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金兰，朱建军，胡继连

（1.山东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2.山东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泰安 27101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未来谁来种地”［1］，关系到我国粮食安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父不愿子承业”和“子不愿承父业”已经成为农村社会的现实问题，如何保证农业生产可持续性的问题亟待解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出现似乎为该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其中家庭农场作为核心主体，是现代农业最主要和最具有效率的经营形式，也是全球最主流的农业经营载体［2］。然而，家庭农场依然是家庭经营方式，在家庭生命周期变化下，代际传承的发生具有逻辑必然性［3］，仍要面临是否“子承父业”（或称“代际传递”，即现任家庭农场主将农场传递给子女）的问题。在欧洲，家庭农场发展历史悠久，早已经历多代农场主更迭，在已完成代际传承的农场中，有81.5%的家庭农场是通过“子承父业”完成的，“子承父业”是代际传承的主要途径［4］。由于我国“轻农贱农”的传统观念依然存在，“亲代劝说子女脱农”是农村社会的普遍现象［3］。已有研究表明，仅有34%的牧民愿意子女继续从事牧业经营［5］，18.6%的苹果种植户愿意将果园传递给子女［6］，8.2%的水稻种植大户明确表示愿意让子女继承自己的事业［7］。由此可见，我国传统农业家庭经营的代际传递意愿普遍偏低。而家庭农场是以家庭为经营单位，终究会面临传承问题，但从现有文献来看，对其研究多集中在生产经营领域[8-10]，对代际传承问题的研究相对较少，已有研究认为，受父母职业影响，家庭农场存在较强的代际传递性[11-12]，但传承中也面临许多障碍[13]。在继承者选择中，子女是农场主“血缘”关系最为亲近的人，家庭内部传递具有显著的低交易成本特性，因此子女更容易成为家庭经营形态的接班人［3，14］。2015年全国家庭农场动态监测数据显示，34.25%的农场主表示希望“子承父业”［2］，子女参与经营或获得较好的制度收益是农场主倾向于“子承父业”的重要驱动力量［15］。

综上可知，学者们已经注意到农业代际传承对解决“未来谁来种地”问题，以及农业发展可持续性、稳定性的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农业家庭父母期望“子承父业”的意愿并不强烈。家庭农场作为政府积极鼓励发展的农业经营主体之一，也面临相同的问题。农场主是“子承父业”的主体之一，其意愿是该行为实施的前提条件。因此，农场主是否愿意“子承父业”？哪些因素对该意愿的形成具有显著影响？这些影响因素之间是如何发生作用的？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既能为相关研究提供理论依据，又能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现实参考。基于此，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以期为即将面临传承问题的家庭农场顺利完成传承提供参考借鉴，从而促进家庭农场长期稳定发展。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广义上的代际传递，包括家庭内的“子承父业”，家庭外家族内农场主的更迭以及家族外人员的接管。在本文中，考虑到中国“家文化”的文化背景和“子承父业”的低交易成本优势，“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仅指农场主对于让其子女接管从事家庭农场经营的意愿状况，而不考虑其他传递方式。

计划行为理论（TPB）从心理学视角探究个体行为的产生以及改变，并在管理学、生态学等多领域广泛应用。计划行为理论认为人的行为主要由3 个变量引起：行为态度（AB），即某人对执行某项行为所产生结果的喜欢程度；主观规范（SN），即某人的社交人群对其执行某项行动的影响，包括社交人群的态度、观点等；知觉行为控制（PBC），即某人对执行某项行为所感受到的难易程度。计划行为理论在提出后迅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我国学者大多用该理论解释旅游消费、支付意愿、就业等方面的个体行为［16-17］。利用该理论对代际传承行为的研究较少，且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由于我国家庭农场还是相对新兴的产物，尚未大规模到达代际传承的节点，相对于实际的行为，现阶段关注农场主的代际传递意愿更具现实意义［2］。因此，本文以计划行为理论为指导，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

（二）研究假说

1.行为态度 行为态度是指人对实施某种特定行为进行价值评估后得出的情感判断［18］，但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农户，意愿的形成还受其预期收益最大化目标的影响［19］。家庭农场代际传递行为态度是指农场主对家庭农场传递行为的喜恶程度，当其对传递行为具有积极评价时，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相反，则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农场主既是追求经济利益的“经济人”，也是追情感满足的“社会人”。因此，本文试图借鉴前人分析成果，从经济态度和情感态度两方面来探寻农场主的行为态度。

家庭农场的特征决定了其是以营利为目的的生产组织，经济效益应是农场主考虑的首要因素。一方面，若农场主认为子女继承有利于农场扩大规模、增强营利能力，则表示具有积极的传承态度。即期望经济收益越高，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会越强烈［20］。另一方面，对子女来说，若农场主认为农场传递有利于提高子女的收入，“无私的父母”为了提高子女的物质生活水平，会产生较强的传递意愿。基于此，提出第一个研究假说：

H1：经济态度正向作用于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

有学者认为，情感是行为的第一动力［21］，理性仅是为了获取幸福的手段而已［22］。在环境保护行为研究中，学者们得出一致结论，即情感与行为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23］。与西方文化追求理性、物质不同，东方文化更注重情感满足［24］。在“养儿防老”等传统文化影响下，相较于物质需求，我国老年人具有更高的情感需求，且年龄越大，越希望与子孙共享天伦。基于此，提出第二个研究假说：

H2：情感态度正向作用于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

2.主观规范 主观规范是指周围社会环境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即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25-27］。指令性规范来自政府人员。政治资源作为相对稀缺的一种资源，能够大大提高农户的市场竞争力，对农户的代际传递意愿具有正向作用［5］。当政府鼓励家庭农场在家庭内传递时，农场主出于尊重和服从，或是期望获得政府帮助，将家庭农场传递给子女的意愿会增强。基于此，提出第三个研究假说：

H3：指令性规范正向作用于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

示范性规范主要来自家人、亲戚和邻居朋友对家庭农场传递行为的态度。家人、亲戚和朋友是与农场主关系最亲近的一部分人，并组成一个以农场主为中心的群体，其态度会给予行为主体压力［28］。农场主群体认同感越高，群内成员态度对其行为决策的影响力越大。基于此，提出第四个研究假说：

H4：示范性规范正向作用于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

3.知觉行为控制 知觉行为控制是农场主自我评估完成传承这一行为的难易程度和行为控制能力。农场主如果对自己能力、农场资源禀赋等具有积极评价，则说明其对代际传递有较强的信心，可能产生较强的行为意愿。家庭农场拥有的资源既包括有具体物质形态的有形资产，也包括无物质形态却发挥重要作用的无形资产。因此，将农场主的知觉行为控制划分为对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两种资源的评估。有形资产评估主要是指农场主对家庭农场所拥有的土地、机械设备、农用设施等有实物形态的资产评估。一方面，家庭农场传递有家庭内、家族内和家族外三种传递方式［15］，家族内和家族外传递均会经历市场交易，形成资本沉淀，且有形资产越多，资本沉淀越多。与之相比，家庭内传递基本不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也不存在市场交易行为，具有低交易成本特点。另一方面，农场主对农场内的有形资产评估水平较高时，能为未来子女接管经营打下一定经济基础，增强将农场传递给子女的信心。基于此，提出第五个研究假说：

H5：农场主对家庭农场所拥有的有形资产的评估正向作用于其传递意愿。

无形资产包括农场主的默会知识、关系网络、荣誉奖项等。当农场主掌握的上述无形资产越多，越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经营成本和风险［29］，为了继续享有这一市场竞争优势，农场主将其传递给子女的意愿可能增强。基于此，提出第六个研究假说：

H6：农场主对家庭农场所拥有无形资产的积极评估正向作用于其传递意愿。

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及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关系。从以往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来看，三者之间并非是相互独立的，而存在互相影响的关系［30-31］。社会心理学劝说理论认为，同一群体内的其他主体通过劝说可以改变某人对某一行为原有的观念、态度，甚至改变其最终的行为。同时，行为主体为了服从主体规范，会有意识的主动改变自己的行为态度。“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当农场主的传递态度模糊不清的时候，亲人朋友的意见或许会对其行为态度产生重要影响。农场主是根据自身、家庭以及家庭农场等多方面资源来评判传承行为的难易程度。当农场主掌握的资源越丰富，传递越容易成功时，农场主的传递态度会越积极。同理，农场主的行为态度和掌握的资源也会影响他人对该问题的判断。基于此，提出第七个研究假说：

H7：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两两相关。

三、数据来源、模型选择与描述性分析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通过标准问卷设置，以山东省16 地市的家庭农场主为调查对象，采取抽样调查的方式，于2020年12月—2021年1月随机抽取320个农场主进行访谈和调查。在问卷设计过程中，依据计划所选用的模型进行问题设置，并在小范围内实行预调研，根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和被调研农场主对问题的反馈进行问卷修改。所得样本涵盖各个年龄段、不同文化水平、多种经营类型的农场主，因而具有全面性和代表性。此次调研共发放问卷320份，剔除漏填或缺失关键信息的问卷后，最终获得300份有效问卷，问卷有效率为93.8%。

（二）模型选择

结构方程模型能够同时处理多个因变量，分析多个因果之间的联系和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容许自变量和因变量含测量误差，适用于态度、行为这类不容易被测量的变量［32］。结构方程模型由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两部分组成。测量模型反映潜变量和测量指标之间的关系，结构模型反映潜变量之间的结构关系。具体表达式如下：

式（1）～式（3）中，A为内洐潜在变量相互间的影响效益系数；B为外洐潜在变量对内洐潜在变量的影响效益系数，ε为η的残差向量。ε与η、ξ与δ不相关，而δ与ξ、η及ε也不相关。ΛX与ΛY为指标变量（A、B）的因素负荷量，而δ、ε为外显变量的测量误差，ξ与η分别为外洐潜在变量与内洐潜在变量。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调研数据显示，所调查的农场主中，男性占总样本的86.7%，女性仅为13.3%，呈现“男九女一”的特征［33］；农场主平均年龄为48 岁，主要集中在45～55 岁，占总样本的54%，55 岁以上占16%，已显示出“老龄化”趋势；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高中或中专以上学历农场主的比例达到70.7%，初中及以上学历比例高达98%；农场主作为乡村精英，经历较为丰富，其中62.3%有个体经营户的经历，35.7%有农业科技人员经历，21.5%的农场主有过3 种以上的经历，掌握着丰富的社会资源；被调查的农场主绝大多数为家庭农场的创立者，比例高达93.3%，仅有1.7%的农场主是从父母手中继承。目前来看，家庭农场代际传承实际行为发生比例还较低，现阶段若对这一行为开展研究，无法保证其准确性和代表性。意愿是未来行为发生的前期表现，是行为的重要基础［25］。因此，本文仅聚焦于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的研究。

根据计划行为理论，将农场主未来是否愿意将家庭农场传递给子女设为因变量，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大方面设置自变量。以前人研究的指标设置为参考，将自变量进行更为细致的划分，行为态度潜变量划分为经济态度和情感态度2 个维度［17-18］，将主观规范潜变量划分为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2 个维度［28］，知觉行为控制划分为有形资产认知和无形资产认知2 个维度［20，34］。其中，经济态度围绕“经济人”农场主对“子承父业”后农场经营状况的预判，设置家庭农场传递给子女是否有利于农场的长期发展等5 个测量指标；情感态度围绕“社会人”农场主的感情需求对传递意愿的影响，设置“子承父业”在农场主心中是否有利于家庭和睦等4 个测量指标；指令性规范主要来源于权利部门，镇政府和村委会是上下级关系，行为往往具有一致性，因此仅设置村委或镇政府是否支持家庭农场传承1个测量指标；示范性规范围绕农场主的主要社交人群，设置家庭成员等社交人员对家庭农场传承的态度等6个测量指标；有形资产认知包括对土地等的认知4个测量指标；无形资产认知包括对社会资本等等的认知3个测量指标。所有变量均采用Likert 5级量表法，1表示非常不同意，2表示不太同意，3 表示一般，4 表示比较同意，5 表示非常同意，反向题目则反向计分。经简化处理后的变量及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表1 家庭农场主代际传承行为调查问卷测度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在行为态度中，经济态度得分最高，均值为3.61，情感态度相对较低，均值为3.27。这表明，农场主普遍认为“子承父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要高于情感效益。在主观规范中，指令性规范得分3.50，显著高于示范性规范的2.81。这显示出政府官员对家庭农场代际传递表现出比较积极的态度，但农场主的其他社交人群对此态度不甚积极或意见不一。在知觉行为控制中，有形资产认知得分与无形资产得分均值基本一致，分别为3.41和3.4。由此说明，大部分农场主对有型和无形资产都比较看重，认为“子承父业”能避免资产损失。

四、结果与分析

（一）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现状

为保证问卷问题设置一致性，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的调查也采用Likert 5 级量表法。对现任农场主的调研中，有5 位是从父母手中继承得到的农场，另有14 位农场主已经将农场传递给子女，即样本家庭农场中实际已有6.3%完成代际传递；有36%的农场主表示，自己会经常考虑代际传递的问题，并与家人和周围社交人群也会谈论这一问题。具体来说，不希望“子承父业”的农场主占样本农场的13.7%，持中立态度的农场主占23.3%，而希望“子承父业”的农场主比例高达68.1%（包括14 个已经传递的农场主）。考虑到对部分农场主调查时所处的环境（在村委会或镇政府集中问答）、农场主的个人思考（会误以为与补贴等政策直接挂钩）等因素影响，希望“子承父业”的农场主比例可能有所偏高，但这些因素更多的是改变农场主的意愿强度，而对其意愿方向不会产生太大影响，因此仍采用这一调研结果。

综上所述，与小农户相比，农场主对“子承父业”的意愿相对较强；农场主个人禀赋条件和所处社会环境不同，导致其对“子承父业”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看法具有异质性。具体哪些因素会对农场主的代际传递意愿产生影响？影响力又有多大？这将是下文分析的重点。

（二）实证结果与分析

1.信度和效度检验 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准确性，在进行模型计算之前，先对问卷的构建信度和结构效度进行测算［27，35］。根据前人研究，首先利用SPSS19.0 软件对问卷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经检验，行为态度测量量表的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8，知觉行为控制的测量量表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而知觉行为控制量表克朗巴哈系数小于0.6，信度不高。为进一步提高量表信度，根据测量报表结果在剔除SN6后量表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7，量表总体克朗巴哈系数大于0.9，至此各潜变量的内部一致性通过检验［36］。然后采用KMO 值和Bartlett 球形检验来检验因子分析结构效度。经计算，KMO值均大于0.7，总体KMO值大于0.9，同时p值均小于0.05，问卷结构效度通过检验。

2.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 模型整体适配度检验能够验证各潜变量之间的关系假设是否合理，并能检验各潜变量的测量变量是否能够充分代表潜在变量和研究量表的综合信度及效度。本文选用Amos 24.0 软件对结构方程进行拟合，操作过程中发现部分拟合指标不达标，需要对模型进行修正，其中AB2、AB5和AB6存在共线性问题，予以剔除，PBC3、PBC4与其潜变量结果不显著，故将其假设路径删除。模型再次运行后，相对拟合指数仍有部分指标未达到理想状态，根据MI 指数再次进行修正，经过两次修正后各项拟合指数达到理想状态，表明模型适配度合理，具体拟合结果如表2 所示。

表2 模型拟合评价标准及拟合结果

（三）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家庭农场主代际传承认知对传递意愿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及标准化路径系数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H1～H7均得以验证，具体分析如下：

（1）行为态度对农场主传承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20，且在1%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测量变量中，代表经济态度的测量变量AB1、AB3、AB4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80、0.76、0.82，代表情感态度的测量变量AB7、AB8、AB9的载荷系数分别为0.61、0.26、0.62。这说明，农场主的行为态度越积极，进行代际传承的意愿越强烈，而且行为态度中经济态度发挥的作用更大。可能的原因是，农户首先是“经济人”，其次才是“社会人”，这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相一致。具体来说：在经济态度上，农场主子女受教育程度较高，对新鲜事物的接受和学习能力较强，更富有冒险精神，未来接手家庭农场更有可能为农场注入活力，从而更有可能提高农场的盈利能力，才能更长远发展下去；在情感态度上，特别是在农村，“养儿防老”的观念一直深入人心，对从事农场经营的家庭来说，农场能够为子女提供就业岗位，解决子女回乡“反哺”父母难以就业的问题，甚至还“翻身”成为老板，不再受他人约束，同时父辈为农场投入的“心血”能够延续下去，父母得以安享晚年。而减少当地撂荒地的发生仅为行为态度解释了26%，即“惜地”情感能够解释26%的行为态度，贡献程度较低。主要的原因可能是，无论是小农户还是农场主，对土地的依赖性逐渐降低。据此，H1、H2得以验证。

（2）模型结果显示，主观规范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39，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测量变量中，SN1所代表的指令性规范对主观规范的解释程度最高，载荷系数达到0.85，SN2、SN3、SN4、SN5、SN7所代表的示范性规范的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74、0.57、0.47、0.49、0.55。由此说明，农场主感受到的外部社会压力越大，进行代际传递的意愿越强烈；政府与其他社会人群相比，具有更高的影响力。究其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官本位”思想依然存在，具有鲜明的高权力距离特征，农场主对政府提倡的行为表现出一种尊敬和服从［27］；家人、亲戚长辈、邻居朋友、合作伙伴与农场主有着“血缘”“地缘”或“业缘”关系，在该问题的价值判断和目标取向上具有一致性，因此农场主的行为意愿必然会受其影响。其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负责人则是农场主的“同道中人”，其行为态度具有直接示范影响作用。据此，H3、H4得以验证。

（3）模型结果显示，知觉行为控制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路径系数为0.40，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测量变量中，有形资产PBC1、PBC2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68、0.65，无形资产PBC5、PBC7、PBC6因子载荷系数分别为0.60、0.57、0.46。这说明，农场主对自身禀赋的认知和感知信念越强时，传承意愿越强烈；有形资产认知的影响力略高于无形资产。其中，PBC1对知觉行为控制的解释程度最高，主要是因为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加快，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下降，土地获取较为容易；固定资产是家庭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所拥有的固定资产越多，农场主越希望传递给子女，这不仅能够为子女降低开展经营的资本投入，也能够减少资本沉淀，还能够实现财产继承；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掌握的社会资本越多，意味着掌握更多的信息资源，农场的生产、销售等均具有更强市场竞争力，为了继续享有这些“关系”所带来的便利和经济效益，农场主希望利益高度相关的子女来继承农场的意愿会更强烈；农场主对自己的管理经验评估越高、越看重所获得的荣誉等，则认为自身掌握资源禀赋越优越，从而为避免资源浪费而产生越强的代际传递意愿。有形资产肉眼可见，交接即可使用，但无形资产是在潜移默化中传递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存在边际效用降低的风险。因此，有形资产认知的影响力略高于无资产认知。据此，H5、H6得以检验。

由图1 可以看出，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3 个潜变量之间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影响，共同对农场主代际传承意愿产生影响，与多数研究结论一致［37］。模型结果显示，3 个潜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力都比较大，首先，行为态度和主观规范之间的影响力最大，其因子载荷系数为0.85；农场主态度越积极，越会提高周围人对农场传递问题的积极评判，从而产生越大的社会压力；同理，社会正向压力越大，越会增加农场主信心，农场主态度也会越积极。其次，为知觉行为控制和主观规范，其因子载荷系数为0.83，处于较高水平，说明农场所拥有的资源禀赋条件越优，周围社会越会为了“督促”农场主实施传递行为而给予正面压力；而正面压力越多，农场主越会为了应对社会压力而提高资源禀赋条件。最小的是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之间的影响力，因子载荷系数为0.77，相互影响力也处于较高水平，对家庭农场传递态度越积极的农场主，越具有保持甚至提高资源禀赋条件的积极性；而资源禀赋条件越优越，农场主为了避免前期投入沉没，农场主的态度会越积极。据此，H7得以验证。

图1 家庭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模型

五、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基于家庭农场代际传递视角，依据计划行为理论，利用300 份实地调研问卷，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超过2/3 的农场主表示在未来愿意“子承父业”。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是在理想状态下作出的选择，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者之间相互影响，且均对农场主代际传递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其中知觉行为控制作用最大。进一步地，与情感诉求相比，农场主的行为态度更多受其对农场未来经济预期的影响；主观规范中政府的指令性导向作用显著大于亲朋邻里的示范作用；知觉行为控制中有形资产禀赋的影响力略高于无形资产。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逐步改变大众对农业的传统认知。增加宣传力度，逐渐改变“三农”在人们心中的传统印象，增强农场主的身份认同感和自豪感；适时地组织农场主对顺利完成代际传承的农场进行参观学习，充分发挥其示范作用；帮助农场主增强对其所经营的家庭农场资源禀赋的认知，鼓励有优势的农场做好传承计划。第二，提高现任农场主对家庭农场未来发展的经济预期。加大对家庭农场发展的支持，保证政策的连续性；加强职业农民技术培训，打造未来家庭农场经营“后备军”，着重加强具有承接农场意愿的农场主子女的技术培训，如政策学习、电子商务培训、机械操作、田间管理知识等方面培训，为其未来接管家庭农场打下良好基础。第三，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支持作用。政府要意识到家庭农场代际传承问题发生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积极、主动、适当地传递正面导向信息，以提高农场主们代际传递的积极性，从而保证家庭农场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继续推进支持家庭农场深入开展二三产业，实现三产融合，拓宽经营范围，增加收入稳定性，从而逐步改变传统的“三农”观，提高农民职业吸引力。在鼓励引导有条件（如高龄农场主）的家庭农场进行代际传递的过程中，政府要重点关注家庭农场的资源禀赋条件，在家庭农场经营管理知识获取、技能培训、农机具补贴、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持和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