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梅 叶 丽

（安徽财经大学，安徽 蚌埠 233030）

一、引言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以及达到共同富裕一直以来就是我国全体人民不断追求的共同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不仅成为世界经济总量排名第二的强大经济体，而且全国人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了持续的提高。但是，我国的城乡发展不均衡问题却愈发突出。目前农村的基础设施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消费水平都远低于城镇地区，其中，较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作为城乡发展不均衡的重要表现，已经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形成了较大阻力。因此，现阶段如何妥善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成为持续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

皖江城市带是我国发展战略中的重点发展对象，也是长三角主要规划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的数据显示，皖江城市带GDP总量达到26，634.95亿元，是安徽省全省生产总值的68.86%。作为安徽省经济发展的重要阵地，皖江城市带的发展可以为省内其他地区经济的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推进提供引导。然而，数据显示，2020年皖江城市带的城乡收入比值约为2.13，其中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是41，033.8元、19，253元，而安徽省的城乡收入比值约为2.37，其中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9，442.1元、16，620元，可见皖江城市带仍然和国内的其他地区一样，亟需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①。近年来，当地政府也通过出台一系列的财政政策来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和结构，担负起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推进共同富裕的重任。因此，现阶段高效利用财政资金，逐步改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是皖江城市带促进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坚中之坚，也是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中之重。

二、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围绕着城乡收入差距这一焦点进行广泛探讨，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1]、影响机制[2]以及解决途径[3]等。其中，地方财政支出可以通过对自身各项支出的规模与结构进行调整以实现财政资金的最优化安排，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因此，财政支出是否能够改善城乡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已经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关注。

现有文献主要考察了各财政支出项目对城乡收入差距发挥的不同作用，得出基本结论：在城乡收入差距问题上，各财政支出项目对其所发挥的作用存在差异。由于在研究的方法、对象以及样本区间的选择方面不尽相同，因此实证结果也互不相同。从短期来看，增加投资性支出规模可以提高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调整城乡收入分配格局[4]。增加民生性支出会促进财政资金向农村倾斜，通过提高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助力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5]。从长期来看，“城市偏向”政策会导致更多的财政资金被投入到城市地区，尤其是社会保障支出的主要受益对象是城镇，这会加剧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最终无法通过安排财政支出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6]。除此之外，提高医疗卫生支出水平和科学技术支出水平同样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而提高农林水务支出水平以及交通运输支出水平可以通过改善农村经济发展环境缩小城乡收入差距[7]，教育支出也可以通过优化人力资本规模与结构来发挥对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作用[8]。由于在农村实施福利和转移支出的效果更好，因此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会更有利于改善城乡收入差距状况[9]。

以上众多学者对该领域的研究可以为后续的研究提供理论基础以及写作视角的参考，但是研究对象的范围均集中在省域内，并未关注到皖江城市带等区域在面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时，各项财政支出所发挥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将实证分析地方财政支出规模与财政支出结构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根据实证结论提出建议。

三、实证模型构建与数据描述

（一）模型构建

考虑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是一个长期的积累过程，因此本文选择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并结合两步系统GMM方法估计，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处理模型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模型表达式如下：

其中，皖江城市带各地级市用i表示，年份用t表示，thi为各市的城乡收入差距水平，fie为财政支出规模，edu为教育支出，tec为科学技术支出，sse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ine为投资性支出。控制变量用var表示，分别是皖江城市带各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变量选取与数据描述

1.被解释变量

选取皖江城市带各市的城乡收入差距（thi）作为被解释变量，其中，城乡收入差距用泰尔指数来度量。计算公式如下:

2.核心解释变量

文章主要从财政支出总量和财政支出结构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综合考虑数据的有效性、模型的精确性，对各市的财政支出规模取对数以衡量财政支出总量指标。另外，考虑到各项财政支出对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性，选取以下四类支出度量地方财政支出结构，分别是教育支出（edu）、科学技术支出（tec）、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sse）和投资性支出（ine）占各市财政支出总规模的比重。其中，投资性支出包括交通运输支出以及农林水事务支出。

3.控制变量

选择经济发展水平（gdp）、城市化水平（urb）以及人力资本水平（lev）作为控制变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各市实际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按常住人口）来表示，并作对数处理。城市化水平以各市城镇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人力资本水平以各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

4.数据来源说明

本文选择的样本空间及区间为皖江城市带各城市的2008-2020年，数据来源于安徽省统计年鉴。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参见表1。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三）数据的平稳性检验

为确保数据的平稳性，需要对变量进行检验。选择的检验方法是：LLC检验以及ADF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都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这说明变量是平稳的。

四、实证分析

（一）财政支出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效应分析

为确保模型回归结果的有效性，除使用动态系统GMM模型外，文章还同时选择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以及混合OLS模型对比分析财政支出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的总量效应。表2是利用上述四种模型分别对式（1）进行回归的结果。实证结果显示，首先，模型（1）-（3）中的的值均保持在0.6以上，同时均通过F检验，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模型（4）中AR（2）和Hansen检验值均大于0.1，表明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所选取的工具变量有效。其次，模型（1）-模型（4）中，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在系数方向上以及显著性水平上基本保持一致。综上说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有效的。

表2 财政支出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总量效应的估计结果

从模型（4）的回归结果来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为0.360,1，并且有较高的显著性，这说明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会受到上年的正向影响。解释变量财政支出的系数为-0.004,6，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这说明增加财政支出规模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财政支出水平的提高，一方面能够有效扩大社会的总需求量，增加投资和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带动农村居民收入的整体提高。另一方面，可以有效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优化资源配置，吸引社会资本向农村重点项目投资，促进农村产业发展。控制变量中，经济发展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仅能够促进工资水平的提高，还能促进收入分配意识的提高，因此经济的发展可以调节收入分配，减缓城乡收入不平等。城市化水平的系数显著为负。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之后，可以发挥城镇地区的经济集聚效应，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因此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进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有效解决。人力资本水平的系数显著为正。城镇地区的交通、住房以及教育等各项发展条件均优于农村地区，相比而言，高素质人才更愿意留在发展条件更好的城市，因此城镇地区能够得到的利益会更多，提高人力资本水平会加剧城乡居民收入不平等问题。

（二）财政支出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的结构效应分析

表3是在利用皖江城市带整体区域面板数据的基础上对式（2）进行回归的结果。其中，模型（5）是基本回归结果，模型（6）-模型（8）是在模型（5）的基础上依次加入控制变量之后的回归结果。

表3 财政支出对皖江城市带城乡收入差距结构效应的估计结果

表3中，AR（2）和Hansen检验值均大于0.1，表明模型的误差项不存在二阶自相关，并且所选取的工具变量均是有效的。从模型（5）-模型（8）的回归结果来看，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系数显著为正值，这意味着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是一个不断积累的发展过程。

从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教育支出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增加该项支出规模并不能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发挥收敛效应，主要是受到“城市偏向发展”的影响，即各项财政资金投入到城市会比投入到农村效果更加明显，这会加剧城乡居民间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原因如下：首先是教育支出政策会更偏向于将资金投入到城镇地区，使得城市拥有比农村更优的教育质量和更好的教育资源与环境，而教育作为人力资本积累的形式，通过提升城镇地区人力资本为当地经济发展注入内生动力，能够有效发挥财政资金对当地居民的增收效应，但是并不足以保证农村地区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次，农村地区的生活条件、交通条件以及各项发展条件远落后于城市，同时受到城镇地区优质的教育资源以及人才引进等相关政策的影响，“城市偏向型”的教育支出会为城镇聚集大量来自农村的高素质人才，而农村人力资本的大量外流不利于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会加剧城乡间的收入不平等。

科学技术支出的系数为负数，这意味着增加该项支出规模可以帮助解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原因如下：首先科技支出规模的增加能够直接为农村引入更为先进的农业装备与农业技术，减少地势、资源等地区限制性条件对农业生产的约束，一方面提高地区生产效率，优化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进程，增加农业总产值。另一方面，较高的农业机械化水平让农民省时高效地完成农业生产，解放农村劳动力，农民有更充裕的时间去增加其他的收入来源。其次，合理安排科学技术支出，也会吸引更多优秀的人才，尤其是为农村地区引入更多的创新型人才，如农业技术的研究者与推广者、高水平的农业生产管理者以及高素质农民等，人才队伍的形成会促进农村农业以及其他产业生产效率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整体提高农民收入。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系数为正，这意味着增加该项支出规模不能发挥其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收敛效应。原因如下：首先，我国现阶段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还有待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制度也并未达到覆盖皖江城市带所有地区的程度，仍然还有一些偏远的农村地区未能享受社会保障带来的益处。其次，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资金安排上同样存在着“城市偏向”的特征，这导致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远远低于城镇地区。对于农村而言，社会保障水平更低，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在资金安排上仍然存在一定的城乡差异，所以在调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方面并未取得理想的效果。

投资性支出的系数显著为负，这意味着增加该项支出规模有利于解决城乡收入不平等问题。主要是因为投资性支出能够起到发挥协调地区发展，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首先，安排投资性支出能够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的交通以及农、林、水等基础设施条件，为农村地区人口和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有利条件。其次，投资性支出通过改善农村地区的经济发展环境，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到农村特色项目的开发中，如利用皖江城市带独特的自然风光与文化产品开发特色旅游业，吸引大量游客在当地进行消费，同时也为农民就近创造就业机会，提高收入。

（三）稳健性分析

以上是利用泰尔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各项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接下来将用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值（ig）来替换被解释变量进行稳健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模型（9）是基本回归结果，模型（10）-模型（12）是在模型（9）的基础上依次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从实证结果来看，教育支出的系数为正，科学技术支出和投资性支出的系数为负，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系数为正，这与前文的结论基本一致，因此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

表4 稳健性检验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从财政支出总量层面来看，增加财政支出规模能够有效减缓皖江城市带的收入不平等。从财政支出结构层面来看，各类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所发挥的作用在皖江城市带存在明显的差异：面对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增加科学技术支出和投资性支出能够对其发挥收敛效应，而增加教育支出和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能够对其发挥扩大效应。

（二）建议

第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地区的教育水平。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安排对农村地区的教育财政资金，加大对当地的转移支付数额，并且提供一些技术、人才以及基础教育设施等发展资源支援农村地区。另外，要合理分配城乡间的教育资源，完善农村基础教育设施，通过增加农村教师的工资以及提高农村教师的生活水平实现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目标，为农村地区打造良好的教育环境。

第二，继续增加科学技术支出，调整科技财政资金使用结构。政府可以以立法的形式保障科学技术财政资金的逐年增加，确保新增的科技支出向农村地区倾斜，同时可以通过财政激励的方式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农业技术的研发以及农民技术的培训。另外，由于科学技术投资相较于其他方面的投资而言有更特殊的特点，如投资金额大、投入时间和产出效果的不确定性等，因此对于科学技术支出来说，需要避免单一渠道支出以保证财政资金的投资方向趋向多元化。

第三，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对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的资金使用方向进行合理规划。地方政府要继续确保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的落实，通过加大资金补助以及提高保障人数的方式将这一制度达到全覆盖的程度，让所有农民的生活水平都能达到低保线，同时要保证补助对象生活贫困情况的真实性以及低保家庭档案的有效建立和管理。另外，地方政府需要继续完善农村医疗保险相关制度，出台相关政策为农村地区引入先进的医疗设备和高水平的医学人才，丰富农村地区医疗资源，不仅让当地居民“吃得起药、看得起病”，还要让他们能“就地买药、就地看病”，进而缩小城乡之间在治病用医上的差距。

第四，继续增加投资性支出，引导社会力量进行农村地区投资性项目的建设。政府要制定投资性财政资金的使用规则，切实满足农村地区对于交通运输以及农林水等方面的基础设施需要，为农村产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通行条件以及基础的硬件设施条件，为农村的长效健康发展奠定基础。另外，可以选择结合市场的方式加大交通运输以及农田水利等投资性支出，通过改善投资环境，聚集民间资本，支持个人、企业等去兴建农村投资性项目。

注释：

①数据均根据《2021安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