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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一流科技期刊的办刊模式探索及启示
——以《自然》为例

2022-08-24雍文明

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22年7期
关键词:出版商自然科技期刊

雍文明

新乡医学院外语学院,河南省新乡市红旗区金穗大道601号 453003

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是国家赢得科技话语权的重要工具,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没有一流科技期刊的支撑,科技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科技期刊对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战略性意义[1]。我国科技期刊数量虽然已有5000多种,但大多数期刊办刊模式比较传统,传播、服务的意识不强、能力薄弱,与国际一流期刊相比仍有较大差距,落后于我国科技发展水平。

培育国际一流科技期刊、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务之急。2019年,中国科协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改革 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并开始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在该计划的推动下,部分优秀科技期刊影响力大幅提升,领军期刊头部效应初步显现,期刊集群化、数字化建设也稳步推进,我国科技期刊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面貌。周德进[2]基于大力推进期刊数字化平台的建设与应用、把握“开放科学”和“知识赋能服务”的理念,就如何培育形成世界一流科技期刊集群进行了探讨。任胜利[3]认为在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的过程中须重点关注体制机制、集群化发展、优质稿源竞争力、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人才队伍、研究评价等方面的问题,以更好地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国际竞争力的快速提升。张莹等[4]以Light:Science&Applications为例,总结了创办国际一流期刊过程中的办刊经验、办刊思路。祝璐颖和杜杏叶[5]在最新研究中发现国际科技期刊一般采用市场化运营模式,运营主体包括商业出版集团、科技社团、大学出版社等。上述研究从不同方面剖析了国际一流期刊的办刊模式和经验,但目前还未有研究从商业化、品牌化运营方面分析国际一流期刊办刊成功的原因。

Nature(《自然》)是世界上历史悠久的、最有名望的科技期刊之一,也是少数依然发表来自很多科学领域一手研究论文的期刊。在许多科学研究领域中,很多最重要、最前沿的研究成果都发表在《自然》上。在过去30年里,《自然》的出版商实施了不同的市场化运营策略。本文首先详细介绍、分析了《自然》的产品线延伸策略——衍生“家族”期刊,描述了家族期刊利用《自然》进行品牌运营的方法。其次,分析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拓展《自然》品牌的产品和服务策略。在产品线延伸的同时,围绕《自然》品牌的不同类别的产品和服务数量成倍增长[6]。社会学分析通常站在“批评”的角度来看待市场化运营的问题,而本文的主要目的不是判断学术期刊品牌化、市场化的是与非,而是阐释国际一流学术出版商采用的办刊模式和商业化运营实践对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借鉴意义。

1 《自然》简介

《自然》于1869年由英国天文学家Norman Lockyer创办,是一本科学周刊,由麦克米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多世纪。最初,该期刊不仅针对学者,还面向受过教育的英国公众。从19世纪末到整个20世纪,该期刊成为科学家辩论前沿科学问题的中心论坛,也成为科学家快速发表最重要研究成果的平台[3]。发表在该期刊的重大科学发现有助于学者国际声誉的提升,如1932年的中子发现、1939年的核裂变、1953年的DNA结构、1968年的脉冲星,以及2001年的人类基因组测序等。1995年,德国出版业巨头霍尔茨布林克收购了《自然》出版商麦克米伦71%的股份,并于1999年完成了收购。斯托克顿出版社和麦克米伦出版社合并组成了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NPG),麦克米伦仍然出版《自然》。2015年,霍尔茨布林克和自然出版集团与另一家大型出版商施普林格合并,成立了世界第二大学术出版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Springer Nature)。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自有53%的股份,其余47%由巴克莱私募股权公司持有,这是一家专门从事杠杆收购的国际公司。自2018年以来,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一直考虑在法兰克福证券交易所上市,预估市值超过30亿欧元。本文通过探讨国际一流期刊《自然》的商业化运营模式及其服务和支持研究人员、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的策略,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提供建议。

2 产品线延伸策略

2.1 创办衍生期刊阵列

早在 1971 年,《自然》时任主编John Maddox就试图将《自然》分为3种不同的期刊——《自然》《自然新生物》《自然物理科学》,在同一个编辑部下运行,但此尝试失败了。1974年,《自然》又恢复了单一期刊出版。1992 年,麦克米伦成功推进了John Maddox的尝试,推出了第一种由独立编辑团队管理的品牌期刊NatureGenetics(《自然遗传学》)。之后依次推出NatureStructural&MolecularBiology(《自然结构与分子生物学》)、NatureMedicine(《自然医学》)、NatureBiotechnology(《自然生物科技》)和NatureNeuroscience(《自然神经科学》)。

麦克米伦、霍尔茨布林克和施普林格·自然连续运作《自然》,对该期刊的市场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时,麦克米伦认识到《自然》的品牌价值,通过将其符号资本转移到衍生期刊上,找到了从旗舰期刊中攫取更多经济价值的方法。这个过程主要通过命名策略实现,即将“Nature”加入新创办期刊的名称中。于是,除了大家熟知的Nature(《自然》),还出现了NatureGenetics(《自然遗传学》)、NatureImmunology(《自然免疫学》)、NatureChemistry(《自然化学》)等。源刊《自然》仍是一本多学科期刊,而《自然》的衍生期刊都有各自的学科重点。1992—2020年,《自然》所在出版社创办了34种衍生期刊[7],这些新创期刊短期内便在JCR中获得了很高的影响因子和很靠前的排名,证实《自然》品牌价值已经向其衍生期刊成功转移。2019年,所有《自然》衍生期刊的影响因子均进入其学科类别排名前10,而且大部分进入前5名。这些期刊虽然没有出版历史声誉,却吸引了大量的投稿者和读者,学者们认为《自然》衍生期刊名称中出现的“Nature”就是高质量的标志。《自然》衍生期刊是品牌资产的一个典型例子,其对研究人员而言的符号价值以及对出版商产生的附加经济价值完全取决于源刊《自然》的品牌声望。《自然》开创的产品线延伸策略被其他知名或不知名出版商纷纷模仿。

2.2 构建稿件转移机制

据《自然》官网统计,每周投给《自然》的200篇稿件中只有大约8%发表在《自然》上,但剩下的92%没有通过同行评议或被拒收的稿件也不会流失到其他出版商的期刊上。在征得作者同意后,稿件会被重新定向投到《自然》衍生期刊,这种稿件流转方式被称为“稿件级联转让”(Cascade)。根据《自然》设置的稿件转移机制,这些稿件的转移流程取决于《自然》衍生期刊的符号层次结构,提交的论文会从高一级(影响因子较高)期刊转移到低一级(影响因子较低)期刊,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的营销团队将这种层次结构概念具象化为金字塔结构[8]。《自然》的稿件转移金字塔共包括5层,其中源刊《自然》拥有其期刊家族中最多的符号资本,位于金字塔的顶端。被《自然》拒收的稿件可以转移到金字塔的第2层——《自然》研究期刊。目前32种《自然》研究期刊每月出版,涵盖生命、物理、化学、地球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最新研究进展,如NatureMedicine、NaturePhotonics(《自然光学》)等。这些期刊虽然声望不如《自然》,但仍然非常有吸引力,影响因子高,录用率低,有时甚至低于10%。金字塔的第3层是多学科开放获取期刊《自然通讯》(NatureCommunications),是稿件转移的另一种选择,文章处理费 (Article Processing Charges,APC)为5380美元,录用率为20%左右,品牌效应低于源刊《自然》和《自然》研究期刊,并拥有自己的衍生期刊(CommunicationsBiology、CommunicationPhysics、CommunicationChemistry等)。《自然通讯》衍生开放获取期刊始于2017年,目的是为所有尚未被《自然通讯》录用的稿件提供归宿[9],它们也是稿件转移机制的一部分,构成《自然》及其衍生期刊稿件转移金字塔的第4层,APC均为3290 美元。金字塔最底层的期刊为《科学报告》(ScientificReports),它是一种大型开放获取期刊,也是学者在《自然》衍生期刊投稿的最后一个选项,其APC为1870 美元,录用率约为 60%(图 1)。

2.3 扩大期刊覆盖范围

目前,《自然》产品线延伸仅限于自然、医学和工程学科,但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正试图将其范围扩大到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SSH)。 有趣的是,它并没有单独使用“Nature”这一品牌名称,而是将其与Springer品牌结合起来,而Springer是SSH领域的知名出版商。这种结合促成了SN(Springer Nature)品牌的创建,SN在2020年推出了2种新期刊:SNSocialSciences和SNBusiness&Economics。同年,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还将原有的品牌期刊PalgraveCommunications更名转型为新的开放获取期刊Humanities&SocialSciencesCommunications。该期刊旨在发表来自人文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其经营模式类似于《自然》在自然科学学科衍生的开放获取期刊NatureCommunications。更为有趣的是,Humanities&SocialSciencesCommunications被列入《自然》衍生期刊阵列,网站地址为“nature.com/palcomms”。

3 品牌拓展策略

3.1 创建自然指数,吸引合作机构

《自然》品牌服务于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商业战略的方法是创建自然指数(Nature Index)。自然指数是一个数据库,于2016年推出,用于跟踪机构和国家的科学产出。每年,自然指数都会对领先的机构(大学、政府机构、研究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和国家进行排名,该排名以国家和研究机构在独立选取的82种(目前)高质量学术期刊中发表的论文数量为依据,其中包括21种 (25%) 《自然》衍生期刊。根据创建者的说法,自然指数对科研机构的价值体现在3个方面:首先,科研机构可以跟踪其研究人员发表了多少“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其次,了解哪些机构对高质量的科学研究作出了最大贡献;最后,了解哪些机构和国家通过相互合作来完成这些“高质量的研究”。显然,相信这种排名的有效性并希望提高自身地位的机构会鼓励他们的研究人员在82种所谓的“精英”期刊上发表文章[10]。尽管该索引确实包括了非《自然》衍生期刊,但是自然指数创建的目的仍是推广《自然》家族期刊。因此,可以想象,若自然指数得到广大科研机构认可,将会导致各机构及其研究人员寻求在《自然》家族期刊上发表更多文章,这会给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带来更高的收入。

3.2 拓展衍生期刊内容,助力机构宣传

3.2.1 提供宣传渠道

《自然》将声望转化为收入的方法是将其符号资本直接出售给学术机构或私营公司,允许他们将自己的名字与“Nature”商标关联,这就是“联合声望”(Prestige by Association)策略。 这种策略大量增加了《自然》页面内的广告和赞助内容。学术机构、非营利组织和私营公司可以通过付费的方式在《自然》及其衍生期刊或其他施普林格·自然集团相关网络平台上宣传他们的研究活动、产品或服务。

3.2.2 接受增刊或特刊出版赞助

《自然》品牌盈利的方法是接受增刊或特刊赞助,这些增刊或特刊可涵盖赞助商感兴趣的主题,或直接宣传其研究活动、产品和机构,这种赞助行为主要出现在制药行业。这些增刊或特刊的文章形式包括《自然》所描述的“编辑独立”(Editorially Independent)文章,例如自由记者撰写的论文或科学家撰写的短评,以及广告软文。此类增刊的吸引力在于《自然》、赞助商以及受邀在增刊或特刊中撰写“编辑独立”文章的研究人员之间的符号和经济资本流通,《自然》利用其符号资本邀请领域内公认的专家(通常来自美国或欧洲国家的大学或研究所)在受赞助的增刊或特刊中发表简短的合作论文,一些研究人员会趁着这个机会在《自然》上发表文章,并将其添加到简历中作为晋升的资本,但是其中的大部分论文没有经过同行专家评审。而这些专家以及他们所在机构的声誉,也提升了增刊或特刊的可信度。因此,在《自然》品牌的调度下,受邀的专家间接地将他们的符号资本转移给赞助商,为其提供科学可信度。也就是说,支付《自然》增刊或特刊赞助费用后,赞助商获得了双重光环效应:一个是《自然》品牌光环,另一个是行业专家及其所属机构的光环。

3.3 提供特色广告服务,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

《自然》网站还列出了《自然》品牌广告功能。《自然》品牌的商业合作伙伴共419个,其中52%为学术机构,35%为私营公司,13%为非营利组织、政府组织或国际组织。在合作名单上的217所大学、医院或研究机构中,44%来自中国,20%来自日本,9%来自澳大利亚,6%来自韩国;北美和西欧国家的合作伙伴仅占总数的11%。进一步还发现这一比例与这些国家在上述增刊或特刊赞助商名单中的比例构成相似。事实上,在2016年1月至2021年5月发布的 35期《自然》增刊中,约60%由1所中国大学作为赞助商(可以联想到2021年国内大学在《自然》品牌上的高昂广告费引起的轩然大波),约20%由1所韩国大学赞助,约10%由1所澳大利亚大学赞助,约8%由1所日本大学赞助。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最知名的科研机构和科研实力雄厚的国家几乎没有进行这种自我推销。

3.4 创建国家或区域特色数字期刊,加强与各区域的联系

《自然》品牌延伸的形式是创建以国家或区域为导向、面向广大非专业人士的数字期刊,期刊内容以新闻、评论、科技成果展示,以及科研服务广告为主。《自然》品牌于2007年推出Nature China网站,旨在向广大的中国读者展示目前的研究 “亮点”,而Nature Asia 数字门户将这一理念覆盖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2008年,推出了Nature India;2009年,推出了 Nature Middle East。自2015年以来,Nature India还出版了6期由不同学术机构和私营公司赞助的特刊。Nature Italy和Nature Africa是《自然》品牌区域期刊的2个最新成员,与《自然》品牌的研究和评论期刊不同,这2种数字期刊不是由《自然》研究(Nature Research)部门出版,而是由另一个独立的部门——多学科研究和综述期刊合集(Nature Portfolio)出版。目前《自然》品牌共推出7种具有国家和区域特色的数字期刊。

3.5 开展培训服务,助力科学研究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通过提供涵盖科学研究所有阶段的其他品牌服务和产品(图2)开展培训服务,例如:创建了《自然》大师班,向研究人员和机构出售不同主题的培训课程、线上线下研讨会,教授用户如何建立科学网络、如何撰写基金申请书和论文、如何与同行合作、如何有效地管理和共享数据、如何进行同行评议,并邀请来自知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培训师团队,以此吸引学者参加培训;开设了学习“叙事工具”在线课程,教授用户如何“通过使用叙事工具讲述他们的研究故事来加强与同行的交流”。《自然》品牌网站(https://masterclasses.nature.com/)的数据显示,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已经接受了此类培训。此外,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并非提供此类品牌服务的唯一出版商,英国医学协会也通过“BMJ大师班”和“BMJ网络研讨会”提供收费培训课程[11]。

注:蓝色方块表示科研过程,白色方块表示所提供的服务。图2 研究各阶段《自然》品牌的服务和产品

3.6 设置科学评选奖项,助推企业影响力提升

《自然》品牌设置了Nature Awards for Driving Global Impact、Nature Awards for Mentoring in Science、The John Maddox Prize、The Global Grants for Gut Health、Eppendorf Young European Investigator Award、The Spinoff Prize、Science in Shorts等奖项,以此收获更多忠实粉丝、提升品牌黏性。这些奖项主要由制药公司、化妆品公司、食品企业等赞助。中国腾讯公司曾于2019年赞助Nature Awards for Driving Global Impact的评选活动。这些公司赞助奖项评选活动的目的无非是借助《自然》品牌的影响力来提升自身的权威性,为自己的产品站台。

4 对我国期刊的启示

4.1 优化期刊运营机制

施普林格·自然集团成立后的两大发展策略是:(1)产品线延伸——衍生大量《自然》家族期刊;(2)品牌拓展——扩展到学术期刊出版以外的产品和服务,创建学术评价指标、接受增刊或特刊出版赞助、提供特色广告服务,以及开展培训服务和奖项评选。这两大发展策略使得施普林格·自然集团能够实现良好运营,虹吸优质资源,实现了可持续发展。

最近20年来,我国学术出版商面临着国内越来越多的优秀科研产出流失到国外期刊,以及与国际出版商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的境况。面对这样的竞争,出版商首先要实现盈利。与中国传统的期刊出版补贴模式相比,施普林格·自然集团及国际知名出版商的商业出版模式为我国大多数出版商改变脆弱的财务状况提供了新的思路。事实证明,只有自力更生、财务自由,出版商才能开展多种活动,如提供精准的出版服务、推广优秀的科研成果、提供奖金支持等。另外近些年来,出版商业化与科学研究活动的各项内容交织在一起,如科研规模扩大、资金增加、国际合作增多、新学科出现等。更重要的是,参与资助的政府、基金会、企业等机构,更愿意以论文发表为依据进行资助,他们进行学术评价时也以论文发表为评价指标之一。需要说明的是,以销售为导向、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模式并不是学术期刊出版的自然要素,而那些拥有光荣学术传统的期刊也要积极适应变化的环境。

在我国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背景下,要想改变“小、散、弱”的整体局面,需要优化发展环境,优化布局结构,加快融合发展;也可以借鉴《自然》品牌的两大发展策略,转变思想,通过制定多项计划以及出台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我国科技期刊发展的政策等,积极做好期刊发展的顶层设计。

4.2 改进出版流程和服务

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是在办刊过程中一些基础性的共性经验是值得借鉴的[12]。

4.2.1 提高出版过程的诚信度、效率和速度

创建稿件编辑预检机制,涵盖检测剽窃、伪造、图像造假、利益冲突等方面。通过标准化和公开化,例如使用开放科学标记(Open Science Badges),确保研究透明度和一致性,增加研究者对审稿结果的信心。开放数据要求存储所有已发表论文的实验数据,并要求论文对实验数据进行充分描述,以便他人自由访问、理解和再利用,从而促进研究结果可复制,同时帮助编辑和审稿专家评估实验数据和研究结论。施普林格·自然旗下的BioMed Central(BMC)已经开始实施这一机制。

借鉴BMC期刊公开同行评议报告的做法,使得投入时间多、审稿水平高的研究人员得到更多的认可;同时,使年轻的科研人员更早了解同行评议结果,以此提高同行评议的效果。

创建新的投稿系统,简化作者的提交过程,使编辑能够在稿件送审之前迅速评估每一篇文章的适用性,以避免浪费审稿专家的时间和精力。不符合要求或者没有通过同行评议的稿件,借鉴《自然》的稿件转移机制,尝试提供符合作者要求的即时替代方案,以避免另投期刊的审稿专家从头开始稿件评审工作,也缩短作者等待审稿的时间。

4.2.2 增加科学传播的价值

(1) 及时传播领域创新成果。在开放获取和开放共享出版模式中,大学或科研机构支付相应的费用后便可以无限次地访问该模式的所有文献。数字时代,科技期刊应向读者共享论文的副本,而不是只提供一个不可深度使用的PDF文件。可以借鉴易分享(SharedIt)模式——订阅者共享一个动态PDF链接,该链接保持与其他科研记录的超链接,让研究更可见、更易获得。此外,借鉴《自然》品牌服务模式,对研究内容进行再编辑,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通过微信公众号、Facebook、Twitter、邮箱等媒介推送的研究内容进行二次编辑,还可以在抖音等社交媒体发布免费视频,解释一些研究发现的意义等。

(2) 推动文本和数据挖掘。期刊可以提高研究内容的机器可读性,并借鉴《自然》最近推出的知识图谱(SciGraph),整合科研界的各种信息,如研究人员、研究机构、研究内容及科研资助机构、科研项目及拨款、会议和科研产出之间的关系,以支持读者更深入地理解研究内容。

(3) 增加出版外的服务。出版商可以为科研人员提供免费职业生涯规划培训,为他们的研究成果提供宣传展示平台;帮助图书馆和科研机构更有效地分配有限的预算,例如提供更全面的数据,帮助他们遴选被使用最多、被分享最多、被引用最多和最有价值的期刊、书籍和数据库内容等。

4.3 创建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可持续发展道路

国内许多科技期刊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已经讨论了非常多关于创建我国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问题,大致包括:(1) 体制机制问题;(2) 集群化发展问题;(3) 中、英文期刊的优质稿源竞争力问题;(4) 数字出版与传播平台问题;(5) 人才队伍问题;(6) 研究评价问题等。基于前人研究成果和我国现实国情,本文再补充3点建议。

4.3.1 资助各类协会创办期刊

我国创建世界一流期刊采取的办刊模式应该与国际接轨,采用国际流行的办刊模式——开放获取。当前我国每年在期刊/数据库订阅和论文出版方面花费的金额高达数十亿美元。然而,许多论文对公众和非会员单位都是收费的,而许多完全免费获取的论文则要求作者支付不合理的APC,这就形成了知识传播屏障。因此,需要创建一个有利于科研人员和公众免费获取的、可持续的科学出版模式。

在我国,许多协会都有出版期刊的传统,这些协会主办期刊可以采取开放获取出版模式并开发英文版,大学、资助机构和政府可以通过资助这些协会期刊促成开放获取的出版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学术出版产生的利润再反哺科学界。资助机构向这些开放获取期刊提供出版资助,而不是向商业期刊支付高额的APC。大学图书馆或其他研究部门可以每年向这些协会捐款,以分担论文处理成本,并使发表的论文可以免费获取。资助这些出版开放获取期刊的协会可以为我国科技创新、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同时也消除了知识传播的障碍。利用出版、捐赠和广告等收入为发表成果的科研人员提供小额研究资助,从而激励科学家投稿时更倾向于协会主办期刊。

4.3.2 鼓励在协会期刊发表文章

各资助机构应该鼓励作者在协会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他们的大部分研究成果。我国研究人员不愿向我国协会期刊投稿的主要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评价体系,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在成果评价、职称晋升、奖项评比等方面解决简单化、数量化地以SCI 论文和影响因子论“英雄”的问题,我国优质稿源流失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得到解决[3]。

高影响因子期刊刊载的论文并不一定都是高质量的论文,资助机构和招聘单位应根据研究人员的研究质量而不是期刊影响因子来判断研究成果。因此,可借助我国体制优势,鼓励国内高水平研究发表在协会主办期刊上,甚至各协会期刊可以通过创新方式(如赞助等)帮助国际科学协会会员开展研究,吸引他们将优质成果发表在协会期刊上,从而提升期刊的质量,达到良性循环。

4.3.3 与商业出版商合作共赢

目前我国许多科学协会不具有主办多种期刊和处理大量论文的资源,可以与国内、国际商业出版商合作,利用协会获取的出版基金向出版商支付稿件处理、排版和内容托管服务等方面的费用。这样一来,各协会既掌握了论文发表的主动权,也借助出版商平台实现了高质量的编辑出版与信息传播服务,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科技出版与传播的“短板”,从而改变我国科技期刊和学术论文只能“借船出海”的被动局面。

5 结语

本文以世界著名科技期刊《自然》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其办刊模式和经营模式。自2015年以来,《自然》的运营策略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母刊《自然》积累的符号资本能够吸引优秀的研究人员、学术机构和私营企业。世界知名出版商都纷纷效仿《自然》的办刊模式,我国优秀的科技期刊一直以来也都是以《自然》为学习榜样。虽然《自然》品牌扩张(创办子刊)与品牌延伸经营的做法目前在我国尚缺乏可操作性,但对我国创办国际一流科技期刊具有较好的借鉴和参考意义。

本文的不足之处是只研究了一种期刊,但其办刊模式仍具有一定启发性意义。在我国期刊国际化的道路上,可以借鉴共性经验,在办刊模式的选取,以及稿件处理流程、组织框架、栏目设置、期刊系列化等方面学习世界一流期刊的做法,以“客户满意”为办刊理念。虽然面临诸多挑战,但数字出版、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给我国期刊提供了很好的机遇。

目前,无论是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出版商,都主要服务研究人员、大学和其他研究机构,也是学术传播的关键角色。它们相互竞争,竞争的焦点是期刊的品牌(通过某种科学计量学来表达)、服务的范围和效率,以及与学术交流的其他参与者互动的有效性。数字出版技术使得学术出版和传播的分解成为可能。持续的数字技术进步给出版商带来了许多挑战,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质疑学术出版的意义[13]。这种质疑提醒出版商要高度关注让现有学术出版机制良性运作的评价机制,特别是期刊排名系统。我国的科技期刊可以开发新的评价系统,但只有将其中的经济价值和知识价值以某种方式联系起来,学者、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及大学图书馆等相关方才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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