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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研究
——基于全国农信系统数字普惠金融实践

2022-08-24吴若冰马念谊

区域金融研究 2022年7期
关键词:普惠金融服务数字

吴若冰 马念谊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广西 南宁 530021;广西财经学院,广西 南宁 530003)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要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并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紧扣乡村振兴战略提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回归本源,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乡村振兴多样化金融需求。2020年全国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新,提高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将普惠金融重点放在乡村。2021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持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保障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资金投入。由此可见,乡村振兴战略是全面系统的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巨大的融资需求。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离不开农村金融,特别是普惠金融的稳健支持,而数字普惠金融借助数字化技术进一步拓宽了普惠金融服务的深度、宽度和广度,是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建设的重要战略支点。

普惠金融出现于20 世纪70 年代,最初的普惠金融主要为“发放小额贷款的微型金融模式”。2000年,亚洲开发银行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向贫困人群、低收入家庭及微型企业提供的各类金融服务。2005年,联合国正式明确“普惠金融体系”的概念。2008年,全球普惠金融联盟(AFI)成立,并于2011 年号召各成员国签署《玛雅宣言》,加速推动各国制定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和发展战略。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将“发展普惠金融”确立为国家战略。2015年末,国务院颁布《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定期发布中国普惠金融指数”,同时指出“普惠金融即为社会各阶层和群体的有效金融需求提供恰当、高效、成本可负担的金融服务”。

伴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5G等数字技术迅速发展,中国农村金融开启数字化跨越式转型,普惠金融与金融科技在战略协同层面的融合发展形成了数字普惠金融。持续深入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建设,能够突破传统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弥补传统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的瓶颈和短板,发展覆盖更广、服务种类更多、成本负担更低、服务效率更高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进而解决普惠金融在农村地区推广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根本上增强农村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和助推实体经济发展的能力。2016年全球首个数字普惠金融的国际性共同纲领《G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发布并指出,数字普惠金融泛指一切通过使用数字方式推动和促进普惠金融发展的行为,包括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交易的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使得原来无法获得金融服务的群体可以通过数字技术获得成本可担的金融服务。

数字普惠金融凭借金融科技创新能力,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大幅提升普惠金融服务质效,让许多偏远地区的长尾群体能够享受到更普及、更优质、更便捷的金融服务。Galak(2011)充分分析全球知名的非营利互联网金融机构KIVA平台,研究发现通过互联网平台了解用户需求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机构服务成本和借款人贷款难度。Shiller(2013)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明显降低参与者的各项成本,从而加快乡村减贫速度,加速实现金融普惠。Gomber et al.(2017)认为数字技术促进金融业大幅提升其信息处理速度,有效改善其金融服务质效。Prabhakar et al.(2018)认为加强移动支付、数据识别等技术的应用,有利于普惠金融更好发挥其社会经济价值。Ozili(2018)认为提升数字金融包容性可以助推数字金融更好地服务个人、企业和政府。宋晓玲(2017)采用2011—2015年31个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尹应凯和侯蕤(2017)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是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的新模式,具有可复制、可获得、可负担、低门槛、低成本、广覆盖、深服务等优势。姜振水(2017)认为数字技术与金融服务的融合可以加速金融业务线上化,降低业务交易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傅秋子和黄益平(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伴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提升,农村地区消费性信贷实现显著增长。陈啸和陈鑫(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在短期实现显著溢出效应,改善临近地区城乡收入差距。潘锡泉(2018)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突破传统金融时空局限,拓宽金融帮扶的精度和广度。贾娟琪(2019)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以创新的信贷管理和风控模式,为更多农村居民提供更有针对性的金融服务和产品。周利等(2020)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增加金融获得性和降低门槛效应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刘锦怡和刘纯阳(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改善农村金融可得性,直接减缓农村贫困。王一婕(2020)认为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对乡村普惠金融的推动作用,能够有效激发乡村普惠金融发展活力,推动乡村普惠金融向纵深发展。胡滨和程雪军(2020)认为加快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从国家层面制定发展战略。成学真和龚沁宜(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从提高金融创新水平和金融服务效率两个维度加速促进实体经济发展。董玉峰等(2020)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借助金融科技优势可促进城乡金融资源均衡配置,有效破解金融扶贫双重目标矛盾,有效提升金融可获得性。吴若冰等(2021)认为依托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可以为乡村全面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潘玉等(2021)认为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力支持乡村振兴发展。陈鸣和于杰(2021)通过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民收入均存在着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有利于促进农民增收。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 年)》指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服务已经实现服务重心下沉、产品创新活跃、供需对接高效、基础设施完善,数字普惠金融不断创新、国际交流合作不断深入,基本建成数字化普惠金融服务体系,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走在国际前列。在金融科技跨越式发展的宏观趋势下,可以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方式,深度改善普惠金融服务的供给效率,持续拉低普惠金融供给成本,进而在宏观层面实现普惠金融供给和需求的动态均衡,因此,健全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路径对于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普惠金融发展的高级阶段,对于乡村振兴战略的数字化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从现阶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金融资源整体配置尚未到达帕累托最优状态,还存在“金融市场失灵”“系统性负投资”“二元金融市场结构”等问题,无法完全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因此,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乡村经济发展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主要任务。数字普惠金融显著区别于传统普惠金融的核心优势主要体现在借助金融科技手段,可以大幅降低金融服务成本、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增加金融资源供给以及化解潜在金融风险,进而从根本上缓解农村金融供给与需求的不平衡状态(见图1)。

图1 金融科技、数字普惠金融更好服务乡村振兴分析框架

从目前的研究数据来看,我国乡村振兴的资金需求量很大。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与科技融合的新业态,对缓解小微企业等长尾客户群体的定向资本约束效应显著(任晓怡,2020),有利于促进乡村全面振兴。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构建减少金融排斥、发展绿色金融、优化信用体系、降低边际成本、便捷信息采集的五维协调发展战略模型,可以为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生活富裕、治理有效的高质量发展模式提供全面支撑(见图2)。

图2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内在逻辑分析框架

(一)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打造乡村“产业兴旺”新格局

“产业兴则乡村旺”,产业兴旺是乡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是农民增产增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一是数字普惠金融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了更加便捷的资金支持路径,通过数字化手段有效消除金融排斥现象,使广大小微企业客户获得充足的涉农普惠金融资金投入。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借助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助力涉农产业实现链条化发展,有助于乡村新产业、新业态的形成和发展。三是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创新乡村地区数据采集方式,实现普惠金融线上化、平台化、闭环化发展新趋势,破解金融助力乡村产业发展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夯实乡村产业兴旺的数字化基础。

(二)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创建乡村“生态宜居”新环境

“乡村振兴,生态宜居是关键”“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生态宜居是乡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信息技术助力产业振兴与生态宜居两维度战略协同,使乡村经济沿着绿色化、生态化、环保化的方向发展。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激活绿色金融在乡村振兴中的要素引导作用和杠杆撬动作用,引导金融资金精准满足碳汇农业与绿色农业融资需求。二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拓宽农村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资金供给面,有效拓展绿色金融对循环农业技术、绿色种养、绿色加工业等的扶持力度,加快推动乡村经济绿色化发展。

(三)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塑造乡村“生活富裕”新风貌

健全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机制,继续支持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发展,要求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确保脱贫地区乡村振兴金融政策总体稳定,助推乡村生活富裕。一是依托数字普惠金融的线上化服务,从宽度、深度、广度上改善普惠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将金融服务输送到亟须资金支持的偏远地区。二是数字普惠金融依托信息技术手段,提供更加个性化的普惠金融,减少长尾客户的金融边际成本,间接促进乡村地区生活富裕。三是数字普惠金融的资源引导作用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加便捷的引资路径,夯实乡村生活富裕的软硬件基础。

(四)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打造乡村“乡风文明”新气象

乡村振兴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丰富了普惠金融业务办理渠道、降低了运营成本、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是落实农村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契机。一是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提升农村居民对数字技术的认知和对金融知识的储备,进而增强村民市场化、法治化意识,加速以数字普惠金融促“乡风文明”步伐。二是乡村地区金融服务对象多为信用水平不高的低收入群体和小微企业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充分运用数字化信用信息采集、平台建设以及信息共享,提升乡村地区征信水平,缓解弱势群体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境,促进农户守信、企业守责的“乡风文明”新气象。

(五)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构建乡村“治理有效”新体系

农村金融的高质量发展依赖于强有力的、完备的信用体系,完善的农村信用体系有助于提升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效率和水平,助力乡村地区实现“治理有效”。一是从治理主体看,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为乡村治理主体搭建稳定通畅的数字化平台,有利于多元化治理主体高效参与乡村振兴建设,形成乡村治理共同体模式。二是从治理环境看,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改善农村宏观信用环境,依托“信用+环境”“信用+服务”模式,充分调动各方主体参与乡村治理。三是从治理手段看,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依托数字技术优化治理资源配置,拓宽治理参与渠道,提高乡村治理整体效能。

三、全国农信系统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主要模式

(一)做强“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1.有效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依托“数字普惠金融+供应链金融”模式,可以更好带动农业全产业链发展,将散小弱的农户群体引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条中,整合农资采购、农产品生产加工、农产品销售等产业链条上下游资源,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具体来说,通过“以农资经销商为核心的农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以动产质押为主的农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基于订单农业的农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以农业龙头企业为核心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核心的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等方式,能有效衔接农户与具有全产业链发展特征的现代农业,从根本上化解农户经营“融资难、销售难、降成本难和防风险难”的“四难”问题,更好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的无缝衔接。例如,福建联省社结合中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目标,加速推进数字普惠金融转型,在发展农村供应链金融、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以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为契机,依托农信网点优势和内嵌产权制度改革系统,实现股权质押全流程线上服务,打造农业产业质押贷款新模式。通过动产质押缓解农村有效担保物相对匮乏、农村要素分散且无法评估和流转等难题,充分发挥金融杠杆的撬动作用,有效激活农村经济社会全要素发展内生动力,助力散小农户更好融入现代农业产业链条。

2.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在脱贫攻坚取得胜利后,三农工作的重心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转移。做好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就是做好预防返贫机制的衔接。在脱贫攻坚的实践工作中,全国农信系统有效结合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通过供应链金融从产业链整体出发,运用信息科技整合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创造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助推贫困人口实现稳定增收和精准脱贫。通过供应链金融“以核心企业为着力点,以金融资源为黏合剂”的运作模式,将整个产业链上的上下游企业和农户整合为统一规范的农业产业生产链,把已脱贫人口纳入核心企业上游供应商和下游经销商的产业全链条中,为已脱贫地区人口提供更具针对性的金融服务,进而更好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例如,威海农商行按照国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战略要求,以“普惠金融云服务平台”为核心,实现线上线下业务全打通全覆盖,形成互联网金融核心生态体系,打造农村普惠金融新模式,拓宽农村产销渠道,促进金融服务更精准有效,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一是以数字金融技术为支撑,实现服务乡村振兴线上线下普惠金融服务创新。二是将更多有金融需求但缺少信用数据的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纳入普惠金融服务范围,提高数字普惠金融覆盖面。三是通过打造数字普惠金融生态体系,提高村民信用水平、支付能力,带动区域经济快速发展。

3.有效衔接全面盘活农村地区各类生产要素。“供应链金融”自产生以来,从最初“以点代链”的1.0模式,“补链到网”的2.0模式,“依网拓圈”的3.0模式,发展到现在的“万物互联”4.0模式,借助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技术,完成供应链金融的供求信息实时化、支付方式线上化、销售方式电商化、信用评级数据化的转型,实现了跨区域信息的实时分享、各主体支付方便快捷、农产品物流无障碍调配、中小客户信用全面画像等,缓解银企之间信息不对称,降低农户及小微企业的融资成本,改善供应链各方的融资难问题。此外,以动产质押为主的农业数字化供应链金融模式,解决了收购商在异地收购农产品时缺少房产等固定资产作为抵质押物或担保主体等问题,全面满足企业和农户的有效流动资金需求。例如,云南省联社依托农产品交易和农作物批发市场的数字化管理运营转型需求,加快普惠金融的科技赋能和数字化转型,创新搭建“信福通”智慧市场交易结算平台,为涉农企业提供更加便捷的普惠金融服务。该数字服务平台集市场管理端、市场商户端和长尾农户端于一体,有效满足农业产业链化发展和农产品交易数字化结算需求,实现农业供应链各方在产品交易领域的线上化、信息化和智能化。该数字普惠金融平台已经稳步推广应用于多个农业供应链金融场景体系中,助力乡村地区实现农业产业的全要素、链条化高质量发展。

(二)做优“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1.有效助力农业绿色转型升级。全国农信系统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推动农村金融机构实现差异化绿色信贷发展定位,提升乡村地区绿色信贷可得性与覆盖面,有效带动小微、三农等乡村地区各类经济主体广泛参与绿色发展,促进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农业的有序转型。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的带动作用,一方面大幅提升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村庄绿化覆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绿色农业科技的资源倾斜,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更加充足的社会资源参与发展循环农业、体验农业、休闲观光农业等新型农业,实现农业向绿色化、环保化、低碳化转型。例如,潍坊联社按照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工作要求,与农业农村局、地方金融监管局、大数据局等部门联合签订《乡村振兴普惠金融服务平台建设合作框架协议》,通过打造数字普惠金融平台推进数字普惠金融2.0建设,加大对涉农生产企业支持力度,推动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农业。助力乡村地区农业实现绿色化、产业化、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数字化转型。

2.有效助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发展循环农业是实现农业清洁生产、农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有效途径,可以有效改善传统农业高投入、低产出、高能耗、低效益,以及过度使用、生态退化、环境恶化等严峻问题。“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通过支持产业链延伸和资源集约发展,将农业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模式转变为资源环境友好型的良性循环发展模式。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通过支持绿色农业、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和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加强绿色信贷投放、优化绿色信贷结构等,引导乡村企业绿色转型和绿色技术创新,实现乡村地区经济结构调整和能源结构优化,助力乡村地区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治理保护、农副产品资源化利用,实现乡村地区绿色协调的循环生产新模式,推动乡村地区绿色化高质量发展。例如,舒兰农商行积极贯彻国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划,依托特色化产品、专业化经营、差异化服务、精细化管理,深化数字普惠金融的科技服务支撑,加大对生态旅游、清洁能源、绿色农业、林下种植等新兴领域支持力度,有效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生态循环农业快速发展,实现乡村绿色发展。

3.有效助力生态宜居家园建设。全国农信系统通过强化资金扶持、探索政银社合作等措施,以“数字普惠金融+绿色金融”激活“绿水青山”的潜藏经济价值,促进绿色产业持续发展,支持绿色产业培育“美丽经济”,推动“一村一品”发展,助力打造“美丽乡村”“生态乡村”。通过建设“一村一品”示范村镇,一批市县先后获得中国“茉莉之乡”“香蕉之乡”“芒果之乡”“荔枝之乡”等称号;通过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产业培育等,乡村形成了“一村一品、一村一景、一村一业”的错位互补和协同发展格局,有效助力生态宜居家园建设。例如,福鼎联社创新数字普惠金融平台,依托数字化溯源交易平台构建福鼎白茶大数据溯源平台,创新绿色信贷授信模式和绿色信贷产品,运用多码融合、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实现数据信息化、交易线上化、溯源数字化、融资便捷化,助推白茶产业高质量稳健发展。依托数字金融平台创新绿色信贷发展模式,助力形成“一村一品、一村一业”生态宜居协同发展格局。

(三)做实“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新业态拓展”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1.助力提升小微企业和居民金融获得感。全国农信系统利用数字技术的数据信息可视化优势,打造移动支付、网络小贷、智能投顾等数字化服务平台,拓宽乡村振兴金融服务渠道。做实“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新业态拓展”模式,充分发挥以基层网点为支点、以网络化全覆盖的形式,将线下业务与线上业务紧密结合,将“做小做散”作为经营发展及助力乡村振兴的根本之策。围绕“两增”监管要求开展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优化普惠型小微企业考核方案,加大监控、督导力度,引导加强信贷规模管控水平,合理安排小微企业贷款投放节奏,加大对普惠型小微企业的信贷投放,确保高质量完成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两增”目标。通过数字技术的应用,农信系统打造上至小微企业、下至农户家庭的全覆盖式金融服务模式,为乡村振兴提供全方位的数字金融创新服务平台,全面提升涉农企业和农户的金融服务获得感。例如,广西联社创新搭建大数据基础平台,实现海量数据全汇集与深融合,依托“甜蜜贷”“致富带头人贷”“家庭农场贷”等乡村振兴系列产品,实现线上贷款智能申请、当天受理、无需担保、自动审批、当天放款、随借随还、手续简便,快速便捷地满足农户生产经营资金需求,有效缓解小微企业和农户等贷款申请难、审批慢的情况,全面提升小微企业和农户的金融服务获得感。

2.持续加大对涉农重点领域支持力度。全国农信系统全力做好金融支持在农业稳产增收、挖掘果蔬等经济作物增长潜力、促进畜牧业稳产增产、加强农产品产销对接等方面工作。依托“数字普惠金融+金融新业态拓展”模式,积极支持粮食安全战略和支柱产业,不断扩大涉农贷款整体投放,继续加大对林业、糖业、油茶、生猪等产业的信贷支持,加强对特色农业产业链及供应链的配套金融服务。重点支持种猪场、规模养猪场(户)的资金需求和油茶全产业在种植、加工、销售、林下旅游等环节的融资需求。通过大数据建立信贷支持白名单数据库,继续做好小农户、返乡入乡创业人员等长尾群体金融服务,不断加大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信贷支持。加强涉农贷款数据的监测,进一步提升涉农贷款投放力度。例如,宁夏黄河农商行依托信息科技手段创新金融助农模式,以金融科技赋能拓展“农户及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产业”“2+1”乡村振兴信贷模式,围绕“整村授信”推出“黄河农e贷”“兴农e贷”“新农快贷”等数字普惠金融产品。针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专设“振兴贷”,创新信用评价机制,扩大非权证类资产认定范围,提升经营示范带动的社会效益;突出供应链金融思维,根据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及发展潜力,创新“涉农企业+基地农户”订单农业模式、“农村新型经营主体+农户”帮扶模式、“电商企业+上下游客户”带动模式、“政府+合作社+农户+银行”金融服务模式,全面带动特色产业集约化、协同化发展。

3.多措并举提升农村金融服务便利性。全国农信系统依托互联网和数字化金融技术,构建多维度创新发展模式,提升融资类产品渗透率,强化便民点费用代缴、补贴领取、农贷咨询等民生类服务,不断丰富普惠金融类服务内容。加强金融科技体系建设,开发更有市场竞争力的网络快贷等互联网线上产品,实现精准高效对接贷款需求、准确定位客户群体;线上智能办理贷款,系统自动审查审批;以信用方式发放贷款,支持政府增信、法人保证、抵质押等多种担保。结合系统建设和“万名党员进万村”工程,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持续推进“四级联创”工作和农户信息采集、整村授信工作,真正实现农户贷款线上化、无纸化、移动化、标准化,充分发挥数字技术优势。例如,贵州联社以乡村地区客户金融需求为导向,推进“信合村村通”服务转型升级,围绕农村地区便民利民支付服务,把金融资源配置到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推进支付服务向农村地区下沉,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按照“基础型、商超型、政务型、综合型”模式,推进“金融+N”服务场景模式建设,满足乡村地区生产生活需求,有效提升金融服务便利性。

(四)做实“数字普惠金融+智慧乡村”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1.助力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普惠金融+智慧乡村”对数据的采集能力、汇总能力和应用能力要求极高,这就需要在农村地区建设完备的数字基础设施。2021 年末,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率尚未突破40%,农村金融应依托“宽带中国”战略,加大信贷支持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促进乡村地区的全要素增长率增长。依托“智慧金融”进一步完善征信体系、支付结算体系、监管体系等,助力减少信息不对称、降低金融服务成本、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缓解农村金融的融资约束,保障农村金融服务的安全性和普惠性。例如,昆明联社将金融科技作为一种场景解决方案,串联场景使更多农村地区的居民及生产经营者共享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成果,运用“科技+硬件+场景”的方式为农村普惠金融提供智慧服务支撑,实现单场景到多场景的数字赋能,缩小城乡金融服务差异,感受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带来的便利,有效提升金融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深度和广度。

2.增强农村居民对智慧金融认知水平。基于梅特卡夫法则和长尾理论,数字技术的应用可以有效降低销售成本,提升农业产业链的价值。目前,乡村地区的数字经济人才极为短缺,若能有效提升农户和涉农企业的智慧金融参与度,扩大智慧金融用户群体,让智慧金融服务惠泽乡村地区的每个角落,使智慧金融在三农建设方面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既可以改善数字素质和金融素养,也有利于充分激活农村土地、资本、劳动力的要素市场。此外,根据收益递增模式理论,提升农民的数字经济素养,可以有效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实现“占位优势+规模效应+学习互补+市场协同”的自我迭代良性循环模式,实现乡村地区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例如,云南联社针对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较低、老龄化严重等问题,推出简约专享手机银行,在服务模式上大幅创新:一是界面简洁化,简洁化改造原手机银行界面,对字体、图标、布局等重新设计,并创新支持用户自定义界面。二是转账便捷化,在保证客户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对低频操作使用“三重认证+风险提示”的强风险控制策略,对高频操作使用“密码认证”的弱风险控制策略,在不损失安全性的前提下提高使用便捷性。三是操作语音化,支持纯语音操作导航播报,方便快捷。通过简约金融服务终端改善农村居民智慧金融认知度,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普及度。

3.大力扶持数字乡村和智慧农业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智慧乡村”服务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智慧金融机构与传统业务的合力效应,可以有效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和智慧农业体制机制的创新。目前在国内外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中,已经形成了数字经济与农业农村融合发展的可借鉴模式,如以数据和信息为核心要素的精准农业模式、以信息网络为载体的订单农业模式、以云计算为依托的多元一体化智慧农业模式等。智慧农业的发展有效改善信息不对称、畅通要素流通渠道、降低交易成本、提升风险管控水平、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转型升级等,使智慧金融创新模式发挥出最大效应,助力乡村地区实现数字化发展和智慧化转型。例如,北京农商行以扶持首都农村经济发展、服务农村地区为导向,探索应用生物识别、大数据等技术优化“乡村便利金融”平台,乡村便利服务渠道整体交易量达柜面交易量的28%,成为物理网点有效补充和延伸,有效降低金融服务渠道运营管理成本,提高了农村客户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依托数字技术和移动互联网拉近农村客户与金融服务距离,缓解金融地域限制;探索应用生物识别、大数据等技术增强管理手段,提升风险防控能力,使农户“足不出村”享受安全、便捷、完整的金融服务,实现数字金融与智慧乡村协同发展。

(五)做好“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新模式

1.加强顶层设计,完善“信用金融”体系框架。全国农信系统依托“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金融”建设,按照稳步推进、先易后难的原则,构建模型化的信用评价系统,制定农户信用信息采集评价共享标准,制定科学的农村信用等级评价模型和指南,借助大数据平台建设等信息科技手段,推进乡村地区“信用画像”,科学建立高效便捷的信息采集和评价机制,实现以“信”增贷、助贷、换贷、惠贷。同时,通过及时高效地掌握农村经济主体基本信息、生产经营信息、征信履约信息等,将“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金融”纳入大数据信息平台管理,将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为三农领域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层面,切实提升民众对“信用金融”的观念认识,加速推动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向全面、持续、纵深发展,进而有效改善农村地区社会治理。例如,安徽联社依托多维数据平台,创新推出农户群体专属纯信用线上“金农农e贷”,充分融合线下采集数据、政务数据、运营商数据、税务数据等多维度数据,实现农户群体基本特征和信贷需求特点精准画像;采用专家评分卡模型,针对多类人群提供多样化配置选项,实现系统自动审批、灵活定价、科学授信、快速放款,有效推动金融服务下沉,有效提升农村金融服务可得性和便利性,近7 成授信客户为首贷客户,真正惠及基层农户群体。

2.多方发力搭建农村“信用金融”基础平台。全国农信系统充分发挥金融资源的战略引导作用,与政府和企业共同建立科学分工、多层级联动工作机制,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投入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作。探索形成“属地领导挂帅、部门有序分工、监管机构指导、金融机构主办、农户企业联动、第三方机构评估”的农村信用体系构建模式。多方发力搭建统一的“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金融”信息整合基础平台,及时把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等征信机构采录信息整合到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建立农村信用体系数据更新机制,促进信息在政银企户之间的丰富完善、有序交换。同时,依托持续深入的“整村授信”工作,提升乡村地区农户和企业的诚信意识及信用水平,为“信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营造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例如,吉林榆树农商行依托“两服务、四走进,开展四送、做好四员”,以“网格化营销+整村授信”方式,依靠“三三制”背靠背评议交叉授信风控加线上大数据风控支撑,对农村市场进行批量授信。在“整村授信”基础上,全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支农支小金融服务能力,信贷产品真正达到“无感授信、有感反馈、线上签约、线上用信、线上还款、随用随借、随有随还、分次提款、循环使用”,农户和小微企业主“足不出户”即可获得信贷资金,实现信用金融平台的信贷信用高效转换展业模式。

3.以正向机制激活农村“信用金融”内生动力。依托数字普惠金融,探索建立“信息采集数字化+信用评价智能化+信贷投放线上化+社会应用网络化”的“四位一体”新模式,制定科学合理的农户信用激励机制。配合村“两委”开展以信用评定结果为基础的信用激励措施,实现乡村以“信”增贷、以“信”换贷的“信”“贷”良性循环及可持续发展模式。提升乡村振兴“信用金融”承载力,将信用评价结果作为确定授信额度、衡量贷款利息的重要参考指标,对信用“画像”良好的“信用村”“信用户”优先给予信贷资金支持,在授信、利率等方面给予优惠和便利,为“信用户”提供无抵押担保线上贷款,以“信”赋能,引金融活水“贷”动乡村高质量发展,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信用金融”引导社会资源合理配置的正向激励作用。例如,湖北联社以“政银合作+村银共建+金融村官”为基础平台,融合村组经管站和行内贷款数据,为农区客户提供无抵押、纯线上的信贷金融服务“荆楚小康贷”。通过村“两委”、村民代表、农商行共同参与的三方评议方式,进行精准高效的筛选与分析,实现无抵押授信;通过手机银行、线下网点、助农终端等多种用信方式,为客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低成本实现小额信贷产品金融服务全覆盖。通过完善的名单制管理,稳步拓宽信用金融受惠面,激活乡村信用金融内生动力,助力农村金融健康发展。

四、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战略之间存在着一个长期且稳定的均衡增长关系,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方式是动态的、相互的、双向的。随着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稳步发展,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是不断优化和持续完善的,数字普惠金融的辐射作用能够在更高水平、更高层次上助推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也伴随着制度完善和技术成熟反作用于数字普惠金融,加速其向更高阶段发展,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黏性与相互影响程度也逐步增强,随着时间推移,两者之间呈现出更高水平的耦合。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发展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是乡村振兴战略加速实现的重要金融保障路径。

第一,持续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顶层设计。伴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理念的提出,国家已出台一系列政策,定向引导数字普惠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完善数字普惠金融顶层设计,以完备的制度体系适应区域发展实际,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全面统筹协调发展,是夯实数字普惠金融助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一是制度层面,强化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全面对接,将数字普惠金融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总体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数字普惠金融的总体发展目标、实施路径、功能定位等。二是规划层面,结合国家2035年远景目标,做好数字普惠金融中长期发展规划,结合数字乡村建设分阶段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所需制度环境,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内生动力。三是投入层面,有必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激励创新研发、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为普惠金融数字化转型提供良好的硬件配套和政策支持,以促进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稳健发展。

第二,加快完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保障体系。数字普惠金融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完善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保障体系支撑,应该从完善相关法律体系及规范监管机制等方面,构建有利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保障机制。一是在法律规范方面,完善配套法律法规,明确数字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中应履行的职责,从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和消费者保护层面,对数字普惠金融各参与主体的义务和权利在配套法律法规中予以明确,切实保障每个数字普惠金融参与者的切身利益。二是在监管评价方面,进一步规范监管评价体制机制,通过设立普惠金融发展委员会等,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组织保障,通过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监管工作框架,健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支持政策并建立良性循环考核激励制度。三是在协同联动方面,构建各级政府纵向联动工作机制与银政合作横向协作机制,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营造良性可循环的宏观政策环境和金融生态环境。

第三,重视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中央财政要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地方政府要积极筹集资金,大力提升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对于乡村地区,应加大光纤覆盖、尽快启动5G 建设,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高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水平和服务效率具有基础性作用。通过完善农村金融体制的建设,利用农村金融体制来促进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推动市场的流动化和平台化,从而实现农村金融稳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能够在乡村顺利实施。要充分利用数字普惠金融来拓展信息获取渠道,持续提升信息共享度,减少农村普惠金融信息不对称,借助大数据平台对农村居民个人的消费行为和借贷行为进行画像,准确评价借款人信用状况,提高违约成本,降低数字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和交易风险。因此,要想更好地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必须加强信息收集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布局。

第四,持续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信用体系建设。有效解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借助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客户信息进行精确采集、识别,建立健全农村信用体系,缓解放贷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为客户提供更全面、更优质的数字普惠金融服务。在我国现行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模式中,推广实施成本最低、效果最好的是“涉农金融机构主导模式”。通过建立完善的信用体系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参与者进行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不断积累、循序渐进净化乡村地区信用环境。此外,建立数字信用信息平台,完善农村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控制信贷风险,激发涉农金融机构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推广使用,因地制宜地提供乡村振兴差异化金融服务,持续降低金融服务边际成本,保证金融机构在乡村地区的可持续发展,更好实现数字普惠金融的“数”“信”“普”“惠”,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各环节各层面,为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效支持。

第五,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创新普及。助推金融机构加大数字金融服务及产品体系创新,提升其数字金融服务能力和水平,更好满足农村人口对数字普惠金融产品的需求。一是鼓励金融机构加大云计算、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嵌入力度,针对农村居民数量多、单笔金融服务需求小、轻资产等特征,创新授信、担保及反担保机制,提升金融服务的普惠性。二是积极推动农业供应链数字升级,加大区块链技术的嵌入力度,创新和拓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及应用场景。三是加快推进普惠金融产品全流程线上化,通过加大金融产品有效供给扩大金融产品覆盖率。积极加强农村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知识推广与普及,提升农民金融素养,确保长尾客户对数字普惠金融有清晰认识,让农村居民和小微企业明确自身金融产品需求,构建包容性强的乡村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体系,稳妥实现数字普惠金融更广更深覆盖,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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