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莲红，李玉莲

在近代社会全面转型过程中，中国对女性的教育努力克服以“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为核心的封建教育制度，逐渐迈出了近代化步伐。女子教育开始受到全社会的关注并迅速得以普及，不仅在小学教育及中高等教育阶段，在专科教育领域女子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在全面兴办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女子教育、女性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较早觉悟的有志年轻女性通过到海外留学，汲取更先进的知识，开阔自己的国际视野，并在回国后以“教育救国、教育图强”为目标，积极投身于教育实践中。

围绕近代中国年轻学子的留日活动问题，国内外已有不少先期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实藤惠秀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1960）对清末至民国时期中国人留学日本的时代背景、实际状况、留学途径以及在日本的生活、文化活动方面做了详细整理，为广大研究者提供了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在国内，舒新城的《近代中国留学史》（1927）较早探讨中国人的留学问题，讲述了留学日本、留学欧洲的时代背景，留学热潮兴起的原因，留学日本的内容，留学政策等，并首次提及女子留学问题，为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海外留学研究提供了宝贵历史资料。此外，李喜所的《近代中国的留学生》（1987）、《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1992）、孙石月的《中国近代女子留学史》（1995）、乔素玲的《教育与女性——近代中国女子教育与知识女性觉醒（1840-1921）》等，都以近代中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介绍了近代中国人海外留学的一些情况。在诸多有关近代中国人留学问题的研究中，专门聚焦于年轻女性阶层留日问题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周一川的《近代中国女性日本留学史（1872-1945）》。在此书中，周一川较系统地梳理总结了近代中国女性从1872年到1945年间的日本留学史，并提供了很多日本官方的相关资料。除了以上著作，还有一些相关论文也探讨了近代中国年轻女性的留日问题。如谢长法的《清末的留日女学生》（1995）、田梅英的《简论清末女子留日运动》（1999）、《清末女子留日与近代女子解放》（2001）、《论清末女子留学日本的起因与作用》（2005）等，都较好地介绍了近代中国女性留学日本的情况。

回顾以往的研究成果，不难发现，大多数研究止于宏观介绍留学情况的层面，并没有深入分析留日女性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回国后所从事的教育实践及其影响。基于这种考虑，本文以近代相关史料为基础，深入分析中国留日女性在日本所接受的教育以及所形成的“近代意识”及其特点，从教育实践和社会功能视角出发，全面系统考察和分析这些“近代女性”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的动因、创办教育的目的与教育理念、兴办教育的实践以及社会影响。

一、近代留日知识女性的教育背景与学习内容

自戊戌变法以来，很多有识之士开始倡导现代女子教育，中国女子教育理念也从贤妻良母[1](73)主义逐渐转向国民之母、男女平等主义、女国民、新女性、母性主义等近代价值趋向。在近代思潮与教育近代化改革的影响下，女子教育开始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人们对女子教育的看法与态度也有了根本性转变。梁启超曾曰：“是故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2](43)女子教育理念和思想的传播汇成了教育实践的潮流，兴起一大批女子学校，社会上逐渐出现了女子教育普及的局面。

1907年3月，清政府颁布《奏定女学堂章程》，提出了“女子教育为国民教育之根基”[3](582-601)的口号，将女子教育正式纳入到国家正规教育体制。从此，中国女性正式获得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权利，女子学堂如雨后春笋般茁壮成长。到1908年，“全国民办女学堂数量增加到了512所，女学生数量多达20557名”[4](137)。尽管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提高，但因各方面的局限，女子教育内容尚未形成完备体系。“据俞庆棠《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女子教育》的统计，直到五四运动前，政府设立的公立女子中学仅有9所，女中学生622人”[5](240-248)。公立女子中学教育发展的缓慢自然导致了这一时期女子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发展迟滞。

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女子教育的范围随之逐渐扩大、发展迅速，不仅义务教育及中高等教育，女子专科教育也得到了迅猛的发展。如女子体育、医学、蚕桑、法政等专业领域学校的陆续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女子教育的普及，大大拓宽了女子教育领域的范围，促进了中国女子教育的近代化发展。中国一些年轻近代女性通过接受教育，广泛接触近代新事物、新思想，从而逐渐接受了近代意识。始于贤妻良母主义的中国女子教育观念，在近代意识的冲击下逐渐发展为近代女性国民教育理念，倡导女性解放，主张女权主义，近代女性直接与旧思想和封建势力交锋和对抗。这对于中国女性来讲，无论从思想方面还是社会地位方面，都是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性大飞跃。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较早觉醒的有志年轻女性开始奔赴海外留学，寻求更先进的“近代意识”和更加开阔的社会活动舞台。

中国的女性教育得以发展与留日知识女性有着一定的关联。具有悠久文化交流史，并在东亚较早踏上近代化之路的近邻日本成为了中国大多数年轻人留学的首选国家。自明治维新以来，教育一直成为日本社会最重视的环节之一。随着日本近代化的进展，政府为引进西方学问、发展产业和文化，建立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制度。1872年明治政府即引进西方近代国民教育机制，颁布的学制以“务期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目标，首次建立了义务教育制度。1900年开始实行小学免费义务教育制度，这一年的就学率达90%。1907年义务教育改为6年制，已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小学之上，有男女分校的5年制中学和初等技术学校，然后是专门为男学生设的3年制高中和3年或4年制大学。起初中国的女子求学者或随父兄、或随丈夫开启了东渡日本的异国之旅。

这一时期中国年轻女性的留日活动以自费留学为始，后逐渐发展成官费留学。初期官费留学主要集中于日本的实践女学校。1905年，湖南省选派20名女学生赴日本实践女学校留学。同年，奉天农工商务局总办熊希龄赴日考察，与实践女学校下田歌子约定每年选派15名到该校学习。1907年，奉天女子师范学堂派遣21名女生到实践女学校攻读速成师范科。“江西省亦派出10名官费女学生”[6](45)。1907年，在东京的中国女留学生已有近百名①实践女学校47人、高等圭文美术女学校19人、女子美术学校14人、女子音乐学校4人、东洋女艺学校4人、共立女子职业学校4人、女子学院3人，共计95人。”，“[7](120)还组建了留日女学生会（最初会员约70名），[6](45)这说明留日中国女学生数在逐渐增加。由于当时留学日本的人群年龄、出身、地区、受教育程度、留学目的等均不同，在日本留学期限也不尽相同。应赴日学生的需求，日本各教育机构开设了各种速成班和普通科，修学年限缩短至1年或半年，甚至2-3个月。

据实践女学校《清国女子速成科规定》，清国女子速成科主要有师范速成科和工艺速成科。师范速成科修业年限为2年或1年，工艺速成科为1年。两年制的课程具体包括修身（道德之要旨）、读书（讲读）、会话（邦语）、作文（邦语缀）、算术（四则）、地理（外国地理）、历史（外国史）、理科（动植物）、图画（自在画）、唱歌（单音）、体操（游戏体操）、手艺（造花）等12教科，每周36学时。一年制课程包括修身（东洋女德之要旨讲话）、教育（教育理论·管理法）、心理（要论）、理科（植物动物）、历史、地理、算术（四则）、图画（自在画）、体操（游戏·体操）、唱歌（单音·唱歌）、日语（会话）、汉文（汉文诵读）等12教科，每周28学时；工艺速成科课程有修身（东洋女德之要旨讲话）、教育（教育讲话）、理科（植物·动物·理化学）、算术（四则）、术科（编物·造花·图画·刺绣）、体操（游戏·体操）、唱歌（单音·唱歌）、日语（会话）、汉文（汉文诵读）等9教科每周28学时。[7](100)从课程设置可以看出，无论是两年制还是一年制，修身课都排在首位，是重要科目。培育女德与妇德是国家与社会以及男性利益前提下的教育，因而绝对顺从、服从、善理家务、教育子女的义务也随之而生。而这种社会观念与教育理念是明治这一和平年代日本的社会产物。根据下田歌子的《修身讲话》的内容可以看出，实践女学校将忠孝之道作为道德的基本，强调孝贞之道、妇道的养成。自创立实践女学校以来，下田歌子以“启发养成日本传统固有的女德，将日益进步的学识理论学以致用，讲授现今社会中适用的实学，培养贤母良妻②原文为：“本邦固有の女徳を啓発し、日進の学理を応用し、勉めて現今の社会に適応すべき実学を教授し、賢母良妻を養成する所とす”（私立实践女学校规则第一条。明治三二）笔者译。[7](74)”（规则第一条）作为教育目标，高举“良妻贤母主义”，致力于明治日本的女子教育。下田歌子的这种“良妻贤母主义”教育理念正符合当时清朝官员的女子教育趣旨，因此，实践女学校成为清政府官费女子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学校，中国近代知识女性的代表人物胡彬夏（1888—1931）、秋瑾（1875—1907）、唐群英（1871—1937）等均在实践女学校留学并接受过教育。

实践女学校的创办人下田歌子反对中国传统的缠足等陋习，强调“不仅要交给女性以近代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其健全身心及独立、实践之精神面貌”，[8](113)注重培养女性的近代觉醒与主体意识。在这样的环境下，胡彬夏、秋瑾、唐群英等优秀的年轻女学生们强烈意识到女性接受教育的必要性和教育兴国的重要性，渐渐对女性解放有了新的认识，拥有了完全有别于传统“封建意识”的“近代意识”。

二、留日知识女性的近代意识与教育理念

近代意识的产生主要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与发展有着紧密联系。近代意识的核心就是主体性的确立与国家想象。主体性主要指的是人的生命的自觉，国家想象就是以理性-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近代国民社会的志向。具体说来，近代意识包括生命意识的觉醒，自主、自强精神的张扬以及政治、经济、科学、教育等社会方方面面的新的认识与思想。它的形成及发展彻底打破了禁锢人性和社会发展的封建思想的藩篱，把人类社会发展推向了一个阶段。

近代意识在较早关注和实施工业革命的日本开始渗透到东亚社会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探讨东亚“近代意识”时，我们不可忽视日本的近代资本主义逻辑的膨胀及其对外扩张性。而中国的“近代意识”则强调半封建半殖民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意识，当然不乏“救亡图存”的危机意识。鉴于东亚社会的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独特社会历史背景，中国知识界聚焦于教育，开展民众的启蒙运动，进而实现教育救国、教育图强目标。在教育图强的过程中，知识女性通过创造性的实践与摸索，以她们独有的女性的敏锐和坚韧，投身到兴办教育的行列，特别是以其崭新独特的视角关注女子教育问题，形成了有近代特色中国女子教育理念。

1903年4月8日，胡彬夏联合林宗素、龚圆常、曹汝锦、方君笄等留日女同学在日本一起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女性爱国组织“共爱会”，投身于女性解放运动。共爱会的首要目的是 “振兴我女学，教育我女子，排斥女子无才为德之谬训，脱去古来酒食是议之习惯[9](117)”。她在《江苏》①《江苏》创刊于1903年4月，由江苏同乡会所编辑，每月在东京发行。该刊物内容分为学说、小说、时论、译篇、社说、记言、纪事等栏目，共连载8期，是当时宣传女子教育的重要工具。杂志上专设《女学论丛》一栏，发表《论中国之衰弱女子不得辞其罪》《祝共爱会之前途》等文章，提倡兴办女学、发展女子教育。秋瑾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中讲道：“东洋女学之兴，日见其盛，人人皆执一艺以谋身，上可以扶助父母，下可以助夫教子，使男女无坐食之人，其国焉能不强也？我诸姐妹如有此志，非游学日本不可；如愿来妹处，俱可照拂一切。”[10](33)为了鼓励留学，她特意回国进行演讲，大力推广日本留学。秋瑾主张女子留学是为了让女子觉醒、用知识武装自己、提高觉悟。在实践女学校开设清国女子师范工艺速成科之后，秋瑾写道：“意自后我国姐妹苦经费之艰难、期间之短促，有志未逮者，咸得束轻便之行装，出幽密之闺房，乘快乐之汽船，吸自由之空气，络绎东渡，预备修业。而毕业以后委身教育，或任教师，或任保姆，灿祖国文明之花，为庄严之国民之母，家庭教育之改良，社会精神之演进，无量事业、无量幸福，安知不胚胎于今日少数之女子……此诸君成立速成师范之热心，而秋競报告姐妹之希望也。”[10](9)反映了当时秋瑾对日本留学的肯定和向往。在《致湖南第一女学堂书》中，她还讲道：“欲脱男子之范围，非自立不可；欲自立，非求学艺不可。”[10](33)1904年，秋瑾翻译了日本护理学教材《看护学教程》，发表在《中国女报》上，广

从表1的留日学生人数可知，1914-1926年之泛宣传女性职业教育的必要性。与秋瑾同在实践女学校留学过的唐群英在东京成女高等学校毕业②唐群英东渡日本求学，先与秋瑾同在实践女学校学习，两年后入东京成女高等学校继续学业，于1907年12月毕业。之际，在《日本东京成女高等学校师范科毕业纪念文并歌》中叹息中国女学的不振，讲道：“倘或神州有幸，教育成时，与环球争美，以显我东亚文明之盛”[11]，体现了她教育救国的爱国主义思想。

表1 1914年至1926年留日学生人数③ 以下数据根据文部省普通学务局大正十五（1926）年5月末《有关支那留学生的调查》、外务省文献《在本邦留学生关系杂件》第3卷的数据制成。[12](87)

1910年，清政府学部颁布《学部咨留日女生酌定补官费办法札饬提学司遵照文》，限制女学生的留学，致使在日本的女留学生人数减少。辛亥革命后，留学人数虽有所回升，但并未能恢复到1906年最高峰时的人数。间，留日女学生相对于留日男学生少了很多。但近代文明的新知识、新思潮促使中国广大女性日益觉醒，开始步入社会寻找自我。她们的觉醒意味着社会群体格局的变化，女性群体作为重要的社会成员开始崭露头角，活跃于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中国女性在接受教育及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接触近代新事物、新知识、新思想而逐渐形成了近代意识，并付诸实践。始于贤妻良母主义的中国女子教育观念，逐渐发展成为女国民教育思想，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倡导女性解放的女权主义思想等。这对于广大中国女性来讲，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三、留日知识女性的时代使命与教育实践

在近代以前的漫长时期内，日本属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同一个东亚文化圈，然而近代以来，日本急剧转型，以后发外诱型国家为目标，“向西方学习”，推行“脱亚入欧”政策，走工业化道路，实现了“富国强兵”的目标。随着社会发展以及面对西方列强的东亚侵略，日本提出了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但是由于保守势力的逐步得势和资本主义的逻辑膨胀，亚细亚主义失去了以东亚合作为核心的初始内涵，逐步发展为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乃至东南亚为其内容的大西亚主义乃至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赴日留学生们在日本吸收近代化知识和西方近代先进思想的同时，对日本的对外扩张野心和企图不无感受。这不仅激起了留日学生们的民族自尊和爱国的主体意识，还加强了民族和国家存亡的危机意识。留日归国后，广大有志青年运用所学知识，积极投身到民众启蒙和社会变革实践中。特别是以胡彬夏、秋瑾、唐群英等女性为代表的留日归国知识分子在国家与民族危难之际，顺应中国国情和时代的需要，积极开展以女性觉醒和解放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和学校教育实践。

（一）肩负时代使命，积极创办女学

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引发了在日众多中国留学生的激愤。秋瑾反对实践女学校对中国留学生的各种制约，搬出了实践女学校宿舍，呼吁留学生进行抗议活动。实践女学校、东京女子美术学校等各学校的女留学生纷纷加入到全体留学生的抗议队伍，始于广大留学生的集体罢课运动，最终促成了留学生集体回国。1906年春，秋瑾断然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习和所有活动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回国。随着1906年清政府《女子师范学堂章程》《女子小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中国的女子教育有了制度依据，社会各界开始普遍关注女子教育问题。社会上一些开明人士格外提倡女子教育，国内对女子教育的认识也有较大的提高，女子读书的目的不仅仅是成为传统意义的“贤妻良母”。

1906年3月，秋瑾在浔溪女校教授日语、理科、卫生等课程。1907年2月，秋瑾回到绍兴，接任了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的督办。与秋瑾一样，回国后的唐群英自1914年起着手兴办女子教育机构。她在北京创办了中央女子学校，在长沙创办了长沙女子法政学校。此外还有衡山女校、复陶女校、女子美术学校、自强女子职业学校等一系列女子学校，在注重培养女性文化素养的同时让女子具备“音乐、书法、刺绣、缝纫、编织、剪纸等”[13](216)实业课的知识。唐群英所办学校包括小学、中学、职业学校等，特别强调培养文化知识与职业技能兼备的女性，使其能够经济独立、自立自强。

（二）积极创办启蒙报刊，主张封建教育制度改革

近代报刊的发生与发展是近代社会的主要表征之一，而且，知识女性创办报刊，通过报刊宣传教育启蒙与教育救国，这是近代中国女性的一大创举。为了加强女子教育的普及意识，唐群英积极利用创办报刊、发表文章、演讲等各种渠道，实施社会教育及理论实践活动。对于当时的中国女性来说，创办报刊、发表文章等是最有效且可行的途径。1907年，秋瑾独立创办了《中国女报》，积极倡导女学与女权运动及妇女解放。在《创办中国女报之草章及意旨广告》一文中，她讲道：“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10](10)尽管该杂志只出版了2期，但它在中国近代妇女报刊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她们除了讲解课程内容以外，还注重宣传革命思想，培养学生的爱国、救国意识。唐群英的革命思想包括爱国主义、男女平权、女性解放等，而她主张用教育实践来实现这些革命思想。唐群英认识到争取女权实现男女平等、实现女性解放必须与教育相结合，从教育抓起，才能深入人心。这一观点，也同样体现在担任过《妇女杂志》主编的胡彬夏的教育实践活动中。

1916年，胡彬夏正式担任《妇女杂志》主编。胡彬夏担任一年主编期间，利用《社说》栏目，强调女子教育的重要性，认为“二十世纪之新女子其教育亦必先博后专夫，而后其学问愈高深，而愈能自谦逊，愈求圆通广达、无所不能，愈欲益世助人，操练其智能”。[14](85)在文章中，她以自己在留美期间遇见的几位妇女的事迹为例，阐述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以及女性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胡彬夏认为培养一个人的能力离不开教育：“有教育者有能力，无教育者无能力，其教育愈高，其能力愈大。”[14](131)1917年，胡彬夏参与创立了中华职业教育社，着力使更多的女性有机会接受教育、获得近代科学知识和先进意识，培养独立自主的“二十世纪之新女子”。胡彬夏主张的女子职业教育，是按照中国和美国实际情况摸索出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胡彬夏讲道：“我（国）以国贫民苦，欲使素来无业之女子，知所以自立自养之道”，[14](12)强调女性的自立需要工艺科目教育的同时也需要人格培养的教育。胡彬夏指出，中小学堂开设的教育，其目的是让女性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对于“造花、刺绣”科目的设置，她提出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不如易以裁缝，附设洋机一科，当用洋机者用洋机，当用手工者用手工，甚有益之事也”，[14](19)主张用“裁缝”课程替代“造花”课程。胡彬夏指出：“欲助女子之自立，则不独工艺一端当重，他事可助女子自立者，亦当重也。”[14](23-24)她将工艺课程视为让女性掌握生存技能得以独立的重要手段，除了设置裁缝、刺绣等维持生计的科目以外，还加强了美术、家政等科目的讲授，重视女性德育的培养，体现出培养和加强女性生存实力以期实现女性解放的理念。

可以说，胡彬夏、唐群英、秋瑾等留日女性回国后的教育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的开启及普及的近代化进程中，特别是试图实现“教育救国、教育图强”使命的过程中，对于促进广大女性的觉醒，推动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四、结论

民国时期知名教育家周予同指出：“教育宗旨植根于教育思潮，而教育思潮又植根于社会状况；换言之，教育宗旨实为一种意识形态之比较具体的表现。因为社会状况变迁不居，所以教育宗旨也无法使它具有永久性。”[15](13)在中国，清末留日政策是在东亚世界严重裂变形势下，清廷出于自强保国的目的，以培养国家急需的人才为目标推进的。民国初期，随着国内教育改革的进行，教育制度和内容日趋完善，留学作为近代教育的一个重要补充途径和手段加以实施。因政治不稳定，具体政策欠缺前瞻性、系统性、计划性，留学教育未能取得理想的效果。尽管留日女生从数量上来看远低于男学生的比例，但在漫长的封建体制下，冲破樊篱，勇敢地走出这一步实为不易，且回国后活跃在各个领域，特别是积极兴办教育的努力，影响深远，意义重大。

通过本文对留日女性胡彬夏、秋瑾、唐群英为的教育理念及实践的考察和研究可知，这些知识女性通过留学，不仅汲取了近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外语方面的知识，还通过近代西方政治制度、法律、近代道德等内容的学习，逐渐确立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的主体意识，把个人的命运与民族和国家的命运联系起来，为救亡图存进行了知识和精神储备，形成了明确的政治意识。近代中国的留日女性，在日本接受的教育并非只有学校实施的符合儒教规范的“贤妻良母”式的教育内容，还包括西方文化、基督教思想以及近代新女性理念等等广泛的内容。这也是近代日本女子教育的一个特点，即在近代教育体制下，全面实施传统、保守的道德教育，这给刚刚冲出封建藩篱立志改变中国社会现状的很多女子留学生们带来了思想上的困惑。因此，她们在回国后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奔走在批判封建礼教的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并有不少人直接参加进步的革命组织或在相关组织领导下开展社会活动。当然，最值得关注的是，她们以“教育救国、教育图强”为使命，通过教育实践向封建礼教发起了攻击，改变了无数中国妇女的命运，对于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