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雪青 张晨明

我国农村发展不仅涉及农村本身，同样涉及城市和城镇化。当前乡村经济社会形态已经由过去根植于土地的乡土中国转变为城乡中国。(1)刘守英：《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理论、制度与政策》，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第9页。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近10年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在突破50%后仍保持快速增长趋势。2020年，中国大陆地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3.9%。从发达国家城镇化的一般规律看，中国当前仍然处于城镇化率有潜力以较快速度提升的发展机遇期，“十四五”时期可突破65%的城镇化率，乡城之间因此还将呈现大迁移大流动的基本格局。(2)《国家统计局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解读》，2021年5月12日,http://www-stats-govcn.proxy.www.stats.gov.cn/tjsj/sjjd/202105/t20210512_1817336.html,2021年12月25日。

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平等互换、双向流动的政策体系，促进要素更多向乡村流动，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3)《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2021年3月14日，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4/content_5592884.htm，2022年3月27日。在城乡统筹发展步入新阶段以及城乡关系不断重塑的时代背景下，尽管我国城镇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未达到饱和状态，但城市人口选择离开城市移居农村的生活模式已开始显现。“市民下乡”作为一类正在发生发展的社会现象折射出大城市快速发展带来的问题，同时也预示着城乡要素双向互通、互补、共融局面生成的可能性路径，并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新契机。新时代乡村的全面振兴可以利用好市民下乡这一机遇，在城乡互动格局下实现城乡多要素的流通，达致乡村和城市人才与资本的双向流动从而促进形成城乡共生共荣的局面。但也要意识到：全球化、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令乡村面临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复杂，市民进入乡村生活场域是牵动整个村庄社会结构的重要事件，对村民日常生活产生正向积极作用的同时亦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由于现代化进程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所具有的风险种类不同，“市民下乡”是否会成为一把双刃剑，为乡村发展提供新资源的同时，对传统乡村空间场域带来解构和冲击，将是乡村创新发展情境下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立足于城乡结构互动新形式，本文以云南省Y村为个案，聚焦市民下乡对乡村空间产生的影响，探讨如何以地方村民为主体，跳出乡村发展外源性逻辑框架，充分激发市民和村民共同参与乡村建设的内在动力，从而实现乡村空间活化，向相关地区乡村建设传递出可借鉴的经验。

一、乡村空间：一种功能主义视角的诠释

(一)乡村空间概念界定

20世纪初，西方学界对于乡村空间的概念定义偏向于功能主义视角，通过强调乡村的特殊性和明确的功能特征对其进行界定。(4)刘少杰:《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66页。国内学者张小林首先将地理学内容嵌入空间研究领域之中，并进一步将乡村空间分为经济空间、社会空间和聚落空间三大类。(5)张小林、盛明：《中国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新定向》，《人文地理》2002年第1期,第81-84页。鉴于此，学者们纷纷在社会、经济空间系统中展开研究，经过长时段基于地域二分法对物理空间的分析，学界开始出现乡村社会—文化空间转向。学者们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生态空间这“三生空间”的整体或部分优化转型出发，将乡村空间纳入乡村振兴战略语境中分析其中的空间逻辑。(6)王成、李颢颖：《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地理科学进展》2017年第8期，第913-923页；房静静：《空间变迁与地方性重建——基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文本分析》，《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第104-114页。

(二)乡村空间重构相关研究

乡村本身具有多重复杂性，乡村空间是通过多重维度构成和定义的。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经济市场不断渗透于传统的生活世界中，乡村空间呈现消费和生产方式等方面的变革。在乡村空间生态、文化层面上，工业化生产思想对传统的人地关系、人与人之间的纽带产生了深刻影响。全球化背景下乡村空间的重构不仅涉及地方和非地方主体，还涉及不同自然和社会要素，以及人类和非人类实体的多元因素。“后生产主义”思想的持续性影响使得学界对于乡村空间重构的研究开始聚焦乡村空间发生转变后的具体分化现象。(7)杨忍、罗秀丽：《发展转型视域下的乡村空间分化、重构与治理研究进展及展望》，《热带地理》2020年第4期，第575-588页。

经历人地关系地域的后生产空间转向，学者们着重探讨了地方性与现代性对乡村空间结构产生的影响。吴宁指出，中国当下的农村空间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差别，中心城市对边缘乡村构成了空前严重的挤压。(8)吴宁：《列斐伏尔的城市空间社会学理论及其中国意义》，《社会》2008年第2期，第112-127+222页。高新宇等人进一步注意到，国家、市场、城市作为“时空分离”的力量，是导致乡村空间重构的主要因素。(9)高新宇、许佳君：《空间重构与移民社区融入——基于“无土安置”工程的社会学思考》，《社会发展研究》2017年第1期，第73-93+243页。

具体而言，乡村空间重构对村庄政治、经济、文化均产生直接且强烈的影响。一些媒体试图以牺牲其他社会群体的生活空间为代价推动一种被建构的田园牧歌式乡村图景。乡村被建构为“媒介化中介性”存在。乡村自然性在媒介的包装下逐渐消弭并进一步被“边缘化”(10)贺艳：《传媒中的“他者”：浅析乡村话语边缘化现象》，《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第79-81页。，同时成为城市居民获得异质性环境体验的消费替代性景观(11)王丹、刘祖云：《国外乡村空间研究的进展与启示》，《地理科学进展》2019年第12期，第1991-2002页。。部分都市居民出于对乡村生活的想象选择逃离城市生活，搬迁到农村地区租赁村民房屋并对乡村空间进行改造以满足其对于理想生活的追求。(12)潘佼佼：《都市中产阶级对乡村空间的想象与改造》，《文化纵横》2016年第6期，第98-103页。

当前，我国乡村空间发展面临核心组织凝聚力弱、结构网络关系不紧密等情况，主要体现在乡村居住空间和村庄内部社会网络结构上。除此之外，乡村空间还出现空间无序增长的境况。(13)金利霞、文志敏、范建红，等：《乡村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进展与理论框架构建》，《热带地理》2020年第5期，第765-774页。学界对于乡村空间展开的研究以人地关系为基础，从最开始单向空间的讨论到目前物质空间—社会空间—文化空间的多维分析，皆以展示集体关系对乡村空间的形塑为目的。(14)高丽、李红波、张小林：《中国乡村生活空间研究溯源及展望》，《地理科学进展》2020年第4期，第660-669页。既有研究以乡村振兴为新时期农村发展的核心目标,建构乡村社区治理主体和治理框架，旨在厘清乡村空间分化的内外动力交互作用机制,探索乡村治理的科学路径。然而，对于乡村空间的讨论若是仅停留在宏观结构层面，对于构成整体的能动个体心理和行为不能做出有效解释，那么研究就会存在一定局限性。

(三)列斐伏尔“空间生产”视角下对市民下乡现象的阐释

列斐伏尔将马克思“社会生产”概念运用到“空间”中去，同时吸收尼采的身体空间思想，提出以空间行动为基础的辩证空间思想，进一步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对空间进行分析。他指出，空间是由社会关系所充斥的，其理论核心是生产和生产行为空间，即(社会)空间是(社会的)产物，并在此基础上区分了空间实践(我们的知觉)、空间的再现(我们的概念)以及表象性空间(生活空间)。社会空间既是被使用或消费的产品，同时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空间生产的实质在于构造出符合自身想象的空间，空间生产过程中必然存在一定冲突，其投射出存在的社会关系并不断在空间中被再生产。(15)包亚明：《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86页。列斐伏尔不仅令空间和生产这两个关键性的概念进行双向互释，还将社会关系纳入与空间的互动对话之中。

本文援引列斐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分析市民下乡“入侵”乡村空间这一社会事实。从空间生产的角度重新建构乡村空间生产的理论框架，并将该框架应用于经验事实，进一步阐释市民进入农村之后如何通过具体的空间实践，进而实现空间表征与表征空间的互动。由于市民群体人数的增加造成村庄内空间格局的压缩，内部空间的有限性使得村落空间结构被不断割裂和分化。基于列斐伏尔提出的空间生产理论，将村落空间分为居住空间、文化—心理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三个维度。其中，居住空间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并被概念化的空间，即村民居住房屋所形成的聚落地带。文化—心理空间是指村民作为地方性文化持有者，所拥有的地方性文化和集体情感空间。村庄公共生活空间是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进行信息交流、人情往来的公共场所，特指村中民族文化广场、土主庙、客堂(红白喜事承办地)等具有信息共享和情感交流功能的聚集性场域。

空间不仅反映了事物的情景和位置，而且折射出一系列特定社会关系相互作用下的再生产物。乡村空间的生产是动态的，可以用来诠释乡村空间的生产逻辑，通过借鉴传统的“城—乡”二分法，以“惯习”和“位置”来界定市民与村民间群体边界，分析二者互动过程中乡村空间生产的实质，揭示被遮蔽的乡村空间之维。从处于现代性语境下Y村的空间实践来看，一方面，乡村居民经由传统农民向现代农民转变的过程中，对于市场的适应能力逐步提升，个体社交范围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作为以“伦理本位”和“差序格局”为村落秩序的熟人社会，在现代化进程中其内部关系结构呈现新的现代性特征，市民群体得益于多重机制作用得以顺利进入乡村空间之中。

另一方面，市民群体的行动实践使得乡村空间成为被规划和认识的对象，相关利益机构为满足市民下乡的“大需求”应运而生，各类有关“体验乡土性”的旅行规划层出不穷。例如“未来村”机构，作为一个面向全国的农村闲置房屋交易平台，其运营目的是为到乡下找房子的人提供相关租赁信息，它宣称能够为客户定制设计改造宜居的乡村产品，市民可通过使用权转让、长租或短租的方式在乡村安家。对乡村田园生活的美好向往被异化为一种商品化交易形式，乡村不再能与城市分庭抗礼，要么成为城市的一部分，要么成为其“殖民地”。(16)刘少杰：《西方空间社会学理论评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259页。在空间实践与空间表征的复杂互动下，乡村表征空间成为新旧权力博弈场域。当越来越多的城市居民将乡村作为新的生活方式转型目的地时，乡村成为城市居民逃离高压大都市生活的替代性社会场景，那么生于斯长于斯的乡村居民的生活世界发生变化之后，他们将对此做出何种行动回应？

二、案例呈现

(一)案例地概况

本研究田野调查点位于云南省Y村，村庄国土面积20平方千米，耕地总面积0.63平方千米，人均耕地767平方米，林地总面积7.88平方千米，自然生态资源禀赋优质且开发性程度较高。(17)资料来源:Y村党支部书记LSC提供。该村距主城区约40分钟车程，有着便捷的交通条件，主城地域经济发展和辐射带动能基本满足村民生产及生活服务需求。村内共286户，总人口901人，外出人口比例低且主要流向本地城镇地区，常住人口就近就地择业建房者众多，因此保留了具有地方性文化特征的生活方式。其中传统民俗节日(火把节、娘娘会、同年会等)以及民族服饰和语言仍然频繁出现在其日常生产生活中。近年来在内外部机制的交互作用下，该村除呈现村民就近择业非农化、收入结构多元化、价值观念逐渐现代化等主流城镇化趋势之外，也发生了大城市居民移居乡村的社会现象。

(二)市民群体的构成特征及其移居动因

从2015年开始，陆续有从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等地的城市居民选择到Y村租赁村民闲置或现有房屋并在村中生活，房屋租赁时间以10～20年为限，依据房屋的面积大小、位置，价格居于2500～15 000元/年范围内。截至调查研究前，村中市民群体总人数将近300人，占村庄总人口数31%，且人数有持续增加态势。通过对该群体的构成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其拥有一定社会、经济和文化资本，年龄结构以35～55岁为主体，职业结构类型多元，自由职业者人数占市民群体总人数的55.1%。这也反映出，现代性大加速背景下时间与空间本身不再成为阻碍，网络媒介成为人们仰赖的主要方式，个体职业选择与流动方式发生了重大改变。在进行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的基础上，运用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11对所获得的资料进行分类并建立节点，最终形成关于市民群体移居乡村动因的编码表(表1)。

表1 市民移居乡村归因编码表

编码结果显示，该群体选择到乡村生活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一是科技和社会变迁的加速带来的生活步调加速，使得行动者愈加感知到竞争逻辑下的内卷化程度加深。个体自身生活时间不断被“压缩”并由此出现“自我异化”感受，现代社会生活中所面临的生存和生活压力急剧凸显。快速的生活节奏造成了个体对于城市生活质量的不满，因此他们亟需寻找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的替代性诗意性栖居地。二是来自社会媒介工具的表征和引导对个体认知建构与行为方式的形塑。嵌入于个体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新媒体技术所传递出的视觉图景广泛地影响着个体生活。乡村被建构为具有独特象征意的“田园景观”。由于媒介内容所表征的乡村拟像，导致相关观念实现“植入”于受众。三是个体的反身性思考。移居乡村实践有助于城市群体自身重拾对于生活情境的掌控权，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并重建自我认同。

作为一个具体个案，Y村的混居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特殊性。市民群体长期城市生活经历所形成的“大都市”生活方式与村民群体的“地方性”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群体间张力极其明显。对于世代居于Y村的村民群体而言，大量市民群体的移居行为不仅对其居住空间格局产生直接影响，更是在文化—心理空间以及公共生活空间上的“入侵”。

三、案例分析

空间生产是空间被开发、使用和改造的全过程，其不仅是物质性的存在，更是社会互动的具体形式体现。在风险社会、消费社会、景观社会的不断渗透下，乡村空间被建构为具有神秘浪漫感、能够满足个体对晴耕雨读式田园诗生活需求的所指性空间。市民试图通过移居乡村行动，短暂或长久性地居住在某地，寻找能够获得新鲜体验感和更高生活质量的别样生活方式。其乡村空间实践行动具体体现于居住空间、文化—心理空间和公共生活空间三个维度。

(一)村庄居住空间的中心与边缘

“中心—边缘”这对辩证概念始终贯穿于列斐伏尔的学术历程，二者之主体间性呈现了空间生产背后的权力地位逻辑。市民群体的空间行动本质上带有权力凝视特征，其通过居住地域和建筑风格的转换进一步将自身“惯习”扩展至整个村落社会结构之中。具体来看，市民最初因为乡村生态环境和房租价格等极具强吸引力的因素开始实践其乡村梦，后期随着市民人数的不断增加导致村民居住格局逐渐被边缘化。原先以村中寨心石为中心向四周扩散的紧密型地缘居住格局被分散，村民为赚取房租将村中住房出租后转而选择在紧邻马路的村落边缘居住，甚至在原本荒芜的马路对面再建新居。

由于村内土地资源有限，当村民房子不够住时必然需要寻找新的土地盖房，更有甚者选择到耕地上新建房屋，造成了耕地资源的破坏。后期在政府的严格制止下才避免更为严重的后果产生，但仍有村民为获得更高经济收益铤而走险私占耕地。尽管市民的租房改造行动使村民意识到传统旧式民居的现实经济价值和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但也间接导致村庄土地管理失控，从而出现无序扩张的局面，村民居住空间遭遇严重“挤压”。

除此之外，市民群体日益高涨的租房需求打破了村中部分老年人的平静生活状态，导致亲代与子代之间代际关系失衡。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独居亲代需要出让自住房屋和子代一起居住，部分老年人面临出租旧房之后无房可居必须与子女同住的境况。尽管老年人不愿出租自己的房屋，但出于代际关系维护的需要，亲代不得不出让自身养老资源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强化彼此之间的情感联系和子代养老责任的道德约束。部分老人随子女搬到马路附近的房屋居住之后，无法再即时与老友谈心、交往，致使其陷入孤独与焦虑的负面情绪状态中。

市民的移居行动对村民居住空间产生的影响是持续且深入的，并在一定意义上创造出独属于自己的理想居住空间形态，这就造成村民居住空间从最初紧密聚集的居住格局到现在居住空间的片段化和不连贯。肇始于居住空间被营造为“空间表征”的初步渗透，Y村生活空间进一步在文化—心理空间维度上被重构。

(二)村庄文化—心理空间的区隔与失衡

村落社会结构的空间组合与城市社区有着全然不同的运作逻辑，市民与村民的生活方式因不同生活环境和经历呈现出差异性特征。首先是双方迥异的生计方式，一部分市民拥有的物质经济条件使其无须再为生活奔波，处于享受生活的状态。另一部分市民通过利用乡村地方性资源并雇佣个别村民开展各类体验式经营性活动以获得经济收益。而大部分村民主要以农作物种植、工程运输业为主要谋生方式。其次是双方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市民群体所期待并付诸实践的乡村生活方式在村民看来是“闲得发慌的烧钱行为”。地方性生活方式与都市生活方式于同一居住空间中孕育出张力。

市民移居乡村行动以“资本”开道的同时带动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带入了新的价值观念。与此同时村民意识到自身生活空间不但被“占领”，还被裹挟于大都市消费语境之中，但自身有限的能力却无法同市民“抗衡”。因此，其对于市民的态度充满矛盾复杂的情绪。当市民以其具有明显现代性特征的生活方式表达着深层自我，村民也在自我意识的深处敏锐地察觉到自身与外来者不仅有着地理位置上的差异，更有着明显的“惯习”区隔。

村民对于外来市民群体在心理层面的态度经历了阶段性转变。第一阶段，认为其是“非我群体”的外来者，加之对于大城市居民的想象性初印象构建，从而产生原初排斥情绪。在第二阶段，随着双方互动程度的加深，村民知晓其移居动因并认识到他们在村中长期生活能够给自身和村庄发展带来益处，从而产生一定好感。进入第三阶段，村民发现市民的移居行动导致村庄自然和文化资源被消耗和破坏，同时由于土地、房屋增值导致村民内部阶层分化扩大，村落自洽性逻辑发生改变，个体陷入经济利益与亲情伦理的博弈困境中，因此对市民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总而言之，市民在实践自身理想生活方式的同时不断改造、利用空间并实现权力的再现，村落内主体的主动权逐渐发生改变。村庄文化空间被完全占有时，村民心理空间必然遭遇重创且产生“相对剥夺感”。村民主体在乡村空间中的支配性话语权日趋减弱，同时具有明显“他性”的村庄公共生活空间边界逐渐模糊。

(三)村庄公共生活空间的让渡与支配

村庄公共生活空间是蕴含乡土情感的独特建构物，也是承载乡村空间物理特质的象征性场所和村庄集体性情感记忆的具象化物。在乡土社会中村庄公共空间物理边界明晰，然而市民的空间实践使得这一边界日益被消解，其通过一系列策略性行动强势进入村庄公共生活空间。从整体上而言，市民在民族文化广场上举办的各类型活动(例如市集、制作掐丝珐琅等)的潜在消费对象是来“猎奇”的游客，村民无法在其中真正受益。在市民群体以“生活方式转型”为名追寻美好生活的行动中，村民则成为“被隐形剥夺”的对象。

村落公共生活空间内部权力配置正因居住空间的分割和文化—心理空间的区隔以及新空间的生产而日益被颠覆。村中原有的两家小卖部被市民经营的便利超市所取代。村内土主庙里的“神灵和祖先”也变得不再“清净”，“神灵和祖先”被转译为仪式性的文化展演符号。曾经作为仪式主持者的三位高龄老人在游客到来时会向他们重复讲述祖先的故事并不停诵念祝辞，但待其离开之后老人们转向神灵和祖先的方向虔诚朝拜忏悔。市民和游客在仪式空间中的消费行为间接影响了部分仪式的空间实践。除此之外，由于作为主要消费力量的游客数量不断增加，承办村中各类宴席活动的客堂被迫成为临时停车点。

村中广场、小卖部、客堂、土主庙等，此类村民进行日常信息交流、举办人生礼俗仪式活动、祭祀神灵和祖先的公共活动空间，已逐渐被建构成为符合城市生活方式取向的景观性造物存在。承载乡土记忆和乡愁的乡村空间被再生产，其中各个区域被进行功能性和工具性的分割、美化，在这样的空间形态中标示出空间被支配和占有的范围。

四、从“移居”到“消费拓植”：城乡空间实践与重构逻辑

乡村的概念存在于当代社会的普遍想象和日常实践之中。自然，是乡村最显著的特征，也被认为是其主要优势。它既是一个与乡土性及各种文化意义相联的想象空间，同样也是一些人实现其生活方式愿景的物质对象，一个可以进行修养、耕作、度假、接触大自然的城市替代性目的地。由于消费社会所带来的困顿和焦虑感正在侵蚀个体日常生活，城市居民因为长期对城市生活的审美疲劳，选择逃离城市生活的桎梏到乡村寻找能够平衡工作和生活的理想化居所。

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对传统农民生活的入侵不仅仅是一个地方性的问题，它还与更为全球性的城市化、工业化现象相关。”(18)林聚任、申丛丛：《后现代理论与社会空间理论的耦合和创新》，《社会学评论》2019年第5期，第15-24页。在村落生活空间重构的过程中，市民在实践其自身浪漫田园诗歌理想的同时，通过利用乡村资源获得经济收益。于村民而言，市民介入其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尽管在一定程度推动了村民生活方式的转变和乡村现代化发展进程。但从整体上来看，市民的介入打破了传统村落的生活秩序，对于村庄的社会空间结构产生了多重影响。由于双方的生活经历和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与之配套的价值取向、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市民移居乡村的行动打破了村内原有生活边界，使得双方共居于同一生活空间之中，伴随着彼此之间的社会互动频率增加，双方生活方式差异突显，出于各自的自我保护机制产生了多类型的矛盾和冲突。尽管现代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村庄经济边界向外开放的程度逐渐提升，但地方性文化决定了村庄社会文化边界的相对封闭性，村庄内部的社会规范和生活秩序维系着村庄社会结构的稳定。市民的进入为村庄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村民自身利益让位于村庄利益的同时，村落内部文化形式以及村民的行为方式就需要做出相应调整。

传统社会生活中，个体总是要受到“在场”的限制，但是在现代社会，“缺场”也可以实现个体间社会交往。彼得·阿迪(Peter Adey)指出，移动性和流动性无处不在，同时有扩展个体新型生活方式的可能性。移动性也使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被直观呈现出来，差异化的社会资本形成具有限制个体移动能力的结构。(19)彼得·阿迪：《移动性》，戴特奇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97页。正如个案中所呈现的，市民群体所拥有的各类资本是其能够移居乡村的先决条件，其行动策略看似是出于对自身生活方式的反思，但实质上是城市生活方式的拓植。践行乡村生活的本质是“租用”空间满足自身现代性绿色消费需求，乡村空间经由其改造之后成为都市化语境下的景观移植物。

在市民和游客的双重“凝视”下乡村空间结构发生转变。村民生活空间遭到严重挤压并被边缘化，而市民却对现有空间进行加工、塑造并构建新的空间形态，城市生活方式特征随着市民的移居行动弥散于村民日常生活之中，乡村消费空间的特征已然形成。村民主体性遭遇挑战，乡村空间被移植于消费场域之中。在这一持续性的空间重构过程中，村民被置于边缘化消费语境之中，致使乡村原真性被日渐消解。

五、结语

空间与时间作为社会构造物与社会建构之间有着紧密联系，在这样快速变迁的时代背景下，现代性发展趋势在促使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理性化和规范化发展的同时，也给社会的转型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危机。现代性社会赋予时间和空间上的不断分离与重组，通过新旧知识之间的交融与转换，不断影响着个体和群体的行动策略，这种持续性的影响使得个体对于自身生活方式进行反思的同时对于既存社会关系亦做出调整。(2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17页。

(一)现代性机制嵌入下乡村空间的异化

Y村市民群体的乡村空间实践表明，一方面，现代社会流动性的增强为个体提供了移居的必要条件，使个体可以从不同的空间和地方场景中便捷切换至另一地点。基于此，个体方能从全国各个城市出发寻找能够暂时“逃离”城市生活的诗意栖居地，同时在技术性条件的支持下平衡理想生活与现实生存之间的矛盾，例如云南大理的“新移民”群体等。(21)高瑜：《临界空间的转变——云南大理古城的个案研究》，《西北民族研究》2017年第4期，第200-207页。这些有一定经济基础的个体或群体出于对“理想家园”的主观建构，常常将乡村置于“审视”之下并基于先验性的判断对其进行规划，技术理性和空间阐释“霸权”的话语日盛(22)陶岸君、王兴平、王海卉：《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发达地区村庄布点规划方法》，《规划师》2016年第1期，第83-88页。，而村民却成为其中的失语者。

另一方面，现代性所带来的社会高速发展造成的由货币和媒介主导的阶层固化等社会现象也成为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大加速社会所带来的文化疾病(23)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54页。正侵蚀着每一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如何面对现代性所带来的弊端，吉登斯给出了他的解决之策——反思性。个体对现代生活的反思不仅仅是对自身生活状态的反思，也是当今社会快速发展所折射出的“内卷化”趋势下个体所需要做出的新的行动回应。市民利用自身优势做出了理性抉择，但村民的行动回应则是被“裹挟”状态下的调适性生存逻辑。Y村村民群体未曾想到自身生活的村庄会因为市民的移居行动而声名大噪，复杂而矛盾的心理状态令村民对于处于共居空间中的市民产生了排斥与区隔情绪，认为这些“城里人”不仅破坏了村庄原有生活节奏，而且加剧了自身生存环境的恶化。基于个案中所阐释的空间重构过程可以看到传统与现代的博弈，地方性与现代性生活方式的交锋，以及社会关系再生产背后的权力生成与运作机制。

(二)村民主体视角下跨城乡空间的建构

陆益龙指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有着与城市社会不同的特质，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村落共同体；二是熟悉关系；三是情感与道义联系。”(24)陆益龙：《后乡土性:理解乡村社会变迁的一个理论框架》，《人文杂志》2016年第11期，第106-114页。Y村村民长期在相对稳定的村庄空间结构中生活，有着共同集体记忆，村庄内成员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都发生在同一场域内。乡村现代化转型对村庄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村民生计方式随着市场化的发展愈加多元，“离土不离乡”成为村民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村落地方性文化的承载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仪式、习俗等随着村庄外部结构环境的改变发生变迁。在市民群体的空间实践和村庄外部多类型力量的作用下，日常生活中的个体主体间呈现交织状态并重塑村落日常生活叙事。

1.管控市民下乡空间实践，建立健全村民权益保障制度。城乡二元制度长期以来横亘于城市与乡村之间，随着鼓励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创新盘活政策的出台，有越来越多的市民通过移居乡村的行动策略实现城乡之间的逆向流动，这一政策的本意是增加农民收入促进城乡融合，但是一些市民却利用这一政策将乡村空间改造为新的消费空间使其商品化，村民生活空间被完全重构，“乡愁”被转译为新的消费空间表征。乡村当前发展状态呈现出“后乡土性”特征，在市民群体生活方式的不断渗透下，村民群体的生活态度、价值观念等正向传统—现代、乡村—城市多元化发展。村落经济边界的开放与社会流动的增加，社会文化边界的有限开放，从此种意义上来讲该村具有“中间”社区的基本特征。

作为一个有着上百年历史文化的民族村落，其正处于现代化发展的过渡形态，面临新的发展挑战。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市民的空间改造打开了村庄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局面，不仅为乡村注入了多元化人力资源，更重要的是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资本，使得村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改变，有利于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为解决农村空心化、荒芜化提供了有效路径。在实现城乡共同发展的过程中，不仅要为市民下乡提供渠道，同时也要把握好内外部资源的平衡，切实有效保障村民群体的各项权益。这样方能使村民在空间再生产过程中不至处于被支配位置，单向度的等待“被改造”。

2.激发群体间情感能量，培育村落生活共同体意识。当前农村村落是立足于地域性和社会性这两个社区特征，建立在一定认同基础上，包含特定主体观、自我观，有着明显的利益、责任及归属边界的群体生活模式及其社会结构。其本质上是地域性和关系型共同体的统一，市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实质上应是一种共生共建的关系，持久和真正的共同生活，以及市民对于村庄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双方实现从“乡村”到“家”概念转变的基础。当群体间生成持续性情感能量时群体团结才得以可能，市民与村民间关系类型的型构折射出“地方性”与“流动性”的特殊融合，反映出新型村落生活共同体和城乡间关系构建的多重可能性。

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发挥乡村空间建构的主体性力，从内在挖掘村民自身优势，实现乡村要素资源的循环流动和村落共同体的维系。(25)陈学兵：《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主体性的重构》，《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第63-71页。当村庄面临现代性挑战导致村民主体性缺位时，如何使村民在乡村现代化进程中主动参与其中，关键在于立足原生态乡村文化的强大力量。地方性文化所具有的独特意义和生产功能是村庄的“根”，只有在这一基础上扎根才能让村庄的现代化发展具有生命力和活力，使其能够充分于乡村空间的生产中实现文化要素的承接与转换，形成以村民为主体的群体合力同时生成内源性动力，从而促进乡村空间的全面复兴。新时代乡村建设可以市民移居乡村的实践为契机，通过鼓励、调动及协调市民和村民以具有创新性的方式参与乡村建设，并培育双方村落生活共同体意识，更好地实现跨越城乡之间的地理空间限制，建构跨城乡的社会空间结构。同时，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应发挥相应主导作用，管控好资本下乡渠道并调解乡村空间改造过程中消费空间和乡土生活空间之间的矛盾，使乡村空间结构更具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