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亮

（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辽宁 大连 116029）

《徐俟斋先生年谱》（下文简称《年谱》）由罗振玉先生执笔，成稿于民国八年（1919）。然自成稿后，几版通行本内容有所差异，原稿又不知所踪，致使一直以来《年谱》的原貌世人不得而知，直至近年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开展全国古籍普查工作，辽宁师范大学图书馆发现民国八年（1919）罗振玉先生稿本《徐昭法先生年谱》。比对目前的各版本和校本，数存出入，今据《年谱》各版本与先贤研究成果，特为考证和辑佚，以期还原《年谱》原貌，或有助于弥补百年来关于《徐俟斋先生年谱》的不完整缺憾，为徐俟斋研究、罗振玉研究与“遗民”文化研究等提供文献保障，极具文献研究价值，现撰文以记之。

1 《徐俟斋先生年谱》的成书与版本流传

《徐俟斋先生年谱》由罗振玉先生于日本期间执笔，成稿于民国八年，归国后经王国维先生校阅，刊印出版，现在可以看到的主要版本是民国八年铅印本和民国十一至十二年《永丰乡人杂著十四种》本。罗继祖先生（罗振玉先生之孙）在1942年曾对《年谱》校补过一次，当时依据的是《居易堂集》[1]，在此基础上，又辑佚数首未见于《俟斋集》的诗文。1943 年，罗继祖先生又在日本寻得《船山师友记》所记《涧上师友记》，遗憾的是，书稿最终没能留存下来。1973 年，罗继祖先生根据记录在家藏《永丰乡人杂著十四种》本《年谱》眉头行间罗振玉先生的修改及自己的一些辑录痕迹，又从徐贯时的《一老庵诗文稿》中辑得新的年谱材料，1991年于《文献》杂志上发表《罗振玉〈徐俟斋年谱〉校补》（下文简称《校补》）。此文史料价值颇大，其校补内容多是未经世的原始材料，既有先人之手批，亦有继祖先生于各类文献之所得，且继祖先生本身亦为博学大家，其学术思想和史学意义也流露在《校补》之中。然由于原始材料琐碎，难免有遗漏和与原稿冲突之处。笔者于2011 年第9 期《图书馆学刊》刊文《罗振玉稿本〈徐俟斋先生年谱〉考略》，研究基于新发现之稿本的版本学意义，但未能揭示出更新的观点和基于不同版本和研究成果的比较研究。

梳理《年谱》现今流传版本，主要包括：（1）稿本；（2）校补本；（3）铅印本；（4）丛书零种本等。我们将通过以上版本的辑佚还原《年谱》的原貌；通过几种版本的比较研究，尤其是内容上的出入，探究不同版本之间产生差异的原因。

表1 《年谱》主要版本信息

2 徐俟斋及其《年谱》内容辑佚

2.1 徐俟斋生平及相关研究

徐俟斋（1622-1694），名枋，字昭法，号俟斋，又号秦余山人，吴县人，明末清初画家。其父徐汧，为明朝有名以死明节之官员，临死前曾告诫徐俟斋不仕异族，徐俟斋遂在天平山建“涧上草堂”，过起了隐居生活。遗民身份及父亲的嘱托令其发誓不入城市，完全靠卖字画为生，且字画上又不落款识，以此明志。其与杨无咎（1634—1712，字震百）、朱用纯（1627—1698，字致一）并称“吴中三高士”。同时又与沈寿民（1607—1675，字眉生）、巢鸣盛（1611—1668，字端明）并称“海内三遗民”。

作为明末“遗民”的代表，一直以来，学者对于徐俟斋先生的研究凤毛麟角，此番对于《年谱》的辑佚研究，可以进一步通过人物的生活轨迹，探究其人物思想、文学创作、画学思想等的渊源与演变，进而为研究明末社会生活状况、政治变革提供理论依据。

学界对于徐俟斋的研究，主要涉及人物思想研究、文学创作和思想研究、绘画创作及画学思想研究，而对于《年谱》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且涉及人员较少。究其原因，主要是缺乏可靠的文献依据。现有的研究还多停留在版本和外部形态方面，涉及内容的也往往流于内容表面，未能真正揭示出罗振玉先生撰写《年谱》的思想和目的，未能从更深的层次去挖掘文献的历史和史料价值。这其中，陈三弟的论文《徐枋研究》从与业师、隐居生涯、与吴祖锡、与弘储、与灵岩之会、与其他禅友等6 个方面对徐俟斋先生的思想渊源进行了研讨，而罗振玉先生为其作谱也正是隔世隔空的思想碰撞和融合统一的过程。

2.2 《年谱》内容辑佚

现对民国八年稿本、民国八年铅印本和民国十一至十二年永丰乡人杂著本这3 种主要版本的《年谱》做对比研究，详细比对内容，寻找出它们的差异存在于书的附录，具体差异见表2。从表2 我们不难看出：（1）民国八年稿本只是初稿本的誊清本，由于修改痕迹很少，应该是在完稿后又誊抄的。随后，罗振玉先生归国，在国内由于文献资料相对充足，故而在第一稿本的誊清本上加以修改，从而形成第二稿本或修改稿本（未见）；（2）从表2的统计可以看出，民国八年铅印本的附录内容相对完整，其应该是第二稿本的全面反映；（3）民国八年铅印本内容要比民国十一至十二年永丰乡人杂著本内容完整，主要因为入编永丰乡人杂著的底本应该是民国八年誊清本前的初稿本，后来经过罗振玉的增删，所以，3 个版本的《年谱》各有其刊行的底本，也都各有其研究意义，有助于《年谱》成书过程的研究。

表2 《年谱》各版本附录内容差异统计

续表

3 罗振玉、徐俟斋的“遗民”情结及其关联研究

“遗民”是朝代更迭时前朝士人选择进入新朝的一类人。他们与那些殉节前朝人士的彻底解脱不一样，还需要面对新的朝代的生活，但是，他们又往往守住了他们“遗民”的尊严和士人的倔强，不愿意向新朝低头，更愿意艰难痛苦地维持他们生命的意义，哪怕是这种意义实际也是没有意义，他们也用实际行动诠释着特定时期的人格塑造。学界对于“遗民”的研究，以明代遗民的关注度最高，而又主要涉及遗民人物传记方面。“遗民”研究受研究资料匮乏的影响，鲜有学术成果产出，尤其是透其筋骨的传记方面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笔者以文献实物为研究基础，通过辑佚的方法来完成对于罗振玉、徐俟斋两位“遗民”所反映的这一特殊群体的研究和揭示。

徐俟斋用自己的一生很好地诠释了“遗民”艰苦却又坚忍的形象。“遗民”文化研究，一直以来都处于小众型研究范畴，主要是因为“遗民”作为特殊的政治群体，很难在其身后进入正史，又由于其大多在后半生艰难困苦，也难以留下相关资料。所以对于这个群体来说，后人能为其作谱实属不易。徐俟斋年谱的留存和研究不仅仅反映了徐俟斋这一“遗民”个体，更多的可以反映出“遗民”群体和文化。罗振玉先生历经清末民国，也是经历时代更迭之人。两个处于不同朝代的人，罗振玉能为徐俟斋作谱，探究其作谱之目的，多与“遗民”身份有关。作谱的民国八年，正是罗振玉1911 年逃亡日本回国的年份，在日本生活的八年间，其对于帝制中国还是非常怀念的，给徐俟斋作谱，一方面是介于二人“遗民”身份的认同，以此表达自己清朝遗老的身份，这是遗留日本之际作谱创作之初衷；另一层涵义是罗振玉对于帝制的钟情，这也是为什么罗振玉一直追随溥仪企图恢复帝制，可见其在政治上的迂腐和固执。

4 罗振玉的人物思想史

我们提及罗振玉，多阐释其对中国科学、文化、学术的巨大贡献，而往往忽略或者不愿意提及其思想层面的东西，这多少与其“汉奸”的政治身份有关。其实，作为学问大成者的罗振玉，不应忽略其人物思想方面的研究，因为其思想的变化过程也影响着清末民初的历史进程，影响着其个人学问成就等方面。而学界对于罗振玉的研究，其中90%以上是关于其在金石学、文字学、艺术方面成就的研究，只有很少一部分关于其学术思想方面的论述，对其政治思想方面的研究还处于荒区状态。这也证明从文献角度来研究罗振玉的思想尤其是政治思想，进而反馈其学术的重要性。

罗振玉能在其身居日本时写下《年谱》，可以完全从中参悟出罗振玉的思想变化。笔者将从基于时间维度的政治思想这一崭新切入点入手，来反观罗振玉的学术贡献、历史贡献、政治贡献等。

1890 年罗振玉作为一名先生在私塾教书。甲午战争深深地触动了罗振玉，让他逐渐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发展国家，于是他放弃了教书先生这项工作，潜心研究农业。不仅如此，6 年后罗振玉便在上海创立“农学社”，创办《农学报》，专门翻译日本农书，也正因如此，他与日本人的交往与联系越发频繁。后来，他干脆成立“东方学社”，开始教授日文。这一时期的罗振玉与当时一些进步人士一样，希望从西学中找到中国的出路，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清政府封建统治的束缚，没有看到国体和政体的问题。

1900 年开始，罗振玉进入政界，从他熟悉的农务工作开启，初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农务学堂监督。后涉足教育界，通过与日本的联系到日本专门考察教育，先后任武昌江楚编译局帮办、上海南洋公学虹口分校校长。1903 年转去两广，担任教育顾问。次年又创办江苏师范学堂。1906 年，被清政府调往京师任职学部及京师大学堂。这一时期他在清政府统治的框架下开始不彻底的西学东渐，开始不彻底的改革，这种不彻底注定其最终的失败，但其在农学及教育学的努力对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仍有积极的作用。

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没能顺应革命潮流，反而携眷逃亡日本。其间罗振玉全身心投入到学术研究中，相继写成《殷墟书契》前后编及《殷墟书契菁华》《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这一时期的罗振玉，在革命风潮下表现了其软弱性和逃避本性，不过政治上的困难进一步激发了其在学术上的建树。改革思想在特定的清政府框架下的失败，使得罗振玉对于改革思想逃离和回避，其帝制思想更加牢不可摧。

1919 年罗振玉归国，随即举办了京旗赈灾活动。1921 年，罗振玉又针对国之瑰宝敦煌遗书的散失事件，发起了“敦煌经籍辑存会”。这一时期的罗振玉，更加专注中华文化传承、保护与公益事业，但同时也是在为重回帝制政治做准备。

1924 年，罗振玉重回南书房，辅佐清废帝，但好景不长，同年年底，短暂的帝制宣告失败，罗振玉借助与日本的关系将溥仪偷偷藏在日本使馆。1925年又秘密迁至天津的张园。1928年末罗振玉转而在旅顺居住，建大云书库，收藏颇丰。1932年，溥仪执政伪满洲国，溥仪任命罗振玉为参议府参议。1933年罗振玉任伪监察院院长。1934年伪满洲国实行帝制，罗振玉被任命为伪大典筹备委员会委员。1936 年罗振玉担任伪满日文化协会会长。这一时期的罗振玉，其政治思想有所松动，政治上的行动一般止于表面活动，其主要精力放在其对藏书的整理与学术的研究上。