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媛媛 罗栩晴 唐 波 罗 皓

一、引言

近年来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城市与区域都面临着诸多的外部环境风险，与此同时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成为发展共识，因此，转变产业发展模式、形成更具韧性的产业结构对于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可以说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难题，而解决这一难题的关键则在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升。当前，学者们普遍认同区域创新能力是研究城市创新能力的根基。在此基础上，国内外学者对区域创新能力定义理解也不完全相同，前者认为是把地区知识转化为创新产出的能力，后者认为是有效吸收、掌握和改进知识技能并不断产生与商业相关联的创新潜力。区域创新能力这一定义最开始由Cooke 提出，后来Feldman 提出创新地理学，即创新经济增长与空间关系的研究，并且成为创新地理学的核心研究议题，开始引起经济学、地理学等学术界的广泛重视[1]。关于城市创新能力测度，Freeman以创新产出为创新能力的主要标志，将R&D 投入、教育、市场及技术等多因素作为指标进行因子相关分析，得到多因素回归模型评价结果[2]。城市创新能力测度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评估模型，但在指标体系忽视了综合实力差异和创新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创新型城市是目前国家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的重要引擎，主要依靠科技、人才、知识和文化等创新要素驱动。我国的创新型城市试点的建设工作有显著的阶段性成就，但仍处于初级阶段[3]。创新能力的研究大多采用综合指标体系结合空间分析的工具，集中在如全国、都市圈、城市等不同尺度的空间格局评价。比如倪艳亭[4]通过创新的投入能力、产出能力、结构构成和环境支持4 个维度研究济南都市圈城市创新能力的空间分异规律。在创新能力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从区域创新能力效率出发，解释了创新产出能力的驱动因素及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影响[5，6]，发现创新机会、创新激励、创新环境等对区域创新能力显示出显著的积极影响[7，8]，并且关注创新管理模式在区域创新协同、创新生态系统和风险应对等方面的作用[9，10]，为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创新能力的提高提供决策参考，指明未来的发展方向。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科技与创新驱动已经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和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机制和核心着力点[11]，但是创新发展涉及发展观念、制度体制、经济动力等多个层面。目前我国在产业体系、分配体系、区域发展、技术创新、政策制度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成为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根本方向和发展的大趋势[12]。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推动科技创新发展与对外经济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政府运用创新能力集聚效应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试验田。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在创新能力建设上存在发展不平衡、创新要素分布不均衡等问题，城市创新能力在地域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差异，经济发展趋向两极化，这样不利于大湾区整体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利用综合评价体系并结合地理信息系统的方法，梳理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时空演变特征，进而利用障碍度分析各城市创新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为湾区城市发展提出因地制宜的改进措施。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研究方法

1.指标体系。本研究的指标体系在参考知识生产函数、区域创新系统、创新型城市和高质量发展等理论的基础上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3 个维度确定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如表1 所示。

表1 城市创新能力指标评价体系

创新投入：本文选择科学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就业人员中科研人员数和工业企业科研经费支出作为评价城市创新投入程度的指标。R＆D 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指政府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发展上投入的指数，反映政府对城市创新的支持力度。就业人员中R＆D 人员数指城市劳动力中的科技研发人员占比，能够客观地反映城市创新活力和动力程度。工业企业是城市创新的主体，是将创新能力转换为经济基础的载体，因此工业企业R&D 经费支出间接反映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开发投入水平。

创新产出：本文选择单变量专利申请或专利授权数为衡量城市创新能力指标，因城市创新能力目标为转换为实体研究成果，因此选择专利申请授权数为本文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13]。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指在国民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水平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占比情况，创新产业发展与服务业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此指标能够反映当前产业结构，反映创新能力的发展空间。

创新环境：主要由硬环境与软环境共同构成，评价体系中的人均GDP 指标是创新系统中的硬环境，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发展程度及市场环境。工业企业数能够反映工业企业将创新产出转变为实体的经济基础，创新发展离不开雄厚的经济基础。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不仅能够反映城市科教水平和教育投入情况，加上许多城市灵活推进就地就业等政策，还能够反映城市创新潜力。城镇化率能够反映城市知识溢出[14]，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城市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结合大湾区城市群内的各城市综合实力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增加城镇化率指标能够展示各城市创新能力扩散和集聚效果，分析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空间分布特征，因此选择城镇化程度作为评价城市创新能力的重要指标。进出口额占城市GDP 比重反映城市对外贸易情况，加快创新要素、技术流动离不开对外贸易，该指标能较好地反映城市创新环境中金融和市场实力环境。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反映城市信息化程度，信息流的交换影响城市创新要素流动，因此该指标能够反映城市创新中的基础设施环境。

2.熵值法。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从研究对象数量及综合评价的角度上出发，综合考虑知识生产函数、区域创新系统理论和区域特征，本文采用熵值法确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指标权重及评价综合得分[15]。

3.障碍度模型。在对城市创新能力评价测算结果的基础上，分析诊断影响城市创新能力的障碍因子有助于为各城市的创新能力提高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意见。因此，通过引入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障碍度进行分析诊断[16]。其中，因子贡献度为单项指标对城市创新能力综合得分的权重；指标偏离度表示单指标与总目标之间的差距；障碍度表示指标对城市创新能力起障碍影响程度值。

（二）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选取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由于澳门特别行政区在科技与开发（R&D）方面官方统计数据未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创新相关数据无法获取，因此本次研究将澳门特别行政区相关数据样本剔除。本次研究时间纵向跨度为10 年（2010~2019 年），研究数据包括R&D 经费支出占GDP比重、就业人员中R&D 人员数、工业企业R&D 经费支出、专利授权数、第三产业占GDP 比重、人均GDP、工业企业数、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城镇化率、进出口额占城市GDP 比重、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数据来源为2011~2020 年大湾区各市《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香港统计年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创新科技署等数据，部分缺失数据依据相应城市往年数据分析推算或用均值法补全。

三、结果分析

（一）创新能力时间演变

1.整体创新能力水平较低，随时间呈动态上升趋势。粤港澳大湾区整体城市创新能力水平较低，得分平均值只有0.222，属于中低水平，但2010~2019 年间呈现动态上升趋势。从图1 城市创新能力平均水平分析可以看到，2010 年10 个城市中只有广州和深圳2 个城市远高于平均值，说明区域内创新能力发展具有不均衡性，而2019 年有5 所城市超过了平均值，空间上趋向均衡，但城市间的差距仍然很大。

图1 城市创新能力指数

这种发展趋势的出现，一方面是由于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经济基础有一定的差距，大湾区中的深圳和肇庆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相差十倍不止，各城市的产业结构、主导产业和优势各不相同，而产业转型需要城市不断摸索适合自身的转型方向，因此在短时间内城市产业结构及发展方向较为稳定；另一方面，自2009 年提出“湾区发展计划”以来，联合粤港澳三地开展交通、交流、协调机制等多方面合作，签署合作协议、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等都为国际创新中心建设提供政策体制的创新环境做准备。在政策支持下，2009年开始动工建设港珠澳大桥，并于2017 年正式开通运营，港珠澳大桥不仅促进香港、澳门和珠海三地交通发展，同时对整个粤港澳地区的生活服务、经济发展及创新具有重要影响。港珠澳大桥推动珠海及珠江西岸城市经济发展，打通了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网络，与广深铁路等道路交通连接发展，极大地优化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交通道路网，促进创新要素在三地间流动，为城市创新焕发活力。港珠澳大桥对澳门和香港而言，拓宽了港澳的经济腹地，加强自贸区之间联系，巩固世界金融中心地位，为城市创新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港澳的就业压力等城市问题。

2.深圳、广州和东莞创新能力增长迅速，其余城市相对较缓。根据城市创新能力综合得分演变和各城市创新能力排名变化状况，本文可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分为持续增长型和基本持平型两类：

（1）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和惠州呈持续增长状态，其中深圳、广州和东莞更是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推动深圳和东莞创新能力提高的主要影响指标分别是R&D 经费支出占GDP 比重、人均GDP、城镇化率和互联网接入用户数，而提升广州创新能力得分的主要因素在于高校人数及专利授权数量。主要是由于深圳作为大湾区创新的核心引擎以国家创新型城市身份引领大湾区发展，其创新投入及创新产出得分在大湾区中具有垄断性地位，深圳政府在政策上对科技创新的大力扶持带来了创新投入中的R&D 经费投入、R&D 人员数和创新产出专利授权量各方面具有均衡稳定的创新投入与产出状况；广州作为省会城市，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具有强劲的人才资源优势，高等教育在校学生人数最多，为区域创新提供人才和教育科研资源；而东莞近年来在科技创新和研发上投入增加，通过高校、政府和企业多方联合协作吸引人才留莞，以增强创新潜力。除此之外，东莞连接广州、深圳、香港，有其先天区位有优势，一方面承接广州、深圳和香港的产业转移，另一方面把握粤港澳大湾区政策机遇，积极主动推进产业转移提高创新能力，创新成果进一步转化。深圳和广州等创新指数较高的城市带动区域内其他城市创新发展，技术、政策和资本等资源向周边区域外溢，惠州、佛山和东莞在转变产业结构承接广深、港澳高端技术产业，稳步发展自身创新能力。

（2）香港、肇庆、江门、珠海和中山近十年来创新能力增长基本持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倾斜下，仍在摸索创新发展道路的过程中，缺少创新驱动力。根据分项指标分析可知，中山、珠海、肇庆和香港的R&D 就业人员、人均GDP 指标得分下降，减缓了创新能力的提升，其中肇庆、江门、珠海和中山缺少人才、信息等创新资源和环境的刺激，导致创新发展速度较缓；香港创新投入转变为创新产出的能力和效率较弱，但金融和市场环境有独特优势，因此在城市群中能保持经济稳步增长，但若想在创新能力上达到质的飞跃仍需提高创新投入向经济性的转变，创新能力发展在创新环境中的城镇化率和人均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上较有优势，但这两方面属于较稳定状态，难以实现较大突破。在粤港澳大湾区规划、政策背景下，这5 个城市的城镇格局还有一定的优化和发展空间，还应适时利用人才政策并结合城市基础设施和服务建设进一步留住人才，提升创新能力和国民经济增长总值。

（二）创新能力空间演化

研究选取大湾区2010 年、2013 年、2016 年、2019 年节点的城市创新能力指数计算结果数据来分析粤港澳城市群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规律。根据创新能力测算结果，将城市创新能力划分为低水平（＜0.2）、中低水平（0.2~0.4）、中高水平（0.4~0.6）、高水平（＞0.6）等 4 个类型，如图 2 所示。10 年间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总体情况呈上升趋势，但大湾区内各城市创新能力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和特征。

图2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空间格局演变分布

1.整体创新能力空间上呈东强西弱，沿东南—西北轴带延展。从整体来看，粤港澳大湾区已形成以广州、深圳为核心的创新中心。大湾区的创新能力呈现出“东强西弱”的特征，呈现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的轴带变化，形成莞深和广佛相连东南—西北向的创新走廊。表明各城市间流动存在空间集聚效应，其集聚效应排位依次是深圳、广州、东莞、佛山、香港。其原因有贯彻落实南沙自贸区建设，加快推进联动香港建立“粤港深度合作区”加快创新，推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规划，为创新提供和谐适用的社会和政策环境。说明大湾区整体区域创新能力有所提升，社会各方面为城市创新提供良好环境。

2.湾区东岸创新能力增长速度快于湾区西岸。广州和深圳创新能力从中低水平到中高水平，深圳突破创新能力中高水平成为大湾区中第一个高创新能力水平的城市，湾区东部城市的东莞也逐步从低水平上升至中低水平，湾区西部城市的佛山也从低水平上升至中低水平，香港保持中低水平状态。湾区西岸的珠海、中山、江门和肇庆与东岸的东莞惠州对比创新提升较缓，增长速度较慢，东岸城市以深圳为中心达到产业集聚和知识溢出效应。西岸应发挥优秀的区位优势联动澳门特别行政区，利用港珠澳大桥带来的交通便利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创新能力指数得分高的城市广州、深圳和东莞等多沿铁路、公路等交通干道进行空间布局，空间上以广州深圳为核心呈放射状。

深圳的高水平创新能力得益于R&D 人员、经费和产出的指标得分，3 个指标排名均为第一。根据规划发展纲要可知，深圳作为大湾区的创新核心引擎在“广州—深圳—香港—澳门”这一科技创新走廊的建设中有着“强心针”一般的作用，深圳将最先打造光明科学城及其他高新区为合作启动区。深圳同时带动东莞惠州发展辐射粤东及粤北地区，建设以深圳为创新中心的都市圈，从近年的创新能力指数来看，都市圈的建设已初见成效，东莞和惠州的创新研发情况都有一个飞跃式的进步。

其中肇庆和江门虽创新能力有提升但依然维持在低水平状态，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根据分项指标得分，江门创新能力提升受限于经济水平的发展和创新研发的投入，江门不直接与广深、港澳连接，主要受佛山、珠海和中山带动，承接广佛都市圈产业转移，因此，为实现“一小时生活圈”，其基础设施建设和交通道路建设也变得重要。肇庆与大湾区其他城市群相比，经济基础较薄弱且地理区位不占优势，但其城镇化率指标显示具有一定的提升空间，并且生态环境较为宜居，从长远来看，健全基础设施和体制机制有助于提升肇庆在大湾区中的创新作用。

珠海、佛山和中山在大湾区的辐射带动下创新能力也从低水平上升至中低水平。其中佛山衔接广州，属于广佛都市圈，承接广州人才、技术、市场等资源外溢，广佛地铁开通致人才流动性增强，促进产业互补。为促进广佛同城，降低城市融合带来承接环交通等多方压力，根据指标表指数得分反映，佛山在创新研发和人才政策上加大投入，使得广佛同城不仅仅是口号。港珠澳大桥的建设给珠海带来了一次全新的机遇，珠海打造横琴自贸区对标澳门，积极主动面对挑战，发挥政策、区位优势以留住人才。中山在创新投入上与其他城市相比有一定的差距，但其为连接江门、佛山和珠海的中心，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在充分发挥区位优势和政策的基础上能够提升大湾区西部的创新能力。

香港作为大湾区中两个特别行政区之一，具有独特的国家政策优势，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在大湾区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联通大湾区城市群的创新能力，能够很好地将创新及金融结合起来加快对外贸易从而促进生产力发展，创造世界级创新环境。根据香港创新能力各项评价指标得分可知，香港在科技研发上投入处于弱势地位，R&D 经费支出及就业人员指标得分并不高，可见香港在科技创新研发上具有较大的进步空间，应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及创新环境的培养，促进科技创新与国际金融市场相结合，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向世界级科技中心目标靠近。

（三）创新能力障碍因素

1.准则层分析。表2 显示，从整体上看，2010~2019 年十年间大部分城市的创新投入障碍程度呈下降趋势。其中2019 年对比2010 城市创新能力该准则层各指标障碍程度总体下降比例均在0.1%~3%之间。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江门和肇庆的创新投入障碍度降低，反映了粤港澳大湾区对创新科技发展的重视，贯彻落实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城市创新能力，为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腾笼换鸟”。深圳、中山、惠州的创新产出障碍度有所降低，十年间降低幅度最大值约8%。广州和香港的创新环境对城市创新能力提高的障碍程度有所下降，但其变化幅度不超过2%。

表2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创新能力准则层障碍度

从3 个准则层指标障碍程度数值来看，创新环境障碍程度成为影响大湾区城市最主要的因子，障碍度大部分维持在50%及以上，创新环境障碍度最低的广州也有45%，说明创新环境是大湾区提升创新能力的关键所在；其次，创新投入的障碍度也相对较高，说明城市创新环境和投入还有较大的改善空间。创新产出的障碍指数较低，总体上障碍值小于10%，表明大湾区各城市创新产出较为稳定。从创新投入层面上，广州、中山和肇庆障碍度上升，其余城市障碍度均为下降趋势；从创新产出层面上，江门、肇庆和香港障碍度上升，其余城市障碍度下降；从创新环境层面，广州、江门和肇庆障碍度下降，其余城市障碍度上升。其主要原因有：

在创新投入层面上，广州作为省会城市具有较为成熟稳定的产业结构，因此在产业结构转型过程中，石油化工、电子和汽车三大传统工业产业下行，创新投入经济支撑不足，广州产业结构基础决定其创新发展需要更加稳健的方法及策略，导致其在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更为谨慎；中山市传统产业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同样面临产业转型中经济下行压力，且离湾区核心城市有一定的距离，承接高端产业难度较大，接收经济辐射能力范围有限，因此科技创新进程较慢，创新投入障碍度较高；肇庆在粤港澳大湾区中经济实力较弱，土地资源充足但受制于地理区位因素，经济发展较为缓慢，肇庆市的城市定位为重点发展旅游业，旅游业发展快于工业发展，因此其经济支撑力不足以增加城市创新投入，提升城市创新能力。其余城市在粤港澳大湾区战略优惠政策下，加大创新投入建设自由贸易区，吸引科技创新研发人员就业，重视创新投入对城市创新影响，因此城市创新投入障碍度降低。

2.指标层分析。如表3 所示，从整体上看指标层中主要障碍因子前3 名为高等教育在校学生、工业企业R&D 经费投入和R&D 就业人员数，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当前阻碍大湾区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影响因素。除以上3 个指标层进入前3 障碍因子还有进出口额占城市GDP 比重、专利授权数、人均GDP 也成为了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障碍因子。其原因是：①粤港澳大湾区中广州在校大学生数量超过100 万人，是全国第一，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和科教创新环境，但城市间高校人数差异较大，空间分布不均衡。从科教环境质量上而言，香港高校占据世界五百强高校较多，与长三角和京津冀城市圈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世界五百强高校数量略少，因此大湾区创新环境提升应注重科教资源的合理分配和高校质量提升，以降低创新环境对创新能力提高的障碍度。②工业企业是创新活动的主体，工业企业R&D 投入与R&D 就业人员同属创新投入，这在创新能力提升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而工业企业的R&D 投入是产业结构转型的创新驱动力所在，就业人员中的R&D 人员数展现的是城市的创新动力和活力，城市劳动力中占科技研发人员数量越多代表城市对科技创新需求越大，城市创新能力越强。当前粤港澳大湾区产业转型过程中，有大量的低端产业企业转移或倒闭，在为粤港澳大湾区“腾笼换鸟”过程中，工业企业数量减少的同时工业企业R&D 投入与R&D 就业人员仍然是创新能力提升的主要障碍因子。

表3 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创新能力指标层前三障碍因子

10 年间10 个城市中障碍因子发生变化的有广州、深圳和佛山，2010 年广州创新投入中的R&D 人员数成为影响城市创新的障碍因素，2019 年深圳虽然人均GDP 障碍度成为制约创新发展的重要因子，但障碍指数仅有8.5%，因此重要阻碍因子应关注高校在校学生数，其障碍度高达60%。2012 年佛山创新能力障碍因子与其他城市不同的是进出口额占城市GDP 比重成为主要障碍因子。

四、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时间演变分析得出：自2010 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创新能力整体上呈上升趋势，湾区西部城市创新能力有崛起迹象，但各城市间创新能力差距日趋显著，两极分化愈加明显。目前，深圳、广州和东莞是湾区创新能力前三名，均在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和创新环境中有较大贡献值。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增长率基本都能保持在50%以上，中山与香港增长较缓。其中深圳创新发展能力在大湾区中占第一位，在创新能力和经济上辐射湾区周边城市，带动创新要素流动及科技创新，为“一带一路”建设创造良好创新环境。

（2）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空间演变分析得出：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创新能力空间上以广州和深圳为核心，形成沿东南—西北轴带延展，以深圳和广州为中心连接香港、东莞和佛山，共创广深科技创新走廊。整体上，大湾区创新能力呈“东强西弱”的分布特征，以广州、深圳、香港、澳门为核心的大湾区创新能力发展，辐射带动广佛都市圈、深莞惠都市圈等周边都市圈的经济创新发展，未来将形成以四大中心城市为增长极的粤港澳大湾区。

（3）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创新能力障碍因子分析得出：大湾区城市的创新能力受多种因素影响，并且存在湾区东部创新能力高于湾区西部的地域差异，其中大部分城市创新能力受高校学生数、工业企业R&D经费投入和R&D 就业人员数影响较大。高校学生人数对城市创新能力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是城市创新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潜力。另外还有工业企业R&D 经费投入和R&D 就业人员数障碍度较高，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大湾区整体创新能力提升，应多方面加大创新投入助于引进人才和资源，加快建设创新产业体系结构。高等学生在校人数和R&D 经费、人员投入预期未来会对城市创新能力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二）发展建议

1.重视创新能力投入，大力引进人才资源。根据障碍因子分析，创新投入障碍度较高，因此应加快产学研结合，政府支持。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加大R&D 经费、人员投入，带动企业和社会对城市创新投入，能够减轻政府对第三产业投入的压力。可增加高等教育学院吸引人才流入，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并以此留住代表创新发展潜力的人才动力。提高创新投入能够高效的提高各城市创新能力，多方参与创新投入有助于大湾区开放，促进城市创新融合发展。此外，建立健全大湾区城市间竞争合作机制体制，有助于缩小地区间创新能力差距，避免各城市恶性竞争，造成资源浪费，降低创新效率。

2.丰富创新产出体系，提高创新产出效率。粤港澳大湾区作为国家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增长极，整体创新能力的提高需要协调区域发展。结合不同城市发展阶段，采取分阶段分目标提高城市创新能力。在加快城市间创新要素、投入流动的同时加大城市创新产出流动，加强城市间的经济、空间的联系，逐步形成完善的城市创新网络。根据前文分析，江门、肇庆和香港的创新产出障碍度较高，因此需要促进与其他城市的创新成果交流，加强城市间的交流，打破行政界限和空间上的限制，才能真正实现创新要素之间的流动和共享，促进整体协调发展。尊重城市自身发展规律，在把握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每个城市的优势之处，扬长避短，让每个城市创新发展过程中不丢失城市本身的独特之处，合理配置城市资源，强化城市特色。如充分发挥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将大湾区的城市创新能力转变为创新产出，加快湾区与世界级城市群接轨。

3.优化湾区创新环境，营造创新社会氛围。根究研究分析可知，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将对城市创新能力提高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多地推进鼓励大学生就地就业政策，为城市创新能力和潜力发展提供人才资源。经济实力是城市创新能力发展的基础，城市科技创新需要经济支持和成熟稳定的经济体系。经济实力能够为城市创新提供健康的市场环境，因此城市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稳步发展有助于优化城市创新环境。除此之外，城镇化率和信息化程度对城市创新具有重要影响，加快城镇化进程，推进创新资源、技术流动，积极采取措施加快城镇建设推进城市创新技术发展。加快城市群基础设施建设、道路交通建设和网络联通建设，为推进信息交流加快，激发城市创新活动和动力。社会、个人、政府等主体共同营造“人人创新”的良好社会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