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尚财（中国福建）

夏志清先生是研究中国文学的理论批评大家。

从1961年出版至今，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已经走过了六十多年。一部作品，能够在出版半个多世纪后依然被翻版并流传，已足够证明其生命力之顽强。尤其文学理论著作更为难得。有几本文学理论著作50年后还能一看呢？虽然，《中国现代小说史》出版后颇受争议，但即便是夏先生最极端的反对者，也不能完全无视他的某些贡献与真知灼见。他的诸多理念与见解，早已春风化雨，融入到新时期中国文学的肌理与血脉之中。自其之后，中国任何文学史家重整现代文学史，均很难绕过这部奠基之作。

我曾不止一次暗自琢磨，为什么写出《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是他？不，确切说，为什么只有他能够将《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得如此不同凡响？寻思了一番，认为这个人也只能是他！舍他其谁呢？时也命也运也。彼时，夏先生虽然年纪尚轻，却已学贯中西，对中西文学的生成与差异了然于胸，又恰巧站到了中西文化交合的特殊站位上，他几乎成了不二人选。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历史选择了他为中国文学发声。

1948年，时为北大英文系青年教师的夏先生，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北大文科留美奖学金。三年半后（1951年）获得耶鲁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博士即将毕业时，由于不计划回国教书，又没能进入美国高校任教，他不得不开始打起“零工”。尴尬的是，出国前虽对中国文学颇有研究，但他精攻的是欧美文学，如今却因为“就业”需要反过来研究中国文学。他打的第一份“零工”，是协助同校政治系教授饶大卫编写《中国手册》，负责《文学》《思想》等版块内容的编写。他由此发现“中国现代文学史竟没有一部像样的书”，这个令他感到非常诧异。自此，他与《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撰写也悄然结下了缘分。1952年，他以撰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为选题向洛克菲勒基金会申报并获批为期3年（每年4000美元）的补助资金。三年无拘无束的生活，他阅遍了各种渠道所能找到的所有中国文学著作。他的中西文学视野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

由《中国现代文学史》改成写“小说史”，是因为夏先生在通览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之后，“实在觉得新文学小说部门成就最高，讨论起来也比较有意思”。此后多年，再就业，辗转多所大学教书，从中国哲学教到英美文学，从先秦诸子讲到欧美名著，课目跨度大——虽为“生存”所需，却为他的批评事业建构了更加深邃广阔的学识背景。十年铸一剑。1961年3月，夏先生用英文写成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由耶鲁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自此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被学界誉为“一部拓荒性的巨著”、“中国现代小说的第一本严肃英文著述”，成为西方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一本“教材”级的作品。夏先生也由此实现了一个华丽的转身，哥伦比亚大学华裔教授王际真因对鲁迅颇有研究，看过小说史《鲁迅》专章后，认为夏先生对鲁迅的看法与众不同，对他的才学与眼界大为佩服，并认为，夏先生的“英文造诣也高过所有留美的华籍教授，简直可同罗素、狄更斯两位大师媲美”。

经王老先生的举荐，夏先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他长期引领欧美的中国文学研究，成为中国作家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推手。

我读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是2005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的版本，也是中国内地出版的第一个版本。早就对这本书有所耳闻，尤其夏先生推广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的文学成就早已传为文坛佳话。换句话说，这几位作家能够在国内、国际上“火”起来，形成“沈从文热”“张爱玲热”“钱锺书热”，正是由于夏先生的助推。如果不是夏先生的发掘与论证，他（她）们是否将永远埋藏在历史的故纸堆中了呢？有可能。因此，如果我们今天喜欢沈从文、张爱玲、钱锺书，我们应该要感谢夏先生。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曾对媒体说：“如果沈从文1988年没有去世，他肯定获诺奖。”马所披露的信息之真假已无法印证，但沈先生在国际文坛的影响力与知名度却由此可见一斑。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夏先生对沈从文的评价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一个最杰出、想象力最丰富的作家”、“他能不着痕迹，轻轻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对张爱玲的评价是“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他评价钱锺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亦是最伟大的一部”、“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

《中国现代小说史》全书十九章，其中十章以重要作家的姓名为标题,如鲁迅、茅盾、老舍、沈从文、巴金等。这些用“专章”体现的作家，便是夏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中国现代小说家。其他各章以“综述”的形式处理了分量稍轻的作家,同时概括了各个时期形成文学史的若干要目。夏先生不仅将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列入“专章”，甚至给予了他（她）们不逊于鲁迅、茅盾、老舍等“主流”大家的评价。可以说，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后来能够被纳入到新时期文学研究领域的视野上来，同夏先生的“专章”助推有直接关系。

我在书店第一次翻开这本书时，当即就感觉到了它的“不一样”。我首先被它的视野所震惊，夏先生显然将作家与作品搁置到世界文学的大盘上，纵贯古今，横跨中西，引入了诸多古今中外文学实例进行比较，形成相互阐明的功效；其次是，在上述这一视野的参照之下，作者的行文倍显自信且不失权威，不论批评还是赞许，敢于下评断；再者是，文本清新、灵动、雅正，对作家某些弊病的点评，常常令人忍俊不禁，不失率真，涉笔成趣，严谨又不失轻松，严肃却不死板，具有理论文章难得的可读性。直令人感慨“文学史”还可以这样写呀？这与我之前看到的国内文学史著作都不一样。通过夏先生的视角，仿佛飞鸟掠过群山——一览众山小，中国文坛的泰山北斗，其优点与局限性全都显现了出来。鲁迅怎么样，茅盾好不好，老舍什么特色，张爱玲为什么好……他（她）们的优势与局限是什么，哪些地方好，哪些地方不好，一一道来，下的评断令人信服！就连钱锺书看后，也不禁盛赞其“文笔之雅，识力之定，迥异点鬼簿、户口册之论，足以开拓心胸，澡雪精神，不特名世，亦必传世”。

我认为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所以能够不同凡响，有如下几方面因素：一是他的“站位”。他身处异国的站位，使之可以抛下一切思想包袱，用更超脱、纯粹、客观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和中国作家，谁写得好就是好，谁写得不好就是不好，敢于推翻价值、确立价值，完全遵照自己内心的判断与文学审美来“重写现代文学史”，对作家进行重新“排位”，为作家画像、为文学立传；二是他的天资与才学。如果说站位使他“敢说”，那么具备这个才学则使他“能说”，解读文本的功底深厚，艺术感觉敏锐，个人见解强悍鲜明。他具备做好这件事情的能力；三是率真的性情。敢说、能说还不行，还要愿意说。他不仅说了，还心口如一，说得很彻底。正是这些因素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独特品格与魅力所在。我由此也喜欢上了这本书。

因为喜欢，十几年来我时常将它从家里、办公室来回带，翻开哪页看哪页，随手翻开都能看下去。出差如果只能带一本书，那就带上它，感觉耐读。我也知道一个人整天抱着一本“文学史”很不好，可是我就是喜欢它，而且百读不厌。每每翻阅，总能从中领略到夏先生的智慧并收获某种启示。它几乎成了我文学上的“圣经”。

从《中国现代小说史》中不难看出夏先生的文学主张。他推崇文学要有独立的品格，终归以“文本”的艺术性、思想性论高低，作家始终要站到文学的本位上来，保持具有穿透迷雾的眼力、发出“真声”的能力，在“人的文学”上用力，“借人与人间的冲突”来探讨那些“永远耐人寻味的道德问题”。这也是夏先生留给我们今天的思考。作家应当从中受到启示。评论家亦然，应当少一些“媚权”吹捧，真正将才情用到“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上，去发掘、论证、提携你的沈从文、张爱玲与钱锺书！从而真正与作家形成合力，共同推进中国文学创作从“高原”走向“高峰”，催生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创造出堪与世界水准相比的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为人类文明贡献宝贵的文学遗产。

夏先生一生著述颇丰，除了《中国现代小说史》，还有同样被奉为经典的《中国古典小说》（1968年），另有多种评论、散文、随笔集。2013年12月29日，夏先生在美国纽约安然去世，享年92岁。一代饱学中西的文学史大家就此陨落，一颗智慧卓越的头颅停止了他对文学的思考，但是他和他的论著留给我们的思考还在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