宰晓娜，李文靖，宋浪婷

（1.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2.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党委（校长）办公室，广西 崇左 532200）

据统计，2019年，广西全区共有私营企业46.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1218家，港澳台投资企业1215家，个体户215.4万户[1]。截至2021年6月，全区共有新社会组织超2.9万个，其中社会团体1.3万个，民办非企业1.6万个，基金会111个[2]。2019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办公厅、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乡村公共管理能力显著增强，乡村社会治理有效、充满活力、和谐有序，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基本实现现代化[3]。《意见》强调以“五治”融合推动乡村治理的发展：一要强化政治引领，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凝聚力；二要强化自治基础，进一步深化乡村治理的实践性；三要强化法治保障，进一步提高乡村治理的法律服务水平；四要强化德治先导，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文明水平；五要强化智治支撑，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的信息化水平。这不仅说明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内在要求，同时也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提供了政策环境和生长空间。

一、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调查分析

（一）调查问卷及指标分析

调查指标是指调查过程中用来反映或衡量调查对象的特征、属性或状态的数量指标和分类指标，是研究者在某项调查中选择和制定出来的，其设计主要着眼于对具体调查对象的衡量，力求用最简明的项目、最简单的方法来反映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此次调查问卷的指标设计从参与的前中后三个方面进行，即参与前的参与动机、参与必要性及参与作用认知调查，参与过程中的资金来源、参与形式、影响因素、出现问题，参与后的变化及参与满意度评价。除此之外，还包括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性别、年龄、户籍、政治面貌、工作单位及工作职务等。下面我们对这些设计指标进行具体分析。

1.被调查者的背景信息

在这个指标体系里，主要是了解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为后面具体的分类分析以及对比分析奠定基础。我们想要了解的基本情况主要包括被调查者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政治面貌、工作单位等。

2.参与动机及态度调查

参与动机及态度事关被调查者参与积极性和具体的参与行为，体现被调查者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重要性的认识。为此，我们设计了“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缘由是什么？”“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您愿意为乡村社会治理贡献一份力量吗？”等题项。

3.参与过程调查

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中，资金来源渠道、参与的形式、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都是直接影响参与效果和积极性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设计了“您认为，两新组织主要以何种形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您认为，影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等题项，以便更加全面地了解参与的形式和过程。

4.参与对策调查

为了更好地推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针对前述存在的问题，结合在前期的实地调研中了解到的情况，我们设计一个解决对策的题项：“您认为，该如何推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分别从加强党的领导、政策倾斜、资金支持等方面提出解决思路。

5.参与满意度调查

为了深入了解被调查者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态度，在这一指标体系中设计了“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后，乡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和“您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总体评价。”两个问题。调查用李克特5级量表，分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满意、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五个等级。被调查者对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参与效果，影响工作积极性。只有了解了大家的满意度，才能总结并改进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具体工作思路和策略。

（二）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调查问卷基本情况

1.问卷分布情况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形式进行调查，调查区域为广西南宁、崇左、桂林、柳州等区内城市，问卷共发放370份，回收问卷355份，有效问卷329份，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2.7%。问卷回收率符合问卷设计要求。

2.问卷信效度

数据的可靠性检验包括两个方面：信度检验和效度检验。其中的信度检验主要检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即问卷中一组相关问题（或整个调查表）衡量同一概念的程度。内部一致性信度检验主要采用克隆巴赫提出的α系数来测量。α系数越接近1，信度越高。α系数大于或等于0.7，则认为其内部一致性较高。课题组应用SPSS23.0软件对本问卷的度量项目进行可靠性分析，如表1所示，克隆巴赫α系数达到0.780，表明设计的度量项目是合理的、可信的。

表1 可靠性检验

效度检验主要是检验变量能够测量出所测问题的程度、问卷内容能否涵盖所要研究问题的各个方面。在本文中，效度分析主要用于估计某个可测变量的改变对满意度实测值总体的影响程度，如果可测变量实测得分的方差在总体方差中比重较大，则说明该可测变量指标有效。效度值一般分布在[0，1]范围内，效度值越大则表示可测变量的指标越有效。课题组应用SPSS23.0统计软件计算各可测变量的效度值。如表2所示，KMO值为0.848，已经远超0.7的均值水平，说明问卷的有效程度很高。

表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3.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

本次问卷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分为：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户籍、职业情况。在被调查者的性别构成方面（如图1），此次调查有效回收的329份问卷中，男性166名，占总人数的50.46%；女性163名，占总人数的49.54%。

图1 性别构成（%）

在被调查者的政治面貌方面（如图2），中共党员共105名，占总数的31.91%；民主党派或无党派人士共6名，占总数的1.82%；群众共132名，占总数的40.12%；团员共86名，占总数的26.14%。被调查者中以群众和中共党员为主，两者合计72.03%。两新组织中的中共党员45名，其中新经济组织24名，新社会组织21名。

图2 政治面貌（%）

在被调查者的年龄构成方面（如图3），18—35岁者共197名，占总数的59.88%；36—55岁者共123名，占总数的37.39%；56—65岁者共7名，占总数的2.13%；66岁以上者共2名，占总数的0.61%。

图3 年龄构成（%）

在被调查者的文化程度构成方面（如图4），小学学历4名，占总数的1.22%；初中学历10名，占总数的3.04%；高中（中专、技校）62名，占18.84%；大学专科56名，占总数的17.2%；大学本科及以上197名，占总数的59.88%。被调查者中以本科及以上学历为主。

图4 文化程度构成（%）

在被调查者的工作单位类型方面（如图5），新经济组织（私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港澳台商投资企业、股份合作企业、民营科技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共93名，占被调查者总数的28.27%；新社会组织（社会团体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统称，如社工机构、学会、基金会、商会等）共127名，占被调查者总数的38.6%；其他共109名，占被调查总数的33.13%。被调查者中工作单位为两新组织的占66.87%。

图5 工作单位类型（%）

（三）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现状分析

1.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机

动机是指由特定需要引起的，能够满足各种需要的特殊心理状态和意愿。动机是直接推动个体进行活动的内部动因或动力。掌握两新组织参加乡村社会治理的动机是了解其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前提，为理解其参与行为和参与过程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缘由是什么？”题项了解其动机，调查结果显示，92.7%的受访者认为是“响应党和国家号召，服务乡村振兴”，74.7%的受访者认为是“履行本单位的社会责任”，62.9%的受访者认为是“获取更多资源和支持”，63.53%的受访者认为是“实现自我价值”，仅有10.94%的受访者认为是“其他”目的。在93名新经济组织的受访者中，对应比例分别是90.32%、68.82%、60.22%、47.31%、8.6%。在127名新社会组织的受访者中，对应的比例分别是93.7%、82.68%、70.87%、74.02%、7.87%。

显然，当前社会公众（含两新组织成员）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机主要是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和履行本单位的社会责任，这一调查结果符合近年来我国发展实际及主流价值共识。因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大力倡导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积极履行本组织的社会责任，以多种形式助力乡村振兴，为推动乡村民主建设、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积极力量。

2.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及作用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否有必要，能发挥何种作用，正确认识这两个问题是有效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内在要求。

在“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这一题项中，受访者选择“非常必要”的占65.65%，“比较必要”占24.92%，“一般必要”占8.81%，“不太必要”占0.61%，“一点没必要”为0。受访者一致认同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非常有必要的。

具体以新经济组织及新社会组织为例，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后发现，两类组织对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看法有显著性差异（见表3、表4），新经济组织（平均值1.6）比新社会组织（平均值1.39）更加觉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有必要。

表3 “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平均值统计表

表4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必要性（独立样本检验）

已有研究表明，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有积极作用。“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作用有哪些？”题项的调查结果显示，87.54%的受访者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最主要的作用是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有83.59%的受访者认为可以促进农村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加快乡村文明重构，74.16%的受访者认为能够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其他”作用的占14.29%。在93名新经济组织的受访者中，该比例分别是86.02%、78.49%、76.34%、65.59%、10.75%。在127名新社会组织的受访者中，该比例分别是88.19%、88.98%、88.98%、80.31%、10.24%。

3.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意愿

一般而言，社会公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意愿越强烈，参与积极性就会越高，参与效果也会越好。以“您愿意为乡村社会治理贡献一份力量吗？”题项衡量受访者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意愿，其中67.4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愿意”，28.27%的受访者选择“比较愿意”，仅有4.26%的受访者选择“一般愿意”，无人选择“不太愿意”和“非常不愿意”选项。新社会组织的受访者中，“非常愿意”“比较愿意”和“一般愿意”的比例分别是62.37%、29.03%、8.6%；新社会组织的比例分别是70.87%、26.77%、2.36%。从该结果可知，当前，社会公众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意愿是非常强烈的，大部分人都愿意为乡村社会治理贡献一份力量。

以单位性质和性别为例，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后发现，发现两类组织及性别对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意愿有显著性差异（见表5、表6），新经济组织比新社会组织的积极性更高，女性比男性意愿更强。

表5 “您工作单位是否参与了乡村社会治理？”平均值统计表

表6 两新组织是否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独立样本检验）

显然，两新组织对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保持着较高的热情和意愿，这对乡村治理而言，是一个极好的信号，在保持参与热情的同时，如何支持、引导他们参与到具体的乡村社会治理中就显得尤其重要。

4.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主要体现在资金来源、参与形式及现存问题三个方面。通常情况下，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意愿及参与行为；参与形式是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具体方式和切入点，两新组织以何种形式参与一直备受各界关注；不可避免的是，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会出现一些问题，找准问题对推动乡村社会治理至关重要。

在资金来源方面，82.67%的受访者认为来自党政部门拨款，82.07%的受访者认为来自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72.95%的受访者认为来自本组织的自有资金，67.48%的受访者认为来自社会捐赠，选择“其他”的占14.89%。在93名新经济组织受访者中，相对应的比例分别是78.49%、76.34%、75.27%、61.29%、13.98%。在127名新社会组织受访者中，相对应的比例分别是84.25%、87.40%、71.65%、68.50%、9.45%（见表7），新社会组织资金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

表7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资金来源

可见，对于我国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资金来源问题，党政部门拨款及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是主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对于两新组织而言，其资金来源渠道相对较少，且过度依赖政府。

在参与形式方面，86.63%的受访者认为主要是提供公益服务，比如开展关爱留守儿童及空巢老人等方面的服务；84.19%的受访者认为是参与经济建设，比如提供职业培训、产业扶贫等；82.37%的受访者认为是参与基层党建，比如党员干部交叉任职、开展党支部共建等；70.52%选择的是生态文明建设，选择“其他”的占14.29%。

而新经济组织的参与形式依次为：83.87%是参与基层党建和参与经济建设，81.72%是提供公益服务，64.52%是参与生态文明建设，10.75%是其他。新社会组织分别为：提供公益服务（88.19%）、参与经济建设（83.46%）、参与基层党建（81.89%）、参与生态文明建设（74.02%）、其他（10.24%）（见表8）。新经济组织更加倾向于参与基层党建和经济建设，新社会组织倾向于以提供公益服务的形式参与乡村社会治理。

表8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

在影响因素方面，设计了“您认为，影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因素有哪些？”题项，87.23%的受访者认为是政策支持力度（新经济组织90.32%、新社会组织85.83%），81.76%的受访者认为是资金保障（新经济组织79.57%、新社会组织85.04%），78.72%的受访者认为是参与意愿（新经济组织78.49%、新社会组织78.74%），63.83%的受访者认为是上级组织指导（新经济组织62.37%、新社会组织63.78%）和组织动员能力（新经济组织66.67%、新社会组织59.84%），13.68%的受访者则认为是“其他”因素（新经济组织9.68%，新社会组织8.66%），如表9所示。政策支持力度是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影响因素。

表9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影响因素

从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认为缺少统一的组织领导、力量分散占77.2%（新经济组织81.72%、新社会组织72.44%）；参与的领域较为有限，集中在关爱活动、文明共建等占79.33%（新经济组织76.34%、新社会组织81.89%）；参与的形式较为单一，以活动居多占78.42%（新经济组织73.12%、新社会组织82.68%）；参与的积极性不高占67.17%（新经济组织73.12%、新社会组织63.78%）；参与的成本比较大占47.42%（新经济组织47.31%、新社会组织49.61），其他占8.51%（新经济组织8.6%、新社会组织3.94%）。为此，该如何解决呢？84.8%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增加政策倾斜，76.29%的受访者认为须强化党的领导，82.07%的受访者认为要搭建多元的参与平台，79.03%的受访者认为要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选择“其他”的占11.55%。从组织类型看，新经济组织受访者的选择比例分别是86.02%、79.57%、76.34%、68.82%、9.68%；新社会组织的选择与新经济组织的结果一样，即增加政策倾斜（85.83%）、搭建多元参与平台（84.25%）、加大资金支持（84.25%）、强化党的领导（77.17%）、其他（7.09%）。因此，从数据来看，增加政策倾斜、搭建参与平台、加大资金支持及强化党的领导是推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政策倾斜及平台建设更为重要。

5.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效果是乡村社会治理绩效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效果的评价除以客观的数据测量标准外，主观评价也是重要的方法之一，以满意度评价为主，从两新组织参与治理后乡村社会的变化及社会公众的满意度评价两个方面来衡量。

首先，了解受访者对两新组织参与治理后乡村社会的变化的主观认识。以“您认为，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后，乡村发生了可喜的变化”题项来表示。在调查结果中持“非常同意”的占48.63%，“比较同意”的占38.3%，“一般同意”的占10.64%，“不太同意”的占1.82%，“非常不同意”的占0.61%，基本可忽略该比例。“非常同意”和“比较同意”的比例加总已达86.93%。工作单位是新经济组织的93名受访者中，50.54%“非常同意”，34.41%比较同意，13.98%“一般同意”，1.08%“不太同意”，“非常不同意”为0。44.88%的新社会组织受访者“非常同意”，46.46%“比较同意”，7.87%“一般同意”，0.97%“不太同意”。可以说受访者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后所带来的积极变化给予了积极的肯定。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性别、单位性质等无显著性差异。

其次，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评价（见图6），44.38%的受访者表示“非常满意”，40.12%“比较满意”，13.37%“一般满意”，仅2.13%“不太满意”，无人“非常不满意”。在93名新经济组织的受访者中，“非常满意”占40.09%，“比较满意”占36.56%，“一般满意”占19.35%。在127名新社会组织的受访者中，40.94%表示“非常满意”，48.82%“比较满意”，7.87%“一般满意”，2.36%“不太满意”。总体而言，社会公众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持比较满意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对应了前述中受访者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必要性和作用的态度。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性别、单位性质、政治面貌等条件下的满意度评价无显著性差异。

图6 社会公众及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满意度评价

二、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调查结论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对推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作用。本文以问卷调查形式，对329名社会公众（含220名两新组织成员）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机、意愿、参与行为、满意度等多维内容进行统计分析，结合已有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一）动机：响应国家号召，履行社会责任

自党的十九大确定乡村振兴发展战略以来，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各部门积极引导、鼓励、支持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创设了各样的参与环境、平台及渠道，对推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有积极的作用。

两新组织作为乡村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作为市场和社会的主体，除了要做好本组织的生产、服务，也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社会责任是两新组织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具体表现。有学者指出，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指的是企业对其经营活动处于的社会所负担的责任，既包括对各种社会主体的责任，也包括对社会环境的责任[4]。因此，通过本次调查得知，当前广西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动机主要是为了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致力于乡村振兴，履行本组织的社会责任。相比新社会组织，新经济组织的参与积极性更高。

（二）参与形式：基层党建、公益服务和经济建设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一直都是理论界和实务界比较关注的重点内容。学界普遍认可两新组织在乡村社会治理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方面都有积极作用和良好表现。苗青等认为社会企业可以作为“民生经纪人”参与社会治理[5]。

调查结果表明，参与基层党建、提供公益服务和参与经济建设是当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三种主要形式。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制度优势。近年来，基层党建是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和突破口，开展党建共建联建也因此成为各地开展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形式。基于两新组织的特性及乡村社会治理的需求，两新组织在参与经济建设和提供公益服务方面具备天然的优势，新经济组织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建设经验，而新社会组织就是以提供公益服务作为自身安身立命的宗旨。因此，本调查结果不仅符合两新组织的优势，也符合乡村社会治理的参与态势。

（三）建设资金依赖于党政部门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资金来源至关重要，有学者表示，许多社会组织在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办公空间等基本资源方面，对政府部门、业务主管单位等形成依赖。虽然各类捐赠在社会组织收入中也占据重要地位，但缺乏劝募手段和形式，社会资源动员不足，企业与个人捐赠比重都非常小[6]。

从调查可知，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建设资金主要还是依靠党政部门的拨款或者以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为主。很明显，当前的资金来源渠道比较单一，两新组织对党政部门的依赖度居高不下。新社会组织主要依赖党政部门拨款，新经济组织主要依赖政府购买服务项目资金的支持，除此以外就是组织自有资金和社会捐赠，但所占比例并不是很高。

上述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当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以输血式投入为主，造血式投入相对缺乏，这也成为今后一段时期须侧重思考的问题。比如如何加强项目筹资能力，即通过优质项目设计吸引资助方，通过高质量实施项目赢得资助方；如何建构筹资为导向的社会关系网络，描绘不同资源的分布地图等问题。

（四）政策倾斜和参与平台多元化是主要举措

多元主体共同治理是国际上普遍的治理实践。多元共治既不同于政府治理，也不同于社会自治，而是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基于共同目标和多元机制的共同治理[8]。要实现多元共治，政策倾斜及多元的参与平台至关重要。有学者以民营企业为例，认为企业可以以中介组织和内部党组织作为载体，在为自身发展谋求更好的获利空间的同时，还能够协助党和政府营造更好的制度环境[8]。

在调查中，受访者认为政策支持力度是影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最大因素，同时在诸多对策中，也认为最重要的是增加政策倾斜。此外，调查中发现，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领域有限、参与形式单一的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问题的本质是参与平台的缺失，因此，在对策的选择中，搭建多元参与平台位列第二，仅次于政策倾斜。综上可知，政策倾斜和参与平台多元化是推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两个主要举措。

（五）对其参与治理的满意度评价较高

一般来说，满意度是评价治理效果的关键指标。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满意度评价以“比较满意”和“非常满意”居多，两者比例合计84.5%，且大部分受访者也认同在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后，乡村发生了可喜的积极变化。新社会组织的满意度高于新经济组织。这也基本印证了前述中对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必要性和作用的正面认可。

结 语

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是今后一段时期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是两新组织响应党和政府号召，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表现。当前，两新组织参与乡村社会治理的积极性较高，参与形式较为多元，群众对其满意度评价也较高。未来，应该继续从增加政策倾斜、搭建多元参与平台、加强党的领导等方面加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