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秋榕

《陋室铭》是一篇经典美文，千古传诵，其体裁是铭文。《文心雕龙》说：“铭者，名也。观器必名焉，正名审用，贵乎慎德。”“铭”是一种文体，具有警示作用，最早是刻在金石、青铜器上的铭文。人们建立功勋后，天子、诸侯赏赐青铜，受赏者将青铜铸成器皿，记下得到青铜的缘由，以此告诫、警示后代子孙时刻保持家族荣誉，不忘先祖教诲。“铭兼褒赞，故体贵弘润。其取事也必核以辨，其摛文也必简而深，此其大要也。”[1]由此可知，“铭”这种文体语言简练且含义深远，常用典故。

诸葛庐、子云亭、孔子言是《陋室铭》中选用的三个典故，文学作品用典必有其文化隐喻。只有正确理解典故的文化隐喻，才能准确理解文本的意蕴内涵。笔者认为《陋室铭》中的三个典故三位一体，不可分割，分别代表刘禹锡的三种志向，本文将对这三个典故进行研究，探讨刘禹锡寄寓在《陋室铭》中的“志”。

一、诸葛庐意蕴——立功之志

诸葛亮一生中最大的贡献是三分天下，诸葛庐是他隐居南阳时住的草庐，是他功业发轫的重要基地。在草庐中，诸葛亮没有因为外界环境的恶劣而受到影响，从“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2]中可知，他的人生目标非常清晰明确。管仲和乐毅都生活在天子式微、礼崩乐坏、诸侯割据的时代，管仲最大的功绩是尊王攘夷，乐毅则是与五国联军反抗暴齐，因此诸葛亮的志向是匡扶正义、反抗强暴。于是，在简陋的草庐中，他饱读诗书、沉淀学识，通过结交各类青年才俊和名流学者来了解天下形势，传播“卧龙”名气，最终引来刘备“三顾茅庐”，出山助刘备一统天下的功业，依靠自身的才华和能力奠定三分天下的局势。

诸葛亮未出草庐而知三分天下，草庐虽陋，但他的立功之志不陋。刘禹锡在此使用诸葛庐的典故，也是意在表明他的立功之志。首先，刘禹锡具有救世情怀。在文章开头，他以类比的方式引入文本，“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山与水照应仙与龙。在中国古代，仙拯救苍生。自唐代三教合一后，“仙”拯救苍生的形象更加深入人心。龙能带来雨水之润，令谷物丰收，也是一种拯救苍生的形象。刘禹锡把自己比喻为仙与龙，表明他有救世情怀，希望能像诸葛亮一样匡扶正义、救济苍生。

其次是刘禹锡的交往圈子，即“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解释“鸿”为“大”，“鸿儒”也就是“大儒”；“儒”又与“儒士”“儒生”有关，可理解为名流学士。诸葛亮在草庐中通过结交各类青年才俊和名流学者来了解天下形势，传播“卧龙”名气；刘禹锡在陋室中也只结交名士，既能与名士切磋问难、增长学识，又能通过他们了解外界形势，传播自身名气，以期得到帝王或朝堂的关注，为立功之志的实现创造机会。

最后，刘禹锡在陋室中饱读诗书、勤奋好学。但他的学习环境并不理想，这是一个“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的陋室，从中可以看出陋室周边的环境是较为恶劣的。“苔痕上阶绿”说明台阶上有苔藓，少有人来；潮湿才会长青苔，也说明此地不适合居住。“草色入帘青”说明从窗外望去外面长满了青草，表明这个地方偏僻荒芜。所以这个地方潮湿、偏僻、荒芜，不适合人居住，是一个破漏的屋子。但刘禹锡并没有屈服于外在的恶劣环境，而是在陋室中“阅金经”，以此积累学识、打磨自身。统编版初中语文教材将“阅金经”解释为“阅读佛经（佛经用泥金书写）”，笔者认为此解释不妥，应解释为“阅读宝贵的儒家经典”。首先，从“泥金”两个字来看，这种书写材料与“金”有关；从字源演变来看，金可能是金子，也可能是金属，其价格不低。同时，泥金技术复杂昂贵，一般用于有特殊用途的书籍上，而刘禹锡当时身居陋室，不可能有这种经济能力购买用泥金书写的佛经。其次，从文章的语法结构来看，“阅金经”与“调素琴”相对应，因此“金”和“素”一样，都是形容词，若是将“金经”看作一个整体来解释则不妥，应是“金”字与“经”字分别作解释。最后，从刘禹锡的家世背景来看，他是一名标准的儒士。《荀子·劝学》中有“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3]荀子认为，知识的学习由读经开始，终于读礼，“礼”是行为规范，人们要通过学习知识来养成生活的基本法则。从商周时代起，经学就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核心和国家的教育核心，是儒者必须学习的内容。作为一名标准的儒士，刘禹锡是不会在人生困厄时将关注点放在阅读佛经上的。经学能塑造灵魂，学习知识是人塑造灵魂的根本。对刘禹锡来说，“读经”是这方陋室中能涵养灵魂、修身养性、安慰心灵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经”在不断地支撑着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苦读。所以，在陋室中刘禹锡要“阅金经”，他的这种行为与诸葛亮在草庐中的运营具有相同的目的，即通过苦读提升自身能力，为立功之志奠定根基。

诸葛亮有着明确的立功志向，他未出草庐便知三分天下，表明草庐之陋，以及他立功志向之不陋；而刘禹锡也是身居陋室，但他的立功志向亦如诸葛亮那般“不陋”、坚定。综上所述，立功之志是典故“诸葛庐”的意蕴内涵。

二、子云亭意蕴——立言之志

扬雄是汉朝伟大的辞赋家、思想家，他著有许多作品，一生中最大的贡献就是著书立说。子云亭是他在西蜀的屋舍，史书记载，其家族“世世以农桑为业”，到了扬雄这一代，变成“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4]。虽然扬雄的家庭条件很差，但他并没有屈服于这种环境，反而是“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4]，“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当世”[4]，人穷志不短。他非常尊敬屈原，同时为屈原的死感到惋惜，坚定地认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4]。在子云亭里，扬雄勤于著书，积极开展文学改革，认为赋实乃雕虫小技，华而不实，因此主张文章要华实相符、文质彬彬，他的文学理论对后世影响极大。

扬雄虽家徒四壁，但安贫乐道，一心扑在读书与创作上，立言之志明确而又坚定。刘禹锡在此使用子云亭的典故，也是意在表明他自己的立言之志。首先，刘禹锡与扬雄一样非常好学，他在陋室中“阅金经”，通过读书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提升自己的创作能力，为著书立说做积累。

其次，刘禹锡拥有和扬雄一样的处世态度，即“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周易》中有“初九，潜龙勿用”的说法，南齐沈驎士疏曰：“称龙者，假象也。天地之气有升降，君子之道有行藏。龙之为物，能飞能潜，故借龙比君子之德也。”[5]沈驎士认为，“潜龙”一词是假借龙潜于渊的意象，比拟君子之韬晦。《礼记·大学》中亦有“财润屋，德润身”[6]的说法。刘禹锡在文章开头写道“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此处他以龙自比，龙能飞于天，又能潜于池，既比喻君子的韬晦，也暗喻君子的蛰伏。虽然此时他所住的陋室破漏偏僻，但他自比为“潜龙”，外在的环境不会成为他自我修身的羁绊——不管把他贬到什么地方、不管他居住在什么地方，他依然可以以德润身，熠熠生辉。与此同时，刘禹锡也在像扬雄一样“蛰伏”，同时还暗含若自己一朝得势，必会顺应时势有一番大作为的想法。

最后，刘禹锡也如扬雄那般勤于著述和创立文学理论。《旧唐书·刘禹锡传》载：“禹锡在朗州十年，唯以文章吟咏，陶冶情性。蛮俗好巫，每淫祠鼓舞，必歌俚辞。”被贬期间，刘禹锡仍然注重文学创作，外在的恶劣环境并不能改变他内心对“立言”的追求。

扬雄有着明确的立言志向，他虽然家境贫困，但不会被外在环境所影响，而是一心一意追求自己的目标与志向。子云亭既突出了亭子的简陋，也表明了他立言志向的不陋。刘禹锡也如扬雄一样，虽居陋室，但他的立言志向“不陋”，无论身居何处，依然不忘文学创作，不忘自己的立言之志。因此，综上所述，立言之志是典故“子云亭”的意蕴内涵。

三、孔子言意蕴——立德之志

文章结尾写道“孔子云：‘何陋之有？’”此句出自《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此处的九夷，即淮夷，其北境与齐、鲁接壤。孔子想搬到九夷，有人说那个地方非常简陋，你怎么办呢？孔子却认为有君子去住，又有什么简陋呢？实际上，“孔子云：‘何陋之有？’”与前文“斯是陋室，惟吾德馨”两相照应。这方陋室不陋，是因为刘禹锡自身品德高尚，以“德”润屋。这方陋室不陋，是因为刘禹锡自比为儒家的君子，有君子居之，陋室自然不陋。这方陋室不陋，是因为他能在此处涵养灵魂，修身养性，追随圣人的脚步。在这里，刘禹锡可以顺从本心做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在这方陋室里，与之交往的都是具有崇高理想的人。在中国古代，朋友具有特定意义。《论语》有言“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真正的朋友之间一定会有思想上的共鸣。白丁，指不认识一个字的人，也可以理解为庸俗之人，刘禹锡在此处还暗指政治上要迫害他的人。“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除了代表君子交友的原则之外，还蕴含着儒家最基本的精神，即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就是说无论用什么手段，都改变不了刘禹锡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他只与崇高的人交友，即便身处陋室也依然心怀天下，不会轻易屈服。

第二件事是“可以调素琴，阅金经”。在这方陋室里，他可以自得地调琴、读经。在中国的文学世界里，琴代表“乐”，“乐”即儒家经典中的乐，根本精神是“和”。最好的音乐是自得之人创造的，他可以协和天地万物，自得于世间，与天地万物浑然一体。金经，是宝贵的经典，主要指儒家的经典，经书里包含着治国理政的理论指导。读经是人修身养性的起点，也是走向圣人的一个重要阶段。因此，“调素琴”指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阅金经”指了解圣人精神，效法成为圣人。这是刘禹锡在陋室中修身养性的主要方式，也是他培养君子之德的重要途径。

第三件事是“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丝竹在此处指世俗的音乐，即歌楼酒场里的音乐。丝竹需要合奏，一般存在于高端宴会，亦即上流社会中。案牍，指各种各样的案件。因此，丝竹代表俗世的生活世界，指物质上的享受；案牍代表权力，指权势上的享受，这两样事物都是普通人所追求的，不是鸿儒想要的。琴和丝竹相对立，经和案牍相对立，形成鲜明的对比，表明刘禹锡的价值取向——他不愿堕落成丝竹融于污流，而是追求圣人之德，追求像仙人、神龙一样普救众生，有强烈的救世情怀。

朱熹有言“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孔子的圣人之德是指引前进的明星，在中国大地上熠熠生辉，照耀着世世代代的儒士，是每一位儒士毕生的追求，刘禹锡也不例外。他虽然身处陋室，却依然不忘对立德的追求。他在陋室中孜孜以求，通过这三件事来涵养灵魂、修身养性，以圣人之言警策自身，安于贫贱却不失青云之志。刘禹锡用孔子言这一典故作为文章的结尾，就是借此升华自身的志向，警策自己时刻不忘追求圣人之德。综上所述，立德之志是典故“孔子言”的意蕴内涵。

《左传》有言：“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是儒家三不朽，刘禹锡作为一名标准的儒者，所使用的诸葛庐、子云亭、孔子言三个典故与儒家三不朽相照应。诸葛亮虽居“陋庐”，但立功志向不陋；扬雄虽居“陋亭”，但立言志向不陋；孔子虽居九夷，但有君子之德，九夷亦不陋。铭文的作用在于警示，刘禹锡在此处托陋室以言志，以诸葛庐、子云亭自勉，以孔子言警策自身，警示自己时刻不忘立功、立言、立德，安于贫贱但不失青云之志。诸葛庐代表他的立功之志，子云亭代表立言之志，孔子言代表立德之志，这便是刘禹锡在《陋室铭》中用典的意蕴与目的。

作为一名立场坚定的儒者，刘禹锡有自己的坚守，他以《陋室铭》抒发立功、立言、立德三种志向，并用一生来积极追求。刘禹锡的馨香之德，让陋室熠熠生辉、传扬千古。在立德方面，他做到了。刘禹锡生活的七十一年，正值唐王朝经安史之乱而日趋衰败、藩镇割据、统治集团中各种矛盾激化的时代，其一生的进退出处，无不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紧密相关。从他的为官生涯来看，无论是贬谪还是升迁，所到之处，皆能寻访疾苦、关心民疾，且多有善政。逝世之时，皇帝赠其户部尚书职位。在立功方面，他也做到了。在文学创作方面，刘禹锡诗文并擅，他的诗上承大历而予以新变，善用典故而透脱不滞，文采丰美而笔致流利，对后来的温李诗派有多方面的影响；他的文章对古文运动有极大的贡献，在唐代古文史上，刘文能在韩、柳、白外独树一帜。在立言方面，他也做到了。因此，在《陋室铭》中，刘禹锡并没有因为外界环境的恶劣而受影响，他安贫乐道，托陋室寄寓他不陋的志向，立功之志、立言之志、立德之志是他的三种志向，也是他一生的追求与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