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麟学 蒋原伦

历来有关诗歌的描述和诗歌理论与人们对建筑文化及其相应的空间观念的认知有着一段间隔。不过，这并非是不可逾越的距离，如当下最时髦的说法——“诗与远方”，实际上已经将诗歌与空间并列，相互表述。

人们在建筑实践中体悟和认识空间的多样性和无限性，同时也在诗词歌赋中接受万物峥嵘的自然观和空间观，因此，中国的诗学视野中蕴含着丰富的空间文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人们对各类建筑空间的理解。或许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的各类建筑中，最有诗学意味的就是园林建筑，因为园林中的上品犹如诗的境界。

然而，在汗牛充栋的历代诗话中，将诗思与园林建筑之名勾连起来的，似乎只有袁枚的《随园诗话》与叶梦得的《石林诗话》。至1937年，前辈建筑学家童寯上承传统建筑文化之精髓，在其完成的《江南园林志》一书中，揭示出了中国古代园林建筑的结构、风貌与古人的诗思之间的紧密联系，他称：“造园如作诗文，必使曲折有法，前后呼应，最忌堆砌，最忌错杂，方称佳构。”其后，他在有限的文献资料和多番实地考察下，稽古钩沉，发微抉隐，专门写下了《随园考》，恰好交代了袁枚这位“性灵派”大师的诗学观念产生的空间背景，重现二百年之前的建筑景观，把古人“虚实互映”“周迴曲折”的空间观念呈现在读者面前。

园林是人造的小自然，这小自然“虽由人作，宛自天开”，是“师心造化”的结果。由此，它与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造园者的心性、修养和某种认同。

然而，造园者的认同，与其说是直接认同大自然，不如说是认同某种理念。大自然千姿百态，千变万化，并没有固定摹本，故引领人们的是关于自然的或空间的理念。如园林艺术家陈从周在其《说园》一书中提出“山贵有脉，水贵有源，脉源贯通，全园生动”“水随山转，山因水活”“溪水因山成曲折，山蹊（路）随地作低平”“园林景物有仰观、俯观之别”等等，就是对古人造园原则的某种总结。亦即园林不是简单地仿照某处自然景观的微缩版，而是某种空间认识和空间理念的产物。

有学者认为，“中国园林高度成熟于中唐以后至两宋”，其实，这也是中国的诗学和诗话的高度成熟期，而中国山水画的第一个高峰期则是在五代到两宋。这些看似巧合的背后，艺术实践和营造活动背后的观念是相通的。尽管空间观念、诗学观念、美术观念各有其内涵，但是在大的文化背景或者说在某种语境下，它们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且这些观念在抽象的层面上要处理这样一些共同而微妙的关系：例如无论在诗学、艺术美学，还是园林建筑等领域内，都要处理诸如意与景、情与景、清新自然与铺张雕琢的关系等等。

所谓讲究意与景的关系，这里的意不是指设计者的意图，如哪里置假山、哪里规划园池等等，而是说园林景观要体现出某种意趣来。用《洛阳名园记》作者李格非的话来说，一切亭台花木，逶迤衡直，“皆曲有奥思”。关于造园要讲究意趣，要有“奥思”，并要处理好景观和意趣之关系，多少是受诗学之影响，这有点像传统的文人画和写意画。在中国诗学理论中，意与景是一对常见的范畴。欧阳修在其《六一诗话》引梅圣俞的话，称：“诗家虽率意，而造语亦难。若意新语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为善也。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又如姜夔在《白石道人诗说》中认为，好诗应该做到“意中有景，景中有意”，最后达成情与境谐，意与景会。

诗歌之立意，体现在言辞描绘中，造园之意，则体现在景物和格局的安排中，故一亭一榭、一草一木均有关全局，不可草率。有了“意”，园中景物才有了层次，有了不同的内涵。在园林行家看来，所谓“景”并非是静态的无差别存在，它们有一个从隐到显的动态过程。如陈从周的《说园》一书中分别有“点景”“寻景”“引景”的区分。所谓“点景”，可以是景物对景物的衬托，也可以是在亭台楼阁处题匾额，使之破壁而出。“有时一景‘相看好处无一言’，必籍之以题辞，辞出而景生。”“寻景”则是“流连光景，细心揣摩”。而“引景”即点景引人，景缘人而兴。除此之外，另有“借景”之说，有景之虚实之说，还有园外之景与园内之景对比成趣、互相呼应的种种造景技法，仿佛空间有限景无限。

总之，景是空间的表达，意是人对景的观照，景物的设置往往沿袭某种传统的规范，而意的走向取决于造园者的视野及其对空间的认识。

建筑家、当代学者王澍通过山水画来喻示园林建筑的空间文化。他以《容膝斋图》为论述对象：“那是一张典型山水画，上段远山，一片寒林；中断池水，倪氏总是留白的；近处几棵老树，树下有亭，极简的四根柱子，很细，几乎没有什么重量，顶为茅草。”王澍阐释画作的内涵：“如果人可以生活在如画界内的场景中，画家宁可让房子小到只能放下自己的膝盖。”并说，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园林格局：“这张画边界内的全部东西就是园林这种建筑学的全部内容，而不是像西人的观点那样，造了房子，再配以所谓景观。换句话说，建造一个世界，首先取决于人对这个世界的态度。在那幅画中，人居的房子占的比例是不大的，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建筑学里，有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

什么是比造房子更重要的事情？王澍没有直接回答，但是对大自然的敬畏、对自然环境的尊重应该是答案之一。只有对大自然抱敬畏之心，才不会轻易大兴土木。古有明人周晖《金陵琐事》所载：“姚元白造园，请益于顾东桥。东桥曰：多栽树，少造屋。园成，名曰市隐。”有清人钱泳的《履园丛话》称：“无锡李芥轩构浣香园仅有三楹，曰恕堂，堂下惟植桂树。”在童寯的《随园考》中又提及袁枚购得随园之后，基本不大动干戈，只是“伐恶草，剪虬枝”，稍作打理而已。这种倡导自然简朴的风格在文人中一直是有传统的，且有伦理学上的意义。简与繁、朴素与豪奢、清新自然与雕绘满园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园林文化，也是不同空间观念的反映，这背后又有趣味上的雅俗之分。

如果说园林是出世的，当代的都市则是入世的。当我们把观察的尺度扩展到当代的都市，去考察当代都市与建筑这个更为复杂的系统时，与园林相生相伴的诗学是否依然有效？

如果我们说园林建筑是诗，这多少是指人们平庸琐碎的日常生活之外的那个部分；我们说家宅是诗，那是因为在这私人空间中隐藏着我们的梦想。或许钢筋水泥的高楼巨厦是反诗学的，因为它们以非自然的形态耸立在大地和天空之间。但是这里多少有些蹊跷。因为在未来主义那里，现代主义建筑就是诗学，起码是诗学的组成部分。未来主义者摈弃传统，拥抱速度、力量和科技。但是传统不是遗迹，传统之所以成为传统，并跨越时光来到我们面前，是因为它融化在我们的诗学和文化中。它在现代主义建筑中被淹没，然后却在当代建筑中露出了自己的面孔。

在中国传统园林的空间营造上，物质与诗学的层面是共通的。正是这一共通点使得许多学者和建筑家提出了绿色设计的理念，同时也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在此基础上，更有学者提出了“超建筑”的概念，简单来说，即我们可以在更大的尺度上，引入新的人工方式和数字技术来创造生存环境，以适应当代都市对于传统、文化和空间的迫切需求，同时，依托传统的空间诗学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命题。以擘画中的雄安新城为例，提出了“中华风范、淀泊风光、创新风尚”的营城目标，既意味着对传统中华空间文化和营城规制的继承，也强调在此基础上的推陈出新。其中自然、传统与智能、当代融为一炉，成为创造当代空间诗学的素材。

如果说传统园林建筑是人与自然平衡的结晶，那么园林和都市的融合则是传统建筑文化与工业技术的平衡，也是自然生态的平衡。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现代建筑师已经把古典园林嵌入到摩天高楼中。当人们打破观念上的障碍，古典园林和钢筋水泥的结合已经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度，只有成本管理和消费者能否接受的考虑。在今天的超大都市建设中，园林化和生态化的嵌入，既是一个诗学议题，也是建筑空间文化实践的重要课题。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空间诗学或可成为化解当代都市挑战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