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洪 杨筑慧

稻谷是西南民族地区种植的主要粮食作物，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形成了涵盖物质、制度、精神等层面的稻作文化。流传于西南民族地区的稻作神话，是其稻作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稻作文化传承与发展的文化资源。学术界一般倾向于将神话传说视为一种隐藏、承载或隐喻历史、社会和文化记忆的民间叙事，它表达了相应的历史信息、社会文化以及价值观念。一些专注于叙事学研究的学者还强调，叙事具有我们熟知的时间性，更具有空间性，“一切叙事都是在时空中展开的文化行为”“人类的叙事活动与人类所处的空间及其对空间的意识有着密切的联系”。［1］28而空间不仅是物理或物质的存在，还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一种社会产物，列斐伏尔认为“任何空间都体现、包含并掩盖了社会关系”［2］124，也就是说空间具有社会属性。基于上述认识，稻作神话可以理解为一种空间叙事，折射出西南民族对所处地域的空间感知，以及特定空间内的实践、信仰、观念等内涵。一些相同或相似的神话叙事还反映出稻作神话在创造、流传和传播的过程中，各个族群或民族之间的交往互动。

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资源极为丰富，不仅涉及诸多古老的故事，还包括一些传说、史诗和古歌，本文统称为“稻作神话”。现有研究集中在各民族的稻谷起源神话，对稻作技术、稻作习俗等神话关注较少。学者们多从文学、神话学的视角或分析某个单一民族的稻谷起源神话，或探讨稻谷起源神话的共同主题，但较少论及相同或相似神话叙事所反映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亦较少从空间叙事角度对稻作神话进行阐释。西南地区是中国典型的多民族聚居区，也是多元文化交融与共生区，因历史上族群的迁徙、分化与整合，以及族群之间经济、文化、政治等的交往交流，各民族在生计方式、生产工具、饮食习惯、宗教信仰、节日庆典、仪式祭祀、历史记忆等方面表现出诸多共性，稻作农耕及其关联的社会文化也在族群的交往互动中交流、互鉴、传播和发展。有鉴于此，本文以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为切入点，分析稻作神话的空间叙事与族群互动，以此解读“西南”这一地理文化单元的文化共生性与多元性，理解多元和一体的辩证关系，并为区域社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探讨提供新视角，对稻作文化的传承和保护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西南民族的稻作历史与稻作神话

历史语境中的“西南”是一个与“中原”相对的动态概念，不同历史时期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并不一致。［3］总序9学术界所称的广义的“西南”概念则结合了历史、人文、自然地理的共性与差异性［4］3，就行政区域划分而言，中国西南地区主要指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和广西西部，该空间区域主要分布有30多个世居少数民族，他们分别属于历史上的氐羌、百越、苗蛮、百濮四大族系。稻作农耕是西南地区很多民族的传统生计方式，对西南民族的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而言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般来说，普通栽培稻起源于野生稻，中国古代史籍中称野生稻为“秜”“穞”“稆”“旅”“离”等。［5］17～18中国栽培稻与亚洲栽培稻的驯化有关，学术界对亚洲栽培稻的起源主要有印度起源说、阿萨姆—云南多点起源说和中国起源说几种争论，其中，中国起源说又有华南说、云贵高原说、长江中下游起源说等观点。［6］10～13但从考古学、古气候学、分子生物学等提供的证据来看，多数学者将中国栽培稻的起源聚焦于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亦有学者强调稻作起源如中国史前文化一样，应是多元和多中心的。［7］39长江中下游地区是我国野生稻的主要生长区之一，迄今发掘的新石器时代稻作遗存大部分也分布于此，因此较为普遍的认识是：长江中下游地区是较早出现原始栽培稻的核心区域。有学者据湖南、河南等地考古发掘的稻谷遗存推断，距今8000年左右，长江中游和淮河上游的水稻种植已颇具规模。［8］55～56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距今约7000年前的稻谷、稻秆和稻叶，还出土了骨耜、木耜、木刀、蚌壳等耕作和收割工具，说明当时稻作农业已发展到一定水平。［6］14百越族群的分布区域与考古发掘的众多稻作遗存相吻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百越人广泛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区域。［9］8游修龄和曾雄生进一步指出，河姆渡遗址是东南沿海百越诸族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支，稻作起源与百越族群密切相关。［5］45百越族群是早期的稻谷种植者，他们参与了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的过程。至春秋战国时，稻作已是百越人农业生产的重要部门。［10］35秦汉时，闽越、南越、骆越等越人继续普遍种植水稻，《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载：越楚之地，“饭稻羹鱼”“民食渔稻”，另外，考古资料还证实了岭南地区的先民此时已懂得选择、培育和引进适合本地栽培的优良品种。［11］130

西南民族的稻作历史与百越族群有密切关联。从越人的分布和迁徙来看，除了在我国东南和南部地区聚族而居外，百越人还散居于西南地区。秦汉甚至更早时期，西南地区就有越人活动的足迹。考古发现了云南和贵州的部分地区新石器时代的有段石锛和有肩石器，以及青铜器文化时期的半月形斧和有肩石斧，这些均为越人所使用的工具。据史籍记载，秦汉时期位于今天云南、贵州和广西境内的永昌郡、越嶲郡和牂牁郡等地就有“滇越”“腾越”“掸”“夷越”“骆越”等越人活动，［9］9～11他们或是春秋战国前分散在西南地区的越人，或是在春秋战国的诸侯争霸和秦汉时期的统一战争中流散、迁徙至此的越人。在越人的流动和迁徙过程中，稻谷、稻作技术和稻作文化也随之传播。汉晋之后，越人之称逐渐在史籍中消失，分布于云贵高原的越人被“金齿”“茫蛮”“百夷”“摆夷”“白衣”等族称取代，至明清时逐渐演化成傣族、壮族、侗族、布依族、水族等壮侗语族民族。［9］3这些百越人的后裔发展出精耕细作的稻作农业，并共享着诸多相似的文化习俗。一些学者还从历史语言学的同源关系论证了西南民族稻作历史与百越族群的渊源，总结了与“稻”有关的许多词汇语言上表现出的同源关系，认为这都指向了稻作共同的源头——百越人，［5］45～48［12］26～31［13］14～15为稻作向西南地区的传播提供了证据。

对于西南民族的稻作起源、发展历史、稻作文化等问题，除了上述考古材料、文献记载以及语言学提供的证据外，我们还可从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中获得有益线索。“神话的虚构并非历史的虚无”，［14］神话传说会影响甚至塑造相应群体的社会行为和历史认知，王明珂、叶舒宪等学者认为神话与历史很多时候互相渗透，“神话透过其叙事情节与符号隐喻流露的一些讯息，却在人们心中产生意义，并因而影响社会现实”［15］。神话传说往往呈现出某一群体特有的价值观念、知识体系和社会关系，是特定群体与自然和社会系统互动的生动反映。具体到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其中同样表露出稻作历史的诸多信息，传递着西南民族有关稻作的文化习俗和社会规范，也是西南地区多元民族文化交流和互鉴的体现。

既有的稻作神话研究中，李子贤和胡立耘将西南少数民族的稻作神话分为稻谷起源神话、稻谷形状神话和稻作技术神话三类，其中稻谷起源神话又分为飞来稻型、自然生成型、神授型、死体化生型、动物取来型、英雄取来型六种。［16］李鹏梳理了前人的分类后，将谷物起源神话分为自然型、赠赐型、取种型和创造型四类。［17］6～10这些分类都没有将一些涉及稻作技术、稻作文化习俗等神话传说内容容纳进来。综合上述分类和搜集到的神话传说资料，笔者按照神话文本的内容，把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分为稻谷来源、栽培驯化、稻作技术、稻作习俗等四类。下面主要从空间叙事与族群互动两个维度对四类稻作神话进行解读，从而展现出西南民族围绕稻作生计展开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二、稻作神话的空间叙事：西南民族的自然、生计与信仰

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大多借助山坡、河坝、水塘、天上、地下、村寨、田边等意象营造一个自然空间，并讲述人们在此空间内的社会活动与文化习俗。作为一种空间叙事，这些神话传说不仅仅对西南民族生存的自然环境进行了再生产，进而呈现出他们在共生的空间中的生计与信仰，勾勒出西南民族日常生活的生动图景。

（一）稻谷获取与稻田开辟：共生的自然空间

稻谷种子源于自然，获取谷种是与自然打交道和适应自然的过程，西南民族的稻谷来源神话对其生存的自然空间进行了再生产。不少西南民族的寻取或盗取型谷种神话中，稻谷生长在河边、海边、龙潭等水源丰富之地，这些谷种或为野生稻，或为栽培稻。为了找到稻谷生长的地方，民族英雄人物大多需要跨越很多大山大河，例如流传于云南文山壮族的《稻谷来历的传说》讲道：“猎人寻谷种途中翻过了九十九座大山，趟过了九十九条大河。”［18］162～163与之类似，贵州布依族的《茫耶寻谷种》也讲道：“茫耶翻过九十九个大坡，爬过九十九重峻岭，穿过许多不见天日的森林，才寻到谷种。”［19］585～590流传于云南大理鹤庆白族的《人和五谷是怎样来的》中，肉核姑娘则飞过很多坝子和高山，从金凤山上的金凤凰那里讨来一粒金稻种。［20］75～77山、河、坡、岭、森林、坝子等是很多神话中常出现的地理标识，广阔的土地、茂密的森林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也是神话中常出现的景观。一些野生动物还对先民的生存构成威胁，如布依族神话中，茫耶寻找谷种时遇到了成群结队的虎、豹、豺、狼、毒蛇，因而先辈们寻取谷种的过程充满艰难险阻，发现或找到谷种也是一种造福整个集体的社会行为。此外，狗、鼠、牛、马、猪、青蛙、麻雀、燕子、箐鸡、蚂蟥等也是稻谷来源神话中出现的动物，它们帮人寻取、求取或盗取谷种，为人辛勤耕作，有的与人生活在一起，有的则在稻田生态系统中与稻谷共生。这些神话叙事是西南民族对生存空间的总体感知，也反映出西南地区生态环境的多样性。神话中有很多对自然的类似表述，从侧面反映了西南民族的栖居环境有诸多共同特征，进而说明西南民族共同生活于一个自然地理区域中，该空间多山地和坝子，还分布着高原、丘陵、平原等多种地形，且相对封闭，与外界多有高山河谷相隔。

在讲述稻田开辟时，西南民族的一些神话传说叙事表现出他们对山和水的认知。对山水进行治理后，适宜稻谷生长的湿地、沼泽地、坡地被开辟为稻田。《苗族古歌·开天辟地》唱到种稻谷前苗族祖先“耙公”“秋婆”“绍公”“绍婆”治理山河、开辟田地的情形。［13］26布依族神话《阿祖犁田》则讲道：布依族后生阿祖驾着神牛耕犁大地，他犁出奔腾的大河、堆成连绵的高山，翻起的泥土还盖住了水沼泽国。［21］70迁徙到哀牢山区后，哈尼族在茫茫大山中开辟出梯田，红河、元阳一带的哈尼族流传着梯田由来的神话：古时，到处是深山老林。天神派来三位使者到人间造梯田。罗努在山上挖出台地，罗乍负责修理田埂路、径，依沙开沟饮水。依沙的嘴长得像鸭子的嘴，他很快就开出水沟，引来山泉水灌溉梯田。［22］可见这些神话叙事中，稻田和沟渠都是从山水间开挖而来，且多呈现出山河相间、山高谷深的景观，反映了西南一些民族共同栖居于山区和坝子中，山和水构成了自然空间的基本骨架。

（二）稻谷种植与稻作经验：共创的稻作生计

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叙事展现出各民族在与自然空间互动中共同创造的稻作生计实践。虽然历史上开始种植稻谷的时间各不相同，但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中普遍提及寻找、栽培和种植稻谷的动因，如水族《谷神》讲道：“孤儿蒿欧其挎着竹篓上山摘野果时，找遍满山树林，手被刺挂出血也没有找到一个野果；”［20］519～521布朗族《白鼠王子与稻谷》则说：“野菜野果摘完了,飞禽走兽猎不到了,人们躺在野地里挨饿。”［23］78～79类似的神话叙事还有很多，它们都将稻作的产生与采摘、打猎、捕鱼所获食物不足以满足人们生存的基本需要联系起来。西南许多民族多居住在山区半山区，历史上曾以采集狩猎为生，种植稻谷后，稻米慢慢成为他们的主食，稻谷也成了其生计和生活中不可或缺之物，定居的稻作农耕发展进一步推动了聚落的形成。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中，不断改进的耕作技术、丰富的稻作地方知识、围绕稻作的社会关系等都是他们共创的稻作智慧。

一些稻作神话还讲述了稻谷耕作方式及变迁。哈尼、彝、景颇、独龙、基诺、佤、布朗等氐羌系和百濮系的民族的稻作技术神话传说描绘了刀耕火种的场景，如云南陇川一带景颇族的《那泼节的传说》讲到：麻锐和山神的姑娘莫班在景颇山带领人们砍地播种金谷，并用大火烧地，把山鬼变成的百草根烧死。［19］596～598云南西盟、沧源一带佤族的《我们是怎样生存到现在的》也有类似的记述：人们留下火种和学会用火后，在火烧过的地方种谷子，谷子特别好，后来种地就砍倒大树，火烧后，用竹子挖土，再撒上谷子。［24］20～22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西南一些民族仍从事刀耕火种。但随着动物的驯化，畜力耕作逐渐普及，牛很早便成为西南民族的重要役力。布依族牛王节的传说讲到：人们先前种水稻在山坡上放火烧过草后，用木棍挖个洞，把种子丢在地里面就不再管理；后来用牛耕田犁地，庄稼越来越好。［25］108这反映了布依族从刀耕火种到牛耕的转变。哈尼、彝、白等民族的稻作神话同样记载了这一转变过程。壮、侗、哈尼、佤等民族还流传着相似的牛耕起源神话：天神看到人间过得十分艰苦，让神牛告诉人们三天吃一顿饭，结果神牛说成了一天吃三顿，人们辛勤劳动却不够吃，于是天神惩罚神牛到人间耕地。［26］403［27］167～168［28］142～143［24］345阿昌族《人们为何要跟着牛脚印插秧》对牛耕起源的描述则不同：“国王告诉猫头鹰把谷种撒在牛脚印上，后来人们就用牛犁地，跟着牛脚印犁田撒种。”［29］56～57除了牛耕，马耕、象耕亦是一些民族的稻谷耕作方式，傣族神话《象耕的传说》讲道：“大象常到村寨边吃香芭蕉和竹子，后来人和象慢慢相互接近，农耕季节时，傣族人在田埂上摆放香芭蕉，吸引大象到田里踏田，再把田耙平，插上秧，稻谷就长起来了。”［30］18～19从总体上看，牛耕是西南民族传统稻作生产中最为普遍的耕作方式，很多民族的稻作神话中都表现出对牛的尊敬与爱戴，并赋予牛神性，称之为“神牛”“牛王”。

与自然环境互动中积累的各种稻谷种植经验成为西南民族稻作神话叙事的重要内容。一是广辟田地种植稻谷。英雄人物或神性人物带领人们开辟田地、种植庄稼在西南民族稻作神话中极为常见。傣族人重视稻谷的收成和稻田的开辟，传说早期有个大首领去世前对独生女说：“任何时候都要做到‘毫丁岱’（谷满仓）、‘来丁吞’（牛满楼，即每棵柱子上都要栓上一头牛）。为此，必须做到‘刻丁曼、纳丁勐’（地满寨子、田满坝子）”。［30］20布依族古歌《造万物歌》也告诫人们多造田、多造地，要按照祖先造的样子开田开地，才能造出好田好地。［25］108二是多样化的作物种植。壮、水、布依、苗、哈尼、白、独龙、普米等民族都流传着与五谷、六畜相关的神话，且多将稻谷融合在五谷来源的神话传说中。如贵州三都、荔波一带的水族流传着《阿婞教人种五谷》的神话：水族后生纳赖和仙女阿婞开辟荒地后，种上了水稻、包谷、高粱、小米、稗子、饭豆、棉花，获得丰收后，他们将种田种地的技术教给人们。［31］30～35独龙族神话《彭根朋上天娶媳妇——天神给五谷种子、牲畜》中，也讲述了其先民种植稗子、甜荞、苞谷、燕麦和稻谷的历史。［32］513～516上述两则神话中五谷和六畜均从天神处获得，人间小伙子与仙女婚配后，将习得的五谷种植技术教给其他人，则是人们在以通婚为媒介的交往互动中习得、传播、传承耕作技术的反映。三是根据土地类型和季节种植相应谷物。云南大理洱源西山白族流传的《五谷神王》即讲到：有个叫跋达的人向观音祈求五谷籽种，观音送粮种时嘱咐他要把荞种撒在高山上，大麦种撒在半山腰，大豆种撒在山脚沙地上，米种撒在大河小溪两边，糯米种撒在水田里。［33］62洱源一带南北是狭长的坝子，东西两侧为连绵的山脉，该神话的多种土地类型反映了当地白族居住地坝子和山区镶嵌的地理环境。

一些民族的稻作神话叙事在展现稻作生产过程的经验时，还反映了稻作生产实践中的家庭分工、村落互助等社会关系信息。精心照管稻谷、勤快、忌偷懒是稻作生产的关键，流传于大理剑川的白族神话《稻子树》讲到，白胡子爷爷告诉田公：“种稻子要勤松土，勤浇水，勤施肥，勤除草，人不怕劳累，要吃得起苦。”［34］287～290稻作生产还需要按照季节时令进行，如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中“种谷子”说：拉祜人找到种子以后，开始种植，二月撒种，三月栽秧，四月五月薅草，谷子六月出穗，七月扬花，八月开始成熟，八月九月开镰割谷。［35］121傣、哈尼、景颇等民族还在长期的稻作生产中形成了自己的历法，如哀牢山区的哈尼族将一年分为年首、思鱼、遮腊、背若、差饿、米梯、斧赊、库麻、郎赊、搓纳、搓普、伙雨12个月，对应公历11月至次年10月，“背若”撒秧、“米梯”春耕栽秧、“斧赊”中耕管理、“搓普”过新谷节和秋收、“伙雨”秋收和备耕。［36］230一般情况下，犁田、耙田、搬运粮食等由男性完成，而插秧、除草、收割等多由女性完成，春耕和秋收所需劳动力较多，邻里、亲戚间常“换工”，合力耕作。布依族生产歌《种稻歌》唱到插秧时“喊新媳妇来帮栽，接他老舅来帮栽；左邻右舍搭帮手，热热闹闹把田下。”又说秋收时“三十个人下田坝，满田慢坝挞斗响。四十个人下田来，挑起米箩把谷装。挑起谷子如飞雁，一溜一行穿梭忙。”［37］120～123描绘了稻作生产中人们共同劳作、互助互惠的情景。

（三）稻作习俗与稻米食用：共享的稻作信仰

在与特定自然空间和稻作生计实践互动中，西南民族还形成了诸多稻作信仰、价值观和伦理观。这些共享的信仰和理念成为一些稻作祭祀、仪式和节日展演的重要依据。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叙事中，山水、田地、植物、动物等都有灵魂，山、水、田、稻谷、牛、狗等不仅是自然之物，还兼具神性和灵性，成为崇拜、敬畏、祭祀之“物”。简言之，山水自然空间及其包含的“物”具有神圣性，这是西南民族普遍存在的万物有灵观念的一种反映。以稻谷来源神话为例，自然生成型神话只占很少一部分，谷种多由神性人物（或动物）、英雄人物取得，或由天神赐予，这也渲染了稻谷来源和稻作发生的神秘性。西南一些民族还认为，稻谷由“神谷”演变而来，其民间流传着稻谷变小的神话传说，如壮族的《稻谷和懒婆》、傣族的《一颗萝卜大的谷子》、苗族《稻谷的来历》等都讲到稻谷原本会飞、会讲话，但因懒婆种稻不施肥、不灌溉、不薅草，打骂会飞的神谷，后来谷粒变小，不再自己飞进谷仓。［26］402［38］10～12［19］577这凸显了人们传统认知中稻谷拥有某些神力，也借此告诫后辈要辛勤劳作、敬重稻谷。

基于对稻谷神性和神力的认识，傣、侗、水、哈尼、白、德昂、布朗等民族都尊奉稻谷为“谷神”“谷王”，这些民族共享谷魂信仰，在其民间还有谷魂的传说。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流传的《谷魂奶奶》讲到：谷魂雅欢毫不给佛祖跪拜，佛祖和她辩论并将她赶走，雅欢毫离开后庄稼颗粒无收，最终佛祖又将她请回来；德宏民间亦有一则内容与之大体相似的《谷神布岑塔》（《谷魂爷爷》）的传说。［20］175～182从两则神话传说可以看到，傣族的谷魂信仰融合了南传上座部佛教与传统万物有灵信仰，谷魂的崇高地位也折射出傣族人认知中稻谷的地位。谷魂的神力伴随稻谷种植的整个生命历程，一些民族在稻谷栽种、生长过程、收割后普遍都有“祭谷魂”“叫谷魂”“敬谷神”等相应祭祀和仪式，通过“娱神”的方式祈求谷魂庇佑稻谷茁壮生长，获得丰收。如西双版纳的布朗族认为谷种是天神赐的，谷粒有灵魂，从砍地播种到收割入仓的各个生产季节必须祭祀谷魂。［39］29在这里，谷魂与人一样需要食物和住所，相关祭祀还需要村社、家族或家庭共同完成，谷魂信仰勾连起稻谷的自然生命与社会生命，深化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也促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和交流。除了祭谷魂，开秧门、祭水神、祭田神、关秧门、牛王节等也是西南很多民族共享的农耕祭祀仪式或节日，一些民族还依照稻谷的生长节律和农事活动的安排，形成了完整的稻作农耕祭祀链，以祈求风调雨顺，稻谷远离病虫害侵扰。可以说稻作神话不仅融进西南民族的宗教信仰，还延伸到一系列稻作祭祀和仪式中，这在某种意义上赋予了稻作生产过程神圣性。

西南很多民族的稻作神话还在某种意义上形塑了他们稻米食用的“共餐”“共享”习俗。通过人与动物、人与神共同享用米饭的方式，共同确立了稻米在其心中的神圣性。壮、侗、水、布依、哈尼、彝、白、普米、阿昌等民族都有与狗共享稻米的习俗，其缘由是民间广泛流传的“狗取谷种”神话传说，如侗族《狗渡海取谷种》、布依族《狗为哪样吃屎》、白族《狗和谷种》、普米族《狗找来了谷种》等等。在这些神话中，狗大多历经艰辛，才为人类取得了宝贵的谷种，因此人们将狗视为“功臣”，成为人们心目中兼有神性和灵性的动物。为感谢和报答狗，每年稻谷成熟后，人们在“尝新节”“新米节”尝新米时都先喂狗。牛也是与人共享稻米的神性动物，正如上文所述，壮、侗、哈尼等民族流传着神牛下界帮助人类耕田犁地的神话传说，为了慰劳耕牛，他们多有过“牛王节”的习俗，部分壮族地区这天用糯米粑粑喂牛，有的布依族地区则做糯米饭、杀鸡备酒祭祖，再当着耕牛祭祀，并用一束鲜草包糯米饭喂牛［40］228。此外，壮族、侗族、布依族等民间还有用糯米饭、糯米粑粑、五色饭祭祀祖先的习俗［41］。上述共享习俗与西南民族在长期交往互动中的文化传播和互鉴有很大关系，而“民俗文化的生成是一定区域的自然环境和人文历史的契合”，［42］共生的自然空间以及共创的稻作生计则是其产生的重要前提。

三、稻作神话叙事中的族群互动

中国各个民族都是在族群接触、分化、融合与迁徙的互动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与我国西北地区民族或族群的“断层式发展”不同，西南地区的民族或族群的民族过程呈“连绵式发展”，从上古时期的百越、氐羌、苗蛮、百濮等族群到现代的西南各个民族，其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其中百越族群和苗蛮族群来自中南、东南地区，氐羌则来自西北地区。［43］108～109西南地区自古就是民族迁徙与融合的重要空间，譬如云南，佐佐木高明等学者提出的“照叶树林文化论”指出，以云南山地为中心的河流塑造的河谷及河谷间隘道，自古就为民族迁徙的通道，这一区域也是各方民族迁徙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十字路口［44］157。广泛分布于西南空间内的稻作生产与族群持续互动中发生的文化传播、互鉴有很大关联，各民族的稻作神话在叙事形式与内容上往往交错杂糅，这表明他们历史上发生着频繁的交流互动。由此，各民族形成了不同的居住格局以及对应的稻作类型，并在交往融合、互学互鉴中生成了诸多共享的文化事象，形塑了他们的文化共生性和民族同源意识。

从所处海拔高度和地形地貌来看，西南民族的居住空间总体上呈现出立体分布格局，不同民族交错聚居于河谷、丘陵、坝子、山区与半山区，稻作神话叙事中展现了不同自然空间所对应的稻作类型。傣、壮、侗、布依等百越系民族是较早种植水稻的民族，他们多聚居在河谷、坝子等灌溉便利地带，较早运用锄犁耕作，其稻作神话中出现的稻谷多为“水稻”“糯稻”，记述的稻田也多为水田，呈现出河谷坝区稻作的自然文化景观。而景颇、拉祜、阿昌、佤、布朗等氐羌系、百濮系民族多从百越系民族中习得稻作生产技术，因聚居在山区、半山区，他们曾以山地稻作、杂粮栽培、游耕等为生，其稻作神话中多出现“旱谷”（旱稻）、旱地和刀耕火种的记述，且稻谷来源多与天神相关。沧源佤族的神话《只留一穗》讲到：“老天爷看到汉族居住的大坝子种水稻，傣族居住的寨子种糯谷，佤族居住的阿佤山却没有庄稼，他就给了佤族谷子，告诉人们：佤山缺水，把荒山上的树木杂草砍倒晒干,烧成灰,再把地翻翻种下去,后来阿佤山村村寨寨都种旱谷。”［24］154～156此则神话展现了沧源地区汉族、傣族和佤族的分布格局，神话中天神看到汉族和傣族种植水稻后赐给佤族稻种的情节，很可能是佤族与周边汉族、傣族接触交往过程中获得稻种，又结合阿佤山的自然环境采用刀耕火种方式种植旱稻的隐喻。同样居住在山区半山区的哈尼族则在迁徙过程中与其他民族交往融合，从采集狩猎转化为旱稻种植，接着创造出独特的梯田稻作文化。哀牢山区哈尼族传唱的迁徙史诗《哈尼阿培聪坡坡》，记述了哈尼族向南迁徙途中与“阿撮”“蒲尼”“腊伯”等平坝民族发生接触、交往和融合，有学者认为他们包括汉族、傣族、彝族，在此过程中，哈尼族不断吸收借鉴他们的稻作技术，进入哀牢山后便因地制宜开辟出梯田，种植水稻。［45］坝区傣族、汉族对哈尼族的影响还延伸到稻作习俗和生产节令上，开秧门时，家庭主妇栽第一把秧时会念到：“天门开了，地门开了，河坝傣家已开秧门了，大地方的汉族开秧门了，阳春三月不开的门没有了。”［46］79由上可知，各民族的交往互动推动了生计方式的转变，也促进了稻作技术的传播与互鉴，与自然环境和自身耕作传统调适后，不同民族又逐渐发展出河谷坝区稻作型、山地稻作型、梯田稻作型等多元的稻作文化。

稻作神话所塑造的西南民族共享的信仰、农耕祭祀、节日仪式等文化事象，很大程度上也是族群交流互动、相互渗透的结果。佤、德昂、布朗、拉祜、基诺等民族中还有很多与傣族相似的稻作神话叙事，反映了他们向傣族先民学习稻作生产，其文化习俗深受傣族影响的事实。其一为稻谷来源神话的相似性。傣族神话中稻谷有多种来源，其中《向鼠王找谷种》称人们向鼠王求得谷种，《雀谷鼠谷》（又称《雀屎谷鼠屎谷》）则讲到稻谷本为天神创造，麻雀和老鼠吃了之后，人们从它们的粪便中发现雀屎和鼠屎可以长出稻谷。［39］84对应地，德昂族和布朗族的神话中，“鼠王”同样是保管谷种或求得谷种的动物，如德昂族的《鼠王与粮种》、布朗族的《谷的来历》《白鼠王子与稻谷》。而佤族、基诺族等民族神话中则有从斑鸠嗉子中获得谷种的情节，此可以理解为“雀屎谷”叙事的变形，即从雀鸟粪便中发现谷种，转变为从其囊袋中获取谷种，二者前提均为雀鸟发现并食用了谷粒。其二是稻作习俗神话的相似性。如佤族、德昂族、布朗族等民族与傣族一样，“尝新节”或“新米节”习俗均来源于谷魂信仰，因此“尝新节”时都要祭祀谷魂和祖先，这与上文所述侗、布依、哈尼、白等民族“尝新节”喂狗的神话传说迥异。佤、德昂、布朗、拉祜、基诺等民族与傣族毗邻而居，历史上这些民族还长期处于傣族土司的统治之下，长时间的交往交流使得他们在稻作神话叙述中表现出诸多相似性。

不仅如此，在基诺、佤、德昂等民族的创世史诗中，傣族是与他们同时诞生或出现的，如佤族流传的神话《西岗里》讲到：人类“西岗里”走出来后，天神俚告诉人们谷种在海水里，又拿出剁铲、锄头、小犁、大犁、背索、扁担、鞍子放在地上让人挑拣，最后，佤族选择了用剁铲种懒火地，拉祜族用锄头种山地，傣族用小犁种水田，汉族用犁耕田种地。［47］75～76德昂族的族源神话《人类的起源》中也有类似的记载。［48］47两则神话展示了上述民族的居住格局、生产工具、耕作方式虽不同，却共处于山水相连的同一地理空间内。同时，两则神话还折射出佤族和德昂族民族同源意识，反映了“不仅是一个族体对自身定位的自然需求，也反映出这个民族与相关民族之间密切的地缘关系、交往关系、长期的融合关系或者友好的协作关系”，［49］9其本质是对多民族共生共在的认同。

西南民族稻作神话中广泛存在互相吸纳与借鉴的现象，很多民族共享着相似的稻作神话叙事，这实际反映了西南各民族多元共生的稻作文化，也展现了各民族围绕生计展开的交往交流交融。覃乃昌等学者提出“那文化圈”的概念，称壮、傣、侗、布依、水等壮侗语族民族以“那”（稻作）为本，聚“那”（水田）而居，产生了一套以“那”为核心的文化系统，“那文化”即稻作文化。［50］壮侗语民族还共享着“那”文化神话资源，形成了涵盖稻种、生产工具、稻作过程、禁忌、祭祀、居住、饮食习惯等内容的“那文化神话景观”。［51］壮侗语民族继承了百越族群的稻作文化，在频繁的族群互动和交融过程中，西南各民族多在百越族群及其后裔的影响下发展起稻谷种植，产生了相应的稻作神话。包括壮侗语民族、苗瑶语民族在内的东亚以及东南亚地区历史上还广泛种植糯稻，形成了以糯为核心的“糯稻文化圈”，［52］并共享一些稻作神话以及对应的信仰、节日、祭祀等文化习俗。就西南民族来说，稻谷来源、栽培驯化、耕作技术、稻作习俗等都是他们稻作神话的主要内容，且各民族的神话叙事中既存在共同性，又对同一主题形成了多样化的阐释，形成了“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53］17的特征。可见，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具备了一种整合功能，它构筑起不同民族独特的民族心性、集体记忆与稻作文化认知体系，在其流传中增强了共享神话民族之间的亲密关系、情感归属和文化认同感。

四、结语

神话叙事兼具时空性，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传递着“西南”这一空间内的地理环境、区域历史、社会文化、族群互动等信息，并表述了西南民族共创的稻作生计实践以及共享的文化事象。从西南民族稻作神话的空间叙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西南民族自然、生计与信仰的互动，以及自然空间、稻作生计及信仰的共同特征所彰显的区域文化共生性与多元性。西南民族丰富的稻作神话不只是单一民族对自身稻作文化的阐释，而是多民族对其所认同的文化价值和理念的表达。作为西南众多民族的重要生计方式，稻作嵌入到相应族群的社会关系中，在族群互动过程中蕴生出丰富多彩的稻作文化。稻作神话叙事中，西南各民族的稻作文化既呈现出共通性或共享性，又存在多样性，诠释了西南地区稻作文化“多元”与“一体”的辩证关系。

“多元一体”的稻作神话叙事源于西南民族长期以来的交往交流交融实践，折射出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特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神话叙事例证。稻作神话中诸多共享的叙事主题和内容是西南民族互动融合基础上共生共在性的表现，而同一神话主题的多元阐释则表现出族群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构成了各民族交往互动过程中互学互鉴、互惠共生的重要前提。结合西南民族四大族群的渊源关系，其稻作神话的共生性与多样性相辅相成，凸显了西南空间内各族群的频繁交往互动，以及由此形成的区域文化和心理认同。此外，稻作神话叙事也刻画出人、自然、神灵与社会之间多元和谐共生的关系，人们栖居于山水自然间，敬畏自然和神灵，与各种生命和非生命体互动，呈现出“和合共生”的西南生境。西南民族的稻作神话能够启发我们更深入地理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民间叙事基础，并为稻作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新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