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韵琳

（黑龙江大学文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0）

《明诗》作为《文心雕龙》“文体论”之首，总起统领文体部分，意义非凡。刘勰于此中对诗歌流变、创作等均提出了重要的观点，并基于中国古典诗论中两大主流：“诗言志”与“诗缘情”，提出了“持人情性”和“感物吟志”。前者继轨儒学，以诗歌来匡正情性；而后者受“缘情”的时代风气熏染，探讨了诗歌生成过程的内在动因，肯定了个体情感书写的正当性。刘勰吸收了“言志”与“缘情”之精华内核，并通过“自然之道”的形而上言说确立了“情志并立”的合法性。刘勰情志并立的诗学观对当代文艺创作，特别是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具有构建意义。

一、“持人情性”与“感物吟志”之内涵

“诗言志”与“诗缘情”作为中国古代诗论的两大重要命题，对于刘勰诗学理论的构建均产生了重要影响：“持人情性”吸收了“言志”中的政教意味，“感物吟志”则受到了“缘情”的风气熏染。

《尚书》中提出的“诗言志”被朱自清认为是我国古典诗论的开山纲领。在先秦两汉的儒家典籍之中，“志”是一种与政教密切相关的“怀抱”，言圣人之志，代圣人立言。汉代《毛诗序》提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歌政教功能居于首位。

魏晋时期，文人开始重视个体情感书写，取代规范性的普遍情感，诸多论者在讨论情志之时早已剥离其中蕴含的道德说教意味。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诗赋欲丽”，西晋陆机鲜明地提出：“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钟嵘“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魏晋六朝进入了情性吟咏的声色狂欢之中，辞赋文采风流，永明宫体盛极一时。“诗缘情”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都取得了主要地位。

正是在这一转折时期，刘勰写作了《文心雕龙》。作为文体论之首，《明诗》篇历来为人瞩目。刘勰在这一篇提出了“持人情性”与“感物吟志”的诗学范畴。“持人情性”呈现出“古典”的一面，继轨“言志”之说；而“感物吟志”则内含“新声”，肯定了“情”的价值。

“持人情性”是刘勰在《明诗》最先提出的关于诗歌功能的看法。《明诗》篇开篇即“释名以章义”，刘勰接连引用了儒家三部典籍中对诗的表述，坚定不移地遵循了儒家传统的“诗言志”。

刘勰认为“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歌应当是用以节制、持正人“弗学而得能”的情性。清代刘熙载《艺概·诗概》中提道：“诗之言持，莫先于内持其志，而外持风化从之”，范文澜先生则结合郑玄之说作注：“诗有三训，承也，志也，持也。作者承君政之善恶，述己志而作诗，为诗所以持人之行，不使失队坠，故一名而三训也。”在历代论者对于“持人情性”一句的阐释下，“持人情性”所含的政教功用一览无遗。刘勰对于“言志”的称赞是由衷的，并非只是将其作为门面装点，而是真正发自内心肯定诗歌的政教功能。

随后提出的“感物吟志”则是刘勰对于前代诗歌理论的高度整合。这一范畴涉及了古典诗学中的三个重要概念：“情”“物”“志”，立足于刘勰“本乎道”的言说立场，对诗歌生成过程做了明确的定性。

论及诗歌发生过程，刘勰用两句话精当地概括了诗歌的生成过程：“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用童庆炳先生说，即三个环节：“禀情”—“感物”—“吟志”。

“禀情”为先。《礼记·礼运》有云：“何谓人情？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弗学而能。”刘勰在此处肯定了“七情”的正当性，这是“感物吟志”较于传统“诗言志”诗学观的一大飞跃。“七情”作为人生而有之、弗学而能的情感，在受到外物的吸引刺激之后便产生了吟咏内心情志的诗篇，刘勰认为这是自然地流露。刘勰在此处确立了“情”的重要性，即诗歌生成过程中“情”有着基础性的作用。其次，“感物”是中介环节。“感”作为一种人的心理活动，连接了先天的“情”与外在的“物”。比起《乐记》中“物使之然也”的说法，刘勰更认为“情”是人的天生禀赋，并且“情”是“感物”的先决条件。对于文学描写对象的“物”，刘勰亦专设《物色》篇论述。最后，“吟志”则是艺术处理环节。“吟志”的表述不由让人联想到同时代钟嵘的“吟咏情性”。何谓“吟”？《说文》曰：“吟，呻也。”“吟志”这一行为本身与“言志”是有差别的。“言”要用更加端庄、正式的精神面貌去述说，而“吟”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情感性。“志”无外乎是怀抱之情志，但又不全然同于礼教之志，刘勰所言之志，实则已经包含了情感之动因。

较之缘情的时代风气，刘勰一再强调诗歌的政教风化功能；较之汉儒，刘勰并不提及“止乎礼义”，肯定了“情”的正当性。刘勰采用了“唯务折衷”的手段，力图使“情”与“志”之间的分化消弭。无论是“言志”还是“缘情”之作，都是符合文本生成规律的作品，刘勰虽然在审美上有其自己的主张，但是在“情志”的合法性给予了同等的确认。《明诗》的言说策略和曲折求通是具有时代价值的。

二、情志并立的哲学前提：“本乎道”

历代学者对于刘勰到底主张“言志”还是“缘情”，各有说法。从“情”与“志”的融合角度出发，会发现《文心雕龙》中所述情志，已经于刘勰的美学体系中实现了自洽与融合，即“情志”并举。基于“自然之道”的“情”与“志”，本质之间的对立已经被消弭，二者共同统一于更高的美学范畴：“道”。

《文心雕龙》作为一部逻辑严密、环环相扣的理论著作，必须有一种整体性的观照。《序志》篇做了整体性规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刘勰在“文之枢纽”部分将“原道”作为第一原则，“道”对全书具有绝对的统摄性 。

《原道》第一，总领全书，“本乎道”哲学思考贯穿了刘勰对所有概念的分析，“情志”亦如是。从这一视角出发，不难观察到，“情”与“志”在刘勰这里并没有本质的对立。“情志”正如“风骨”“隐秀”“神思”等刘勰提出的重要美学范畴一样，独立提出固然有其独特意义，而二者并举之时却产生了崭新的理论光辉，若分开剖析，则有失其精髓之危。

“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刘勰在《文心雕龙》开篇便有非凡之语，指出“文”是与天地共同产生的。这一论述将文学的重要性从实用角度上升为哲理高度。而《文心》之高屋建瓴处，正在于刘勰将哲学思考纳入文学框架之中，刘勰对于文学所作的形而上的思考，不仅为文学的阐释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更真正从哲理层面肯定了文学的独立与自觉。纪昀对此做出了高度的评价：“自汉以来，论文者罕能及此，彦和以此发端，所见在六朝文士之上。文以载道，明其当然；文原于道，明其本然：识其本乃不逐其末。”

刘勰进而提出：“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此处所指的“自然”不是混沌的无意识，而是合乎至道的规律性。人有了“心”，就有了“情志”，故而进行言说，有了言语行为，人类之文就产生了，这是符合天地社会运行规律的结果，如同日月山川的变化运行一样，是自然而然、不为外力规定改变的本原规定性。这种“自然之道”既包括了人伦本性，又包括了自然规律。

道作为宇宙的本源，自然也统摄了文艺活动的创作规律。刘勰所言“道”指向的更近似于先秦诸子所寻求的“道”：天地万物、宇宙社会赖以存在、运行的终极规律与本源。“道”虽然难以捉摸，但“道之文”却清晰可见：自然之美与文学之美。

在历代论者看来，“持人情性”与六朝“吟咏情性”相对而归于“言志”，是传统诗教说的沿袭；而“感物吟志”一说则众说纷纭，或言其突破，或言其折衷。毋庸置疑，刘勰在“感物吟志”中充分肯定了“情”的作用。尽管如此，刘勰并不在“情”或“志”上纠结，而是选择用哲理性的概念去糅合二者。从《原道》中确立的这一精神去观照《明诗》篇，不难发现“持人情性”与“感物吟志”在本质上都体现了“自然之道”观点。

真正确定“感物吟志”这一诗歌生成过程的合理性，将“情”与“志”的分化进行弥合，最终归于“莫非自然”。即《原道》中谈及的“自然之道”。“自然”二字对诗歌生成全过程的定性总结，至此弥合了“情”与“志”的分化：禀情、感物、吟志，三者“莫非自然”。在“道”的绝对前提下，“情”和“志”的对立便被一种更高的准则所弥合了。“情”与“志”并存于诗歌之中，一体两面，缺一不可，而“自然之道”则构建了二者共存的合理性。

随着诗歌创作实践的不断发展，以“缘情”为创作纲领的六朝诗歌失于浮艳纵情，唐人孔颖达对“诗言志”与“诗缘情”进行了深度的理论整合，提出了“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的说法。刘勰的情志观恰为后世发先声。

三、情志并立的当代意义

基于本乎道的立场，刘勰构建了“情志并重”的文艺观念，并由此进一步构建了雅正中和、情志并蓄的审美范式。

“情”与“志”在美学标准上统一为雅正中和之美。“感物吟志”所追求的也正是拥有饱满的情感意志而非空洞无物的呻吟。“持人情性”所蕴含的古典意味本质上也是在追求通变。“古典”之所以为“古典”，正在于其作为已经确立的典范，对于现实的参考价值与典范意义，所以，其意义不在于“古”，而在于“典”。刘勰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正是因为他发现了儒家思想中闪烁着经久不衰的文化精神，诸如“温柔敦厚”“思无邪”等思想，可以应对当时文坛出现的滥情空泛、华丽无物的现象。

刘勰“本乎道”而“情志并重”的文艺观念或许能为当今网络文学经典化提供一些线索。《文心雕龙》所具有的创作指南性质，对于众多的网络文学作者来说尤有价值。以《明诗》中呈现的文艺观念对照当下的网络文学创作实践，不难发现“情”与“志”在网文创作中已经丧失了核心地位，这一点虽然无需苛责，但也成为网络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阻碍：即作品本身不具有支撑其实现经典化的内核。

一是网络文学的商业性阻滞了思想性的深刻。尽管商业性是其第一目的，但仍处于文学范畴之中，就必须考虑作品的思想内蕴。无论是“自然之道”还是“伦理之道”，拥有一定的思想内核作为支撑的文艺作品才有“经典化”的可能。网络文学题材走向多样化的同时，却走向了主题探讨的浅层次。尽管这种浅尝辄止有许多的客观因素，但是回避核心命题将阻滞其经典化的进程。更有甚者，有许多创作者出于商业目的的考虑，往往走向了“尚奇”“狷狭”“好淫”的道路，力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却又无法赋予其充实的内核，导致一些作品空有诡谲奇异的形式，而无法给人带来健康积极的充实之美。尽管当下的网络文学的视野变得无限开阔，但思想深度的局限始终制约了其发展。这并不是要求所有创作者必须去遵循刘勰口中的“道”，而是要形成自己的创作之道，明确自己写作的立意所在。

二是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阻碍了“情”的作用。类型化创作是网络文学极其重要的一个特征，情节、模式同质化的同时也造成了情感表达的桎梏。以取悦读者、生产“爽”感为创作目的的部分作品几乎完全丧失了情感的表达，而沦为了供人娱乐的文字玩具。尽管在网络文学中，“情”是极其重要的一个话题，作者着意于塑造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但在写作时却很难投入其真实情感体验，往往投射其中的是作者本人的幻想和模拟，通过一些类型化书写来进行“为文而造情”。尽管类型化中的许多大IP走向了影视化，但审视其文本，不难发现作品蕴含的情感是如此单一、片面，人物和作品也走向了平庸。没有经典人物，自然也没有经典作品。

如果不能确立典型的“经典作品”，那么盛行于一时的网络文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无从确认。“网络文学”固然不能脱离网络，但更不能埋没其文学的本质，将其经典化的重心偏移到影视化之上。大多数论者都着重从大众传媒的角度去阐释网络文学与当代文艺，这个角度固然重要，内部的动因也不能忽视。传媒固然为文本的解读提供了异常丰富的可能，但这种多样性对经典的形成不是一种桎梏，许多经典文本同样经过了历代多重的阐释，而透视多种阐释的背后，所拥有的共性内核，往往是经典能实现经典化的核心因素。《明诗》中的“道—心—言—文”的创作序列为当代文艺创作，特别是网络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具有一定构建意义。

基于“持人情性”与“感物吟志”，刘勰的诗学理论在接受了古典美学精神以后，又为中国美学精神贡献了属于魏晋的时代之音，为诗歌阐释贡献了更多的可能，同时构建了一种具有中和之美的诗歌审美范式。对于今人来说，在理论内外，刘勰的情志观所反映的美学精神和指导意义依然熠熠生辉。如何在文艺创作之中兼顾个体抒情与社会责任，在力求思想“无邪”、情感“纯真”的同时，充分发扬文学的艺术感染力，这同样是新时代文艺创作者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