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利国 刘 莹

自党的十九大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现实命题以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我国国家建设和集体精神凝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可以通过外在的物质载体、地理空间等意义化手段来展现，也可以借助特定的文化符号、表征承载、语言文字等来传递和实现。作为统一的符号表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基本的认同符号，引导各族群众直观感知共同体，密切联系并作用于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和行为取向，是保障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内聚力凝结的团结机制。近年来，学界从民族学、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层面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展开研究，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了历史佐证［1］、法理解析［2］、价值研判［3］、反向自证［4］、实证调研［5］等。现有研究整体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如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注还不够，尚缺乏深层次的学理阐释。笔者认为，共有的语言文字是共同体的基本构成要素，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存在积极的互构关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强化了共通性的情感体验，有助于形塑共识性的行动指向。鉴于此，本文依循要素构成——内在机理——实践进路的逻辑，尝试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问题展开研究，以期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提供一定的思考。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构的基本要素

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文明成果，具有传递知识信息，形塑情感联结纽带、增加自我身份认同的个体意义。日本伊泽修二曾经对吴汝纶（时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说：“欲养成国民爱国心，必须有以统一之，统一维何？语言是也。”［6］30同时，“语言本身是一定共同体的产物”［7］439，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作为国家文化象征符号体系中的核心构件以及各族公民的共同责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内蕴共同体的团结因子，发挥着标识民族共有价值与精神、联通历时性与共时性情感记忆、持续塑造国民整体性，维护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体性、共同性的特殊功用，成为保障中国这个超大规模多民族国家内聚力巩固团结的有效机制。

（一）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任共同体的典型标识

从词源角度，“共同体”强调一种具有共同利益诉求与伦理取向的群体生存方式。［8］斐迪南·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定义为：“建立在自然情感一致基础上、紧密联系、排他的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这种社会联系或共同生活方式产生关系亲密、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的生活共同体。”［9］78他认为，共同体是建立在有关人员的本能的中意或者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思想有关的共同记忆之上的，而“本能的中意”“习惯制约的适应”或者“共同记忆”均与以共通性为特质的通用语言文字密不可分。

作为共同体中最为典型的样态——民族，无论是瑞士－德国的政治理论家、法学家J.K.布伦奇利关于民族的八种特质，还是孙中山关于民族形成的“五力”说抑或斯大林关于民族的定义，均将“共同语言”视为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2005 年第三次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也把“语言”作为界定我国“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作为“民族”范畴中最高层次的中华民族以及实体凝聚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同的语言文字自然也是充任其共同体特质的基本表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之所以成为建构民族共同体的基本要素和标识，关键在于其作为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和表达意义的工具，在历时性上生动纪录、传递着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记忆、文化遗产和精神特质，成为表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由自在走向自觉的物质载体和精神标识。同时，在共时性视野下，它也成为日益开放式、通约化社会场域下国家培育共同体理念、实现共同现代化、推动民族复兴伟业等多重目标的重要资源，即语言文字作为“一种有价值、可利用、出效益、多变化、能发展的特殊的社会资源”［10］。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成为增加各族群众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更好融入现代社会，助推民族地区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有力工具，也成为加强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和保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刻回答了中华儿女“我是谁？我归属于哪里？”的身份确证不断走向对“我爱谁？我建设谁？”的行动思考。

共同的语言文字指引了共同体成员集体想象的进路，成为世界上多数民族国家建构的当然选择。据统计，在世界范围内142 部成文宪法中，有79 部宪法规定了官方语言，占55.6%。［11］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指出的：“法语对于法国的创建是贡献厥伟的……对意大利的统一而言，意大利文也同样功不可没，它将意大利半岛上的知识分子连成一线，在读者与作家之间形成网络。”［12］58即使像美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尽管没有在宪法中规定官方语言，但实质上把英语作为两国的“官方语言”已成通例，甚至比在宪法和法律中规定官方语言的国家运用更甚。2000年，我国制定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把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确立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成为法定的国家事权，也表明了国家以通用语言文字推动多民族国家一体化建设的国家立场。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持续塑造共同体的团结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联结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动态实体，也是一个自在发展与积极建构的共同体。历史上，共同的语言文字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秦统一六国，下令推行“书同文”政策，以小篆作为标准文字，结束了战国时代文字混乱纷争的局面。至汉代，形成了以原秦晋方音为基础的“通语”。隋唐以来，通过科举考试普及、推广通用语言文字，学习、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元代虽然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但是在通用语言方面，依然将京城大都（北京）为代表的方言作为基础方言，将其视为通用语。清代同样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王朝，但清初帝王在入关前就已经有非常高的汉语和汉字素养。［5］入关后，坚持儒家文化的领导地位，通过编修四库全书等大型文化工程实现古典文化的复兴。而在儒家经典中，也认为同文意味着圣王对语言文字的统一与规范，是圣治的表征。［13］纵观历史，王朝国家以汉语言文字作为主要交流工具并加以推广普及，成为历代中央王朝谋求文化正统和统治合法性的一项治国方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面对我国民族成份、语言混杂等情况，国家通过开展民族识别，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1956年）、《关于公布汉字简化方案的决议》（1956年）和《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等相关政策进一步规范国家语言和文字，奠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的语言保障基础。改革开放后，1982年颁布的宪法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1992年《国务院转批国家语委关于当前语言文字工作请示的通知》明确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价值功能。2000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法律地位，发挥其统合国民整体性、维护民族团结和开展国民教育的多维功能，为传承中华优秀文化、赓续中华文明、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文化软实力提供有力的法制基础和制度支撑。进入新时代，国家高度重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大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事业发展，习近平指出：“语言相通是人与人相通的重要环节。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14］“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要认真做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工作。”［15］国家相继出台《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把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由此观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历代王朝和现代国家都将其主动内嵌于国家治理体系之中，成为维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一体性和整体性的团结因子和关键要素。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夯实共同体的基质结构

共同性构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质结构和本质特征，“共同体”作为描述群体而非个体的概念，共同性或共同意识是维系共同体群体性存续的关键因素。［16］作为一种文明符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型构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明的关键要素之一。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借助意义化和规范化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与仪式系统，充分展示中华民族共同体以共同性为特质的历史、文化和精神气质。同时，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其顺应现代化、市场化背景下共同性增强、一体性增多的新趋势，成为强韧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交往交流交融能力的动力因素。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型构了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的中华文明。以“大一统”思想为核心内容的中华文明，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17］周秦之际，无论是春秋时期的“赋诗言志”还是盛行于战国时期的“纵横捭阖”，作为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两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形式，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时社会“书同文”“语同音”的一致性景象，而“书同文、语同音”构成了华夏文明发展的主线。［18］特别是秦以来，实行的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开启了中华文明大一统时代，“书同文”也成为维系中华文明绵延不息、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发展的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文化资源。诚如任继愈先生认为的:“维系这样一个大国的统一，主要的文化工具是汉字。有了汉字，才把全国众多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假若中国没有‘书同文’这样得力的措施，古代中国采取拼音文字，中国将不会是今天统一的形势，也许分成多少个独立割据的小国。”［1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持续强化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记忆。文化记忆是包含某特定时代、特定社会所特有的、可以反复使用的文本系统、意象系统、仪式系统，其“教化”作用服务于稳定和传达那个社会的自我形象。［20］德国学者扬·阿斯曼（Jan Assmann）认为，文字与记忆不仅不是相对的，而且密切相关；文字不是记忆的对立物，而是记忆的媒介。［21］自秦汉以来，汉文字逐渐成为历代王朝的主要的交流文字，并成为创造、传承和延续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除“书同文”外，借助于“语同音”，汉字很好地发挥了其横向的超方言功能和纵向的超时空功能。［22］通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及其意义化、生活化的载体与实践，各族人民深切体悟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以及内蕴其中的“天下一家”、和合共生、包容并蓄的价值哲学和文化品格，这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了深厚持久的文化底蕴。

同时，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我国进入到人口跨区域大流动、大融居的新阶段。在统一大市场、流动的现代性背景下，各民族经济上互补共生、社会上交往合作、文化上交流互鉴等共性趋势日益凸显。诚如哈贝马斯所言，语言是构成一切交往行为有效性的基础，是勾连客观世界、社会世界和主观世界的媒介。［23］4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其规范性、普遍性和简易性，有利于冲破民族间因语言交流藩篱所带来的在政治参与、经济交往、社会融入、族际关系等方面的障碍，增进民族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实践能力，提升民族国家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国民集体意识的凝聚力以及多元社会的整合力。

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机理探赜

马尔施（Malsch）将共同体的本质归纳为一种感觉（feel），强调共同体是自身与共同体相互联结的、统一的、交融的心理，是一种归属感。［24］30～31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物质文化与思想精神相交织的复合载体，通过法制化、规范化、生活化的场景运用，赋予国民对共同体持续的同一性认知感受。同时，通过具象化和意义化的加工、转化又可以激发国民共情式体验，联动自我与共同体关系的情感空间和价值共识，进而生成对共同体的集体认同和共识行动。由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引导国民接续完成对共同体从认知到情感再到集体行动的内在驱动力。

（一）意识共识：赋予国民同一性认知

从语言文字传承发展的进程看，尽管中国历史上不断上演着政权更替、疆域变迁之变，但基于谋求政权的正统性和合法性需要，在语言文字上基本呈现出逐渐统一和通用的趋势。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成为历代中央政权安邦治国的政治方略。秦代下令“书同文”，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坚实的文化基础。北魏是鲜卑人建立的政权，为巩固政权，将汉语称为“正音”，鲜卑语为“北语”，且规定朝廷官员在朝廷上使用汉语，禁用鲜卑语。元代亦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将行政中心选在京城大都（北京）并以当地（北京）方言作为通用语言。［5］

今天面对全球化、信息化以及现代性带来的各种“脱域”现象，以及跨区域流动、多重身份认同、多元文化渗入对民族国家一体性解构的挑战，如何通过社会整合机制增加异质群体的一体性和聚合力仍然是国家治理的核心议题。而选择一种契合历史发展规律、社会整合功能强大且适用广泛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当然选择。一方面，通过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施之于法制化和生活化两种“刚柔并济”的手段，赋予国民同一性认知。依据我国《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定化宣示，使得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成为公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也成为其应当履行的重要责任。同时，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广泛渗透于广播电视、媒体社交、考试升学、日常交流等正式或非正式的生活化场域，强化了国民区别于“他者”的同一性身份认同。另一方面，通过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审美化、意义化的加工处理，如诗词诵读、书法鉴赏、篆刻描摹等，展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伦理学、哲学、美学等方面的独特意蕴，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促发国民对共同体的自豪感、认同感以增加同一性认知。由此，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全体国民共通、共有、共享的符号表征，充任了个体与共同体一致性想象的中介，引导国民超越地域、时空限制追溯本源，达致身份认同，并为推进国民一体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条件。

（二）情感共鸣：贯通国民交融性管道

按照心理学的理论，当人们缺乏与某一群体的互动经验（如接触和沟通）时，常常凭借与本群体成员交往或获得的经验来建构对外群体的印象和态度，由于缺乏沟通、缺乏接触，群体之间常常会产生敌意和冲突，难以产生共情与移情，可见，缺乏情感联结是形成鸿沟与罅隙的主要原因。［25］567实践中，一些边疆民族地区由于语言不通等原因，习惯运用本民族的语言来实现内群体间的交流互动，交往空间相对封闭，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传达到基层往往需要借助精通双语人员的翻译，导致信息不对称，与外群体交往交流不通畅，客观上影响了族际间交往的广度、频度以及情感的深度卷入。

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具有突出的交际功能，还具有独特的“濡化”功能，通过“书同文”“语同音”，有利于克服族际间交往交流的语言障碍，增加族际间的“互动经验”，产生理解基础上的共情。同时，经过具象化和意义化的加工处理，在促进各民族深度交融的过程中持续演绎和沉淀为共同体成员的集体记忆，由此不断强化共同体成员间的情感联结和心理认同。如历史上包含以满汉文合写和蒙古文书写的土默特金氏蒙古家族契约文书，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右中旗出土的以乌金体藏文、汉字、蒙文、八思巴文、波斯文书写的六体文夜巡牌，承德外八庙内清朝皇帝以满、汉、蒙古、藏4 种文字镌刻的题额、匾联以及碑文等，［26］既反映了各族人民在语言上的杂糅和相互借词，也见证了我国历史上各民族经济上互赖、情感上互亲、文化上互赏的情感记忆。

伴随着城市化快速推进，民族交往呈现大流动、大融居的新趋势，日益开放的交往空间和更加广阔的交流渠道并没有应然地带来族际间情感的深度卷入和心理上的高度认同，甚至出现族群边界固化、社会认同内卷化等交往与认同的背离现象。［27］在这些复杂的影响因素中，语言不通、文化水平偏低导致的交往能力不足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国外研究表明，一个国家国民的通用语言能力与个体收入状况以及对国家的认同感呈正相关关系。①详情参见Marschak,Jacob,“The Economics of Language,” Behavioral Science,1965（10）；Fishman,J.A.“Some Contrasts be⁃tween Linguistically Homogeneous and Linguistically Heterogeneous Polities,”Sociological Inquiry,1966（2）;Pool,J.,“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language diversity.In J.A.Fishman（ed.）,Advances in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1972（2）,The Hague: Mouton.易言之，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提高个人收入水平、就业能力、社会资本的助推器，也是促进情感共鸣、心理认同的黏合剂，对于构建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全方位互嵌式社会结构，推动各族群众共同走向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

（三）行为共振：推动共识性行动的展开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其自身独特的交际功能、文化功能和政治功能在引导国民内聚形成集体意识并外化于行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物质决定意识，深刻认识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制度环境和实践逻辑也是决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能否通过“语通”实现“通心”“达意”的集体行动的关键因素。

首先，从制度逻辑看，国家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做出的理性的制度安排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设了可能性空间。《宪法》（2018 年修正）第四条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以最高法律形式保障了各民族保护和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民族区域自治法》指出:“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保障本地方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2020年）》对加强少数民族语言保护做了专门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提出:“本法所称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普通话和规范汉字。”而“普通话”不能等同于“汉族语言”，“规范汉字”也不等同于“汉族文字”。［28］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重点廓清了共同性与差异性、中华文化与各民族文化等关系问题。这些规定对于正确处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提供了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一方面，其有别于西方“同化主义”“大熔炉式”“多元文化主义”的语言政策，体现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一体多元”“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结构关系；另一方面，当二者发生冲突时，又明确要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作为主体地位和坚持的方向。这较好地解决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之间的内在张力，为形成共识性认知和共同性行动提供了必要前提。

其次，从实践逻辑看，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还存在一定的认识误区和行为偏差。受“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二分的认知逻辑影响，在民族工作领域存在着过分强调单一民族的差异性和特殊性，对中华民族的共同性和整体性关注不足等问题，体现在语言文字方面，存在着过分突出语言文字的多样性、异质性，注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而忽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使用，有的把少数民族语言与特定身份和利益勾连捆绑，认为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就是“汉化”和“同化”，导致部分少数民族群众对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理解、产生抵触甚至引发社会矛盾冲突。国际上由于语言的多样性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也成为多民族国家建设的难题。例如，南非拥有11 种官方语言，由于多语言制度造成南非在2015 年经历了后殖民时代最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导致社会动荡、国家内乱。［29］因此，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深刻认识到“引导和促成全体中国人朝着中华民族一体的方向展开想象，而不是朝着其他方向去想象，是中华民族塑造或建设的关键所在”［30］。要正确看待和处理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使用与保护的关系，克服认识上的某些误区，以增进共性、促进一体为原则和方向，妥适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推动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同频共振、同向同行。

三、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进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都要向此聚焦。［31］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超越地域、民族、文化等因素的束缚，推动人口国民化和国民整体化的最基础性工程，要充分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普遍的联通意义、深厚的教化意义以及典型的社会资源等多重功能，持续铸牢国民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深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强化共同性为原则的知识生产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通过提供最基本的认同符号，引导国民直观感知、紧密联结共同体，进而生成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身份认同。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融合历史文化、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多维度资源，可以为国民提供系统化的“共同体感”，持续发挥着引领、驱动、凝结和巩固的基础性功能。

首先，强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国民义务和国家立场。按照我国《宪法》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相关规定，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既是国民的一项法定权利，也是表征国民身份，区别“他者”的一项重要责任，是各民族公民的必备选项。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也是党和国家立足统一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推进国民一体化建设、培育现代公民、推进民族复兴伟业的国家战略和基本立场。这一属性决定了要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主动纳入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干部教育、国民教育体系当中，纳入到党的建设、意识形态、宣传教育、教材建设等各环节、各领域，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的顶层设计和有效实施，完善考核监督、教育评价等机制，系统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

其次，突出学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功能。以增进共同性为原则，及时更新和重塑知识生产和话语传播方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类似“体用关系”，其中以共同性、整体性为特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体”，属于本质性、根本性规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用”，属于工具性、表象性规定。要改变传统“汉族与少数民族”“中心与边缘”二分，突出民族差异性与特殊性的认知逻辑、知识生产和话语传播方式，按照有利于增进共同性的原则，注重从历史与文化、历时与现时等时空维度挖掘整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知识养分，寻找和打造各民族守望相助、手足情深的“中华民族一家亲”好故事、先进事迹和典型案例，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充实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当中，重塑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知识生产和话语传播方式。

最后，丰富教育的载体和形式。鼓励开发具有趣味性和实用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学习软件，贴近百姓生活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题材公众号、视频号。积极推进“互联网+国家通用与文字教育”行动计划，结合受教育者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制作推介体现中华文化精髓、中华民族精神、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网络文学、动漫作品、有声读物、微电影、短视频等，拓展网络教育资源。例如，中南民族大学专门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短视频训练营，以新媒体文化产品为载体，引领青年学生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信自觉。

（二）突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文化记忆功能，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文化记忆是情感生发的“催化剂”，共同体成员获得某种文化和族群的归属感来源于生活在某种文化的共同体之中，这种以认同和价值凝和起来的集体归属感不仅“超越了特殊的、区域性的关系，同时也调和了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愈来愈重要的市场关系所造成的跨区域的、以利益为根基的显著差异”［32］27。因而，表现出对共同体持久且深厚的认同。

首先，主动挖掘和释放潜隐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中的文化功能。除典型的交际功能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内蕴丰富的文化功能。如契丹字、西夏文、女真字、壮族方块字、彝文等或是在汉字基础上的笔画增减、字形变更或借用汉字为注音标码，［33］体现了汉字在各民族文化整合中的重要作用。众多由汉文字创作的各民族优秀作品，如鲜卑族元好问创作的《遗山乐府》、契丹族人耶律楚材创作的《庚辰西域清明》、维吾尔族人贯云石创作的《酸斋乐府》、满族人曹雪芹创作的《红楼梦》等共同滋养生成根深干壮的中华文化。此外，以书法、篆刻、文学作品、历史遗迹等形式呈现以及散落在各地的有关语言文字的地方性知识等都是宝贵的文化资源，要主动挖掘、整理、激活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增强全体国民共同的历史记忆，为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丰富养料。

其次，重新编码和演绎以激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情感记忆功能。比如，作为国家象征和国民一体性联结的情感寄托，国歌以气宇轩昂、大气磅礴的歌词和浑厚动听、雄壮嘹亮的歌声，以例行性的方式凸显普通话与规范汉字的感染力，再现各民族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的历史记忆。借助神圣庄重仪式或场合的反复“听”“唱”，在雄壮的旋律中激荡生成对伟大祖国最深层的情感共鸣，并内化生成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精神力量。再如，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开幕式上以汉字“和”的演变过程展现活字印刷术；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冬梦”会徽更是将中国汉字、书法艺术形态与冬奥会运动完美融合，将厚重的东方文化底蕴展现给全世界，惊艳全世界。因此，借助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对已有的历史记忆、文化价值观等重新编码，持续演绎共同体象征，有助于激发、强化国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更好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情感联结的“通心”功能。

最后，积极创制和传播中华文化共有共享的符号和形象。打造中华文化共有符号和中华民族共有形象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途径。而视觉表征所呈现的文化观念，是最直观、最先被捕捉、最先被感知的文化意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主动地融入创制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共有形象的过程，深入挖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背后深层次的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注重中华文化符号和形象在日常生活中的展示，采取形、声、像、意等多种手段，打造人们广泛认同的文化标识，在视觉上增强对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共有形象的认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本身也是中华文明的基本表征，是联结世界、扩大交流的重要载体。要创新包含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内的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方式，丰富对外传播的载体平台，不断增加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际影响力和传播力。

（三）发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社会资源功能，持续赋能共同体建设

首先，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现全方位深度嵌入。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引导各民族逐步实现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对于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掌握和使用不太熟练的部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群众来说，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不仅是必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提升其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最重要的手段。要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教育扶贫和“语言扶贫”力度，积极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培训，开发创制各民族易于理解和接受，便于学习使用的语言文字软件、口袋书、实用培训教材等，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使用频度和效度。同时，正确把握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也是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前提和关键，要加大正确文化观、中华民族历史观的宣传力度，有效发挥党政机关和基层党组织的“先锋队”作用以及学校的辐射示范作用，提升宣传教育成效，让正确文化观和中华民族历史观植根国民内心深处，为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创造条件。

其次，提升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范围和质量，为乡村振兴事业持续赋能。加强推普助力乡村振兴计划，让语言能力培训搭载群众在消费扶贫、电商扶贫中所亟须的新型语言技术和语言服务项目（包括微信操作、移动支付、信息检索、网站建设、公众号运营等），形成语言资源特有的经济属性与产业价值。推动民族地区与外界更为顺畅、高效的信息互联，筑建乡村振兴的“信息高速公路”，帮助各族群众掌握更多科学文化知识，提升其生产技能和工作能力，推动我国实现由人口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

最后，全方位建构“政府主导、语委统筹、部门协调、社会宣传、机构研究、个人践行”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新格局。加大政校合作力度，切实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工作。各级语委可以与当地学校尤其是高校加强政校合作，结合当地群众的实际情况，组织相关人员设计一些生动精彩、通俗易懂的宣传教育资料进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宣传工作。各级语委、学校可以组织工作人员和学生志愿者，经常下到基层宣传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帮助居民解决方音重、言语表达错误、用词不当等问题，从而提高他们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准确率。

四、结语

进入新时代，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维护国家统一、民族团结，推进人口国民化、国民一体化的文化纽带，也是助力全体国民共同走向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重要资源。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高度的关联性与互构性，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可以有效搭建自我与共同体关系的同一性认识，深化情感联结和认同，推动生成中华民族的集体人格，最终实现共同体意识的凝聚目标。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要正确处理好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保护使用的关系，发挥好其“通心”“达意”的聚合功能，也要持续赋能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共同实现现代化等方面发挥“黏合剂”与“推进器”作用。同时，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也不是所谓的“汉化”或“同化”，要正确处理好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尊重保护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充分挖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内蕴的共有共享的文化资源和联结要素，共同助力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走向认同度更高、凝聚力更强的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