水约束在固定的河道中。建国前，西沟村外的河滩上没有固定河道，每逢雨季，雨水汇集一路猛冲，将河滩上的房屋田地全部冲毁，寸土不存。建国后，为了改变以往洪水四处奔流的状况，西沟干部群众开始在河滩上修筑顺水坝，将洪水约束在坝内。早在1952年，西沟就开始在自然村沙地栈的河滩上修起一条顺水坝，并在河滩上垫起了零星耕地进行农业生产，但仅仅过了两年，一场大水将大坝和新垫的土地一扫而光。洪灾过后，人们通过查找原因，认为这次防洪失利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合作化的程度还不够高。之前在河滩上修筑大坝都是以自然村和生产小组为单位进行的，各条坝堰分布零散，不成体系，缺乏整体抵御洪水的能力。[1]75原因找到后，李顺达、申纪兰等党员及社员中的积极分子纷纷到各自然村、生产小组做工作，将各个自然村组织起来，打破传统的村界、山界、地界，对河滩疏洪工程统一规划，按序施工。

1955年，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转为高级社，生产资料基本上归集体所有，集体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当年冬天，西沟金星农林牧生产合作社召开筑坝动员大会，决定利用秋冬、初春农闲季节，集中力量开展筑坝疏洪会战。在这次的河滩治理工程中，先规划出主河道，再在河道两侧构筑顺水大坝，同时在各条大沟的出水口构筑引洪疏洪设施，让河水依河道有序运行。通过连年不断的努力，到1966年，南赛到老西沟口的筑坝疏洪工程宣告完成。1967年，西沟又提出了“奋战两冬春，完成打坝疏洪主体工程和配套工程”的奋斗目标。各生产队都抽调劳力参加筑坝会战，青年、民兵、妇女也组织了打坝突击队。经过两年奋斗，又建成疏洪大坝3000余米，各主沟引洪大坝和引洪涵洞1000多米，还对全部大坝采取了水泥加固措施，极大增强了大坝的御洪能力。从那以后，从山上流下的洪水被牢牢约束在大坝之内，再也不是四处奔流的状态了。

在闸谷坊滞洪、筑堤疏洪的基础上，西沟还通过修建水库等工程，在拦洪蓄水上做文章，变水害为水利。1958年，西沟金星人民公社组织全社各生产大队社员，进行了西沟民兵战斗水库的工程会战。水库于次年建成，不仅能够蓄积洪水，保证了水库下游上千亩良田的安全，还为西沟村内提供了农田灌溉、人畜用水、水产养殖之便。1968年，为进一步推进水利事业，在西沟又动工修建了西沟战备水库。该水库于1971年竣工，总容量6.15万立方米，集拦洪、蓄水、养鱼于一体，同时还解决了西沟下游村庄的人畜用水和县城居民用水问题。

（二）植树造林

西沟人明白，修建坝堰、建设水库等工程措施虽然有效，但并不能完全杜绝洪灾，要解决山洪肆虐问题，还需要从根本问题上着手。他们把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结合起来，在利用工程措施治理山水的同时，又开始在荒山上植树造林，通过生物措施改善西沟生态环境。

1952年3月，初级社成立后的次年春天，在李顺达的带领下，西沟的社员们在山坡上种下了三百亩树种。但这次植树开局不利，播下的树种成功出苗的寥寥无几。事后，他们通过认真查看，发现播下去的树种不是埋得太浅被鸟雀刨食，就是埋得太深无法出苗。通过分析他们认为，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社员思想觉悟不高，责任心不强，二是缺乏植树造林的技术和经验。[5]39为此，他们一方面从提高社员思想觉悟入手，加强教育引导，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专家和技术，加强学习。为了提高植树造林技术，李顺达组织社员到同为平顺县的造林典型羊井底公社参观学习，还把当时在羊井底蹲点的林业部专家郝景盛请到西沟，向他虚心请教。经过实地调查和踏勘，郝景盛对西沟村的植树造林提出了不少有益建议，并向社员们传授了几种植树的方法，即：在土层贫瘠的背坡刨鱼鳞坑，在土层丰厚的背坡就地穴播，在植被薄、土质好的地方撒播，在向阳山坡打大型的卧牛坑，栽植抗旱能力强的山桃、山杏、沙棘树种。[1]69在专家的指点下，西沟人民很快掌握了科学的造林技术，出苗率和成活率显著提高。

在积极利用外界渠道引进科学植树技术的基础上，西沟人民还因地制宜的发展出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植树办法。有的地方灌木丛生，不易播撒树种，当地群众便发明了“块播法”，先将这块土地上的灌木丛铲去，将土地平整成块，再进行播种。有的土地坚硬，种子播的不够深，往往被鸟雀刨出来吃掉，而用锄头挖坑又影响种植效率，他们便发明了“镰播法”，用镰刀插入土中一撬，便在地上掘出一个小坑，将种子播撒进去，再覆盖土壤，有效防止了鸟雀的刨食，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通过运用科学的方法，次年的植树造林工作大获成功，一次出苗率就达到90%以上。1955年秋后，辉沟的黎明社也并入西沟，西沟的村域面积更加广阔，荒山绿化开始向辉沟、东峪沟、乃峪沟、老北沟、赛西沟等区域推进。此时西沟开始实行“深沟大坡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零散背坡各生产队分片作战”的战术，一沟沟、一坡坡、一洼洼、一片片，年年月月上山挖鱼鳞坑不止，植树造林不止，到1961年，西沟村累计植树造林上万亩，平均每年植树5万株左右。[6]167

为了有序推进植树造林工作，西沟还将全村土地按地形地貌分成不同区域，统一规划，依照山势高低，背阴阳坡，坡度大小，土层厚薄，河道宽窄，洪水来源，气候冷热，作物习性等不同条件，把沟、滩划为农作物区；远山、高山划为松柏林区；低山、近山划为干水果区，[5]36分门别类的种植适宜的树种和作物。同时，西沟又将全村社员分成农、林、牧、副等几个专业小组，按照不同专业的各自特点安排工作的具体任务和指标。其中，林业小组根据区域自然条件和不同树种的生长习性确定了“阴坡松柏，阳坡椒，山腰梯田五果香，河床两岸栽杨柳，阴沟背坡栽核桃”的造林规划，将经济林和用材林并行发展，在低山丘陵和河滩上种植苹果、花椒、核桃、红枣、黄梨等果树，至1967年，西沟大队各种果品产量达到40多万公斤，[1]107不仅提高了社员们的经济收入，也极大改善了西沟的生态环境。

经过西沟群众几十年的不懈努力，植树造林工程成效明显，西沟成为全国植树造林的典型。1971年，全国林业先进单位代表会在西沟召开，会上，西沟村与长治县林移村、辽宁赤峰东方红林场、河南鄢陵县一起被评为全国林业战线的四面红旗。

（三）营造土地

良好的土地条件是搞好农业生产的前提。西沟村地处太行山腹地，坡陡沟深，岩石裸露，土地分散而贫瘠，宜农耕地极度缺乏。全村不到2000亩的耕地分散在沟坡各处，总共有两万多块，这些零星地块被当地人叫做“镢头地”“巴掌田”，西沟人就是在这样的土地上进行着见缝插针的耕作。初级社成立后，为了改善生产条件，西沟于1951年底开始大力开展造地工程，主要通过引洪淤地、平滩垫地的方法来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生产。

在山区，他们主要采取筑坝淤地的办法。通过在山沟中修筑堤坝，层层拦截，截留洪水中的土壤，形成可耕种的地块。1953年秋，西沟、南赛、池底三个自然村合为一个大社，西沟村的人口和村域面积都大大增加。为了从整体上对村域范围进行治理，西沟党支部作出了十五年农林牧发展规划，将改造土地作为生态治理的重点来抓。就在当年，合作社组织群众在老西沟奋战一个冬天，筑坝20座，填沟造地3亩多。[1]70几年下来，整个老西沟增加了40亩良田。群众看到了造地的优越性，热情十分高涨，纷纷行动起来。

1957年冬，为了贯彻执行《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西沟掀起了筑坝造地高潮。社员们采用了人民战争的办法，全社发动劳力200多人，奋战了一个冬春，如期完成了“建设拦洪坝220座，造地200亩”的奋斗目标。[1]711964年，随着“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兴起，西沟坚定不移的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方针，加快了筑坝造地、改善生产条件的步伐。这是一个艰巨的过程，每修筑一条坝就要几十方甚至上百方的石头，大坝修好后又需要在沟底回填碎石，再在其上覆盖一米多厚的土层，每造一亩地需要动用土石上千立方，在那个缺乏施工机械的年代全凭人力，工程量极大。从1953年到1976年，西沟人民发扬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山沟里共修建大小拦洪坝800余座，修筑疏洪大坝1万多米，垒砌石岸700余条，动用石方250多万立方米，新修和改良农田900亩。[1]72

在平滩上，西沟群众则采用垫土的方式进行造地。1954年冬，李顺达、申纪兰领导社员们在沙地栈的河滩上开始进行造地活动。他们发挥群众运动的优势，全村老少齐上阵，一个冬天就造地70亩。但由于工程刚刚起步，配套措施未能跟上，山上植被少，水土保持能力差，造好的土地在次年夏天被洪水悉数冲毁。为了避免无谓的消耗，西沟施行了“集中治理，综合治理，不断治理”的方针，将土地改造和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工程同步推进，对村域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

1959年冬，西沟民兵战斗水库竣工，几条大沟里也都有了拦洪设施，河滩造地的计划再次提上了日程。此次造地投入了大量劳力，通过“妇女推平车，男人扁担挑”的方式，一个冬季造地80亩。通过持久战的方法，到了1966年，西沟总共在河滩上造出良田350亩。1969年，西沟战备水库竣工，南赛河一线的抗洪能力显著提高，造地工程又在这里展开。西沟党支部提出，要“大战两冬春，把南赛河建成小平原”。这次造地不仅充分发动群众，还动用机动车参与工程建设，又购进了两台大型推土机，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到1976年，这段滩面也彻底治理完毕，造地近200亩。[1]77西沟人经过几十年的坚持不懈，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山沟和河滩上造出良田千余亩，为西沟农业生产打下良好的基础。

四、建国初期西沟村生态治理的成效

通过坚持不懈的生态治理，西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产生了切切实实的效益。

首先，西沟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改善。在解放前，西沟人形容这里“山是石头山，沟是石头沟”，四周都是光山秃岭，缺乏植被的保护，沟里也没有防洪工程，一遇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滚滚而下，将房屋田地悉数冲毁，对当地人民生产生活危害极大。通过西沟人民的不懈奋斗，利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层层防护，将洪水锁在山上，困在沟中，以往山洪肆虐的现象一去不复返了。一九七二年夏天，一场雨下了二百四十四毫米，是西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暴雨，人们惊奇的发现，昔日号称“愁人沟”的东峪沟里却没有像往年一样大发洪水，条条大坝稳如磐石，层层梯田积满了雨水。[5]47在土地方面，解放前西沟村不仅耕地面积有限，地块破碎，而且十分贫瘠，农作物产量不高。西沟人民又通过造地工程，在山沟和河滩地里建成了高产稳产田，对山坡上的薄地也通过加厚土层的方式进行了改造，将小块土地扩大，增加了耕地面积，大大改良了西沟的生产条件。从景观方面来看，西沟村原来的荒山秃岭都披上了绿装，树林茂密，硕果累累，动植物资源日益丰富。申纪兰曾经说，现在西沟做到了水不下山，土不出沟，空气也好。[7]122

其次，西沟村的经济效益得到提高。从初级社的时候起，西沟大队就提出“山区要想富，发展农林牧”的口号。通过对村域生态环境进行综合治理，不仅控制了水土流失，增加了土地面积，给农业的增产创造了条件，而且林业的发展给国家提供了木材，增加了集体的副业收入，为西沟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

20世纪50年代以来，西沟村粮食产量逐年提高。1964年，粮食亩产过“黄河”(即亩产200公斤)，达到六百多斤，1969年一跃跨过“长江”(即亩产400公斤)，亩产达到八百一十二斤，1970年又猛增到一千多斤。去年（指1972年），虽然遭到了严重洪水灾害，粮食总产量仍然比上年增长14.1%，亩产达到一千零六十六斤。初级社时，这个大队每年要向国家供应三万至五万斤粮食，近年来，他们每年要向国家交售三十万斤粮食。[8]40

表1 金星公社西沟大队四年来收入情况[6]180单位：元

从上表可看出，从1957年至1960年，西沟大队的总收入逐年上升，四年内增长1.6倍。其中林业收入和副业收入翻了一番还多，农牧业的收入也稳步增长。到七十年代初，全大队平均每户有三千株木材树、三十株木本油料树、三十株苹果树，每年林业收入达五万多元。[8]54不仅如此，西沟通过生态治理，促进了农林牧业综合发展，各个行业相互带动促进，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由于治山治水和植树造林减少了灾害，保持了水土，为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农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畜牧业和副业，既为农业提供了资金，增添了机械，又大大改善了群众生活条件。

再次，西沟村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得以提升。西沟村广大干部群众运用愚公移山的精神，通过几十年如一日的艰苦奋斗，坚持不懈的在太行山上进行生态改造，取得了显著成绩，受到了各方关注。由于绿化成绩突出，西沟在荒山上植树造林的事迹影响了全国。1960年，全国林业现场会在西沟召开，推广了西沟植树造林的经验。1965年，薄一波视察西沟，对西沟的生态治理给予了充分肯定。1971年，全国林业先进单位代表会又选择在西沟召开，西沟村被评为全国林业战线的四面红旗之一。可以说，到1964年农业学大寨运动开始之前，西沟村在山西乃至全国都是农林战线上的一面旗帜，而在此之后，西沟仍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新华社还专门撰写调查报告，向全国介绍西沟大队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经验。

五、结语

解放前，西沟村民就已经对生态环境进行了有意识的改造和治理，但当时的生产要素较为分散，治理成效并不明显。建国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使得西沟群众第一次有了主人翁意识，开始有意识的对自己家园的生态环境进行改造与治理，西沟生态治理的理念逐步形成。1951年底，西沟村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把村民由自发而分散的状态组织起来，投入到山水林田的改造工程当中，为全村的生态治理攻坚战集中起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人民公社的成立则进一步打破了以往山水林田的边界，为西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创造了条件。在制度层面，西沟村对于山水林田的治理工程往往要经过民主讨论，统一规划后再组织实施，充分发扬了民主，尊重了科学，提高了效率，比之以往，优势显而易见。另外，伴随着集体化进程，西沟村的生产生活方式也随之变化，具体体现为“生产集体化、生活社会化、行动军事化、分配平均化”，这些改变为那些复杂而艰巨的生态治理工程提供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通过治山治水、植树造林和营造土地，西沟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产效益也大幅提高。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西沟村仅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便从一个“山多土薄，资源匮乏”的山村发展成为一个“林木茂密，硕果累累”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在此过程中，中国农村的集体化起到了积极作用，是推动西沟巨变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