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续

江南运河，又称江南河，处于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北起镇江，经丹阳、常州、无锡、苏州、嘉兴等城市到达杭州。在岁月的长河中，京杭大运河经历过数次改道变迁，有些地段曾经堵塞不通，但是江南运河却能久盛不衰，这与江南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特点息息相关。江南运河北接长江，南边流入钱塘江，中间流经太湖流域，流域内地势低平，水网密布，沿着河岸形成了规模不等的城市和村镇。这些传统聚落的营建，往往呈现出江南以水建市的特点，比如房屋街巷沿着运河水系而建，民居通常会搭建防潮防漏隔板，屋顶大都采用斜坡式等。两岸的百姓自古依靠运河生存，相似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模式等使得他们不仅在生活日常、语言服饰上，还在建筑营建方面显示出江南地区独有的精神文化和社会意识。

两千多年风与雨

春秋时期，因为战争需要，吴王夫差开邗沟，以沟通长江、淮河。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淮水》记载：“昔吴将伐齐，北霸中国，自广陵城东南筑邗城，城下掘深沟……”嘉兴境内开百尺渎，北接苏州，南通钱塘江，这就应该是江南运河最初的形态。到秦朝时，据《越绝书·吴地传》记载：“秦始皇造道陵南，可通陵道，到由拳塞，同起马塘，湛以为陂，治陵水道，到钱唐，越地，通浙江。”由此可见，秦始皇在浙江境内开凿了重要河道，由嘉兴直到杭州，并与钱塘江相通。据《资治通鉴·隋纪五》记载，隋大业六年冬十二月（611年年初），“敕穿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八百余里，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并置驿宫、草顿，欲东巡会稽”。隋代江南河是在秦汉以来历代所凿运河的基础上加以拓阔、疏浚、顺直而成的。为了漕运的畅通，后面历朝不断对江南河进行整治和修筑。江南运河的名称，最早见于明代。《明史·河渠·运河（下）·海运》曰：“江南运河，自杭州北郭务至谢村北，为十二里洋，为塘栖，德清之水入之。”

江南运河包括江苏段和浙江段，整个区域内水网密布，除主河道外还有多条支流。江苏段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苏州、无锡、常州全境，以及镇江、南京、泰州、南通的部分区域。其中，镇江处于长江和京杭大运河的交汇处，成为南北漕运的咽喉，是历史上重要的交流枢纽和战略要地。无锡米市促使了运河商业文化发展，粮行堆栈在古运河两岸。苏州段是江南运河最早开挖的运河段落之一，是漕运、海内外商品运输的重要地段。浙江段则由东、中、西线三部分河段组成，主要包括了杭州、湖州、嘉兴等地区。

江南运河联结复杂的水乡河网，衍生大量重要的水工设施，而且沿岸分布形态各异、规模不等的聚落城镇，和运河的生态景观环境及其他相关历史遗存一起，共同构成了大运河文化遗产体系。现在运河沿线留有的文化遗存，包括古河道、古驳岸、古纤道、古城门、古塔、寺庙、古桥、古民居、会馆、古典园林、近代工业旧址等。这些文化遗产数量众多，内容丰富，包括了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内容。例如，始建于明崇祯四年的拱宸桥，东西横跨江南运河，全长98 米，桥身高约16 米，是杭州现存最高大的石拱桥，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标志；再如，始建于清光绪年间的富义仓，是杭州现存的唯一一个古粮仓，占地面积十亩，原有仓库、砻场、碓房、司事房等，主仓东西相向而建，四列三进，是杭州百姓最主要的粮食供应地，也是江南谷米的集散地。富义仓是旧时中国各地储粮备荒的一种社会习俗，更是运河文化、漕运文化、仓储文化的实物见证。

小镇故事：聚落空间中的文化遗产

江南地区气候温热，雨量充沛，天然河流较多，人们为了交通和生产、生活的需要，开凿了许多运河、渠道，把天然河流与人工沟渠沟通起来，形成了江南地区特有的密集的水道交通网络，沿岸聚落的生长依赖着运河的兴衰。早期江南运河沿岸为南蛮之地，经济发展落后。后因东晋战争爆发，中原地带人口南迁，带来劳动力与新兴技术，使得江南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沿岸聚落也得到空前的发展，形成了数量众多、特点鲜明的城市、古镇、村落、街区等，比较著名的有湖州南浔镇、双林镇，嘉兴乌镇，苏州周庄镇等，这些聚落空间中的文化遗产植根于江南特有的水乡景观环境，共同形成了运河历史景观文化。

湖州双林古镇、南浔古镇

双林古镇保持着江南水乡城镇特有的水网体系、街巷格局和传统建筑风貌。古镇因养蚕植桑而闻名，镇域四周环水，其基本形态呈正方形，道路骨架主要为方格网状，街区亦由河道自然划分。穿镇而过的东、西市河，沿河而建的米行埭、港北埭、西荡埭、坝桥埭和木匠埭，河街旁的油车弄、财源弄、九思弄以及永平里、天成里、陆府前等古巷民居构成了古镇区空间的基本框架。

双林古镇因其四周河港环绕，津梁相连，形如飞舞之凤凰，又称凤凰镇。据传明太祖手下军师刘伯温，学识渊博，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会看风水。他曾路过双林，赞叹双林是块宝地，形似展翅飞翔的凤凰。以双林古镇南的杨桥为凤首；桥堍双井为凤目；镇东的虹桥与镇西的大通桥相对，则为凤翼；镇北的万魁、化成、万元三桥并驾齐驱，称为凤尾。三桥桥长50 米左右，空间水平相距不到360 米高，鱼贯而列，构筑了丰富的河道景观空间。

双林古镇居民的生活与河密切相关，当地人形容为“开窗见河，出门过桥”。河道这种廊状景观元素联结了双林的城市景观，这也是水乡古镇景观的一种必然性。双林古镇是通过风雨廊、水埠头、桥廊这些景观节点把人们和河道联系起来的。江南雨水多，双林沿河的街道几乎都建了风雨廊，成为当地公共交往的场所。按当地人的介绍，以前下雨天走遍双林的主要街道是用不着打伞的。镇域内桥梁很多，据记载双林历史上曾有52 座桥，其密度可想而知。与桥梁的跨越作用不同，水埠头是居民和河道之间关系的必然媒介，是河面和民居、风雨廊、街道的过渡。虽然外形只是一个石块铺砌的台阶，但人们与河道的关系都是通过水埠头展开的，因其与生活的息息相关，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水埠头的形式就有多种：有单向侧坡、双向侧坡，有单跑、多跑等。位置也是多样：屋前、屋后、侧面等，也有公共和私人之分。有制作精良的，也有乱石堆砌的。根据河道不同，还分洗衣、洗菜、洗澡的和冲马桶、拖把等不同的功能。人们在水埠头的劳动，再加上几分江南的烟雨朦胧，几乎成了水乡古镇的经典画面。

双林古镇的民居建筑多为江南小天井式住宅，一般一至二层，粉墙黛瓦。大门外多有矮门，为了安全，最外面的大门必然是密实厚重的。因为双林地处江南，居室的排气通风相当重要，且春夏季主要为东南风，为了有“穿堂风”，大门是一定要打开的。可是门洞大开之后，就失去了防御性，而且气流毫无阻挡，也不利于风水。因此，在双林大门之外、同一门框上装了两扇半人多高的矮门。矮门多为镂空，花样繁多，既可保持通风，又可稍作防御，还具有一定的装饰作用。在双林古镇中，街巷特别是小弄里是很少看到绿化的。石板路、石灰墙就构成了街巷的界面，有些逼仄、阴暗。而进入每户人家的院子，就会发现都种植着花草树木，品种多样，相当茂盛。在雨花庵弄的一个院子中，还有一株超过百年树龄的桃树。这样的内外空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南浔古镇也是因运河而建，与双林古镇类似，明清时期蚕丝业和手工业、缫丝业的兴起及商业的发展，为南浔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民间有“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之说。镇内现存洪济桥、商业旧址、丝业会馆、天主教堂等运河相关遗产。南浔历史上园林众多，自南宋至清代镇上大小园林达27 处。

嘉兴乌镇

乌镇位于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境内，古镇里两条交错的老街古风犹存，河街平行。乌镇民居在墙上常常涂有类似于黑色的油漆，据说这种涂料可以保护墙面，而黑色在江南桐乡一带被称为“乌”，乌镇由此得名。乌镇大多数的老街都还在，并保存完好。这些老街都用旧石板铺地，两边是马头墙隔出的店铺和民房，门大多是木板的，留有残缺的雕花和斑驳的油漆。横骑在大街上的拱券门，是传统社会中大户人家的墙界标志。乌镇的老街都沿河伸展，每隔一段，都有一个码头连通交叉的河道。乌镇的街道均是以江南特有的纵横交叉的河道展开的，形成了江南地区特有的以河为中心的村镇街道空间布局的艺术特点。临河的一边称作“下岸”，另一边称为“上岸”。上岸的民居住宅一般是深宅大院，临街的只有二三间门面，而纵深却有四、五、六进。所谓“登堂入室”，不辞深邃。下岸的民居住宅则是“人家尽枕河”。其建筑结构是：居室的一半延伸至河面的上方，下面用木桩或石柱支撑在河床上；上架横梁，铺上木板。楼房的建筑与河面上的波光相映，形成了乌镇的独特景观——水阁。

江南地区水街（本文作者摄）

乌镇街道的宽度一般在2 米至4 米之间，大都是用小青砖或青石板铺成的。小青砖或青石板的结构之间有大小不等的缝隙，增强了雨天的渗水功能；有的小青砖或青石板上还凿有粗糙浅槽，以防路滑，体现出了一种功能极强的人性化设计。街道并不是笔直的，往往顺应河流的形态而呈自然曲线状，街道的转角一般都是钝角，采用柔性界面设计，使街道景观显得更富生活气息。如在乌镇的街道边上，门前或河边的柳树成为街道中一个不容忽视的柔性界面，它既将河岸立体化了，也增强了柔美景致的视觉美感。有点景作用的柳树出现在界面转折处，既柔和了转折，也起到了挡景和增加景观层次的作用。乌镇的这种建筑与街道的设计、建构，充分利用了江南水乡的地理环境，把人们的生活与自然的河流结合在一起，营造出江南村镇的诗画意境。

苏州周庄与同里古镇

苏州周庄古镇的总面积有36 平方公里。古镇四面环水，以街为市，依水成街，因河成镇，井字形的河道上完好地保存着14 座建于元、明、清各代的古石桥。周庄镇较好地保存了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典型民居是修建于清乾隆年间的沈厅。沈万三是明初的大富商，据传朱元璋打下天下定都南京时，修筑都城的资金有三分之一都是沈万三捐助的。沈厅是由沈万三的后裔沈本仁修建而成，七进五门楼，主要分为三部分，前面是供停靠船只、洗涤衣物之用的水墙门、河埠；中间是墙门楼、茶厅、正厅，为对外迎宾议事的所在；正厅有“红梅迎春”浮雕，人物栩栩如生；后面是大堂楼、小堂楼、后厅屋，为生活起居之所。与周庄古镇相距不远的还有同里古镇，两地民居建筑风格类似，同里古镇内设有退思园，园内水面过半，以池为中心，建筑大都贴水面修筑，设计精妙，有步移景异之感，现已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同里古镇（本文作者摄）

苏州网师园（本文作者摄）

江南运河沿岸的传统聚落的营建，是随着运河的开发而逐渐兴起的。江南运河及周边地区蚕桑与农耕经济发达，这些传统聚落依托运河的水利和交通运输功能发展起来，有因米而市的无锡，也有丝商发达的南浔，现存有大量的商业旧址、丝业会馆、粮仓、桥梁码头等运河相关遗产，见证了江南运河及沿岸的发展历史。在这些聚落营建的过程中，也体现了中国传统建筑设计理念，往往依据原本的地势、地貌、河流等自然环境而设计，这是一种“因势利导”“因地制宜”的设计思想，体现了人与自然共融契合的文化理念。

在“生活流”中保存江南运河文化

江南运河因为战争、漕运等原因修建，交通的便利有利于货物的运输与人员的流动，推动了沿岸地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由此衍生出了漕运文化、商业文化以及水工文化。江南运河也促进了沿岸城镇的营建发展，形成了典型的江南水乡的传统聚落空间格局，江南文化影响下的民居建筑形式多样，浸润着地方传统文化与艺术成分，具有极高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

江南建筑文化

江南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建筑历史源远流长。远在旧石器时代，江南地区就有人类活动。从考古发掘的遗迹中，已经出现了技艺精湛的陶器和玉器。大约六七千年以前，长江流域多水地区已营建干栏式建筑，特点是建筑下层用木柱架空，上层供居住，其原型为原始时期的巢居，实例见于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这说明当时长江下游一带木结构建筑的技术水平已高于黄河流域。

江南运河地区受到吴越文化的影响。春秋时期，周太王携子泰伯、仲雍前往江南地区建立吴越王国，便是今日的无锡、常熟一带。后来吴王阖闾建都于姑苏（今江苏省苏州市），越王勾践都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吴越王国的建立和发展给予了当地百姓先进的农业技术，社会经济和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在此时期，江南地区开凿了第一道人工运河。北宋初年，浙东木工喻皓编著《木经》，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木结构建筑著作。随后，李诫在此基础上编写《营造法式》，成为中国古代最完整的建筑技术著作，可见当时江南地区建筑业非常兴盛，工程技术的规范也推动了江南建筑的发展。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文人士大夫阶层造园兴盛，无锡、苏州、常州、湖州、杭州、扬州等城市，宅园兴筑盛极一时。江南运河地区现存有镇江吴国遗址群、常州淹城、无锡阖闾城遗址等先秦时期吴越遗迹，以及镇江南朝陵墓石刻、无锡惠山祠堂群、苏州古典园林、江南水乡古镇等六朝至明清时期的重要文化遗存。该区域物产丰富、经济发达、人文荟萃，是古代手工业和近代工商业的中心，也是大运河全线建筑文化、园林文化最突出的区域。

江南运河连接了长江和钱塘江两大水系，促进了南北方文化的交融，因此江南运河文化具有包容开放的特点，自古以来就不断吸纳着不同地域文化的精华。早期吴越民众以尚武逞勇为风气，几次大型的人口南迁，给江南地区带来大量的先进文化和人才。吴越文化吸收了士族文化中的“士族精神、书生气质”，改变了原有的审美取向，开始成为中国文化中精致典雅的代表。江南人很早就分工协作、合作共赢，比如明清以来松江是全国闻名的棉布业中心，苏州、杭州、镇江等地是重要的造酒基地，杭州、苏州是全国最大的成衣制造地，苏州、无锡是重要的米业市场和粮食加工中心，共同成就了江南的繁荣，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江南运河还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发展。江南地区的丝绸、茶叶等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转运海外，通江达海，同时也带来外来文化的影响，丰富了运河区域文化的内容，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杭州也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

苏州留园（本文作者摄）

木渎古镇（本文作者摄）

江南运河的聚落空间多表现于小桥流水空间风格。受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影响，构建了民居与水、桥相互交融的水乡景观，民居建筑造型轻巧活泼，色彩淡雅精致，用材自然质朴，追求一种情景交融的美学意境。河街水巷是城镇内部最具特色的景观，水道两岸的房屋参差错落，河道上的舟楫来往频仍，水面或收或放、蜿蜒曲折，河面上形态各异的桥梁造型轻巧，整个河景空间不断变化，极富诗情画意。水街既然临河，总不免会设有停靠舟船的码头或供洗衣、洗纱、汲水之用的石阶，这些设施都有助于使建筑物获得虚实、凸凹的对比和变化，从而赋予水街空间以生活情趣。桥一般都呈现出造型轻巧、灵活的特征，除主要起交通组织作用外，还连同它的周围环境达到美化景观的效果。

非物质文化遗产

在江南运河及沿线聚落营建的过程中也包含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江南地区经济繁荣，人文荟萃，戏曲、书画、工艺、园艺、建筑等各个方面技艺精湛，人才辈出。绘画艺术对江南民居的建筑影响是多层面的，它对江南民居的庭院空间布置、装饰雕刻都起到了启发与参考的作用，提升了江南民居的整体审美格调。雄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形成了江南地区追求精致的工匠文化，无论是扬州漆器、玉器、剪纸，苏州桃花坞年画、苏绣，无锡惠山泥人，徐州香包，以及香山帮传统建筑营造技艺等，都因追求精致而名扬天下。

上梁仪式（本文作者摄）

木雕技艺传承（本文作者摄）

在江南运河及其沿线聚落营建的过程中也包含有各种风俗仪式和民俗文化，如普遍存于江南地区民居营建过程中的上梁仪式，杭州的运河元宵灯会、元宵钱王祭，嘉兴的三塔踏白船、网船会，湖州的含山轧蚕花、船拳等，都是江南运河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代表。其中，“元宵钱王祭”是杭州特有的元宵习俗。古吴越国国主钱镠因其在疏浚西湖、兴修钱塘江、捍海石塘等方面的突出贡献而为后人所纪念，民间流传在正月十八举行祭祀活动。端午节的龙舟竞渡最早发源于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划船竞速活动，《淮南子·齐俗训》中有“胡人便于马，越人便于舟”的记载。江南古运河地区日常以舟代步捕鱼为生，休闲时相约划船竞速，寓娱乐于劳动、生产及闲暇中，这种民俗文化时至今日在江南运河地区依然非常流行。嘉兴市王江泾镇的网船会也叫刘王庙庙会，是自发的江南民间水上盛会。起源于清朝咸丰年间纪念刘猛将军的祭祀活动，据传元代刘猛曾在王江泾一带为民除蝗，世称“刘猛将军”（又称刘王）。因此每年除夕、清明和农历八月十四，王江泾镇莲泗荡地区都会举办祭祀刘猛将军的网船会。含山轧蚕花是浙江省湖州市含山县、德清县等地的传统民俗文化活动。江南蚕乡崇拜蚕神，每年清明都会举办庙会祭拜蚕种，而且还有民俗艺术表演，规模盛大，是中国丝绸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江南地区的民俗活动很多来源于保护人们生产、生活的民间信仰，影响比较广泛的有水神信仰、蚕神信仰等。随着京杭大运河的贯通和漕运的兴盛，祭祀水神的庙宇普遍分布于大运河沿线各州县，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金龙四大王的祭祀和崇拜。金龙四大王谢绪忠于宋室，于南宋灭亡之际投水而死，属于忠义之士，因为符合儒家忠孝节义观念，而成为漕运的保护神。

运河文化的活态传承

江南运河拓展了沿岸的传统聚落空间，保留了丰富的文化遗存，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随着城镇的巨变和居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以民居为代表的运河沿岸传统聚落面临着现代文化的冲击。如何保护和传承江南运河文化，已经成为当前人们关注和争论的焦点。运河文化遗产是线性文化遗产，沿着河道不同的地区有各自的地方特色，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两方面内容，因此在保护和传承的过程中，应该采取整体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原则。保护好运河的文化资源，修复运河生态环境，既要保护好运河遗产区内的文化生态资源，又要保护好运河风貌协调区、视觉廊道以及运河沿线城镇聚落的文化与生态。比如，在运河两岸以及沿运城镇中留存着许多整治疏凿过程中的实物，诸如桥梁和桥联、堰坝和涵闸、码头和堤岸、牌坊和碑碣、亭榭和路廊，等等，这些可以进行保护和复原设计，纳入对运河沿岸传统聚落的保护规划。

在保护的过程中，注重活态传承，深入挖掘运河历史文化。比如，具有代表性的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对江南地区苏绣、漆器、剪纸、泥人、年画、琴筝、建筑营造等传统技艺进行展示和现代化创新。位于杭州的中国京杭大运河博物馆就是一种有益的探索，选址大运河南端的拱宸桥附近，全面展示了杭州运河文化及民俗工艺，对运河文化进行活化展示利用，获得了不错的社会影响。苏州香山帮建筑营造技艺则可以依托当地文物保护施工单位，建立工种齐全、工艺精湛的营造队伍，结合江南运河区域传统民居修缮、古建园林新建工程，全面研究与总结江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的保护方式与途径，锻炼施工队伍并培养新的传承人。同时，加强生态环境的整体保护，对存在于建筑文化空间中的民俗、宗教活动、生产生活系统等进行整体关照，在居民现实“生活流”中自然体现和展示，保持其生活化的内核，使江南运河文化源远流长。

注释：

[1]（北魏）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淮水》，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07 页。

[2]（东汉）袁康、吴平撰，徐儒宗点校：《越绝书·吴地传》，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6 页。

[3]（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隋纪·隋纪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652 页。

[4]（清）张廷玉等：《明史·卷八十六·志第六十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103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