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宗来 赵文天

2022 年4 月10 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中国将从基础制度建设、市场设施建设等方面打造全国统一的大市场，而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意见》的核心要旨。

事实上，关于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并非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多年来国家政策制定中有迹可循且循序渐进的。2018 年12 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在重点工作内需方面首次提出“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升国民经济整体性水平”；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则强调要“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内需潜力”；2020 年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1 年12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由此可见，“全国统一大市场”绝不是一个崭新的名词，而是一个经过了较长时间检验和调整的新的经济发展重心。本文将立足于中国当下所处的国内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产业分工结构，从分工与协调的角度浅谈对《意见》的理解。

一、《意见》是全球经济形势转变与分工结构变化下的方向指引

根据马克思唯物史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意见》的提出是建立在充分考虑和研究中国目前所处国情的基础之上的，并以改善中国国情、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因此，若要深入理解和贯彻落实《意见》的要求，就要先理解《意见》提出所处的国情和背景，深入理解中国主要矛盾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转变，以及社会主要矛盾转变背后的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步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两个重点方面开创了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奇迹。而在近20 年间，中国所处的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分工情况主要有四个重大变化。

（一）国内分工不断深化，“内循环”走向高质量发展

在改革开放初期，以“引进来”为主的战略为中国工业现代化的初期发展积累了坚实的资本基础，而以加工贸易为代表的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的相关举措则有效释放了人口红利，使中国外向型经济蓬勃发展，直至2001 年成功加入世贸组织之后，中国以进出口贸易为重要支柱的外向型经济发展至顶峰。此时，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形式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广泛从事以加工、组装为主的中端制造环节。这种产业模式虽然在中国形成了产业集聚，但其在国内的垂直专业化水平很低，来料加工企业的供应商和客户基本都是国外企业，在国内的产业链环节极少，主要依托于中国早期丰厚的人口红利。

加工贸易在中国的集聚带动了大量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使中国分工水平不断深化，壮大了“内循环”的实力，也进而促使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逐渐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如图1所示，自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加工贸易占比持续下降，从最高44%不断下降至2021 年的22%。在加工贸易占比不断下降的同时，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占比则持续攀升，并最终取代了加工贸易在中国出口结构中的地位，这代表着粗放的以来料加工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不断地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以创新驱动为重要动力的新经济增长模式成为主流。可见，在不到30 年间，中国技术发展突飞猛进，技术进步已经取代人口红利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①唐未兵、傅元海、王展祥：《技术创新、技术引进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研究》2014 年第7 期。

图1 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占比

图2 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

（二）外贸依存度明显降低，“外循环”分工地位不断提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即进出口贸易占GDP 的比重）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中国外贸依存度于2006 年达到64%的顶峰。①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变化情况》。随着人口红利的不断释放和减少，中国经济重心也逐渐开始从外需转向内需，从总量转向质量。次贷危机以来，中国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明显放缓，而GDP 的增速却依然保持在较高水平，这使得中国外贸依存度持续降低，由2006 年64%的最高点逐渐下降到2021 年的34%。这体现了中国经济对国际经济的依赖程度和对国际经济波动的敏感程度在同步降低。这并非是中国经济去国际化的体现，恰恰相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分工合作，嵌入全球价值链的程度愈发深入，在国际合作中的作用愈发凸显，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出口总额占全球国际贸易总额的比例持续提高，2021 年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已达到13.5%②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世界对中国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在新冠疫情蔓延期间，由于中国采取了更加积极的抗疫政策，取得了非常出色的成果，在全球受疫情影响而生产停滞的同时进一步提高了在全球的贸易占比。因此，中国对外依存度的降低本质上要归因于国内经济循环体系的日益壮大，丰富而多元的产业结构取代了单一的加工贸易模式，在中国形成了颇具竞争力的产业和产业链的集群。

（三）内需增长势头强劲，国际消费需求疲软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直至今日，中国已经拥有全球最大的中间收入群体，这个庞大的群体有着巨大的且不断增长的消费能力。从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来看，近30 年来，中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增长速度远超过美英等发达国家（见下页图5），考虑到目前中国人均GDP 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内需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可观的。

图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贸依存度变化情况③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图4 中国进出口占全球贸易比例④数据来源：世界贸易组织。

图5 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率对比①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商务部、英国国家统计局。

在当下“外需疲软、内需强劲”的市场背景下，中国分工结构也随之发生转变。一方面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商品市场上中国品牌的兴起，国潮国风成为了新的潮流，如纺织服装行业的“国潮崛起”，手机行业以华为、小米、OPPO 为代表的国货已逐渐超越苹果成为主流，等等；另一方面则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发生了转变，由“世界工厂”逐渐发展成为了“世界市场”，由偏中游的来料加工，发展形成了兼具上中下游的全产业链模式。

（四）美对华策略转变，逆全球化思潮冲击全球分工结构

基于“修昔底德陷阱”的政治逻辑，美国对中国的态度逐渐发生转变。2018 年起的芯片断供事件和随后的中美贸易摩擦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各国对自由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合作的信任，也使中国意识到在部分“卡脖子”的关键科技领域，若不能实现技术自主可控，将有可能严重威胁到中国经济安全。

事实上，以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和俄罗斯被驱逐出SWIFT 系统等重大国际事件为具体表现的逆全球化思潮已经在近几年里甚嚣尘上。全球新冠疫情影响则进一步加速了原有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的崩解，反而推动了国内价值链的快速发展和对全球价值链的替代。在中美关系良好、自由贸易顺畅的时代，中国发展半导体、精密仪器等高科技产业的阻力是非常大的，企业几乎没有研发芯片、光刻机等高科技产品的动力，因为研发成本过于高昂，研发周期过于漫长，几乎没有盈利的可能。但是在中美贸易摩擦的背景下，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制裁实质上给了国内半导体产业一段成长的时间和空间，若国内的企业无法购买到国际上先进的芯片，就只能将需求转向国内技术较为落后的半导体企业，反而推动了如中微公司、中芯国际等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壮大，补齐了国内价值链在全球生产中的短板。

这种在高科技领域的“国产替代”当然是在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全球分工结构遭到破坏的大背景下的无奈之举，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也是逆全球化风险中所蕴含的机遇。能否把握住此次机遇，大力推动国内价值链分工结构的优化和技术实力的提升，能否加强创新驱动、研发驱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是当下最重要的经济议题，也是在国际分工结构面临巨大变化的背景下必须解决好的重大问题。

立足于以上四点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和分工结构的重大变化，“统一大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通过对产品市场、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以实现全国范围内的产品流通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进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是目前中国在新的国内国际经济和政治形势下，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战略部署。②陈朴、林垚、刘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资源配置效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21 年第6 期。

二、“统一大市场”对深化经济的分工协调有重要意义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升级往往跟技术进步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却往往被忽略。事实上，市场规模大小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产业的结构，而中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深化中国分工和协调水平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在全球化生产的大背景下，优化分工协调对经济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价值规律会使综合竞争力更强的国家和地区在分工链中占据更高的地位并享有更高的收益，这一般表现为掌握资本和技术的一方会获得更高的附加值，而仅提供人力和原材料的一方只能获取微薄的利润。以苹果手机的生产为例，尽管苹果在中国的加工和装配使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中国装配环节所产生的成本仅占总成本的3.6%，利润的绝大部分由负责技术研发和设计的美国苹果公司获取。类似的案例在21 世纪初中国的加工贸易产业中随处可见，这既是技术落后的必然局面，也与这一时期比较有限的分工水平和市场规模有较大的关系。21 世纪初，中国人均GDP 较低，居民消费能力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中国以世界工厂的姿态嵌入全球价值链，因此对于大多数的全球化生产的产品而言，中国只是漫长产业链中性价比较高的一站，而非终点，因此在中国仅仅形成了加工贸易这单一环节的集聚化，而非垂直分工多环节的产业链集聚化。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指出，国民财富的增加依赖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则依赖于分工专业化的深化。①Smith A.,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T.Nelson and Sons,1887.事实上，分工由经济的交换行为决定，交换的能力越强则分工水平越高，而更大的市场规模意味着更强的交换能力。因此，可交换的市场范围决定了分工的深度，这就是著名的“斯密定理”。②Stigler G J.,"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1,Vol.59,No.3,pp.185-193.随着中国世界市场的地位逐步确立，国内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也的确得到明显提升，产业结构升级的进程也不断推进，由单一环节的加工贸易逐渐发展为多环节乃至全产业链的集聚布局，由产业链的中端不断向产业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服务延伸。

斯密定理强调更大的市场蕴含着更高的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这实际上论证了大国在经济上的规模优势。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先于世界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与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斯密定理的内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潜在的市场规模优势得到了充分释放。事实上，无论是比较人口规模还是国土面积，简单的跨国比较就可以发现斯密定理所预测的大国规模优势是一种经济发展潜能，这种潜能能否得到释放取决于很多现实因素。

关于这个问题，贝克尔和墨菲提出，协调成本是制约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重要因素。③寇宗来、赵文天：《分工视角下的数字化转型》，《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 年第3 期。、④Becker G S.,Murphy K M.,"The Division of Labor,Coordination Costs,and Knowledg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2,Vol.107,No.4,pp.1137-1160.事实上，市场分工和专业化的程度不可能无限制的提高，一方面随着分工环节的增多，不同环节之间的摩擦也在增加，全市场就需要付出更大的协调成本以驱使产业链正常运转；另一方面，空间位置、气候环境、语言习俗、产业政策等物理、文化和制度因素使市场本身可能处于分割状态，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较大的经济沟通成本，经济活动难以协调，实质上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分隔开的局部市场。总的市场规模看似很大，但单一市场的有效规模相对受限，分工专业化的水平也因此受限。

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分工专业化有两方面的促进作用：一方面可以降低市场中的协调成本，降低交易摩擦，进而使斯密定理所蕴含的大国规模优势潜能得以充分释放；另一方面可以降低局部市场之间的交流成本，加强不同地域之间的经济往来，将不同的局部市场连接成片，真正形成一个全国统一大市场，进而使有效市场规模显著提升，分工专业化的深度和劳动生产率也得以提高。

从理论上来说，分工专业化的进一步加深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非常显著的作用。具体来看，产业链的垂直分工使生产更加规模化、专业化的同时，也使从事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能够充分发挥不同地域的比较优势，进而提高整个产业的竞争力。考虑到中国辽阔的国土面积和丰富的地理环境，分工专业化的加深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将尤为显著。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数字产业在中国的发展，上游研发和下游应用都在人才和技术更加密集的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而数据的存储、传输和计算都集中在电力资源更加廉价丰富的中西部地区，这使得中国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利用，超大规模市场所蕴含的规模优势也得到高水平的开发。

超大规模市场的另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于技术和创新的收益会显著提高。规模优势在生产专业化方面主要体现为成本的降低，在产量足够大的时候，生产技术上任何一点微小的提升所带来的成本降低都可能是非常巨大的。而规模优势在创新方面则主要体现为收益的提升，市场规模足够大时，任何一点微小的创新性的优化都可能帮助企业迅速攫取庞大的市场份额，获取巨额的利润。须知，知识产权作为一种无形资产，其“性价比”将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而不断提高，市场规模的扩大将有效改善研发活动的产出投入比，使研发和创新活动的激励更加显著。

在市场规模十分有限时，考虑到研发和创新活动高昂的投入、较低的成功率和成功之后较小的市场规模，“创新不如引入”“造不如买”便成为市场激励下的理性选择；但当市场规模足够大时，持续的高强度的创新不仅成为最为经济的选择，更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长期竞争力的必要选项。更进一步地，考虑到技术进步在产业之间的溢出效应，在超大规模市场中技术进步的社会收益会更加突出①朱平芳、项歌德、王永水：《中国工业行业间R&D 溢出效应研究》，《经济研究》2016 年第11 期。。从这个角度来说，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将为中国企业提供充足的创新激励，有利于中国技术的持续进步，有利于创新增长良性循环的形成，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持续转型升级。

当然，这也对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市场规模的扩大驱动了技术研发强度的提高，有助于实现关键技术的自主可控，缓解了发达国家发动的“技术制裁”和“卡脖子”问题对中国总体安全的威胁；另一方面，一个高质量稳定增长的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为企业提供了坚实的后盾和发展基石，一个强有力的“内循环”也将给企业在国际“外循环”的竞争中提供更强大的竞争优势和议价能力，使中国企业在国际贸易中处于更优势的地位。

三、破除制度壁垒是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题中要义

关于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指导思想，《意见》中提到，要“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目前中国市场尽管看上去规模庞大，但由于各种物理层面的、文化层面的、制度层面的因素，在实际运行中表现为大量的局部市场的内部循环和少量的不同局部市场之间的沟通。如图6所示，本文参照桂琦寒等的研究使用相对价格法测算了中国市场分割的情况②桂琦寒、陈敏等：《中国国内商品市场趋于分割还是整合：基于相对价格法的分析》，《世界经济》2006 年第2 期。，可以发现2000 年以来中国产品市场的市场分割情况整体得到了明显改善，但自2014 年起，市场分割指数略有反弹。整体来看，中国市场分割情况仍有较大的改善空间，还需进一步破除市场壁垒，整合全国市场。

图6 中国市场分割指数变化

正如前文所述，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古代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建造大运河等一系列举措正是通过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方式来加强全国市场的统一性，促进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的稳定。时至今日，这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方式对中国经济发展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现代技术的发展也提供了更多更有效的具体方案，如加强高铁等陆路交通网络建设以降低不同地区之间的交通时间成本，加强互联网信息化和数字化建设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协调成本等。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未来15 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化和中国战略选择》，《管理世界》2018 年第12 期。

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基础设施建设不断推进，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以修路修桥为代表的传统的交易成本降低手段的边际贡献在不断减小，而制度方面的制约因素却在不断凸显。事实上，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对中国政府的政策制定能力和管理能力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意见》强调要在市场基础制度和市场监管方面实现统一，“加快清理废除妨碍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破除各种封闭小市场、自我小循环”，破除制度壁垒正是当前降低市场交易成本、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中之重。这实质上对中国地方之间的竞争、分工和合作提出了全新的要求，因此如何破除制度壁垒、加强地区分工合作是当下面临的重大问题。

（一）“唯GDP 论”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加剧了市场壁垒

从激励的角度来看，破除制度壁垒、加强地区分工合作的核心在于构建和完善地方政府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在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同时鼓励地方之间的分工合作，在“全国一盘棋”的思想引领下，使地方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和差异化分工定位成为新的区域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源于地方政府竞争机制，地方政府官员之间的“GDP锦标赛”实质上给地方政府在当地经济发展方面的努力提供了极强的激励。①周黎安：《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模式研究》，《经济研究》2007 年第7 期。、②Li H.,Zhou L.,"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5,Vol.89,No.9-10,pp.1743-1762.辖区经济增长表现出色，官员晋升可能性更强，这种激励机制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对招商引资、基础设施投资等能够明显拉动经济增长的举措抱有极高的热情。这种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在改革开放前期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十分显著，但随着中国逐渐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模式，其弊端也逐渐显露出来。

“以邻为壑”的竞争举措就是“GDP 锦标赛”模式的副产品之一。③金刚、沈坤荣：《以邻为壑还是以邻为伴?——环境规制执行互动与城市生产率增长》，《管理世界》 2018 年第12 期。改革开放前期，中国百废待兴，且世界市场资源相对于中国落后的生产力而言非常丰富，因此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更多是“增量竞争”，如通过招商引资提高地方就业、通过对外贸易抢占全球份额等。“GDP 锦标赛”激发了地方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生产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份额和地位也不断提高。但随着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不断增长和外资在中国投资总额的扩大，进一步吸引外资、抢占国际市场的难度也在不断提升。如果改革开放早期中国面临的是薄弱的生产和极为丰富的外资与国际市场，那么如今面临的则是充沛的生产和非常有限的外资与国际市场，这就意味着某个地区的市场拓展必然会使其他地区的潜在资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地方政府自然而然会在“GDP 锦标赛”的激励下倾向与选择“以邻为壑”的“存量竞争”，“存量竞争”的危害也会逐渐体现出来，地方保护主义甚嚣尘上，相关政策也将使全国市场被分割成小块的局部市场。

（二）重构和完善地区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是破除制度壁垒的关键

破除“唯GDP 论”是十分必要也十分紧迫的重要议题，有必要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下重新审视地方政府竞争的问题，重新设计地方政府激励机制。④陈钊、徐彤：《走向“为和谐而竞争”：晋升锦标赛下的中央和地方治理模式变迁》，《世界经济》2011 年第9 期。事实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对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来说可能本身就是不公平的，根据比较优势理论，若产品和要素能够自由地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市场化配置，必然会在一些经济禀赋更好的地区实现集聚，近年来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产业集聚区的发展和中国中西部和东北的部分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已经印证了产业集聚发展的经济规律。在新经济地理学的视角下，产业集聚是必然的经济规律，“中心—外围”的发展模型蕴含着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更有甚者，对于某些不满足“非黑洞”条件的经济系统来说，其发展结局可能是中心超大规模城市的繁荣和外围经济体的彻底消失。⑤Krugman P.,"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1,Vol.99,No.3,pp.483-499.、⑥Helpman E.,"The Size of Regions",Topics in Public Economics: Theoretical and Applied Analysis,1998,pp.33-54.

从这个角度来看，调整地方政府的激励以应对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是十分有必要的，要在“全国一盘棋”的思路下重构地方政府竞争机制，这意味着要以不平衡的竞争机制去应对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以取得官员激励层面的平衡，这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执政能力。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地区之间的竞争和激励机制要呼应市场机制的作用，而市场机制的规律便是依托地区的资源禀赋发展最具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跨地区的产业分工合作以充分发挥不同地区的差异化优势，实现产品和要素跨地区的最优化的配置。这就要求地区之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要符合地区差异化发展的需求，顺应基于比较优势发展的市场规律。从政府管理的角度来说，这就要求中央政府适当加强“条条管理”的强度，并调整“块块管理”的平衡，需要在激励上对不同地区有不同的侧重，以加强各地方的差异化发展和地方之间的分工合作。

（三）建立财税分享制度有利于完善地区间分工合作的激励机制

税收是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中的重要部分，也是评判地方政府治理水平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正因如此，财税收入成为了地方政府制定发展规划的重要考量因素，财税竞争也成为了地方政府竞争的一种典型的表现形式。正如前文所述，在改革开放早期，财税竞争激发了地方政府改革开放的积极性，极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是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财税竞争对企业跨区域经营和要素的市场化配置的负面作用也逐渐显现出来。在中国当下高度市场化的经济体系中，大量跨区域经营的企业使地区间税收税源背离问题愈加显著。①谷彦芳：《中国地区间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研究》，《税务研究》2022 年第4 期。

企业的跨区经营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其一是生产地和注册地的跨区域，尽管企业主要的生产活动发生在生产地，所利用和消耗的公共资源也隶属于生产地，但企业税收却需要向注册地缴纳，因此税源和税收发生背离；其二是总公司和分公司跨区域经营，若总公司合并纳税，那么分公司在其所在地创造的税收也将转入总公司所在地，即便总公司与分公司分别纳税，也有可能因为在收入成本结构上的分配不均而导致税收税源的背离。②陕西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探讨》，《税务研究》2007 年第5 期。

自1994 年分税制改革以来，税收税源背离问题长期存在，且只能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予以事后的调节。然而，中央所掌握的信息和数据相比地方政府而言显然是不对称的，这使得转移支付很难充分地弥补税收税源背离的部分，且地方政府也难以预测事后转移支付的金额，更无法据此科学地作出最优的财政规划。正因如此，仅凭借中央转移支付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税收税源问题，这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地方政府事先的产业规划，使地方政府有动力采取保护性的产业政策，保护和扶持本地企业并抑制外地企业的发展。这种情况将直接导致产业同构化和地方之间对优质企业落户的恶性竞争，对中国的区域一体化以及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都会产生负面的影响。③陕西省国家税务局课题组：《税收与税源背离问题探讨》。

旨在实现跨区域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制度可以有效地缓解地区间过度的财税竞争问题，并激发地方加强区域间分工合作的积极性。在现代经济体系下，企业的跨区域经营由比较优势规律所蕴含的必然潮流，地区之间的差异化分工合作也已经成为了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这种情况下，产业链、创新链将逐渐串联起全国乃至全球的不同地区，而任何单一地区都难以完整地掌握一整条产业链的全部。只有合理地公平地分配财税收入，建立健全财税分享制度，才能促进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壮大和地区间分工合作的深化。

事实上，目前已有部分地区正在试点财税分享体制，如2015 年国家税务总局引发的《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就对企业跨区域迁移的税收处理作出了一系列规定，要求迁出企业在迁移后前三年缴纳的“三税”由迁出地和迁移地按照1:1 的比例分享，这有效地减弱了地区间对优质企业落户的恶性竞争和对企业迁移的过度限制。2019 年国务院印发了《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更进一步地提出要“建立沪苏浙财政协同投入机制，按比例注入开发建设资本金，统筹用于区内建设”。

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要创新管理制度和财税制度，加强区域一体化建设，建立统一规范的制度体系，其重点是要在产业政策、税收政策等方面实现地区间的政策协同和管理协同。政策协同是指地区之间建立重大制度和政策的协同机制，提高产业政策和市场制度的统一性和协同性，使要素能够自由地在地区之间实现市场化配置，避免地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产业同构化问题。管理协同则是指要打通地区之间的行政壁垒，实现地方政府之间数据、信息的互联互通，构建跨区域政务服务网，使市场主体可以“一地办理，多地通用”；针对大型产业项目规划建设，地区之间应协商建立联合管理平台，投入共担、利益共享。

通过建立“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制度，加强地区之间差异化分工合作的正向激励，有利于解决税收税源背离问题和产业同构问题，并加速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和完善。这背后也意味着对企业的征税逐渐演变为对产业链整体的征税，意味着以行政区划边界作为分配标准的税收分配机制逐渐演变为按照产业链贡献度作为分配标准的财税分享制度，更意味着各地区的独立发展逐渐演变为“全国一盘棋”的协同发展。

四、结语

“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本身”。全球的经济形势、政治形势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变化。时至今日，中国和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只有保持警惕、理性判断才能紧跟时代潮流，维持国家整体的稳定与发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正是中国在充分研判了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产业分工和地缘政治形势下的全新战略选择。中美贸易摩擦及华为芯片断供事件从根本上动摇了世界各国对于国际自由贸易和分工合作的信任基础，世界各国骤然发现按照比较优势所进行的国际分工事实上有可能威胁到本国经济安全，因而逆全球化思潮快速地席卷全球。而在全球蔓延近三年的新冠疫情更进一步地给予国际分工体系和全球价值链以沉重一击。《意见》所提出的“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发展展望与之前提出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脉相承，旨在以扩大内需为核心，发展壮大本国经济循环体系，充分发挥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应对难以预测的国际经济风险。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对中国产业分工合作和地区分工合作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如何破除“唯GDP 论”并重构地方政府竞争激励机制，如何深化产业垂直专业化，都需要极高的政治智慧和国家治理能力。在此背景下，旨在实现“投入共担、利益共享”的财税分享制度有利于平衡各地区税收公平，实现要素跨区域的市场化配置，深化地区间的差异化分工合作，推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