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娟娟

(兰州财经大学 a.经济学院； b.经济研究所，兰州 730020)

提要： 区域协调发展是新时代我国的重大战略目标之一，随着数据要素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贡献加大，区域发展格局产生新变化。以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为着力点，研究产业数字化对区域发展格局演变的影响。研究表明：第一，产业数字化使区域经济发展再次面临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数字化能力决定着区域在数字经济时代宏观经济中的位置。第二，以经济距离和产业分工为核心的区域经济联系使产业数字化形成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分布格局，打破了以行政区划分布的区域发展格局。第三，第二产业的数字化质量直接决定着各区域在区域发展格局中的权重，攻克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难题的工程使产业数字化向主要城市群收敛，因此，南北差距缩小，东西差距加大，胡焕庸线依然未被跨越。第四，鼓励企业数字化发展、提高可自控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共享程度、加大新基建区域覆盖度和引入碳金融是扩大产业数字化区域分布范围的有效措施。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制造业分工呈现出发达国家逆向回流和发展中国家高端跃迁并存的格局，全球价值链整体和环节的效益最大化成为关注的焦点，逆全球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博弈进入持续状态。进入21世纪，金融危机诱发的长期低速发展使各地区均将挖掘和培育新经济增长点作为激活经济动能的引擎。具有可复制、可共享和无限增长特性的数据[1]逐渐渗透于各个生产环节，通过改变生产过程中要素的投入种类和比例使产业摆脱传统要素的束缚[2]，通过促进市场竞争和优化产业分工降低市场扭曲度[3]。数据的核心地位日益显著，Walker更是将数据、数字技术称之为制造业的关键生产要素[4]，从技术、业务、运作和市场等维度不断推进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5]，互联网制造业、制造性服务业等融合性产业出现，企业的产业参与度和分工位置发生根本性变化[6]。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融合，产业数字化进程开启，由于产业数字化能够增强个体参与积极性、降低交易成本、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使企业在“两化”(即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融合中更易于得到范围经济蕴含的价值增值(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2015)，因此各国加速收缩产业链、供应链和市场供求网络，逆全球化和内向化的产业链发展趋于主流。新冠肺炎疫情直接将叠加的世界经济矛盾和国家间的利益博弈显性化，全球化程度较高的产业链甚至面临断链的风险，基于数字经济已有的发展基础，以逆全球化和内向化为导向重构全球产业链成为主导。

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融入产业链使产品的市场匹配度和资源配置效率同步提高，企业参与产业分工的市场理性更高，需求牵引供给的创新赋能效果显著大于仅供给端发力创造市场的效果[7]，分工链交易费用下降[8]，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价值差距缩小，微笑曲线趋于平缓[9]，以新技术应用为场景的数字经济形态[10]使逆全球化和内向化的产业链建设道路更加坚定，数字经济成为全球GDP的重要支撑。2018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为30.2万亿美元，2019年达到31.8万亿美元，在全球GDP中的占比由2018年的40.3%上升至2019年的41.5%，上升1.2个百分点。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冲击的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以3%的增速达到32.6万亿美元，与-3.6%的全球GDP增速形成鲜明对比，数字经济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能①。在主要由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组成的数字经济规模中，产业数字化占据绝对比重，2019年，全球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分别为15.7%和84.3%，占全球GDP的比重分别为6.5%和35.0%①，发达国家在数字经济时代依然处于领先水平和主导地位。作为全球工业体系最完备的国家，全球重要的生产基地和亚洲供应链中心[11]，我国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世界经济格局中话语权重迅速提升，数字经济也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数字化更是完善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12]和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然途径[13]。

全面数字化的国内外环境深刻影响着我国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服务型制造为代表的产业融合[14]引起学术界对数字技术和实体产业融合能够创新产业业态的高度关注，并将其概括为新型制造模式[14]、新商业模式[15]和新兴产业业态[16]。产业数字化的推进直接影响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创造了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目标的新机遇。从发展现状看，以经贸往来和产业分工参与国际经济合作较多的东部地区与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同步开启产业数字化进程，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数字经济时代进一步得到高质量的提升，拥有大量传统产业的中西部地区因数字技术通用性和数字设施普及性的提高也获得了缩小与发达地区差距的机会。从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结果看，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效率较低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作用更大，人力资本投资和产业结构升级是数字经济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两个渠道[17]，产业数字化能够缩小区域发展差距[18]。彭炳忠等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区域，发现数字经济对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升级存在促进作用，但对上游地区的影响大于对中下游地区的影响[19]，验证了杨慧梅的观点。吕明元等从宏观视角认为大数据对我国各省份制造业的高级化和合理化均有推动作用[20]。盛斌等以2005—2019年的发展数据为论据证明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逐年缩小，但制约因素使收敛速度降低，且数字经济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相关性[21]。传统经济运行机制下形成的区域发展格局，或因中西部地区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实现区域协调发展。为此，本文以产业数字化视角研究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变化，研判产业数字化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可行性。

一、产业数字化使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发生变化

产业数字化使区域经济发展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需求倒逼供给加速数字化进程，尤其为中西部地区明确了发挥后发优势的方向。另一方面，数据信息加速了生产要素的集聚性，虹吸效应被进一步放大，欠发达地区发展经济的难度加大。加之各区域对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内在逻辑认识的偏差，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复杂化。

(一)数字化提高经济集聚水平

不受时空约束的基本特性使数据信息以零界交易成本快速与经济社会体系融合。产业基础坚实、竞争力强的国家和地区以更大的利润空间、更优的产业环境在数字经济时代对生产要要素形成更加强劲的虹吸效应，经济集聚水平极高。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为31.8万亿美元，从收入水平看，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为24.48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达到76.98%，中高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规模为6.62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20.82%，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0.75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2.36%。从经济发展水平看，发达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23.54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74.03%，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规模为8.30万亿美元，在全球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26.1%。美国、中国、德国、日本四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的78.1%，2018年达到81.59%。高收入国家、中高收入国家和中低收入国家数字经济规模在本国GDP中的占比分别为47.9%、30.8%和17.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在本国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1.3%和26.8%。美洲、欧洲、亚洲、大洋洲和非洲数字经济规模在本区域GDP中的占比分别为54.4%、37.9%、33.2%、19.0%和18.5%。德国、英国、美国是数字经济规模在本国GDP中占比位居全球前三位的国家，占比分别为63.4%、62.3%和61.0%，而2018年位居前三位的国家是英国(61.2%)、美国(60.2%)、德国(60.0%)。2019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在GDP中的占比为36.2%，同比增速为15.6%，主要源于实体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产业数字化能够保障经济社会体系的高质量发展。依托坚实的工业基础，德国稳居全球产业数字化占比数字经济规模第一的位置，2018年和2019年这一比重分别为90.0%和90.3%，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为80.2%①。

数据要素在经济体系中作用日益增大，我国数字经济的集聚性进一步提升，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城市最大差率为24.93，产业数字化水平的城市最大差率达到41.43，位列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以数据要素效率衡量为标准)前十的省(直辖市)分别为广东、江苏、北京、浙江、山东、河南、四川、上海、湖南、河北；位居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前十的省(直辖市)分别为广东、江苏、北京、上海、山东、浙江、河南、四川、湖南、河北，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是重合的，这使生产要素的集聚水平更高。以数字经济发展指数为衡量指标，2019年，北京占京津冀城市群的48.1%，上海占长三角城市群的28.7%，广州和深圳占珠三角城市群的57%，成都和重庆占成渝城市群的62.2%。我国产业数字化指数达到2953.71点，同比增长91.3%，省级指数均值为95.28，是2018年的两倍，这是云化程度提高的结果。2019年，我国用云量达到1012点，较2018年增加548点，增长118%，其中上海、北京、广东等三省(直辖市)合计用云量占全国总用云量的83%。从产业数字化规模在全国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看，2019年，华东地区为32.67%，华南和华北地区占比共计约为33%，华中和西南地区占比共计24%，西北和东北地区占比共计10%②③。可见，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与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

(二)数字经济发展速度快

后金融危机时代，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传统经济形成鲜明对比。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同比增长率为5.4%，同期，全球GDP同比增长率为3.1%①。从人均收入和经济发展水平两个维度看，数字经济增速快于GDP 增速成为很多国家的现状(见表1)。在人均收入标准下，中高收入国家、中低收入国家的数字经济增长率高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平均增速；在经济发展水平标准下，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经济增速高于全球数字经济的平均增速，这表明数字经济在有产业基础、但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作用更大。从与同期GDP增速比较看，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支撑一国经济活力的支柱。2019年，我国成为数字经济增长率最高的国家，达到15.6%，同比增速超过10%的国家分别是塞浦路斯、保加利亚、泰国和越南等4个国家，除西班牙、芬兰、挪威、希腊和瑞典的数字经济同比增长率小于1%以外，其他国家的增速介于1%～6%①。全球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数字化在国际经济中权重不断加大，从2005年到2018年全球数字支付服务贸易规模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44.0%上升至50.2%④，数据跨境流动的安全性已经具有较高保障性，因此，新冠肺炎疫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加速数字化进程。

表1 2019年全球数字经济与GDP增长率对比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全球同步。从规模看，我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扩大，从2005年的2.6万亿元增长至2020年的39.2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的16.43%，与位居第一的美国(占全球数字经济规模41.71%)存在较大距离；数字经济规模在我国GDP中的占比达到38.68%，与43.7%的全球平均水平存在差距，与德国(66%)、英国(66%)、美国(65%)和韩国(52%)存在显著差距①。从增速看，2020年我国数字经济增长率为9.7%，较2019年下降5.9个百分点③，这与新冠肺炎疫情直接相关，一方面需求端拉动乏力，另一方面，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的短板难以在短期内弥补，这使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引擎的数字经济面临挑战。2017—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的复合增长率达到133.5%，在数字经济中的占比超过70%，2020年达到80.9%③，然而，深入至数字经济的产业渗透率看，数字技术在我国二产中的渗透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这既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机遇，也是关键性短板。

(三)中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的方向明确

以技术应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使先发地区以较低的交易成本快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具有坚实发展基础的区域全面进入高质量发展轨道，致使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持续化。2019年，位居数字中国指数(以数字技术应用水平为标准)前十的省(直辖市)依次为广东、江苏、山东、北京、上海、浙江、河南、四川、河北和湖南。自2015年以来，数字经济发展位居前十的省(直辖市)变化较小，东部地区处于绝对领先位置。较之传统经济模式的虹吸效应程度，数字经济使生产要素的极化程度更高。2019年，华北、华东、华南地区的用云量占全国总用云量的91%，云化程度与数字经济规模显著正相关③。剖析区域数字经济内核，数据信息的产业性特质和产业的数字化进程是关键，后者更是主要贡献者，在数字经济规模中的占比超过80%。数字经济的区域差距主要源于产业数字化发展差距，2019年位列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前一百名城市的产业数字化最大差率达到41.43，数字经济最大差率为24.93，这主要源于数字文化、数字政务、数字生活等指数最大差率的拉升(分别为15.10、14.78、13.52)，若将全国所有城市纳入研究体系，各指标的区域最大差率会更大⑤。然而，从我国产业布局看，依托资源禀赋和国家整体布局需要，大量传统产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坚实的产业基础和转型升级的内生需求，使中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具备融入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产业引擎，因此，从发展增速看，中西部地区在多项数字经济指标中位居前列。

2019年，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增速位居前十的省(直辖市)分别是上海、陕西、河北、河南、江苏、山东、湖南、北京、安徽和湖北，位居前十的城市分别是上海、合肥、西安、南京、邯郸、兰州、石家庄、咸阳、赣州和郑州，这一发展结果主要源于产业数字化的贡献。2018年，用云量位居全国前30的城市中有6个西部城市，中部入列的城市更多。2019年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增速位居前10的城市(自治州)均位于中西部地区，分别是商洛、新余、临夏、定西、陇南、庆阳、甘南、通化、阿坝和金昌，其中5个属于甘肃省②。2019年，中部和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增速分别高于东部地区13.4个百分点和6.7个百分点，呈现出东慢西快的局面，而2018年数字经济发展增速还是东快西慢的状态③。较之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产业数字化刚起步，部分地区甚至尚未开始，但是立足已有成绩，中西部地区已经明确了发挥后发优势的方向，即推进地区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的融合。

(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互促互进

自数字经济的概念提出以来，经过理论、技术和实践的融合、完善和论证，数字经济在全球得到普遍认可和全面发展。从影响看，数字经济使经济行为的主体发生根本性变化，消费端以数创体验为主导，从被动消费转向体验共创；供给端聚焦数据赋能，从标准化发展转向精益化发展；政府开始关注数字治理，功能定位从管制转向服务。从发展理念看，数字经济进入动态开放的体系化发展轨道，从两构件(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到三构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治理)，再到四化框架(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数字化治理和数据价值化)，数字经济体系不断完善。从经济贡献看，数字经济规模主要源于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从内涵界定看，数字产业化是数据信息的产业化发展，即信息通信业，具体包括电子信息业、电信业、软件和数字技术服务业和互联网产业等；产业数字化是传统一、二、三产业应用数字技术带来的生产数量增加和生产效率提升。从发展结果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均可以独立核算，数字产业化先于产业数字化对经济发展产生贡献，但应用数字技术新增的实体产业产出是数字经济规模的主要组成部分，产业数字化的贡献大于数字产业化。

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存在极强的内生关联，产业数字化与数字政务、数字文化、数字生活显著正相关，因此，尽管2019年产业数字化的区域最大差率达到41.43，但是数字文化、数字政务和数字生活的区域最大差率较小，产业数字化的区域差距将趋于收敛。从发展现状看，在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一线城市主要是产业数字化驱动，在后线城市是产业数字化和数字政务双轮驱动，在部分城市甚至主要是数字政务驱动。从贡献相关度看，数字文化指数每增加1点，产业数字化指数将增加21.49点，数字政务指数每增加1点，营商环境改善约0.02个点③，与GDP呈正向关联，数字生活指数则直接倒逼供给端走产业数字化发展道路。数字产业化推动实体产业进入数字化时代，产业数字化促使数字产业化不断提高质量，二者是紧密关联的独立体。

二、产业数字化使我国区域发展格局发生变化

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激活了城市经济发展活力，数据要素使经济距离相近区域的经济关联更为紧密，产业数字化形成了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分布格局，南北区域差距快速缩小，但是在东西维度下依然未能突破胡焕庸线，甚至出现向核心城市收缩的趋势。

(一)数据要素激发城市经济发展活力

以数据要素、数字技术研发和应用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其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体系、收入水平和人口规模显著正向相关。较为坚实的经济发展基础是城市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有利条件，具有一定发展能力的西部地区城市也获得数字经济红利的辐射。2019年，位列数字经济发展指数前10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有10个，分别是成都(第5名)，重庆(第6名)、西安(第11名)、贵阳(第36名)和兰州(第52名)等城市。位列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前10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有9个，分别是成都(第5名)、重庆(第7名)、西安(第10名)、贵阳(第39名)和兰州(第52名)等③。能够进入这两个数字化指标的西部地区城市基本是重合的，拥有主导产业或相对优势产业是这些西部地区城市取得数字化发展成绩的根本。

从发展潜力看，电子商务使人们在理念层面认可虚拟商务与实体商务并存的商务格局。较之产业数字化发展，数据信息在居民生活服务领域具有更高的渗透率。2019年，位列数字政务指数前10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有9个，分别是成都(第5名)、重庆(第6名)、西安(第14名)、贵阳(第58名)和乌鲁木齐(第73名)等城市。位列数字文化指数前10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有13个，分别是重庆(第5名)、成都(第6名)、西安(第9名)、贵阳(第25名)和兰州(第32名)等城市。位列数字生活指数前10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有14个，分别是成都(第3名)、重庆(第5名)、西安(第9名)、贵阳(第29名)和兰州(第32名)等城市③。较之产业数字化指数较大的区域最大差率，生活服务类指标的区域最大差率较小，生活领域、认知理念和营商环境等方面的数字化水平是具有传统产业发展基础的城市和地区加速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的有利保障，因此，以用云量来看，尽管依然高度集中于产业基础坚实的一线城市，但是传统产业竞争力强或具有先进制造优势的西部地区城市也能够跻身用云量前列。2018年，位列用云量前3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分别是南宁(第7名)、成都(第10名)、重庆(第15名)、西安(第24名)、贵阳(第28名)②。2019年，用云量增速和排名上升位居前列的多为北方和西部地区城市。数据激发了城市经济活力，在经济密度较高的中心城市和省会城市尤为明显。

(二)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区域分布格局正在形成

数字经济激发了城市的发展活力，使城市之间构建联系的成本降低，密切度加深。数据信息的共享性和透明性使经济距离在城市之间形成经济联系的作用更大，因此，城市群分布的区域发展格局正在取代行政区分布的区域发展格局。2018年，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中原和关中平原7个城市群的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总和在全国数字经济发展指数的占比达到64.46%，同比增长率平均为75.83%，同期，其他地区城市的数字经济同比增长率平均为59.86%。其中，京津冀、长三角和关中平原等城市群的同比增长率均超过90%，长江中游城市群和中原城市群的同比增长率介于80%～90%，珠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的同比增长率略低于80%，七大城市群占我国国土面积的14.41%②。2019年，向主要城市群集聚分布的特征进一步强化，在七大城市群的辐射带动下，哈长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呼包鄂榆城市群、兰西城市群的数字化进程加速，11大城市群的数字经济指数总和占全国数字经济指数的比重超过70%②，占我国国土面积的21.21%⑤。2020年，产业数字化的城市群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但核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突显。产业数字化的高质量推进是这些城市群数字经济发展迅速的关键支撑，但不同于有一定规模的实体产业能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城市经济，城市群的产业发展可以不受行政区划影响，以产业链建构城市间的经济联系。

在技术保障和市场需求支撑下，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分布格局在数字技术和实体产业的融合中快速形成，但受制于技术、设施和市场的制约会逐渐放慢扩展步伐，甚至出现收敛趋势。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城市群中的核心地区依然在数字化的轨道上加速前进，广东和浙江领跑全国的产业数字化，江苏和四川领跑全国的数字产业化，广东和北京领跑全国的数字科技，所在城市群涉及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和成渝等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以绿色低碳、生物、现代服务、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产业为主导；长三角城市群以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产业为主导；京津冀城市群以高端装备制造、先进制造和现代农业等产业为主导；成渝城市群以汽车制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现代农业等产业为主导。顺应产业链和产业关联的要求，核心城市带动所在城市群发展，辐射关联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例如，京津冀城市群辐射中原城市群和哈长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辐射长江中游城市群。同时，核心城市群已经建构了良性的产业数字化循环体系，珠三角城市群以数字科技和产业数字化互相支撑使产品的供给端和需求端矛盾基本消除；长三角城市群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内在逻辑清晰；京津冀城市群产业结构互补，科技支撑强劲；成渝城市群坚持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并进。产业数字化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分布格局基本形成，延伸和扩展力度与产业及其配套设施紧密相关。

(三)东西差距持续与南北差距缩小并存

在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推动下，我国产业链从简单线性模式向复杂网络模式演变，交易成本显著下降，人口质量红利加速释放，不仅使产业分工边界拓展，融合性产业产生，还使产业链各环节的价值回报率和利润值差距缩小，有助于产业链内共同富裕的实现，但是受空间布局的影响，我国产业链分布具有显著的空间集聚性。从数字技术的应用要求看，制造端的标准化水平越高，数字技术应用力度越大，产业数字化进程越快。从产业数字化可持续推进的条件看，数字产业化使人们对消费体验和消费者剩余产生更高和更多元化的要求，需求倒逼产业数字化发展，但是深化产业数字化则需要市场的高效反馈，因此，在条件较好的产业领域，数字化进程开启后均进入高速发展阶段。

较之其他方面的数字化发展，我国的产业数字化增速最快，基本集中在一线城市和以其为核心的城市群，这些区域均在胡焕庸线以东。2020年，位列我国城市群发展前10位的城市群依次是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长江中游、山东半岛、粤闽浙沿海、中原、关中平原和北部湾等城市群。位列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第一梯队的城市是北京、深圳、上海、广州；第二梯队的城市是成都、重庆、东莞、长沙、郑州和杭州。产业基础、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和市场动力使产业数字化能够在这些地区的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中高效推进，产业竞争力大幅提升。

新兴产业不断产生，产业结构和产业体系顺应数字经济时代的要求优化和完善，使产品能够有效保障国内大循环良性发展的同时充分融入国际循环，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例如，全球较为完善、与价值链较为协调的产业链主要涉及汽车制造、计算机和电子信息制造等产业，在我国主要分布在中东部地区，在亚洲集中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产业数字化有助于我国在这些产业领域强化产业合作，所在城市或者城市群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即使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依然坚守逐利目标，因此，产业或产业环节迁移至其他地区的难度更大。从结果看，由于区域板块和产业板块之间的分化较大，我国产业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城市排名变化小。2019年，我国产业数字化的区域增长率分别是东部地区为84.64%、中部地区为79.89%、西部地区为68.88%，东西差距依然存在，胡焕庸线仍然未被跨越，但是由于城市群在南北维度下分布较为均衡，因此向主要城市群集聚分布的产业数字化区域分布格局使南北差距缩小，北方地区为80.51%、南方地区为79.79%②③。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和生产要素支撑下形成东西差距和南北差距问题，随着中心城市辐射效应增大，产业分工的空间边界逐渐拓展至中心城市所在城市群和关联城市群。在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加速融合的条件下，城市群在南北地区分布较为均衡、东西部地区分布不均衡的现实成为产业数字化能够使南北差距缩小的基础、东西差距持续的屏障。

三、产业数字化协调区域发展的制约因素

(一)我国产业分布不均衡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以平衡理念和原则规划产业发展，但是受要素禀赋的影响，以自然资源为主要原材料或主要生产要素的产业主要布局在资源富集区。例如，原煤产业主要分布在新疆、内蒙古、陕西、山西、山东、河南、贵州等省(自治区)；天然气产业主要分布在新疆、陕西、山西、四川、广东等省(自治区)。部分在计划经济时代未布局在资源地的能源资源类产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将核心业务逐步迁入资源毗邻区。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区域自我发展能力对产业的市场化布局起到决定作用。在制造业领域，西部地区能够融入产业链的省份有限，例如，塑料产业主要分布在新疆、宁夏、内蒙古、陕西、天津、辽宁、四川、河南、山东、江苏、浙江、上海、广东、福建等省(直辖市、自治区)；汽车产业主要分布在吉林、陕西、北京、天津、辽宁、四川、河南、河北、山东、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湖南、江西、浙江、广西、广东等省(直辖市、自治区)；微型计算机产业主要分布在四川、重庆、湖北、安徽、江苏、上海、福建、广东等省(直辖市)；集成电路主要分布在甘肃、北京、四川、江苏、上海、浙江、广东等省(直辖市)。产业集聚化和集群化发展成为我国产业发展的主要方向，主要产业依然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部地区产业密度高，产业内部与产业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即使是可复制、可共享和无限增长的数据要素也未突破这些空间边界。在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要素进一步向核心城市及其城市群集聚，产业数字化的东西差距更加显著。

(二)政府治理数字化水平差距大

由数字产业化开启的数字经济在深化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以产业数字化为主引擎的格局。较之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数字治理是相对滞后的，但是在搜寻和信息等交易成本大幅下降的数字经济时代，营商环境更为重要。从政府职能看，各级政府和职能部门的角色已经从管理转变为服务，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我国营商环境由2012年的全球第91位跃升至2020年的第31位①。然而，不同于传统经济时代，政策支持营商环境优化的效果存在滞后性，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治理数字化对营商环境的作用可以迅速体现。我国在政府治理数字化方面的用云量显著高于其他方面，2018年，数字政务用云量比2017年增长404.7%，是各领域用云量平均增速的1.86倍②。具体至市级层面，各地政府治理的数字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2017—2020年，位列我国数字政务指数前10名的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北京、上海、成都、重庆、佛山、长沙、东莞、杭州，中西部地区的数字政务增速较快。甚至成为地区数字化的主要驱动力，但是与产业数字化发展的匹配度较低，存在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因此进入前10名的西部地区城市较少。

在产业数字化水平较高的地区，数字政务已经从整体发展阶段进入攻坚阶段，政府治理服务正在向解决“难点”“堵点”“痛点”等高价值领域下沉。2003年，广东印发《广东省电子商务认证机构资格认定和年审管理办法(暂行)》促进电子商务发展。2012年、2017年分别印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加速数字产业化发展。2018年，出台《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更加注重数字经济的顶层设计和数字化治理。2020年，出台《广东省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工作方案的通知》，明确指出要在数据要素高效配置、数字经济核心技术攻关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2020年，广东产业数字化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一，2012—2020年广东数字经济年复合增速达到14.15%，其中，数字化生产指数复合增速为11.73%，数字化供销指数复合增速为16.28%，两项子指标均位居全国第一③。政府治理数字化与产业发展的契合度越高，产业数字化的成本越低。珠三角城市群领衔、京津冀城市群次之、长三角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并驾齐驱的数字政务发展现状使产业数字化必然存在区域发展差距。

(三)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渗透率不同

数字技术与产业融合是传统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但由于产业特性不同，数字技术在各产业中的渗透率存在显著差距。2019年，数字技术在一、二、三产业的渗透率，全球平均水平分别为7.5%、23.5%和39.4%，2020年分别增长至8.0%、24.1%和43.9%，同比分别上浮0.5、0.6和1.5个百分点①。数字技术渗透率在第三产业中最高，在第一产业中最低，我国情况与此相似(见表2)，数字技术在第一产业中的渗透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在二产和三产中的渗透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数字技术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的渗透率均高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均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2020年，数字技术在发展中国家一、二、三产业中的渗透率分别为5.9%、15.7%和25.2%，在发达国家一、二和三产业中的渗透率分别为14.0%、31.2%和51.6%①。数字技术在我国各产业中的渗透率还有充分的提升空间。从增速看，2020年数字技术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的渗透率分别上浮0.7、1.5和2.9个百分点，均高于全球平均水平，在数字技术的一产渗透率中，我国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增速相同，在二产领域，我国高于发达国家-1.8%的增速，在三产领域，我国低于发达国家4.9%的增速①。

表2 数字技术在我国产业中的渗透率 %

数字技术在二产中的渗透率直接决定着产业数字化的进程和质量，但这是全球数字经济的短板，攻克这一难题的能力在一定程度决定着经济体在重构的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提升数字技术在二产中的渗透率，需要技术及时更新迭代、市场动力充足、产业发展基础坚实。立足我国实际，核心城市及其所在城市群具有攻克数字技术与制造业融合中面临的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制约难题的软硬环境，因此，在产业数字化的现行模式下，向主要城市群集聚分布的产业数字化区域发展格局在短期内难以突破。

(四)范围经济效应逐渐显现

传统经济模式下，规模经济效应是企业保持市场份额和竞争力的关键。规模经济效应需要企业不断扩大生产经营规模，通过大规模的产量、精准把控生产经营环节风险和控制成本等措施，降低单位产品成本，保证企业利润。在数字经济环境下，信息成本和信息传递打破生产要素流动的时空限制，数据信息汇集于专业化信息平台，平台赋能使第三方服务市场日趋完善，数字化制造和智慧化制造通过节省大量的人力资本和固定资产投入使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较高的价值增值。

传统经济时代，企业承担涉及产品生产的全部或者大部分生产要素成本，数字经济时代，企业更倾向于将一般劳动力和专项固定资产的成本转嫁为平台经济的成本，企业的数字空间规模快速扩大，物理空间规模大幅缩小。以专业化为标准，数据信息平台的生产要素可以为产业内和环节的所有企业提供标准化服务，产业与企业的关系会高度紧密，范围经济正在取代规模经济推进产业数字化进程。因此，可以将范围经济概括为生产要素在产业或行业内实现价值的范围。在范围经济效应下，产业链上、中、下游的价值差距缩小，研发、制造、销售环节的利润相近，使产业链内实现共同富裕具备可行性。

在《相爷》第一课时教学中，我以预习中令大多数学生印象深刻的相爷“脾气好”为切入口，教学第三自然段，并总结出四步教学法，即“悟：相爷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读：用自己的方式读课文。想：写了和相爷相关的什么内容或者是什么事情。品：抓关键之处写写感受。”要求学生用“四步学习法”学习课文的第2、4、5、6自然段，给学生充分的时间读书思考。

四、促进产业数字化形成城市群分布的格局

(一)加快企业数字化进程

数字化发展是企业融入产业数字化的基本条件，政府和产业部门应积极鼓励企业数字化发展。第一，引导企业积极入驻产业数据信息平台。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入驻产业数据信息平台有利于企业及时把握产业发展动向，降低不确定因素对企业的影响。通过产业数据信息平台赋能，企业可以及时调整供给，有效对接需求。第二，企业必须坚定数字化发展的决心。以产业和区域维度看，效率低下的传统产业和西部地区是我国企业数字化的薄弱点，也是西部地区在数字经济时代继续深陷“经济洼地”的要因。为摆脱这一窘境，西部地区的企业必须坚定数字化发展的决心，针对数字化发展的需要，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和人员配置，尤其是加大产业与数字技术兼具的复合型人才聘用力度。第三，企业加大数字化发展力度。在数字化不可逆的前提下，企业应着力将生产经营的全流程数字化，运用区块链技术隐蔽涉及企业不可公开的数据信息，将可以通过外包服务完成的环节和业务信息公开透明，为企业充分利用数字技术降低成本提供条件。

(二)提高新基建的区域覆盖度

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是在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为产业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发展转型、智能升级和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新基建是产业与数字技术衔接的纽带，其核心是为5G、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提供基础设施，在此基础上才能为新基建产业化、其他产业数字化提供条件。以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市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和工业互联网衡量新基建发展水平，东部地区依然处于领先水平。《加快“新基建”打造城市竞争力新底座》白皮书显示，纳入省级的新基建项目中，东部地区最多，达到406项，中部地区373项，西部地区216项。分省市看，安徽和广东新基建项目最多，分别为280项和165项，河北和山东新基建项目在重点基础设施建设中的占比最高。分重点领域看，5G网络与数据中心的空间布局呈现类似特点。2019年，全国新基建竞争力指数为75.3，其中新型网络基础设施指数为76.5，新型应用基础设施指数为74.0，新型行业基础设施指数为75.7，“两化”融合发展指数为86.7。位居全国新基建竞争力前十的省(直辖市)分别是北京(90.1)、上海(86.4)、江苏(86.3)、浙江(83.3)、福建(81.2)、广东(80.7)、山东(79.6)、河南(77.9)、河北(78.4)、湖北(77.6)。中部地区新基建竞争力指数为75，西部地区新基建竞争力指数为71.7⑥。

东部地区新基建领域的绝对优势是其高质量加速产业数字化进程的重要保障，只有加大新基建的区域覆盖度才能使中西部地区大量的实体产业和企业具有进入数字化轨道的设施环境。第一，加大对“东数西算”工程的投入力度。2022年，“东数西算”工程正式启动，规划在内蒙古、甘肃、贵州、宁夏、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和成渝等8个地区建设10个国家数据中心集群⑥。通过数据中心的东西分布布局，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从功能定位看，西部4省份承接的数据枢纽点建设在短期内是服务于东部地区产业发展需要，但是可以有效拉动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鉴于西部地区的国土面积和设施基础，应当在现有投资力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地区新基建建设的支持力度，将中西部地区跨区域的国家级数据枢纽点建设纳入国家规划。第二，加强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推动国家骨干网和城域网协同扩容；开展千兆光网提速改造；完善卫星通信、导航、遥感等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发展泛在协同的物联网；统一新基建建设标准，使各个平台能够互联互通。第三，加快工业互联网的专业化进程。立足我国数据分析能力较弱的实际，着力推动新一代移动通信网络与产业的融合。以专业化为基本要求，分产业完善工业互联网，以便形成专业化的产业数据信息平台，推动产业数字化发展。

(三)加大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研发领域的数据信息共享力度

逆全球化加速全球产业链重构，内向化发展对各国产业链的安全稳定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在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领域有较为明显的短板，为了确保我国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制造领域中的核心技术自控水平已经提高[22]，但是距离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要求还有差距。鉴于专业数据量和数据信息分析能力均不足的实际，加大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数据信息的共享力度，有助于研发领域实现创新突破。

第一， 扩大自控水平较高的核心技术应用区域。将我国自控水平较高的核心技术尽可能应用至产业领域，通过云平台扩散至中西部地区相关产业。通过广泛应用，以海量样本数据为支撑，实现相关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研发突破。第二，提高国产关键零部件的使用率。针对达到进口替代水平的关键零部件，国家应从政策鼓励、市场引导等方面引导企业购置国产的关键零部件，通过大规模使用，获取更新迭代的数据信息，使达到进口替代水平的关键零部件可持续更新。第三，鼓励多主体参与技术难题攻克工程。面对尚未攻克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难题，从产业维度，鼓励分布在各区域的相关产业、企业参与难题攻克工程。通过共享数据信息平台汇集的数据，分析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在我国不同区域产业中的使用情况，研发与我国产业发展匹配度更高的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

(四)发挥碳金融在产业数字化中的作用

随着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专业化的金融服务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要求。在“双碳”目标的约束下，生态与经济的协同共生成为区域经济关注的长期焦点，以服务“双碳”目标为业务核心的碳金融产生。将碳金融与产业数字化融合则能够有效助力我国“双碳”目标实现。第一，碳金融支持碳排企业汇集生产环节数据信息。我国工业领域，尤其是传统制造业和能源化工产业碳排放力度较大，加大对这些产业、企业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业务数据收集、汇集至产业数据信息平台的金融支持力度，有利于企业通过数据信息平台及时了解产业发展动向，降低企业发展成本。第二，碳金融支持企业建立碳预警机制。产业数字化能够精准把控生产经营各个环节的情况，碳金融应充分利用产业数字化这一优势，支持高碳企业建立碳预警机制，促使企业积极主动转型升级。在一些战略性产业领域，可以促使国家从顶层设计层面降低央企、国企的技术垄断程度，推动产业向“双碳”目标迈进。例如，将能源化工央企把控的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在能源化工产业及其相关产业推广。第三，碳金融支持产业数据信息平台建立碳追溯机制。在已经开启数字化的传统产业中，碳金融支持产业数据信息平台加入碳追溯模块，对碳排超标的企业环节进行追溯，缩减不能减排企业的数据信息共享权限。

数字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发展使区域经济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发展环境中呈现发展新动向，产业根基成为各区域获取数字经济红利的重要基础，因此，向主要城市群集聚的产业数字化分布格局形成并趋于稳定。从区域协调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格局突破了行政区划限制，南北区域差距趋于缩小，东中西差距趋于强化，第二产业的数字化进程和质量是我国及其各区域产业数字化的短板，但又是保障区域经济发展、促进产业数字化向更大区域范围扩展的关键。在认可数据是生产要素，因此具备逐利特性的前提下，鼓励企业数字化发展获取平台赋能、提高中西部地区的新基建覆盖度、加大制造业领域关键零部件和核心技术的共享水平，并以碳金融支撑产业数字化发展，使高碳产业能够融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和高质量达到“双碳”目标，从而使中西部地区的城市群得到核心城市群产业数字化的辐射。

注 释：

②相关数据见腾讯研究院.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19)。

③相关数据见腾讯研究院.数字中国指数报告(2020)。

④相关数据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综合司国际贸易综合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春季)》。

⑤产业数字化、数字文化、数字生活和数字政务的区域最大差率是作者依据报告中城市数据计算所得，11个城市群所占国土面积是作者依据中国自然资源部数据加总所得。

⑥参见赛迪顾问：《加快“新基建”打造城市竞争力新底座》白皮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