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铁 云 张 昆

在全球化运动及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推进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显著增强，“地球村”日趋成为一种现实；与此同时，世界各国在相互依赖中也隐藏着复杂的权力和利益关系网络，“地球村”的到来并不意味着“村”中从此不再有权力和利益的生存空间。从总体上看，西方国家在世界格局和全球传播秩序中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美联社、CNN和路透社等媒体凭借强大的传播系统和议程设置能力，不断搅动国际舆论驶入其所期待的方向，来自广大发展中国家及阿拉伯世界的声音处于不对等地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不对等性还特别展现在西方对东方国家的认知理念层面：西方国家自持现代性带来的优越感，把自身的“自由”和“民主”标榜为人类社会的终极价值，而广大的东方国家则被视为贫穷、落后、愚昧的“他者”。这种认知理念上的“失衡”和刻板偏见，肇始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在全球化时代，东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因为经济和科技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所提升，但这并未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对东方的情感心理和形象认知。跨文化传播活动不是静态的主客体关系的反映，而是一直深陷国家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的博弈之中。在表象上，任何一种事物的产生都离不开现实的土壤，即经由外在条件刺激而引发反应。但是依据生态论的思想，任何现象的出现又都植根于环境的潜移默化，而其中必然涉及文化抑或哲学对主体认知和价值观的塑造影响。在此意义上，考量西方媒体加于东方国家的刻板印象及其形成机制，现实性逻辑固不可少，而解蔽渗透在西方建构“他者”认知过程中的文化基因，则能将基于现实进路的分析引向深处。

一、问题的提出

从明火执仗的殖民主义时期到以文化和媒介帝国主义为载体的当代跨文化传播，西方对东方的形象认知带有偏见，似乎已经成为其对外话语生产的“宿命”。从本质上来讲，偏见是一种非理性，这种认知没有建基于事实和对话等理性进路，而是主体自身情感、信念和无意识等非理性因素固有缺陷(如固着性、排他性)之外化体现。对于此种现象，跨文化传播学、政治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领域的学者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有研究者指出，西方对东方形象的刻板偏见，在于西方文明自身的傲慢、意识形态的隔阂；也有学者认为，除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对抗，西方霸权思维的惯性以及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差异也极大地影响着西方媒体/社会的话语生产。

整体观之，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国家利益、文化传统以及思维方式，成为学者们考察西方话语生产的重要进路。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政治、技术、文化以及资本化生产关系，已构成我们这个时代的“社会母体”，并且跨文化交往空间原本便裹挟着政治因素、权力关系以及传播媒介等多重力量的博弈，故基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路径的分析具有超越经验事实的普遍意义。特别是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往往以一种隐匿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的认知、情感和意见表达，而且相对于政治和资本因素的不确定性，思想观念和文化传统的作用是时刻“在场”的，因为文化是人们精神交往的模式化及其稳定状态，思维方式和社会性格本来就是文化诸多表征中无法忽略的符号载体。诚如霍克海默所说：“要理解为什么一个社会以某种方式发挥作用，为什么它是稳定的或纷乱的，就要求对处于不同社会集团中的人的当代心理结构有所认识。这反过来又需要对他们的性格是怎样在时代的所有结构性文化力量中形成这一点有所认识。”

文化环境中的人，不可能逃脱文化模式的影响，当外部事物/感觉材料进入知性和逻辑空间，人们首先基于自身文化的惯习和心理去观察和理解，事实和理性的思考并非总处于最前沿，“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所熟悉的方式去理解”。在跨文化传播中，人们对世界的认知表达、记忆储存及知识积淀都是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完成的，天然地带有某种文化偏向性。从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偏向性就是一种“成见”抑或“先见”，它是一个民族经过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实践形成的，并在实践中逐渐内化为该民族延续发展的重要元素、动力。这表现在民族内部成员只有依靠这种文化上的“先见”，才能体认他们的生存空间和找到自己在世界景象中的位置。在此种意义上，西方对东方形象的话语偏见，不仅是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的对抗，更是其所植根的文化生态及其偏向性使然。

图1 西方跨文化传播实践中“他者化叙事”的现实逻辑和理论溯源

实际上，以往研究也看到了文化因素的影响，但这些研究讨论了东西方文化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却未对思维和生活方式背后的深层问题进行理论观照，诸如分析跨文化传播中主体行为的发生机制，为何需要引入文化进路？主体间文化差异何以引发认知冲突？换言之，对西方话语生产机制的归因不能止于常识层次的解读，宜在哲学领地寻找西方文化的根本性偏好，并进而阐释这种偏好对西方跨文化传播活动的影响。本文聚焦于此，以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为始基，重新探讨西方国家对东方国家的话语生产何以走向偏见(见图1)。本文的核心议题为：理性主义蕴含着西方文化的何种偏好？这种偏好如何深度影响着西方建构东方形象的非理性表达？

二、西方理性主义的价值偏好及其内在危机

自然环境提供了人类生产和生活所必需的物质条件，而文化环境则奠基着人类物质和精神交往所能达到的高度，文化中虽有不少虚拟和想象成分，但文化力量的作用却是实实在在的。理性主义建构了西方文化的底色，此种精神一如无形流通的空气，时刻环绕于主体的物质和精神空间，自然科学、人文艺术及至生活样法皆出其中。基于此，厘清西方近代以来跨文化传播的实践特质与生产逻辑，须回归西方传统理性哲学的偏好及其在西方社会所引发的认知革命。

1.

“理性”历来是哲学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范畴。在西方，“理性”概念先后获得过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技术论等多重内涵，呈现出“宇宙理性”“认知理性”“工具理性”以及“绝对理性”等诸多形态。“理性”观念的生成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并非一以贯之。但对理性的偏爱，乃始终为理性主义各流派所承袭、传扬。不论是古希腊和德国古典理性主义哲学，还是近现代的工具理性主义，它们都承认“人是一种理性存在物”，相信人只要依赖理性(经验、知识、技术)并遵照理性的指导，便能洞察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种观念带有积极的导向作用和探索精神，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以及人类精神世界的发展。从刀耕火种的远古石器时代到第四次工业革命，人类理性认识能力的每一次提升，都带来了巨大的社会变迁。

但是，为了显示相比于动物和自然之物的高贵与神性，西方哲学家无限地扩大了“理性”的功能，甚至将理性推到终极真理的高度并放入永恒的时间结构。例如，康德发展出了认知理性，这是对以往拥有某种实体或被客观化了的理性形态的超越，并且康德还通过“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确立了理性在人类认识、意志和审美等领域的权威。与康德一样，黑格尔也极为偏爱“理性”，主张理性是万物的精华，“理性出现在世界上，具有绝对信心去建立主观性和客观世界的同一，并能够提高这种确信成为真理”。更为关键地，黑格尔还为理性找到了另一种能够依托的客体——绝对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构成着世界的本原，决定着万物的变化并保证它们的秩序不发生错乱。“绝对理性”的提出标志着西方理性主义达到了最高峰，并由此引发了人们的理性崇拜。

从古希腊到近代社会，历史上的哲学家围绕理性概念，创设了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智慧结晶——“理性主义”。理性主义构筑起了西方哲学的精神支柱，象征着西方文化“意欲”向前和向外要求的根本精神，长期以来，这种文化偏好不仅推动着西方政治、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也成为西方社会观察、认识和理解世界(包括来自异域的他者)的内在尺度。然而，当人们使用这样的理性去思考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便形成了一种“刻板印象”：世界和人的存在都是理性设计的产物，万物皆主宰于理性，正如恩格斯所言：“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做辩护或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尺度。”

2.

理性主义是一柄“双刃剑”，它能够为社会进步积蓄源源不断的动能，但也存在“抽象性”“绝对性”和“二元性”等缺陷。简而言之，就是传统理性主义哲学坚持用理性和抽象思辨的认知图式去追求万物的本质，不懂得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来感知世界及扬弃自然、社会和人的发展中所出现的危机，结果在思想领地造成了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本质的二元分裂模式，这样就消弭了人的主体性价值和鲜活性。特别是在近代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形成后，“主体—客体”的对立走到极致，人的完整性在哲学领地被彻底割裂了，哲学对总体性或大全问题的追问日渐式微。事实上，自古希腊以降，西方哲学就是重点从认识论和存在论意义上建构理性概念并将其应用于自然奥秘的探索。在这种向外无限索取和扩张的过程中，认识主体与客体呈现出一种分离、对立的倾向——“主体居于支配，客体处于奴役”。随着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发展，主客体之间的矛盾越发不可调和，恩格斯所谓被破坏的大自然反过来“报复”人类，即是极有力的证明。而工业社会人的异化、战争的层出不穷以及技术的迷思等各种现代性困局，更将西方理性主义的内在缺陷暴露无遗。至此，哲学走到近代，万物一体的信念以及人对自我生命和世界存在意义的思考，逐渐被抛弃甚至否定。胡塞尔曾明确揭示出欧洲近代科学危机与现代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实证科学的极大发展减少了笛卡尔哲学中人对自己认识能力的怀疑，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地位。但由于近代科学将自然数学化处理，使得世界分裂为自然和心灵的世界，而这种分裂也使哲学本身经受了“内在的解体”：我们认识的已经不是世界本身，而是对世界的主观建构。哈贝马斯也认识到，西方近代理性哲学及其自身缺陷是引发现代性危机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自然科学和理性主义使人性从宗教和君权中解放出来，并由此无限向外拓展；但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失衡，带来了许多非理性，自然、社会乃至他者皆成了被主体所要征服的对象。

三、主客体危机的重要投射：西方跨文化传播中的他者化叙事

具体到跨文化传播领域，西方哲学视野下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依然存在，只不过此时的适用对象变成了跨越民族国家边界和文化圈层的交往，“客体”也随之从一般语境下的个体转化为了抽象意义上的国家。从本质上讲，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主体间性关系，交往主体在资源、渠道及能力等方面可以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在不少情况下还会比较显著，但不容混淆的事实是：当他们从共处于某种交往的统一体开始，他们之间便不再有身份的差别，即各方都是以平等的主体身份参与交往、互通有无的，而不应该出现一方作为交往主体、另一方被作为交往客体的情形。在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共同建构一种有效的对话空间是交往赖以展开的前提，这就对主体的真诚、平等与善意提出了必然的要求：只有彼此以诚相待，主体间形成平等、互惠的交往关系，主体间的互动、合作才会行稳致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交往主体没有分歧和冲突。由于双方的交往建立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物理空间与文化心理上的隔阂并不影响彼此之间的交往及相互理解。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世界新航路的开辟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兴起，全球跨文化传播被拖入暴力与屈辱的深渊，国际社会各主体原有的多元文化遭遇强力干预，逐渐丧失展现自己的机会并成为西方文化体系的附庸。直至今日，西方话语依然主宰着全球跨文化传播的内容生产及其走向，这在很大程度上赖于西方国家强大的物质和军事能力——那种向大自然和人类社会征逐开掘的无限本领及科学技术，使其逐渐超越了东方国家。

从正常的交往状态来看，“我们”对他人抑或其他文化的认知，之所以趋向健康、理性，是因为大家处于普遍的主体间交往关系中，“与作为事实的观察者、理解者与诠释者的他人共同思考”，这使“我们”最后跨越了知识差异和认知情境所造成的障碍。在这种交往中，“我们”也会产生一些认知局限乃至偏见，但因为它们能够被他人看见，并在这种普遍的主体间合作和互动中得到修正，因此消解遮蔽他者便具有了更大的可能。然而，在西方中心主义视野下，普遍的主体间交往状态被打破，代之而起的是借助所标榜的“自由”“民主”等特定价值观念划分“我们”和“非我”，并建构起“我们”看待“他们”的方式——“我们”是一种社会类型(象征为主流文化群体)，“他们”是一种另类的社会类型(与主流文化群体相异的存在)。这是典型的“二元对立”思维，在新闻报道领域尤为普遍和突出。例如，新闻媒介非常擅于刊登适合“我们”的新闻，从而强化社会或文化的现行权力关系，并看似自然地将“他们”边缘化或排除。受这种思维偏好的影响，在跨文化传播中，非西方国家的身份不被视为平等的交往主体，而是蜕变为被驾驭的客体和一种异于西方主流文化的“差异”，它们存在或被呈现的价值即在于反衬西方文化群体。换言之，当广大的非西方国家与欧美国家进行物质和精神交往时，不管交往内容及其构成要素有何差异，首要的问题是他们之间的关系在认知图式上并不处于对等地位，虽然二者的交往在推进，但在身份认同上却存在着难以跨越的鸿沟。究其根本，西方国家及其主流媒体对非西方国家的新闻生产，之所以固持二元对立的思维惯性与话语表达，与其哲学传统中主客体相分离的矛盾紧密相关。正是因为在主体的视界中，客体只是用来满足主体需要的对象，其存在与变化并不含括在主体的认知和情感系统之内，因而客体于主体而言便不具有独立的、与主体相对等的身份、意义。当主客体之间的这种分裂嵌入西方社会结构和民众的生活世界，久而久之，它便形成一股强大的排他性力量，严重制约着民众的认知模式及西方新闻传播业关于“他者”的文本构建与呈现。这就是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全球跨文化传播实践始终无法开放自我与采取多元文化主义视角的症结所在。在由权力关系而非主体间协商与信任关系所宰制的跨文化过程中，来自传播主体的傲慢及对“他者”的漠视注定是一种必然，服务于人的交往需要的新闻生产和报道亦终将沦为一种没有倾听、体验和对话的活动。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现实主义传统(如马基雅维利的“弱肉强食”概念、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与现实主义政治的复兴(如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西方学者和舆论界普遍认为，要想在冲突的国际空间中维护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必须采取进攻性策略才能掌握主动权。按照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的阐释，由于各个国家实现自我发展受到有限性条件的制约，因此战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当国家主体尤其是那些大国在发展中积累起雄厚实力、获得更大的优势之后，必然走向对外扩张的道路，打破国际秩序的平衡状态。换言之，在西方社会的思维模式中，只有通过争夺的方式才能解决国家间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暂时的和平局面不过是大国集团之间出现的相互制衡或弱小国家面对大国霸权的无奈选择。“中国威胁论”所以甚嚣西方舆论界，一个关键因素即是从近现代开始，“国家崇恶而非向善”“国强必霸”“能力决定意图”“弱肉强食”等理念在哲学家的鼓噪之下，已经嵌入西方社会的文化心理结构，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民众和媒体。若追根溯源，这种认知心理和惯习依然是西方文化中“主客分离”“向外投射”的传统偏好使然。

四、“东方主义”作为西方他者化叙事的原型和表征

“东方”与“西方”不仅是地理范畴的划分，还是一种政治和文化意义上的区隔，即“东方”为亚洲国家和阿拉伯世界的代称，而“西方”则特指欧美(包括日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东方与西方形成了不同的经验内容和反应模式，这些要素经过不断地浓缩和循环往复，沉淀为一种先在的无意识心理。一般地，个体拥有处于意识阈限之下、不易被觉察的心理活动，诸如“无意注意”“无意记忆”和“无意体验”等，其实这些现象也存在于群体中间，这就是“集体无意识”，这一概念由瑞士心理学家荣格(Carl Gustav Jung)提出。在荣格的概念体系中，集体无意识主要通过“原型”展现出来。原型是一种典型的理解(领悟)模式，它来自民族的记忆和种族经验的历史积淀——在“幻想”“文学”“梦境”以及“民族文化”中的重复出现。并且，某种领悟模式和社会记忆一旦形成，便会延续和传播下去，如果遇到与前人相似的共同经验，相关的理解和记忆则会在人们的头脑中被“唤醒”，“当某种符合特定原型的情景出现时，那个原型就复活过来，产生出一种强制性，并像一种本能驱力一样，与一切理性和意志相对抗，或者制造出一种病理性的冲突”。这是因为，集体无意识并不遵循理性逻辑过程，其作用机制主要依赖历史遗传/社会传承、外部环境刺激和群体暗示，故在其指导下人们的自觉性会被“掩蔽”甚至失去自主，变得狂热和无序，可谓“势力极大”。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思想为研究大众的文化心理结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回到跨文化传播空间，欧美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和阿拉伯等东方国家之间认知冲突的发生机制，除了历史宿怨、宗教、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渗透，还与传播主体的集体无意识深度关联。因为从民族内部来说，依托地理环境和社会条件所形成的民风民俗、民族习性及道德规范，当它们浸入该族群全体成员的生活世界和心理结构，就演变为该群体普遍共有的集体无意识。无论在成员的观念表达还是行动实践中，都能寻觅到这些文化基因的影子。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跨文化传播中，囿于视野和知识的固有缺陷，人们只能在残缺不全的信息碎片中建构世界的图景和想象，于是，接受无意识中超越理解力的某种力量的召唤，考虑和处理问题倾向于既有思维，便成为一种自然而然之事。西方社会建构东方的叙事逻辑卷入“客体”和“他者”框架，离不开西方理性哲学及其偏好之作用，而在文化基因上，此种叙事逻辑还是“东方主义”的遗传和折射。

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东方主义”(Orientalism)最先见于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79年出版的著作《东方学》，其本意是研究东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和文化等内容的总称，但20世纪以来，“东方主义”逐渐被定义为西方自我意识——“欧洲物质文明”——的内在组成部分，而这种西方自我意识却把“东方”假设并建构为异质的、分裂的“他者”。萨义德批判了这一现象：“东方主义不仅仅只是由文化、学术或机构被动地反映出来的一个政治主题或研究领域；它也并非只是由一些关于东方的文本所组成的结构庞大扩散的结合体；也并非只是反映并表现了某些企图制约‘东方’世界的‘西方’帝国主义的险恶阴谋……东方主义是——但不只是表现了现代政治——知识文化的某个方面，而且它本身与其说与东方有关倒不如说与‘我们’的这个世界有关。”按照赛义德的阐释，“东方主义”的观察主体并非“东方”，而是“西方”，但是西方对东方的观察和认识却带有压迫和重构色彩，并非处于对等的交往状态。长期以来，由于西方与东方在经济、政治及语言文化等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欧美社会一直持有一种强大的优越感。正是这种想象的优越感和盲目自信，造成了西方对东方的情感投射和形象建构，虽然曾经充满着无尽的猎奇心理，但更多的却是偏见和无知：一方面，“东方”被描述为“美”“感性”“含蓄”与充满智慧和梦想的神秘土地；另一方面，东方人又被污名化为“懒惰”“愚昧”“落后”等，东方人总是沉浸在辉煌或者耻辱的回忆中，所以东方和东方民族并不值得信赖。与东方主义所建构的“东方形象”相反，西方社会则被描述为“现代”“科技发达”“理性”“透明”与“民主”的代表。几十年来，东方社会和第三世界取得了极大发展，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认识对象的变化并未引起认识主体思维的根本改变，在西方的各种学术和民间话语中依然隐伏着“东方主义”。《中美公众的文化交流与国家形象认知调查(2017—2018)》报告显示，美国公众在“现代化程度”“负责任”以及“民主”等指标上对中国的打分偏低，在他们的视野中，中国社会发展程度依旧较低、贫穷落后。

时隔百年，“愚昧”“懒惰”等标签早已不符合东方的客观实在，但却仍然在现实中发挥着作用。这就是说，在近代跨文化传播历程中，无穷无尽的重复已经把“东方主义”的思维模式刻进了西方社会的心理文化结构，成为西方想象、认识东方的潜在“原型”和表征，即透过“东方主义”这一符号载体，我们能够“管窥”西方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底色。其实，“东方主义”的概念内涵本身就隐喻了西方文化向外进取的“意欲”，抑或是理性主义投射在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反映。于此而言，西方理性主义偏好对其话语生产带来的影响，并非仅仅表现在修辞和内容层面的“他者化叙事”，“东方主义”的存在也让这种影响深深扎根在理念空间。

五、人类跨文化传播的未来走向

在全球传播时代，广大发展中国家依然处于弱势与被西方言说的地位。这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传播秩序，它不仅体现在西方国家媒体和新闻生产数量的绝对占有，更投射在态度认知层面——东方的身份被建构为“他者”而非交往主体。实际上，西方对东方国家的这种形象生产和他者化叙事，从近代东方国家被迫卷入资本主义体系时就已存在。围绕此种非理性表达及其产生机制，既有研究多倾向于政治、资本和媒介逻辑。然而，在跨文化传播中，主体(国家及其象征组织)的话语表达和行为动机，不仅与其所持的政治制度、利益诉求紧密相连，还天然地带有文化环境的痕迹。因此，要真正弄清楚西方对东方国家的话语生产何以带有偏见，还须深入理解西方文化的根本偏好及其对西方跨文化传播实践的影响。每一种文化都有其内在的“先见”抑或“偏见”，依赖这种文化上的偏向，居于其间的人们构筑起本民族的生活和思维方式。即便有时我们能够意识到这种文化偏向的存在，但仍然无法逃脱，“成见系统一旦完全固定下来，我们的注意力就会受到支持这一系统的事实的吸引，对于和它相抵触的事实则会视而不见”。因为，如果抛却所属文化的惯习和“先见”，人们的裸眼所能看见的只有感性的影像，无法进行任何认识活动。由此，探讨西方对东方形象的非理性偏见，将文化偏好及其影响纳入研究框架，而非仅止于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视野，不失为一种理性之态度，有助廓清西方话语生产的内在逻辑。

然而，问题终归是问题，无论是西方理性哲学自身偏好引致的现代性危机，还是受这种偏好影响的“他者化”话语实践，都无助于建设良性的人类跨文化交往秩序。为改造理性哲学“主体—客体”之间的危机状态，哈贝马斯反对从意识哲学范式内部来找寻克服主体性哲学困境的做法，提出了“交往理性”概念，以主体间的对话、协商来解决不对等的主客体关系。面对充满着复杂权力和利益博弈的全球交往空间，如何在实践层面推动“自我与他者”的思维模式转向多元互动的交往理性范式，以谋求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谐共存，乃是人类当下和未来必须深思之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