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娟（上海）

长征前夕，刘伯承是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云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红五军团中央代表。二人随红五军团踏上了漫漫长征路，共同完成殿后任务。之后，刘伯承和陈云又几度并肩作战，分别担任中央军委纵队、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金沙江渡河司令部的司令员和政委。为打通与共产国际的联系，长征途中的陈云突然“消失”，在刘伯承两封亲笔信的掩护下顺利抵达上海。长征胜利后，二人又一东一西接应西路军，全力保存党的红色种子，共同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发展。

先后赴红五军团，完成殿后工作

1932年10月，刘伯承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取得了巨大胜利。后由于“左”倾错误路线的严重影响，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出发前夕，因遭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排斥，刘伯承被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而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则被中共中央派去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上任前，朱德和周恩来当面向他表明了中央的意图：由红五军团殿后，担负掩护整个部队转移的任务，并介绍了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等领导人的情况，之后嘱咐说：殿后过程中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发生，为了全军的整体利益，甚至要做好部分牺牲的准备。

就这样，刘伯承和陈云先后赴红五军团上任，共同担负起了全军后卫这项极其艰巨的任务。

为确保整个红军的安全，刘伯承为红五军团制订了严密的行军、作战方案，并切实组织实施。于是一方面，军团所辖第十三师与第三十四师稳妥地交替前进，抽出主力担任后卫，以备情况紧急时坚决挡住敌人，使军团能迅速及时部署阻击；另一方面派遣军团侦察部队迷惑敌人，隐蔽主力行动意图，掩护红军顺利通过了三道封锁线。

但是，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错误决策，中央红军采用了大搬家式的转移和甬道式的行军队形，负担沉重，增加了部队的疲劳和减员，削弱了作战能力。红五军团为全军担任掩护，行军速度更加缓慢。对此，陈云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报告时指出：“由于这些笨重的辎重，我们的军事行动困难重重。后卫部队往往落后先头部队达10天的距离。我本人是后卫部队的政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

随着离根据地越来越远和困难的加大，部队减员和开小差的现象日益增多。作为后卫部队的政委，陈云认为自己“有责任设法保障后卫部队不落后”。为了解决各种问题，他深入连队了解分析原因，利用行军间隙，与师领导召集干部会议进行专门研究，深入部队做政治思想工作，终于使开小差的现象大为减少，直到红五军团在湖南郴州冲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三道封锁线后，陈云才回到军团部。

为掩护红军主力迅速渡过湘江，刘伯承和陈云等人领导红五军团梯次布置在湘江东岸，以红三十四师掩护军团主力。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上负载太重、行动迟缓，红军各部队伤亡惨重。在刘伯承和陈云等人的齐心领导下，红五军团克服重重困难，拼死抵挡数倍于己的敌人，全力以赴完成了中央交给的后卫任务，掩护红军主力部队冲破了敌人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了湘江。但红五军团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其第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几乎全军覆没。

率军委纵队，坚决贯彻转向贵州进军方针

湘江战役后，红军几乎濒于绝境。陈云和刘伯承都深刻认识到了“左”倾错误的危害。陈云看到红八军团严重减员的状况，当即找到红八军团领导人商量对策，并联名给中央发电报，反映红八军团的现状，提议将红八军团并入红五军团。陈云还在与红五军团领导人交换意见后，多次向中央提出：军事上不能再这样搞下去了，一定要改变原来的方针，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刘伯承也忧心忡忡，他指出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

对下一步前进的方向和怎样挽救目前的危局，中央领导人中间产生了意见分歧。1934年12月，经通道会议和黎平会议的激烈争论，最终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

刘伯承和陈云由于随后卫部队行军，离中央所在的先头部队还有几天路程，因此二人都没有参加会议。但在通道会议后和进军贵州前，博古曾打电话约见二人，向他们通报了会议情况，告诉他们“要改变方向走”。中革军委还根据陈云的电报，决定把红八军团编入红五军团，由原来红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任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中革军委任总参谋长。中革军委同时决定，把长征出发时分编的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合编为军委纵队，由刘伯承、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

刘伯承和陈云坚决拥护和执行中央决定，贯彻向贵州进军的方针。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在以后几天内，刘伯承和陈云以两日行军间隙时间做宣传、鼓动、解释工作，以一天时间协助五、八两个军团进行整编，把强壮的人员充实到战斗部队中去，同时彻底处理了部队的坛坛罐罐，该扔的扔，该埋的埋，使部队得以轻装前进。之后，他们前往军委纵队任职，率部经黄平，过乌江，向遵义进发。

在到达素以水深流急岸陡著称的乌江时，中央红军计划以左、中、右三路直插乌江南岸，实施强渡，中路是由刘伯承指挥的军委纵队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干部团。在红二师强渡乌江的同时，为了便于大部队渡江，红军决定在乌江上架设浮桥。乌江江面宽达200多米，水流很急，红军缺乏船只和相应器材，架桥十分困难。刘伯承亲自带领红一方面军工兵连和干部团工兵连在江边试验架设浮桥，并召集工兵专家和当地群众集思广益，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浮桥，保障了中央红军胜利突破了乌江天险。

后来，陈云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时称赞道：“乌江在军事上历来是战略天险之一，指挥渡江者为毕业于莫斯科军事学院的刘伯承，他指挥一个师外加一个团，不断向前推进，十分迅速地占领了敌人的桥头据点。当敌人还没来得及把桥炸掉时，他已指挥部队过了江。我们过桥后，占领了重镇遵义城和湄潭城。”

办公警备司令部，推动历史转折

1935年1月，刘伯承和陈云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进城前，为保证即将进城的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刘伯承和陈云分别担任司令员、政委，二人再度合作，负责遵义城防和城内治安。

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设在一栋砖木结构的小楼里。刘伯承和陈云进驻司令部的当晚，便主持召开了遵义名流座谈会。座谈会气氛热烈友好，一直开到深夜。随即，刘伯承等对遵义城防进行了布置，命令先头部队继续向北前进，占领娄山关、桐梓，控制遵义北面唯一的通道、城池和关隘，中央军委纵队的作战部队则分布于遵义城各主要通道，有力确保了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

为总结5次反“围剿”和长征后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陈云和刘伯承分别以政治局常委、红军总部负责人身份参加了会议。在刚刚进入遵义时，中央领导曾就是否吸收红军总部和各军团主要领导参加会议产生过分歧。为此，周恩来还当面约谈了同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云和张闻天，征求二人的意见。陈云明确表示赞成张闻天的意见，应当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这次谈话，促使包括刘伯承在内的红军总部和各军团的负责人能够参加遵义会议，从而形成反对错误军事指挥的优势力量。遵义会议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具体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和今后在军事指挥上应采取的正确方针。陈云、刘伯承等多数与会者也相继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就这样，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后，陈云和刘伯承仍住在警备司令部。此时周边的局势极为严峻，大批敌军向遵义扑来。中央采纳了刘伯承提出的建议，离开遵义北上，渡过长江，向川西北挺进，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也随之撤销。

组织渡河司令部，巧渡金沙江

1月19日，中革军委把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央纵队，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兼红军总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4月底，中央决定红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能否顺利抢占渡口、渡过金沙江，关系着全党和全军的安危。为了顺利完成渡江工作，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成立了渡河司令部，刘伯承为司令员，陈云为政委，二人再次携手作战。刘伯承率领先头部队，以一昼夜行军100公里的速度赶到江边，控制了皎平渡口，并在北岸指挥。陈云则留在南岸，负责部队过江的具体组织工作。所有部队都必须服从渡河司令部的指挥。

控制皎平渡口后，红军缴获了2只小船，又在当地船民帮助下找到4只比较大的船。虽然这6只船都已破损，常常有水从船底流入，每次来回，都必须有专人拿着木桶将船舱里的水舀起倒回江中，但在当时情况下能找到这6只船已是十分不易。由于水流太急，每小时只能来往三四次，全军3万多人就凭这几条船过江，其艰巨性可想而知，当时哪怕有一条船沉没，都会极大地影响士气。

为此，刘伯承和陈云精心组织，对江宽、流速、水深、守渡口的兵力等情况加以了解后，制定了《渡河守则》，使渡江秩序井然。事后，陈云在自己撰写的《随军西行见闻录》一书中，以一名被俘国民党军医的口吻描述了二人组织渡河的具体经过：“我曾见赤军总司令部及共党中央委员会派有共党高级人员组织渡河司令部。一切渡河部队均须听命于这个渡河司令部。各部队按到达江边之先后，依次渡河，不得争先恐后，并在未到江边前，沿途贴布渡河纪律。部队到江边时，必须停止，不能走近船旁，必须听号音前进。而且每一空船到渡口时，依船之能渡多少人，即令多少人到渡口沙滩上，预先指定先上那一只船。每船有号码。船内规定所载人数及担数，并标明座位次序。不得同时几人上船，只能一路纵队上船。每船除船夫外，尚有一船上司令员，船中秩序必须听命于这个司令员。”

后来，红军又找到一只船，有了这7只船，在以刘伯承和陈云为首的渡河司令部的统一调度指挥下，红军上下一心，持续渡江九天九夜，没有损失一人一马，终于在5月9日全部渡过了金沙江，跳出了数十万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

两封亲笔信，顺利掩护陈云出川

此前，中央苏区与共产国际都是通过驻上海办事处进行联系的。长征开始后，中央红军唯一的一台大功率电台在湘江之战中被毁，上海的党组织也遭到破坏，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中共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尤其是遵义会议后，有关情况需要及时向共产国际方面通报，白区党组织也须恢复。于是，中央决定派陈云等到上海去完成这一使命。

刘伯承十分担心陈云的安全，特意给成都的友人和重庆的胞弟写了两封亲笔信，托他们协助陈云赴上海。6月初，红军攻占天全、芦山，陈云随军抵达天全县北面的灵关殿后，只身一人悄悄离开长征队伍，在灵关小学教员席懋昭的一路护送下，终于到达了成都。

在成都，陈云拿着刘伯承的第一封亲笔信，找到刘伯承的好友、美丰银行董事胡公著。此时蒋介石正坐镇成都“围剿”红军，成都城内戒备森严。看到信后，胡公著十分震惊，对陈云的勇气和胆略由衷钦佩，也为陈云在成都的安全感到担忧。陈云深知成都不便久留，只在银行客房内留住了一夜，并托胡公著将所携带经费汇给上海的浙江实业银行副总经理章乃器。第二天一早，陈云便同席懋昭乘汽车离开成都，直奔重庆。

到达重庆后，陈云拿着刘伯承的第二封信，几经寻访终于在一家中药铺找到了刘伯承的胞弟刘叔禹。刘叔禹将陈云带到自己的家里安顿下来，刘伯承的母亲对陈云很是照顾，“问长问短，招待很好”。十多天后，刘叔禹不仅为陈云买好去上海的船票，而且亲自送陈云到重庆朝天门码头上船。陈云一路东去，安全抵达上海。

一东一西，全力援救西路军余部

1936年10月下旬，为实现打通苏联援助道路的目的，红四方面军一部奉中革军委命令，西渡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由于孤军远征，又逢冬季，补给困难，西路军在敌军的围攻下浴血奋战，最终损失惨重，截至1937年1月底，全军仅剩下八九千人。

2月27日，中革军委获悉西路军危急，发出了《军委主席团关于组织援西军问题给彭德怀、任弼时的指示》，迅即组成以刘伯承为司令员的援西军。受命后，刘伯承率援西军兼程而进，可刚赶到甘肃庆阳西南的镇原时，便收到了西路军已失败的消息。援西军奉命中止西进，集中镇原待命。与此同时，陈云也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前往新疆，负责接送苏联援助物资。但由于形势瞬息万变，任务数次变更，直到4月23日，已到达迪化（今乌鲁木齐）的陈云才接到指示，要他们急速赶到新疆与甘肃交界处的星星峡“去把西路军残部援救到新疆的安全地点”。

当时死里逃生、历尽艰险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指战员只有400多人。看到这些战士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简直不类人形，陈云百感交集。他认为现在首要的任务“是要保证他们恢复与保护身体的康健”，于是向大家下达了“特殊”任务：“第一，要吃好饭；第二，要睡好觉。”他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向将士们表示关心和慰问，鼓励大家要向前看。他说：“革命斗争中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的有生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现在的几十几百人，将来可以扩充到几千几万人，夺取革命更大的胜利！”

1937年5月9日，毛泽东致电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等人：“河西工委会四百二十人已与陈云会合并得到优待。”6月初，不少幸存的西路军将士经过千辛万苦，陆续归来，受到刘伯承领导的援西军政治部的热情接待。刘伯承在看望大家时说：“同志们，你们辛苦啦。我代表党中央、代表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向同志们问好，热烈欢迎同志们归队。西路军的失败，使数以万计的优秀指战员牺牲了，使许多同志被敌人抓去了，他们受尽了人间的苦难与屈辱。可是，我们的同志们就在这样险恶的环境中，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仍然采取了各种方法，坚持斗争。回来的同志，都冒着生命危险，才逃出敌人的魔掌，是好样的，是我们的好同志，是党的宝贵财富，组织上完全给予信任。”这番话让大家热泪盈眶。6月14日，刘伯承亲自主持了西路军干部座谈会，仔细倾听大家的发言，认真做好记录。他特别注意发言中提到的西路军被俘或失散人员的下落，一一写入笔记本内，提供给中共中央进行营救。

就这样，刘伯承和陈云一东一西接应西路军，团结教育了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二人经常以电报往来，全力保存了党的红色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