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安斌 朱泓宇

随着全球传播的深度平台化，数字媒体平台已然成为全球信息流动与情感交往不可取代的新型基础设施。[1]这种变化促使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焦点问题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从“什么样的媒体机构及其内容产品更受全球受众喜爱”，逐渐转向关注“什么样的媒体平台更受全球用户青睐”。由大型互联网公司和处于数字化转型中的传统媒体机构所打造的“数字传播生态系统”，已成为深刻影响全球信息流动和网络社群联结的基础性力量，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国际传播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未来走向。

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变化充分表明，数字媒体平台并非“技术中立”和“去政治化”的“内容搬运工”或“奶嘴乐(tittytainment)供应商”，其对各国政治社会和国际政经秩序的影响是以更为隐秘的方式体现出来的。换言之，由早期的互联网逐步演化而来的数字媒体平台，不仅正在成为基于平台世界主义和互联互通意义上的“全球媒介”，其意识形态属性和随之出现的价值观与地缘政治矛盾冲突亦相当明显。[2]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中美贸易战和信息战阴影下的Tik Tok和微信禁令，以及华为5G、芯片问题等已将这一矛盾充分展现。因此，如何从微观层面解读单一媒体平台的具体特性，再从中观层面理解平台化社会，进而过渡到从宏观的层面，理解数字媒体平台的地缘政治属性、权力布局以及发展趋势，厘清这一理路对于推动我国国际传播的转型升级、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而言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