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启超

(浙江大学 文学院，杭州 310058)

提要： 现代斯拉夫文论的一大学派——“布拉格学派”，以其对语言、文学、艺术、美学中的“结构”“功能”“符号”之跨学科跨文化的开拓性研究，被誉为20世纪结构主义运动第一驿站。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主要借助于美英学者的著述来了解捷克结构主义语言学、诗学、文论建树。其实，对捷克结构主义的深入考察，不应忽视捷克本土学者的视角。对“布拉格学派”遗产的深度开采，有必要听取来自布拉格学界的声音。经由与捷克学界直接的学术交流，可以观察捷克学者视阈中的布拉格学派形象的建构；梳理捷克学界对布拉格学派的回望与探讨，则有助于进入布拉格结构主义文论的深耕。

继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后，现代斯拉夫文论中具有世界影响的一个学派便是捷克结构论学派，著名的“布拉格学派”( the Prague School )，即“布拉格语言学小组”(Pražsklingvistickkroužek / the Cercle linguistique de Prague / Prague Linguitic Circle ——PLC)。

相对于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国际学界对“布拉格学派”遗产的开采起步较晚，规模较小，成果也没有那么丰厚。相对于语言学界与符号学界，国际诗学界与文论界对“布拉格学派”的诗学理论、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遗产的研究更显得逊色。长期以来，中国学界主要借助于英美学者的著述来了解“布拉格学派”原本就是其中一环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诗学、文论。现在看来，这显然是不够的。

在英语学界，对“布拉格学派”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遗产的系统整理，始于加尔文(P.L.Garvin)的《布拉格学派读本：美学、文学结构和风格》(APragueSchoolReaderonAesthetics，LiteraryStructureandStyle.1964)，正面的整体的研究则始自韦勒克的一本小书《布拉格学派的文学和美学理论》(TheLiteraryTheoryandAestheticsofthePragueSchool.1969)。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有马特伊卡(L.Matejka)与提图尼克(I.R.Titunik)编选翻译的文集《艺术符号学：布拉格学派的贡献》(SemioticsofArt：PragueSchoolContrebutions.1976)，彼得·斯坦纳(Peter Steiner)编选翻译的《布拉格学派著作选：1929—1946》(ThePragueSchool：SelectedWritings， 1929—1946.1982)，加兰(F.W.Galan)的著作：《历史结构：布拉格学派专题研究(1928—1946)》(HistoricStructures：ThePragueSchoolProject， 1928—1946.1984)，施特里德( J.Striedter )的专著：《文学结构、演变和价值：俄罗斯形式主义与捷克结构主义之重审》(LiteraryStructure，Evolution，andValue：RussianFormalismandCzechStructuralismReconsidered.1989)。

俄语学界对“布拉格学派”的关注，几乎与英语学界同步。20世纪60年代，《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文选》(Пражский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кружок .1967)得以面世；在苏联结构-符号学的重镇塔尔图大学，尤里·洛特曼( Ю.М.Лотман )开始领衔组织穆卡若夫斯基文选的编选与翻译。可是，俄译两卷本文选的出版却一直要等到苏联解体。1994年，《扬·穆卡若夫斯基美学与艺术理论研究》(Мукаржовский Ян :Исследвания по эстетике и теории искусства)终于在莫斯科面世，1996年，“俄罗斯文化语言”出版社推出《扬·穆卡若夫斯基结构诗学》(Мукаржовский Ян：Структуральная поэтика)。洛特曼辞世之前尚且来得及修订自己1969年为穆卡若夫斯基两卷本文选俄译撰写的长篇序文《扬·穆卡若夫斯基——艺术理论家》。对“布拉格学派文论”遗产的整体性研究，在对结构主义没有好感的苏联官方文艺学界，长期处于“不受待见”的状态。及至20世纪80年代末，列宁格勒大学出版社推出一册薄薄的《美学中的结构主义评述)》(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 в эстетике：Критичесий анализ，1989)，其作者是俄罗斯国立师范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的阿列克谢·格利亚卡洛夫(А.Грякалов)。在这里可以找到苏联学者对穆卡若夫斯基结构主义美学理论建树的评述。进入21世纪，直接以《扬·穆卡若夫斯基与捷克结构主义特征》( Ян Мукаржовский и специфика чешского структурализма，2009)为题的一部副博士学位论文，由亚历山大娜·秋林娜(А.Тюрина)在俄罗斯科学院斯拉夫学与巴尔干学研究所斯拉夫文学研究部完成。

“布拉格学派”的一些理论学说确乎被康斯坦茨学派积极吸纳了。深受沃迪奇卡-穆卡若夫斯基学说思想影响的接受美学主将H.尧斯(Hans Robert Jauss)曾经坦言，布拉格结构主义、符号学、接受美学这些互不相同的批评流派之间确有共性：它们都把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问题置于各自研究兴趣的中心。“文学接受和效应理论基本上建立在一种文本科学之上。其理论尝试发展成一种文学交流的理论。这种理论试图正确对待文学生产、接受以及二者相互作用的功能。”[1]395以“康斯坦茨学派”为主要基地的德国接受美学另一位主将W.伊瑟尔(Worfgang Iser)更倾心于文学文本的接受机制，文学作品的生成机制，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交流机制。伊瑟尔曾以“结构”“功能”和“交流”这三个关键词来纵观当代文论演变。伊瑟尔认为，结构分析是描述既定文本、建构意义的方法，但它只限于以描述与分类本身为目的，而遗留了意义的意义问题；功能分析能通过重构过去世界而恢复历史经验，但并不能回答重构的有效性问题；为解决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所遗留的问题，必须引进交流经验者这一维度。它是建立在读者与文本相互作用的方式上，因而不仅包括结构与功能，还为有效性提供了路径。伊瑟尔潜心探讨文学文本的结构如何召唤读者，如何引导读者基于文本的艺术极与审美极而由自在的文本化合出虚在的作品。伊瑟尔明确地把读者与文本之间的互动交流看作文学理论发展的新阶段[2]。在伊瑟尔这种重结构、重功能、重交流的接受美学理论中，对“布拉格学派”思想学说加以吸收的印迹可谓十分鲜明。

这是20世纪60年代开始勃兴的结构主义时代对“布拉格学派”遗产的接受。21世纪以降尤其是近些年来，国际文论界尤其是捷克文论界对“布拉格学派”遗产的回望与新探中有没有什么值得关注的呢？对捷克结构主义的深入考察，实则不应忽视捷克本土学者的视角。对“布拉格学派”遗产的深度开采，实则确有必要听取来自布拉格学界的声音。

近十年来，我们坚持邀请捷克学者来出席中国学界主办的以现代斯拉夫文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2年在北京召开，2016年在广州召开)；我们多次前往捷克参加捷克学界主办的以结构主义文论或中东欧文论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8年在布拉格召开，2019年在布尔诺召开)。我们有意识地加强与当代捷克文论界的学术交流，努力与当代捷克学者直接对话，密切关注当代捷克学者视阈中的“布拉格学派”形象建构。我们在这里且与国内文论界同行分享当代捷克学界对“布拉格学派”的最新回望。

一、结构主义发育谱系中的布拉格学派

捷克学者帕特里克·弗莱克(Patrick Flack)从结构主义发育谱系的分析入手，从结构主义思想范式的考察入手，经由对结构主义不同历史模式的对比，来回望布拉格学派的历史贡献和“结构主义东欧模式”的理论建树。弗莱克看出：“过去二十年里，结构主义谱系研究，以及两次世界大战间结构主义思想背景研究方兴未艾，可如今看来结构主义史主流叙述的弊端也逐渐清晰显现出来。关注结构主义史主流叙述的中心，可以发现一整块‘大陆’消失不见，一大批思想家和思想传统遭到轻慢。”[3]

弗莱克指出，主要见之于语言学史教科书与文学理论著作的结构主义史主流叙述一向推重法国模式。

之所以称之为“法国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该模式极度重视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说法语的瑞士学者)和克洛德·列维-施特劳斯的著作，另一方面也因为该模式通常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巴黎视为结构主义最为繁荣也最为重要的时期(如罗兰·巴尔特、雅克·德里达、茨维坦·托多罗夫等)。根据这种模式，索绪尔通常被奉为结构主义的创始人，也是一位孤独的学术巨人。索绪尔全凭一己之力打破了新语法主义传统，为语言学和符号学开创出崭新的纪元。列维-施特劳斯的关键作用则在于大大拓展了索绪尔关于语言符号的天才见解，将其应用于其他领域，从而开启了20世纪60年代结构主义范式雄霸天下的时代。[3]

在这一模式中，所有人都被融入单一线性的“索绪尔-施特劳斯”传统之中。人们极端重视索绪尔的地位，视其为摆脱以往学术传统的分水岭，是开创结构主义范式独一无二的起始点。无论什么样的结构主义文本，只要不是用英语或法语写成，或翻译成英语或法语，就无法真正融入这一以索绪尔为源头的学术谱系中，只能停留在边缘地带。其实，结构主义还存在“东欧-西欧模式”。结构主义在东欧和斯拉夫的分支与其西欧或“索绪尔分支”有着根本区别。

在弗莱克看来：与法国模式相比，“东欧-西欧模式”至少有三点重要创新。

第一，“东欧-西欧模式”对布拉格学派的描述不同于以往，要详尽得多。“法国模式”对布拉格学派的兴趣主要集中在雅各布森和特鲁别茨科伊两个人身上，而“东欧-西欧模式”对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中捷翼成员的关注度要高得多(例如马泰修斯、哈弗奈克、特伦卡)，同时也关注语言学之外的成员，例如鲍加兑廖夫、德·齐热夫斯基，当然还有穆卡若夫斯基，这位布拉格学派美学奠基人。以往对布拉格学派的评价主要集中于其在音位学取得的成就，如今布拉格学派则呈现为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跨学科项目，其研究领域涵盖美学、文学理论、戏剧研究，以及符号学[3]。

第二，弗莱克十分关注新模式中布拉格学派同索绪尔的关系：

“东欧-西欧模式”带来的第二项大变化是相对削弱了索绪尔的重要性。索绪尔不再被视为布拉格学派直接和唯一的思想来源，常常被引用到的人物还包括波兰语言学家博杜安·库尔特内，音响语文学的倡导者埃德瓦多·西沃斯，甚至还有新语法主义者赫尔曼·保罗，所有这些人都为结构主义的早期起源做出了贡献。同时得到重视的还有俄罗斯形式论学派的贡献(尤里·蒂尼亚诺夫、列夫·雅库宾斯基、叶甫盖尼·波里万诺夫、格里戈利·维诺库尔)。“法国模式”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处于从属地位，时间上也大大滞后，只是凭着托多罗夫在1960年代的努力才被“重新发现”；而在“东欧-西欧模式”中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为早期结构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此外，布拉格学派的思想来源也不局限于语言学或语文学，其他来源也起到了关键作用，尤其是现象学(埃德蒙德·胡塞尔，也包括胡塞尔的俄罗斯学生古斯塔夫·什佩特)、布伦塔诺学派(School of Brentano)(安东·马蒂、克里斯蒂安·冯·埃伦费尔斯)等，以及卡尔·比勒的心理学。[3]

新模式具有更为开阔的思想史视野。在对待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上显得更为客观冷静。

第三，“东欧-西欧模式”的创新还在于削弱了以往的固有观念，无论在语言学领域，还是在思想史领域，不再把索绪尔的著作看成与传统的决裂。布拉格学派所讨论的一系列关键概念(结构、系统、功能等)均有着悠久的历史，不仅见之于新洪堡主义语言学和心理学(海曼·施泰因塔尔、亚历山大·波捷布尼亚)，也见于欧亚主义保守意识形态(彼得·萨维茨基)，以及19世纪斯拉夫哲学家的思想(康斯坦丁·阿科萨科夫)。结构和系统的概念并非与新语法主义决裂后骤然出现，而是在与其他思想漫长的冲突斗争中逐渐出现，凝结成形。其中与德国有机论(歌德)、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黑格尔)，以及德国自然哲学所推崇的一系列概念的斗争尤其关键，这些概念包括整体、形式、有机等[3]。

弗莱克认为，“东欧-西欧模式”的思想史价值显而易见：

“东欧-西欧模式”聚焦结构主义在中东欧的起源，完全摆脱了法国模式的狭隘观点，不再把结构主义的发展局限在“索绪尔-施特劳斯”这一单行道上。“东欧-西欧模式”也完全驳倒了结构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方才繁荣扩展这种论调。事实是布拉格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就已经跨越多个学科，更有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结构主义的思想源泉也不仅是语言学，更有语言学之外的诸多源泉(语文学、哲学、心理学等)，时间上也深入到19世纪。[3]

不过，弗莱克也看出，“东欧-西欧模式”与“法国模式”一样有局限。法国模式几乎彻底抹去了结构主义在19世纪思想的根源，但“东欧-西欧模式”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弊端，仅仅重建了东欧结构主义的历史背景，而且也远远谈不上完整。只要意识到像雅各布森这样的结构主义大家确实同19世纪德国思想有着紧密关联，同时也意识到19世纪思想传统本身就构成一张意义丰富关联紧密而重要的思想之网，就足以引领人们更深入探索这张思想之网上的相互关联，更细致入微地描绘出结构主义范式的思想图谱。确认结构主义思想经过了漫长的变化，方才从19世纪德国思想之中脱胎而出。由此帕特里克·弗莱克提出，结构主义史叙述中应有第三种模式——“雅各布森模式”[3]。

弗莱克所观察到的结构主义史叙述中的“东欧-西欧模式”，显然在推动学界对布拉格结构论学派历史建树的深度检阅。这是结构主义思想史研究中发自捷克学界的声音，这是对英语学界、法语学界或俄语学界结构主义思想史梳理中的重要修订与补充。

二、流亡中的布拉格学派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一文是斯拉迪克在第2届现代斯拉夫文论与比较诗学国际研讨会(2016年6月24日至26日在广州召开)大会上的报告。这个报告的题目也是有针对性的，针对的是国际学界结构主义史主流叙述中广泛流行的观点。通常认为，1939年11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军占领，捷克境内大学被关闭之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研究活动就停止了；或者说，由于1938年6月特鲁别茨柯伊的逝世，1939年春雅各布森被迫移民，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活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业已瘫痪。或者说，雅各布森的离开事实上意味着布拉格学派的终结。著名英国文学理论家特里·伊格尔顿在其一版再版且有多种文字译本的《文学理论导引》(1983，1996)里也这样叙述，“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建立于1926年，持续存在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昂德瑞·斯拉迪克在这个报告中则聚焦于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新处境，梳理了布拉格学派在这个非常时期的活动情况：马泰修斯、穆卡若夫斯基、哈弗拉奈克、维尔特鲁斯基、斯卡利奇卡等人在艰难的处境中继续出版专著，《语言与文学读本》等集体著作也得以与读者见面，甚至《词语与语言艺术》这份学刊也一直发行到1943年。这个时期布拉格学派活动大体不变，会议和演讲持续举行。1939年5月至1945年4月，穆卡若夫斯基前后进行了11场演讲。这几年可以说是他一生的开创性探索得以完成、回顾和新主题得以继续的时期。经由这一番梳理，昂德瑞·斯拉迪克得出的结论是：

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都是捷克学术研究持续进行的中心。它还提供了正常时期大学所能提供的成果。它保护了学生和初级研究人员，将他们引向学术领地。这对于捷克结构主义重要传统的持存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捷克语言学、文学批评、美学和戏剧研究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5]10

在这里，斯拉迪克对大战时期的布拉格学派这一回望略显简略。大会上宣读的报告毕竟要受到时间的限制。在《布拉格学派结构诗学的蜕变》一书里，昂德瑞·斯拉迪克为《流亡中的布拉格学派 1939—1948》单独设立整整一章。他对布拉格学派的回望在这里有机会得以详细展开。

在这里，我们自然可以看到这位捷克学者对“结构主义领航员”雅各布森的评述：

对塑造流亡中的布拉格学派有最杰出影响的是罗曼·雅各布森。他开创了一整套研究程式，举办了诸多研讨会，在编撰方面也取得了成就。他拥有难以置信的超凡魅力和教师天赋，给予数以百计的学生持久的影响。这些学生中有些人成为优秀的语言学家、文学学者和符号学家。仍然是罗曼·雅各布森，他对捷克结构主义之旅行(变化、转移至海外，到纽约，以及后来以一种有深远意义的还原形式到巴黎)有决定性的影响。[6]237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斯拉迪克对韦勒克与布拉格学派关系的悉心梳理：

勒内·韦勒克(1903—1995)是第一批流亡者中另一个重要人物。尽管韦勒克和雅各布森不一样，没有成为一个研究捷克的学者(从1939年起，在爱荷华和耶鲁大学，他先是教授英语文学，稍后教授比较文学和文学理论)，但仍保持着同捷克文化、文学的联系。他发表了一些研究捷克文学和现代捷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著作。[6]235

韦勒克确乎是向美国学界介绍布拉格学派诗学和美学的第一人。韦勒克对捷克结构主义的态度，在其《布拉格学派文学理论和美学》中已得到清晰的表述。这是韦勒克关于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著作，后来在经过轻微修订后，成为《近代文学批评史》的一章。斯拉迪克充分肯定了韦勒克这本著作的意义：

这意味着，几乎就是在同一时期，在法国结构主义开始流行之际，布拉格学派的符号学和结构主义观念开始在国际文学理论话语上留下印记。[6]236

三、韦勒克与布拉格学派

将回望的视线再往前移，看看韦勒克与沃伦合著的那部多次再版且有多种文字译本的《文学理论》，我们就会看到：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韦勒克就是捷克结构主义最好的阐释者。

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充分吸收了捷克结构论的遗产。该书或直接或间接地参考布拉格学派的诗学和美学，它的认识论背景同布拉格学派是一致的。这种一致还投射到对一些基本术语(如结构、功能、规范和价值)之相似的界定上，甚至研究方法的描述上。穆卡若夫斯基的大名在这部《文学理论》中只出现在其中一页之上(其余则出现在脚注和一些参考文献里)，但很清楚，韦勒克接受和发展了穆卡若夫斯基的一些观点。韦勒克认为，穆卡若夫斯基著作中的审美功能、审美规范和审美价值理论是杰出的。

在悉心的梳理中，斯拉迪克甚至做出这样的提示：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文学理论》第12章《文学艺术作品的存在模式》两位作者的建议，文学艺术作品的审美无涉的特征应该称之为“材料”，相反，它们获得审美功效的方式则被称为“结构”。这样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对“内容”和“形式”这对旧概念的简单机械地重新命名。相反，这部分是检验艺术作品的全新路径。形式论和结构论的灵感渊源不言而喻了。这在接下来对“结构”这个关键概念的界定中得到了确认，而这个概念明显受到穆卡若夫斯基(尤其是他的《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的深远影响。“结构”，在韦勒克看来，“就是这样一个概念，它包含了因审美目的而被组织起来的内容和形式。于是，艺术作品就被视为一个符号系统，或者符号结构，它服务于特定的审美目的”。[6]241-242

韦勒克对布拉格学派结构论的阐释，还见之于这位大学者其他的著述。至少还有3种：(1)《近代欧洲文学研究对实证主义的反抗》②，该文以1943年在耶鲁大学的演讲首次发表；(2)《近代捷克文学史和批评》③(1963)，该文最早也是一次演讲，1962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艺术与科学学会在华盛顿的首届大会上的演讲；(3)韦勒克为穆卡若夫斯基的一个选集的英译本撰写的导言④。在这些著作中，韦勒克已清楚地称赞穆卡若夫斯基学说的原创性，其结构主义文论的美学基石，其艺术和客观主义美学的符号学路径。韦勒克把穆卡若夫斯基视为最具有原创性和最重要的捷克文学学者。正是韦勒克第一个向英语学界推广穆卡若夫斯基的理论学说；韦勒克当年已然意识到，穆卡若夫斯基著作受到的关注远低于理应得到的。

斯拉迪克在梳理中分析：促使韦勒克对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历史和扬·穆卡若夫斯基著作的阐释进行反复重现的，是韦勒克对捷克结构主义起源的追溯。韦勒克拒绝在捷克民族本有的赫尔巴特传统中，抑或在捷克美学家奥塔卡·霍斯廷斯基和奥塔卡·齐切的著作中探寻这些源泉。韦勒克坚持，最重要的动力来自俄罗斯形式论，尤其是罗曼·雅各布森，他于1920年来到布拉格，并成为语言学小组的创始者和领袖之一[6]244。

斯拉迪克认为，一味强调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之于捷克结构主义的重要性，强调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内部俄罗斯和捷克两国研究者通力合作，强调布拉格学派为从俄罗斯传来的形式论严密辩护，而无视小组后来接受并发展了符号学这样一个转折点，无视小组里很多成员在语言学、文学研究、美学和民俗研究中后来离开了俄罗斯形式论，这一立场便导致一种错误的、显然是简化的但不幸的是仍然广泛流行的观点，即捷克结构主义是俄罗斯论学派的升级版。

斯拉迪克的这番梳理旨在回答：韦勒克心目中的布拉格学派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其实，作为布拉格学派遗产阐释者的韦勒克，早年还是布拉格学派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在1971年的回忆《展望与回顾》(ProspectandRestrospect)中，韦勒克这样写道：

在布拉格的岁月里，我越来越多地受到小组中我那些过去的同僚和他们的模式，以及俄罗斯形式论的影响。[7]146-158

从斯拉迪克的悉心梳理中，我们看到：在1930年到1935年间，韦勒克曾是布拉格语言学小组一个活跃的成员。韦勒克于1930年从美国学习归来，到1935年奔赴伦敦斯拉夫与东欧研究学校教授捷克语，这五年是个漫长的时期。他在伦敦呆到1939年，此后他决定流亡美国。20世纪40年代初，他仍打算在战后重返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后他放弃了这个念头。这是受到了捷克政局的影响，那时他自己也取得了美国公民身份。不过，从耶鲁大学收到组建新的比较文学系和斯拉夫研究系这一消息才是决定性的影响。即使如此，他仍然和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一些成员保持联系。

可见，韦勒克当年在布拉格学派里的确是相当活跃的。对于布拉格学派这位相当活跃的成员当年的具体活动，斯拉迪克有相当具体的梳理：

1926年春天，韦勒克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学院结束了他关于英国和德国的研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年十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成立之时，韦勒克正在前往伦敦的旅途中。他获得一份研究生奖学金，将在一年后前往美国。在美国求学时，他访问了普林斯顿、诺坦普顿、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还担任了一年德语讲师。1930年秋，韦勒克回到了布拉格。这年12月，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筹备国际音位学大会。此时27岁的韦勒克认识了布拉格语言学小组的一些成员，也就开始参加小组的例行聚会。从1934年开始，他受聘于布拉格查理大学哲学学院英语教席，以接替马泰修斯[1]308。

1934年3月，韦勒克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发表第一次演讲，这是关于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的(此后作为一篇评论发表)[6]239。韦勒克评点新近出版的《散文理论》的捷克译本。韦勒克不是唯一一个走进此书而同什克洛夫斯基展开对话的；在1934年2月初的《行动》杂志上，扬·穆卡若夫斯基已做了同样的事。穆卡若夫斯基在《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捷译本序》中，首先勾勒了这本书的理论贡献，又在第二部分依据当时文学研究的语境，指出形式论原理需要一以贯之的演进。依穆卡若夫斯基之见，这一演进首先在结构主义中发生了。对于这本书，韦勒克有更多批评的视角。他不仅研究形式论和小说理论，也在与特定文本的关系中评价什克洛夫斯基的著作。韦勒克指出，在马泰修斯的捷译本中显示出什克洛夫斯基的不一致，这是有问题的。在这些方面，韦勒克十分严厉，他很详尽地陈述了作者和译者的错漏。

对俄罗斯形式论者“形式”和“内容”这对术语的用法，韦勒克持保留态度。他详细地阐明了自己的不同看法：

尽管什克洛夫斯基的形式论突破了错误的矛盾对立，即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对立，但“形式”这个概念太容易让人联想到它的狭义所指，以至于什克洛夫斯基本人也不得不对这种误解负责。出于这个原因，“结构主义”这个新概念就更为清晰，因为它回避了旧的联系。但在结构主义中，我认为内容和形式这对旧的范畴依然是有用的。从传统上看，内容暗示了艺术作品中存有思想、愿望和感受；形式，也就是一切能唤起听觉和视觉形象的东西。显而易见，在那些把传统上基于内容的事物的殒灭归咎于形式论者的批评家看来，要重塑这样老的、确定的意义并不明智(无论如何，困难在于准确地界定内容和形式的边界)。归根结底，人们在什克洛夫斯基那里，尤其是在富有他个人色彩的程式中，也可以看到这些。他实际上陷入了被归咎于形式主义者的种种错误中。[6]240-241

斯拉迪克认为：现如今我们很容易接受韦勒克当年的这番评论。在某种程度上，历史肯定了他是正确的。这里还有韦勒克当年对结构主义的评价，更应引起我们关注。韦勒克认为，结构主义这个术语比形式主义更恰当，这可归因于它的新颖；而“内容”和“形式”这对术语在结构主义这里仍然有用。他没有说更多。那个时候，结构主义最终克服了内容与形式之对立这样的看法，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内部和在别处一样得到了传播。韦勒克清楚地知晓这个观点，他重视并坚持这个观点[6]241。

在斯拉迪克看来，韦勒克当年对什克洛夫斯基《散文理论》的评价十分准确。

一方面，韦勒克肯定什克洛夫斯基在文学研究上的创新方法，以及他的这部书那令人兴奋的特质。另一方面，韦勒克指出了作者明显的错误和形式论方法的理论缺陷。尽管这篇文章只在1934年完整地发表过一次，韦勒克对什克洛夫斯基及其《散文理论》的评点，在不同程度上散见于韦勒克所有其他关于这位理论家的著述之中。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七卷中有单独的章节可以佐证。[6]240-242

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里，韦勒克不仅发表了对什克洛夫斯基理论的评点，还发表了对穆卡若夫斯基著作的评论[6]244。

1934年，在布拉格举行的第8届国际哲学大会上，穆卡若夫斯基提交了《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⑤一文，介绍研究艺术作品的符号学方法。韦勒克尝试阐释穆卡若夫斯基，并为他的观点辩护。穆卡若夫斯基在这个报告里引入了一个新术语“自律符号”，想用它来描绘艺术作品，但导致了众多消极的反应。韦勒克立即在评论中予以支持：

布拉迪斯拉瓦的扬·穆卡若夫斯基教授漂亮地找到了作为符号学事实的艺术作品这样一个观念。艺术作品，——他阐释道，——不能等同于作者的心理状态，也不能等同于它在欣赏主体那里激发的心理状态，这是心理美学的做派。当然，艺术作品绝不是时间和空间中的物，这个物只是符号，也就是真正的审美对象的外部象征。符号是对集体意识的响应。艺术作为自律的符号系统，通过其内部的发展而演变，也同其他文化领域有着持续的辩证联系。[8]17-18

韦勒克指出，人们可能认为，这个概念自身是矛盾的。但如果从与狭义的语言学的联系中来理解穆卡若夫斯基的理论，自律符号这个概念就会呈现出切实可行的意义。这个概念本来就是从语言学中得来的[8]18。这一评价也有利于穆卡若夫斯基：“在穆卡若夫斯基的演讲中，哲学如果始于专门的科学，在精细的理论总结这样的具体基础上得到执行，那哲学就能够显示出它能做什么。在此，我们需要转向作为艺术的艺术史理论。这个理论坚持以艺术的构造(artistic construction)为核心事实，也没有因之而遗忘艺术作品的社会语境。”[8]18

斯拉迪克认为，1934年以后，韦勒克重要的著作是《〈捷克诗歌史〉和文学史的方法》。这是对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的两部关于捷克诗歌发展的文学史著作的评论。韦勒克热情地接受了这两项研究，他甚至称它们是“革命行动”。他相信，它们标志着捷克文学史研究新领域的开端。他尤其关注穆卡若夫斯基文学史观念与它的方法论意义。然而，韦勒克难以认可穆卡若夫斯基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间严重的分裂。同俄罗斯形式论一样，穆卡若夫斯基相信文学史的唯一标准就是与发展动态相称的新颖的价值。“如果他只接受这个标准”，韦勒克写道，“就不可能再宣称那些处于发展线开端、或单纯外在于某个发展语境的作品的某些成分是历史性的了。这样一来，把那些伟大的作家(如歌德和莎士比亚)放在比开创者和革新者要低的位置上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了(比如伦茨和马洛)。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离开了它，文学史就不再可能。这就使什么是文学和什么不是文学同样成为价值判断的问题”[6]246。

斯拉迪克在清理中还观察到：

韦勒克觉得，把审美对象置于“集体意识”之中也很可疑。他追问，集体意识意味着什么？根据韦勒克之见，一个审美对象“唯有在个人那里才能实现，但没有任何人能将之作为整体来实现”。每一个个体因此都可以欣赏、经验艺术作品的价值，也可以与之相悖地参与建设它的客观(审美)价值。他使用比勒的符号理论来发展他自己的观点：穆卡若夫斯基的符号观念太狭窄了。在他看来，同(索绪尔式的)语言学关联太紧密的符号观念是难以接受的，它排除了符号具有绝对根本意义的表现功能，而这跟我们称为艺术个性的事物在原则上是相关的，这种个性不能等同于特别的经验的个性(比如一个诗人或作家)。[6]246

在穆卡若夫斯基结构诗学和美学的一系列问题中，韦勒克提到的最后一点是，他觉得去理解艺术作品的思想主题，也就是“作品表达的世界观”的尝试是不充分的[6]246-247。根据韦勒克之见，世界观不是文学社会学的简单议题，毋宁说，它有需要被重视的内在的辩证发展，特别需要注意的是要把心理学和意识形态的问题归入到文学研究的恰当的整体方法之中。

经由这一番相当精细的梳理，斯拉迪克对韦勒克同穆卡若夫斯基当年在布拉格学派内的理论互动做了这样的概括：

韦勒克一方面力图高度评价扬·穆卡若夫斯基的学术著作，他和穆氏很熟，也保持着通信；另一方面，他的批评是至关重要的。穆卡若夫斯基欢迎这样的对话，他把韦勒克的评论当作一定的挑战。后来，穆卡若夫斯基实际上在多种研究中详细地处理了世界观和艺术个性的问题。韦勒克不仅称赞穆卡若夫斯基对特定艺术作品的分析，也称赞他抽象的、从理论上评价思考问题的能力。后来他在其对穆卡若夫斯基的研究中写道：“在我看来，他的努力还包含了研究新境况的征候：特殊议题的基础和想要超越的努力，条理清晰的规范，哲学上的深化，与相关领域的鲜活关联，尤其是这样一种新的、但在人文科学中也常见的立场：人文科学有自己的方法，而不是借用自自然科学，也有它们自己的成果和它们自己的秘密”。[6]247

可见，基于史料而对布拉格学派中不同学者的理论互动进行悉心清理，已是斯拉迪克这位当代捷克学者回望布拉格学派时比较喜爱的一种路径。

斯拉迪克认为，尽管在某些具体层面，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之结构诗学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基础稍有不同，他们在一些主要原则上观点一致，这种一致性是他们的结构主义与结构诗学的至高点。从他们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公共演讲和大学讲座中，从他们在《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学刊》上的合作，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之结构主义诗学的基石已经生成。也正是在这段时间，以他们为主将的布拉格学派的几个关键原则也已然形成。

第一个原则强调艺术作品是一种独特现象。这一观点源自俄罗斯形式论学派，他们认为对艺术作品的分析不能依靠来自作品外部的任何解释。

第二个原则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布拉格学派通常将所研究对象作为整体进行观察。整体并不是单个组成部分的集合，而是一种结构。在这一结构中每个独立的组成部分互为关联。要解读这些组成部分，只能将其置于整体中，分析它们各自的功能与角色；整体的结构由所有组成部分的功能决定。这一原则在诗歌分析上尤其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力，它消除了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界限。

第三个重要原则是运动原则。穆卡若夫斯基与雅各布森认为不能将作品理解为一个封闭的、源自本身的整体。在他们看来，每个作品都处在不停的发展之中，是整个诗学结构的一部分。创作诗歌所用的语言尤为独特，因此在评析诗歌作品时，可以将其置于一个国家的文学整体中，并参照之前的文学创作。一件艺术作品并不属于某个个人，而属于问世后接纳它的那个社会。布拉格学派承继俄罗斯形式论者的观点，宣称打破传统是发展的驱动力。艺术创作的基础是违背传统，只有这样它才能最贴近传统。这的确是一个悖论。总之，文学处在不停运动之中，是一种自发的结构，按照自身发展规律而发展；与此同时，文学类型、诗歌概念等，也处在运动之中。

第四个重要原则是要永远不断地研究素材，时刻关注素材，即所研究的语言或艺术作品。科学研究的职责在于寻找、描述并整理素材。理论研究不能脱离具体的材料。如果一些观念被视为某些假设，那么自然有必要不断地证实这些观念。

第五个原则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符号，艺术是一套符号系统。在1929年出版的《布拉格语言学小组学刊》中，艺术已被视为一套符号结构，重要的是作为符号的艺术本身，而不是它所指涉的对象。将艺术品视为一种符号，这样可以聚焦其具体特征、复杂的内部构成，不稳定的位置和意义的产生过程，这是艺术家与接受者之间出现的一种符号过程。那么，贯通这些理论原则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呢？或者说，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之结构主义的认识论基础是什么呢？在昂德瑞·斯拉迪克看来，这个基础就是辩证法。

他们二人都将辩证法视为连通上述原则的认识论基础。不仅如此，辩证法还可以帮助理解存在于文学结构中的、进而存在于整个世界中的各种模式。在20世纪40年代前半段，穆卡若夫斯基认为结构主义和辩证法开始逐步合二为一。[9]

穆卡若夫斯基和雅各布森都会用辩证法来解释具体的语言问题、现代艺术的起源与发展、文学结构的运作，并勾勒出艺术与社会的关系。依据辩证法，布拉格学派开始将结构本身当作是一个动态的整体，是由各个相互矛盾的部分联系在一起的统一体。布拉格学派将辩证法理解为一门研究矛盾集合体的学科，理解为捕捉运动和过程本质的最合适的工具。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世界不再被视为由一整套事物构成，而是由一整套过程构成的。

这里说的辩证法不仅包括黑格尔的辩证法，还特别包含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辩证唯物主义框架内运用的辩证法。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就不能仅仅从内在的角度来考察语言和艺术的发展，还必须考虑它们的社会层面。布拉格学派开始将语言和艺术视为符号，或者更具体地说，视为符号系统，将语言与艺术视为一种符号，这就要求人们还应关注社会，因为社会也会使用这些符号和整个符号系统。[9]

斯拉迪克在这里是将雅各布森与穆卡若夫斯基的结构主义诗学的认识论基础，置于“中东欧文论”这个语境之中来回望。“中东欧”确乎是20世纪文学理论与语言学一些核心话语与轴心学派的发源地：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现象学、阐释学均孕生于“中东欧”。在这位当代捷克学者看来，20世纪现代文学理论的兴衰正可用结构主义的境遇来加以阐明，结构主义的起源让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欧洲中部的一些国家：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的一部分、匈牙利与奥地利。从地理学角度看，这的确如此。实际上，“中东欧”这一概念有着一段悠久且丰富的历史。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中欧”这一概念愈来愈显得重要。“中欧文学”“中欧文论”正成为国际学界的新概念新话语。斯拉迪克已然看到，捷克斯洛伐克乃“中欧这一新概念的发展基石”[9]。遗憾的是，身为中欧学者的斯拉迪克在这里尚未以“作为中欧文论之基石的布拉格学派”来做文章。也许，直接以“中欧文论”为视界来回望布拉格学派，来回望结构主义文论第一驿站的历史风景，会别开生面，会进入令人期待的深耕。

注 释：

②See：Wellek， R.“ The Revolt Against Positivism in Recent European Literary Scholarship.”In：R.Wellek ： Concepts of Criticism.-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pp.256-281.

③See：Wellek， R.“ Recent Czech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In： R.Wellek ： Essays on Czech Literature.-The Hague -Paris ： Mouton， 1963.pp.194-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